“我不信！我不信！我弟弟不会这么想，更不会对你们说这种话！”
“他就是这么想的。他也不止一次亲口对我们这么说的！你不信可以去问问他另外几个朋友！”
他扼住着别人的脖子，同时觉得自己的脖子也仿佛被一双无形又有力的大手扼住着，憋得胸膛透不过气。他终于垂下了双手，张大着嘴，呆瞪着对方，哈哧哈哧地粗喘着，像一头被电棍击得有点儿晕头转向的熊。
“我也是哥哥！我们弟兄俩也得走一个！可义无反顾地报名伪是我！义无反顾地来到北大荒的也是我！我没法儿瞧得起你！”
对方朝地上啐了一口，倏地转身离他而去。
一心替弟弟着想的初衷，变成了后来被弟弟猜疑的误解，而且永远也没有澄清和消除的机会。
这件事从此像一把刀子插在他心上，至今那刀子也没从他心上放出来。只不过被心肌紧紧地吸住了夹住了，不再流血了。要拔出这把刀只有靠弟弟，而弟弟已经死了。
连里和团里的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
他说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留在这个连队做一名替补弟弟的知青。
他的要求被批准。之后风言风语在全连传开。这使他不敢幻想有朋友，事实上他似乎也不再希望有朋友，不但没有朋友，而且心中没有了任何追求。什么争当“五好战士”、“毛著标兵”；什么招工、上大学、男女知青间的传情递书，统统都轮不到他。他仿佛仅仅成了连队的一头牛，或一匹马。每天只知道干活、吃饭、睡觉；睡觉、吃饭、干活。
他经常独自登上连部后面的山坡。弟弟的坟在山坡上。下雪天，有人曾见他呆呆坐在他弟弟的坟前，身上落满雪，似雪人。下面天，也有人曾见他呆呆坐在他弟弟的坟前，任大雨浇淋，一动不动，如同在大雨中坐化了的佛。
如果当初自己不自作聪明，主动报名下多，那么弟弟不会死；哪怕和弟弟一块儿下乡，弟弟也不会死。因为排长失职，他这个哥哥却一定会想到并且细心尽责——如此这般的一些自悔自恨，利齿鼠似的经年累月地啃他的心，啃他的灵魂，使他的灵魂难以获得片刻安宁。后来，就连他自己也有点儿分不清，自己的初衷究竟是良好的，抑或真的是要耍花招。他的存活，似乎简直就是仅仅为了忏悔而存活。别人也渐渐习惯了仅仅视他为一具忏悔者标本。既不同情他，也不再过分歧视他。因为谁都认为他应该那么样永远地进行忏悔。因为一个模范的忏悔者在生活中也有存活的意义，可做背信弃义者和忘恩负义者的反面教员。他就这样甘愿被忽视，默默地在北大荒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七八年内竟没探过一次家，一个没有了亲人企盼着自己回归的破败的家，还算是家么？
直至“大返城”，全连知青的放逐命运都结束了。的那一天，他们才开始意识到，他或许是一个值得交往值得善待值得同情甚至——值得尊敬的好人。他干活最肯卖力气，他从没参预过知青中的任何帮派倾轧。他不争名不争利，从不搬弄口舌制造是非。而且，七八年间，有七八名男女知青“借用”过他的探亲假，竟谁也没谢过他一句，他也没向谁暗示过自己需要一份谢意的表达。他没吃过“借用”他探亲假的女知青们从城市带回的一块糖，没吸过“借用”他探亲假的男知青们从城市带回的一支好烟……
是他赶着马车送他们去县城搭长途汽车的。
临分手，众知青围着马车围着他，似乎都有很多话要对他说，又似乎都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话才好，
当他坐上马车扬起了鞭子，一名女知青才怯怯地低低地问：“王君生你自己什么时候走？”
他说：“我不走。我要陪我弟一辈子。”
只这一句话，使众知青热泪泉涌，失声恸哭。他们不分男女，一个个扑向他，都欲和他拥抱告别。
而他一声“驾！”——鞭落马背，驱车冲开他们的包围，顶着北风寒雪返去……
后来，经连里几番苦口婆心地动员，他才离开北大荒。七八年间他积攒下了一千多元钱，他留下了五百元给连里一名他最信赖的老职工，嘱托对方每年替他为弟弟的坟拔拔草，培培土……
返城后他“待业”三个月，花去了一百来元钱，用三百元钱“走后门”进了酱油厂。如果他当年再多几百元钱，可能有幸被分配到一个条件好的单位。那么他的人生有机会发生另外的走向，兴许如今也混成了一位处长。但话又说口来，当年的某些好单位，十之七八如今发不全工资，在裁员。倒是当年谁都不情愿去的酱油厂，如今在全市是“蝎子巴巴毒（独）一份”，反倒成了不但确保工资，而且奖金较高的单位……
回忆起这往事桩桩，四十六岁的、被陌生人打折了两根肋骨、躺在被剥夺了阳光的家里养公伤的男人，眼泪不知不觉吧嗒吧嗒滴在相册上。
他用手背抹了抹泪，目光落向自己和妻子的结婚照，那是一张六寸的半身的黑白照。那一年已经有彩照了，但价格对当年的他们来说未免太贵，他们没舍得照彩照。何况结婚对他们似乎更是一项人生任务，婚前他们相互都很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所以也就都主张以简单节省为首条原则。
从自己的“百日”照到和妻子的结婚照，相册中的空白是靠回忆添补上了，但是却感到了一种格外的疲惫，一种心累。难道回忆有时竟是一件比干重活儿还累的事儿么？他想不通，很困惑。他已经多年没这么投入地回忆过往事了，即使偶尔回忆，往往是片断式的。他觉得今天所进行的汹涌似潮一泻如注式的回记，使自己像被抽了几百cc血，处于一种不可形容的软弱无力的严重虚脱般的状态。他甚至搞不大清自己的泪水是因回忆中的哪一部分而夺眶的。是因养母的死还是因弟弟的死？是因自己当年心中的苦还是因知青伙伴们当年围住自己那情不自禁的集体的一哭？是因负疚还是因感动？说不清。总之是说不清。“剪不断，理还乱。”
结婚照后是儿子的“百日”照，他不停地翻过来看自己的“百日”照，又不停地翻过去着儿子的“百日”照，觉得“百日”的自己和“百日”的儿子，都是那么的像娃娃鱼。都有点儿古怪，有点儿可笑。古怪与可笑，合成为一种使人顿生怜悯之心的可爱。他是婴儿时营养不良，儿子也是。他的“百日”照是养母临终前交给他的。养母说养父捡到他时，照片在包他的小被里，在他的小胸脯上。那照片后用歪歪扭扭的铅笔写着——“此儿生母曲秀芳，生父张德山”。他从养母手中接过照片之时，字迹尚隐约可辨，如今字迹模糊得完全看不清了。如今他早已彻底打消掉了寻找生母生父的念头。谁知他们还在不在人世呢？谁知他们如今还是不是夫妻不是夫妻的话还有没有联系了妮？他们会高兴忽然有一个四十六岁的活得没什么奔头而且活得疲惫极了的大儿子出现在面前么？如果他活得挺富裕，他倒愿意不计被弃之嫌让他们沾沾自己的光；如果他们活得挺富裕，而且有遗产可继承，他也幻想能沾沾他们的光。谁叫他们是自己的生母生父呢？可……若他们不但活在世上。而且是一对儿无依无靠穷困不堪的可怜老人呢？……自己的妻子又“下岗”了，失业了……自己还有能力赡养一对儿老人么？四十六岁的他常觉得自己早已活够了，疲惫得快撑不住了。好比一匹被主人以前使役得太辛苦的半老不老的马……
他感到自己如今仅能勉勉强强尽一份责任一份义务了，那就是对儿子的责任和义务。再稍加一点点责任或义务，他就将被压垮了。
由儿子的“百日”照，自然便联想到了儿子的出生。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一个深秋的雨夜——妻子捅醒他，呻吟不止地说：“快去医院，我要生了！”
他立刻坐起，瞧看妻子高隆的大肚子，半信半疑，心中没有主见地问：“你有把握么？我去医院打听过，医院床位紧张，送早了的孕妇是不收的。”
那年头老婆生孩子也要托关系走后门儿，没关系没后门儿，就只能靠孕妇自己准确地掌握时间了。一般是提前三天才有入院资格，若想提前四五天，就得凭后门关系了。而身为丈夫的他，没有任何医院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和后门，他做决定的前提只能是妻子的自我感觉。在三天和四五天之间自我感觉掌握得准确无误，对于一名孕妇，尤其一名初产的孕妇，其要求不亚于雇主对钟点家务女工的要求。生孩子和死人是不一样的。一个人说“我不行了。我要死了！”那往往是真的不行了，真的马上就要死了。而一名孕妇说：“我要生了！”则也许完全是某种临产的假象，是对他人的误导。所以身为丈夫的他表现得冷静镇定，临危不惧，临事不乱！
妻子却流出了眼泪，骂他：“王君生你王八蛋！你不拿我们娘俩儿的安危当一回事儿是不是！要是我们娘俩儿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一辈子没完！哎哟！哎哟天呀，我怎么摊上这么个肉头大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