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你我还都不是青年作家，都属“文学青年”一类。我“迂”得可怜，你“狂”得非凡。但我和你一样，都急切地要早日显示自己的能量，都不免感受到某种压制。

其实呢，我作了几年电影编辑，倒认为靠名人推荐，或走个什么“后门”，达到在北影上一部影片的目的，并不那么容易。编辑之上有编辑组长，编辑组长之上有编辑部主任们。主任们也说了不算，还得经过编辑部定稿小组讨论。讨论之后也还无效，得经党委通过，有时甚至还惊动电影局、文化部、中宣部。升到更高级的“阶段”，则非党中央的某某领导同志出面说一句话不可。

一部电影的拍摄，真是层层把关，难乎其难。如今“拍摄自主权”下放各厂，情况是略有好转，但那“犯错误”的可能也便同时下放到了各厂。把关者们还是比刊物的负责人们更其顾虑重重。一篇稿子发排了又抽下来，也不过就损失个几千元，至多上万元。而一部影片若投入拍摄又中途“下马”，那损失则可能是十几万，几十万。如今讲究“经济效益”，损失中包括了全厂职工的奖金，是“怨声载道”的。电影编辑们，除个别人热衷于假什么名人或首长之名，推平庸之作欲获责编费而外，多数还是有艺术良心的。

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点上就无懈可击。谦虚过分实乃虚伪。

在我们北影的《电影创作》即将复刊时，一天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交给我一个剧本说：“别拖，早看完。看完写一份书面意见给我。”

我接过剧本，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便看。

内中用大头针别着几份“批示”。

第一页，是当时的一位领导同志写给自己秘书的，只称作者名字，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大意是剧本看过了，很电影化，主题思想很有意义。人物形象突出，情节曲折生动云云。要秘书告作者，已代转电影局某负责同志。

第二页，是这位电影局某负责同志的“意见”，当然是“完全同意”上述的“意见”。大概是为了表示虔诚和态度认真，还提了几条无伤大雅的“似可修改”之处。一个“似”字，道出许多谨慎。

第三页，是我们北影厂当时厂长的批条——立转编辑部主任一阅。

主任积稿太多，很信任我，便由我“一阅”了。我看罢这些“官批”，对同室的一位老编辑笑道：“这位作者，不是大干部的儿子，也一定是侄子女婿之类。”老编辑揶揄道：“你的美差来了啊。”

我答：“看看再说吧。”

这个剧本是根据北影已故著名编剧海默同志的遗作《战马》改编的。

看过后，竟没看出什么“匠心”之处。凝思良久，又去资料室翻出原作细读。读罢，大不以为然了。海默同志的原作，写的是新疆剿匪时期，一名解放军排长的战马，在战斗中牺牲，战马是骑兵的“第二战友”，思念之情深切。后来在战斗中击毙一匪首，获得一匹与自己的“战友”一模一样的雪白马，遂结“生死之交”，屡立战功。小说原作，确不失为一篇较好的作品。

我一向以为，从小说到电影，所谓改编应是“再创作”，要重新体现改编者自己的艺术处理和艺术构思。“再创作”意味着艺术性的“再升华”，思想性的“再开掘”，情节细节方面的“再组合”。不见这些，那改编便是平庸的改编，当一名编剧也就太省事了。而且一篇短篇小说改编为电影，该补充多少改编者自己的生活和艺术方面的积累，是不言自明的。

基于这种艺术观点，我认为那剧本的改编是平庸的，这就与那些负责人的意见大相径庭了。

我又了解到，海默同志生前曾亲自改编过自己这篇小说，北影还曾打印，“文革”中“一扫而光”了。

我便感到左右为难起来，不知该怎样写“书面意见”，索性拿着它找主任当面说。

主任又问：“改编的如何？”

我说：“将小说‘断行’，不等于就算改编。”主任明白了我的意思，沉吟起来。

我又说：“题材也有些陈旧。刚刚粉碎‘四人帮’，人民希望看到正面或侧面反映‘十年动乱’的电影。再者，便拍，也应拍海默同志自己改编的剧本，亦算对我厂著名编剧的一种追忆和纪念。”

看得出，主任也颇感为难，默默吸了一会烟，终于说：“这样吧，再给副主任看看。刊物即将恢复，修改后发一下，也算了结了此事。”

副主任，一位德高望重，很有艺术判断水平的老同志，看后对我说：“即使发表，也需让作者再认真修改几遍。”

我就打电话与作者联系，约他到厂里来听取我和副主任的意见。

他嫌路远，希望到他家谈。

我想到副主任家离他家较近，为了老头少走许多路，应诺了。那时我们的副主任正在家中休病假。

从北影厂到火车站，路是够远的。倒了三次车到了火车站，还要倒一次车，下了车还要走十分钟。那一带我到北京后没去过，街道不熟，约定的时间又早——八点半。六点半便离厂，吃不上早饭，北京站附近买了一个面包，边走边吃。

到了作者家中，我理所当然要请副主任先谈意见。

老头看得很认真，用铅笔在稿纸格边做了许多记号，写了不少句“评语”，一边翻阅，一边谈。

老头谈一条，作者“解释”一条。或曰：“这里你没看明白。”或曰：“这里不能照你的建议改。”或曰：“我自己认为这里改的很好。”

我便有些看不下眼去，打断他说：“我们尊重改编者本人的艺术见地，我们的意见也仅供你参考，要求你修改一稿不算过分。你修改后再寄我们看吧！”说罢起身，也不告辞，便往外走。

副主任也只好跟我走掉。

走到街上，副主任批评我：“干嘛那么没耐心呢？”我说：“他干嘛那么不虚心呢？”

副主任说：“他认为自己非一般作者可比嘛，这一点你还没看出来？”

我说：“看出来了，因此我这一般编辑不愿给他这非一般作者当责编，另请高明罢！”

副主任笑道：“我们研究后，还非你当这责编不可呢！没吃早饭吧？到我家去吃，要不我们找个地方，我请你吃一顿。”数日后，剧本寄回。

我翻看一遍，除了我和老头勾出的几个错别字，毫无变动。再一项作者的“劳动”，便是用橡皮将老头在格边作的记号或评语擦掉了。

我心想也忒吝惜自己的脑细胞了！搁置抽屉，看他怎样？仅仅隔了一天，就打来电话，质问：“你们到底作出决定没有？”

我反问：“什么决定？”

作者说：“有关领导同志都很认真对待这个剧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北影厂长也无反对态度，你们为什么鸡蛋里挑骨头呢？”

我说：“那你就让他们直接下道生产令拍摄嘛！还给我这个责编打电话干什么？”说罢挂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