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搓着手，像考生接受面试一样，有几分紧张地同她谈剧本。
没谈几句，便被她打断，问：“要拍？”
我说：“不拍。”
问：“要发表？”
我说：“不发表。”
怫然站起，大声道：“也不拍摄，也不发表，邀我来干什么？”
我不知所措，交个文学朋友的目的，怎么能当她面说出口？
“我早就知道，没有名人推荐，没有后门方便，像我这样的，要在你们北影上一部电影，不过是痴心妄想！”她愤愤地说，从我手中夺去剧本，塞入自己的书包，也不告辞，拔脚便走。
我一时坐在那里发懵。
忽而想起母亲的另一条教诲——凡事要善始善终，就追出去送行。
她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
她不回头，走的很快。
我也不赶上，保持一段“送”的最佳距离。
相跟着走过走廊，走下楼梯，走出主楼，走到厂院内。她猝然回头瞪视我：“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讷讷回答：“礼节性的送行。”
她火了：“少来这一套！”转身加快脚步，扬长而去。
我呆立了一会儿，没趣地回到办公室，心里这个气呀！茶水，泼了。
五香瓜子，扔进纸篓。想了想，又捡出来，自己花钱买的东西，犯不着为如此不识好歹的“小子”扔掉。留着自己嗑！
坐在椅子上，看着她寄剧本的大信封，越看越来气。忍不住从笔筒中抽出一管大毫毛笔，饱蘸了红墨水，就在“张辛欣”三字上恶狠狠地划了个“×”，判处了她的“死刑”。暗暗发誓：今后只要是这个“小子”寄来的剧本，落我手中，一个字也不看！来一个退一个！……后来，翻《北京文学》，见有她的一篇小说发表其上，读了半页，一句：“平庸！”不再看，心中却未免有点妒嫉。那时我刚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不足千字的“豆腐块”，还不敢向往能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小说。
再后来，北大荒知青朋友肖复兴、陆星儿、曹鸿翔，同榜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开始与我来往，每每谈及导演系有个张辛欣，这般那般的。
我问什么样的一个“张辛欣”。
他们就对我描绘。
证实竟是与我打过交道的“那一个”。
心中不禁暗暗羡佩：“小子”果有真才实学！不简单！但又很希望“这一个”并非“那一个”。她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也使我妒嫉，有点“工农兵学员”心理。
再后来，《在同一地平线上》发表，文坛瞩目，“张辛欣”三字声誉鹊起。
找来那篇佳作拜读。读罢心怅怅然，妒嫉却消除了。对有才华的人，妒嫉是愚蠢的。所怅怅然者，自己尚无进取耳。
那时安忆也已扬名。记不清是某月份内了，竟在各刊几乎同时有六篇小说发表！
现在回想起来，安忆、辛欣两位青年女作家当初“异军突起”的创作开端，对我促进很大。丫头们能是，男儿何不能是？！遂更少玩乐，发奋读书，勤勉写作。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奖，听到些溢美之词，多少有些飘飘然起来。领奖期间，安忆对我说：“晓声，你那篇小说我认真看了。你是中篇结构，短篇写法。因此前半部从容，后半部拘谨。”
我本期望也从她口中听到一些溢美之词，未想到她却兜头泼了我一盆冷水。
我便有些不悦，高傲地笑笑，不予回答。
回到自己的房间，情不自禁地拿起刊物，重看自己的第一篇获奖小说，暗自承认，安忆对它的评价是公正的。
在文学朋友中，安忆从未对我说过言不由衷的话。一句也未说过。
安忆是坦诚的，起码对我是这样。
安忆，谢谢你。
比起来，倒是茹志鹃老师比安忆对我更“扬长避短”一些。
在第四届作协代表大会上，茹志鹃老师一见我，第一句话便是：“《父亲》我看了，写的很质朴，很好。”还颇严肃地指责我：“它是为我们写的，怎么后来你又给了《人民文学》？”
《父亲》原本确是为《上海文学》写的，因“债台高筑”，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
今年五月去上海，到茹志鹃老师家去看望她，她又对我说，《父亲》是篇成功之作。
安忆在旁听了，淡淡地道：“妈妈，你别总说他爱听的话。我看父亲责备儿子为什么不要求入党那一段，就直露了些。”茹志鹃老师说：“你总挑别人作品的毛病，就不怕别人认为你骄傲？”
安忆说：“晓声是自己人啊！我也希望他经常从我的作品中挑毛病。”又问我，“我挑的毛病，你承认吗？”我说：“承认。”
她笑了。
茹志鹃老师也笑了……《今夜有暴风雪》发表后，中央戏剧学院的三位北大荒知青朋友都与我交谈过它的得失。
我对每一位都这样问：“张辛欣看过没有？”
他们都说看过。
我又问：“她怎么评价？”
他们都说：“辛欣挺喜欢这一篇的。”
还问：“真的？”
答：“当然。”
相信了，也增加了一点写作的自信。
我对自己的作品，常常像一只母鸡孵出了一只小鸭子，怀疑是“怪物”。听到我所敬重的文学朋友们的评价，是我求之不得的。
“清除精神污染”阶段，《青春》丛刊副主编李纪同志来京组稿，找到我，要求我带他去找辛欣。
我问：“辛欣眼下日子不好过，几家刊物将要发表的稿子都被抽下来了，你敢发她的作品？”
老李说：“怕什么？对张辛欣今天批得有没有道理，公正不公正，还需明天作结论呢！”
我说：“你有这种气魄就好！我带你去！”
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天很冷，我们到了戏剧学院，九点多了。
辛欣不在，她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们，她看什么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