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戏剧学院的女大学生宿舍。简直就像东北的“跑腿子老客”们住的最下等的小客栈。起码才华横溢的青年女作家张辛欣，毕业前住的那个宿舍是那样。似乎根本没有暖气，或者有暖气但坏了，不比外边的温度高多少。四张床，两张空着，光床板上堆满杂七杂八的东西。还好，辛欣的被子是卷起来的，像花卷那种省事的卷法。我和老李就坐在她的床上。床头一张小桌，可桌面铺排着稿纸，纸篓里开满“雪莲花”。看来这宿舍中缺少位“撒花仙子”。一个墙角堆了一堆垃圾。碗啦、盘啦、饭盒啦，工艺品似的在窗台上摆了一溜。格外引起我注意的是，辛欣的桌上还有一个破损了的烟灰缸，里面大有“内容”。

辛欣那位同学，煞费苦心地在调一台九英寸的“牡丹”版黑白电视机，却怎么也调不出图像来。

我和老李干坐无聊，搭讪着问：“是坏了吧？”她说：“没坏啊，从家里搬来前我还看的。”又问：“你们是哪儿的？”

我说：“我是北影的，他是《青春》的。”

问：“北影的梁晓声你认识吧？”

我说：“那小子是我。”

她仔细地打量着我：“是你？”

我说：“没错。”

“天啊！”她说，“我都认不出来你了。”

我问：“你是谁？”

她说：“我是李小龙啊！我和我们老师到你家去过好几次，你记不起来了？”

我终于记起来了，说：“你也变化很大。”

“胖了。”她说，“我结婚了。”

由女大学生而少妇，质的变化。我当然难以认出她。她复打量着我，憾慨系之地说：“真没想到三年未见，你就变成这样子了！第一次见面时，觉得你还可以呀！”我说：“我当爸爸了。”

她非常同情地“哦”了一声。

我九月份剃的光头，那时十一月份，头发长出不足一寸，胡子却经久未刮，荒芜了满脸。而且大病初愈，神情倦怠，面如涂铅。穿着一件破“棉猴”，旧皮鞋不系鞋带，整个一副俗装恹态的恶和尚形象。变得不如以前“可以”了，倒也不仅仅是由于当了爸爸，由于剃了光头，由于病，还由于当了作家。当了演员们的女人，是越变越好看，越“摩登”，以“摩登”而维持着好看。当了作家们的男人，则注定的越变越不“可以”了。功夫会花在“打扮”稿纸上，自己是什么鸟模样倒大抵不在乎了。

老李说：“我们多等会儿不打扰吧？”

她说：“没事，没事。”

我问：“辛欣情绪如何？”

她说：“辛欣挨批的次数多了，好像也不太在乎了。”又是一种“不在乎”。

我说：“不在乎，这是境界。中国的作家，要习惯挨批，泰然处之才好。”

她说：“没批到你头上，你才泰然。”

我说：“是啊。别人的孩子被掐死了，总不像自己的孩子被掐死了那么痛不欲生。”

正说着，辛欣回来了。

我将老李介绍给她，替老李向她表明诚意。她坐下去，默然无声。

我说：“老李是我朋友，诚心诚意来向你组稿的，不看僧面看佛面。”

辛欣沉吟良久，方开口道：“晓声，不是我不讲交情，我近来差不多发一篇，挨批一篇。寄出去的，各编辑部都不敢发，你说我还写个什么劲？还他妈的写得下去吗？”翻弄着桌上的稿纸给我看，又说，“其实倒也不是不想写了。还想写，但实在写不下去啊！一个星期了，写了还不到六千字。我想冷却一个阶段，思考一些问题，我希望能不受任何干扰地进行思考。”说完，她将桌上的稿纸全部收拢，放入抽屉，锁上。仿佛今生今世不再拿出。

老李说：“我不逼你为《青春》写稿。我来的目的更主要是看看你，代表本刊向你表示关注之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来日方长。作为刊物负责人，不能作家有难，则疏之，作家扬名，则近之，那就太势利了！”

老李真好编辑，不愧我朋友。

我们聊了近一个小时，十点后方告辞。夜风瑟瑟中，我们缓缓地走着，心中都有说不出的惆怅。当时《青春》也因为一篇什么小说，“散布了污染”，上了简报。我理解他的心情。自己顶着压力却来京专程找辛欣组稿，作为一个刊物的负责人，这“侠肝义胆”使我敬佩。

至于我自己，用解放前上海滩小报记者评论三四流这个“星”那个“星”的语言说——正很“走红”。然而我也忧郁，我也压抑，大有“兔死狐悲”的凄凉。因为我不可能终生扮演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歌手”或“鼓手”的角色。我一旦也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说几句冷的、酸的、尖刻的话，哪怕这话是真的，也便会与辛欣“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了。而一个作家，不，一个人，某些时对某些事，大抵总难免要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的。也总难免要说些什么使某些人们不大受用的话的。达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超脱则超脱矣，悠然则悠然矣，而作家也便在这种“超脱”和“悠然”中，不复是作家了！文坛从来不是佛殿。要想“超脱”倒莫如抛弃纸笔去数念珠，遁入空门为好。

后来有某报的编者来访，说是要写篇文章，举两位青年作家为例，梁晓声代表“正确的”创造道路，张辛欣代表“错误的”创作道路。逼我谈点“正确代表”的体会，始大厌，进而大怒，不客气地“送”出门去。

我并不老谋深算，也不愿在文坛沉浮中捞取什么“政治稻草”。需要你作某种“政治道具”时，便将你高高举起；紧锣密鼓一停，便甩手将你扔在台上，摔你个“仰巴叉”。积成人后之政治常识而非经验，这一点儿“悟性”还是有的。而某些编者记者，明明心中瞧不大起你，为了职业的缘故也许还为其他的什么缘故，却偏要将你涂了某种颜料，高高地插在什么幌子上，也忒不仗义了！

再后来，某刊约我写篇“我与文学”之类的文章。当时心中觉得有那么多话，似乎不吐不快，便写了。八千余字，其中有两千余字谈到辛欣及她的作品。记述了我与李纪同志深夜访她归来时那种心境，那种感受，那些思想。记得其中写到这样的话：“辛欣正在思考。我认为思考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严肃的时刻，神圣的时刻，是应当受到尊重的。而干扰别人的思考，无论以什么方式，出于什么动机，良好的也罢，善意的也罢，其实都是讨嫌的。在提倡精神文明的今天，起码是不文明的行为。奉劝他们学得懂点礼貌……”

一吐为快的文章必然失之含蓄。这篇文章当时被退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本欲寄给辛欣看看，一想有讨好卖乖之嫌，便放置起来了。至今仍保存着。

四届“作代会”期间，一位评论家，问我：“读了张辛欣发在《人民文学》上的长篇散文《回老家》么？”答未读。

说：“一定要读，写得极好。”

后两天离开会议，带着那期《人民文学》到石家庄去。在招待所里看完了，果然好。那期《人民文学》上，刊有“推荐‘读者最喜欢的作品’启事”。便连夜写了一篇很严肃很认真的推荐信，约千余字，寄给了《人民文学》。《回老家》竟未评上“读者最喜欢的作品”，据说是仅有我那一份选票。唉，好作品常有被埋没之时！难怪王蒙同志主张编辑出版“落选作品选”，以补“遗珠之憾”。

至今我仍认为，辛欣有创作电影剧本的才华。在她的分配去向拖了半年多尚未落实前，曾托人达意她，愿“保举”她到北影来。读了《回老家》，不免后悔。暗想：梁晓声，梁晓声，你才是个大傻瓜！没谁会像你似的，拉来个强者“盖”自己！张辛欣进了北影，你自己就干脆“回老家”吧！心中产生了这想法，就好像一个人照镜子照出了一张狰狞的鬼脸，灵魂不由出汗。承认别人的某一篇作品比自己的作品好，还写封“推荐信”什么的，这类小小“高尚”，有利而无害，不过是“高尚”的自我表现。而要将别人拉到自己身旁，让别人的光彩照出自己的平庸来，心中那鬼就会啃你的灵魂了！

人啊，人！为什么都免不了有那么点嫉妒心理呢？回厂后我还是向领导“保举”了她，领导也表示可考虑。她自己又犹豫，我只好作罢……张辛欣，听着！你这辈子不写一——三个好电影剧本，你才对不起你自己呢！写吧，必要时我愿像当年那样，极负责任地为你当一次编辑。我如今已是编剧，不是哪个编剧都他妈的乐于给别人当编辑。而且有一条你是可以放心的，无论你写出多么好的剧本，我都不会在你的名字之后再挂上我自己的名字。我这人从不沾别人的光。到时候你拿你的编剧费，我拿我的责编费。即使你写出的剧本可能得“奥斯卡”奖，我也不动心。这点职业道德还是有的，更何况你也不是个“善茬子”。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替电影编辑们辩白几句。因为我又想起了数年前你第一次与我见面时说过的话：“我知道，一无名人推荐，二无后门方便，像我这样的，在北影上一部影片是痴心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