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一稿

1997年5月二稿

高乔人赢了；

胜利是他们的，

这些野蛮人……

——博尔赫斯《猜测的诗》

1986年严冬——如果以博尔赫斯的生平做参照的话，就是他去世不到半年的时候，我在上海周庄写了第一篇像样的小说《变调》，标题是捡来的，写的倒都是自己的感受，青春的苦闷，利比多的作怪，为赋新词强说的愁。诸如此类。小说到一年多后才发在《昆仑》杂志上（1988年第一期，该杂志于1997年停刊），这也是我的处女作。小说发表后不久，我收到了中学语文老师的一封信，高度赞赏了我，封我为“母校历史上的第一个作家”。老师姓骆，年轻时写过诗，一度当过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是我们家乡出名的人物。我本算不上他钟爱的学生，我们的交情更多的是建立在我离校后，尤其写小说后，也许是我的文学热情唤醒了他已逝的梦想。在以后日益紧凑的交往中，他间接、直接地对我有过这样的教诲：文学与政治之间没有可以沟通的“明路”和“暗道”，我既然想当作家就必须远离政治，否则“你在编织别人不幸的同时，也将给自己带来不幸”。

这个出自中学老师之口的简单道理，似乎并没有被智识渊博的博尔赫斯所懂得，他与庇隆——庇隆政权——之间有始无终的纠缠，无疑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不幸。这不幸首先是体现出他在政治上惊人的无能和任性，然后是他的作品失去了一大批具有“政治头脑”的崇拜者，而最终导致了诺贝尔文学奖与这位文学大师擦肩而过。如果时间真的像博尔赫斯说的一样，是“循环交叉的”，那么有一天当博尔赫斯再度开始他灿烂的文学生涯时，请他记住我中学老师的教诲也许是很有必要的。那样的话，我们或许会看到一个更加完美、更加幸福的博尔赫斯。当然，这样的话，下面这样的诗句我们也就看不到了──

我犯下了人类所能犯的

最深重的罪孽：

我从不感到幸福

打住！我不止一次地发现，只要我们套用博尔赫斯的逻辑推理，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荒诞、混乱、虚妄、无聊，将我们可怜的心智变得更加可怜。这就是博尔赫斯的神奇：一切都仿佛置身于迷宫中，又像是在梦中。

庇隆是个什么人？

他一度像博尔赫斯尊敬的祖父一样，“是个戴上校军衔的军官”。和博氏祖父不一样的是，这位上校军官具有强烈的政治热情和灵敏的政治头脑。和当时掌握阿根廷政权的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相比，庇隆也是不一样的，他满脸笑容，收音机里的声音十分友好动听，朝后梳的头发乌黑发亮，身边还时常站着一个头发金色的漂亮女人——她就是庇隆后来的妻子爱娃。正是靠着这些骗人的绅士风度和一些“悬空的承诺”，庇隆获得了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四十年代初，他利用阿根廷民主政治的失败和历届政府的软弱，成功地在政府中巩固了他的地位和势力。不过，在博尔赫斯看来，有地位也好，势力大也罢，他充其量只是个“外省的暴发户”，是个“野蛮的高乔人”，是“阿根廷的噩梦”。1943年，眼看着这个“服饰讲究、权欲熏天的军阀”在政府中屡屡得势，日渐坐大的样子，博尔赫斯似乎预见到了阿根廷的未来，并把他的预见写成一首诗公布于众。这首诗题名为《猜测的诗》，这样写道──

高乔人赢了；

胜利是他们的，

这些野蛮人……

当时博尔赫斯虽然已经写出像《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样很多后来享誉全球的小说，但他的名气远没有后来那么大，更多的只是在圈内。可以肯定，当时庇隆并不知道博尔赫斯这个人，但是通过这首《猜测的诗》，他不可能不知道了。一个诗人或小说家，对一个“野蛮人”来说是难以记住的，但是对一个谩骂他的人，一个已经预见到他即将得势却又公然蔑视他的人，他又怎么可能记不住呢？忘恩记仇可是野蛮人的本性。不用说，正是这首艺术上并不见长的《猜测的诗》——“政治的诗”，博尔赫斯把自己轻率地推到了庇隆面前，同时也推上了“政治舞台”。这会给博尔赫斯带来什么？博尔赫斯在猜测阿根廷未来政局的同时，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也作了猜测——

在这黑夜的镜子里，

我追上了我

那张无可怀疑的脸。

我踩上了寻找我的长矛的阴影。

我死亡的嘲弄，骑兵，鬃毛，

战马……向我逼近

坚硬的矛刺穿我的胸膛

锋利的刀割断我的喉咙

不论是对庇隆，还是对自己，博尔赫斯的猜测都是十分准确的。1944年，47岁的庇隆出任阿根廷副总统，两年后又顺利当选总统。1946年6月，庇隆就职总统后两个月，博尔赫斯失去了米格尔·卡内图书馆的公职。失去就失去，问题是失去的同时庇隆政府又专门给他安排了另一份新的公职：科瓦多街鸡兔市场检查员。别说明眼人看得出来，就是一个瞎子摸也摸得出来，让深度近视、手无缚鸡之力的博尔赫斯去做这份工作是荒唐的，也是恶毒的。对此，博尔赫斯除了拒绝，别无选择。当然，借诗发发牢骚是免不了的：

那个不知名的冷酷无情的神

把恰如其分的工具给了他选中的人：

把黑暗的墙壁给了弥尔顿，

把流浪和遗忘给了塞万提斯。

记忆中得以延缓的东西归于他

归于我们的是渣滓。

如果说当初博尔赫斯作《猜测的诗》抨击庇隆显得过于任性和政治上的幼稚，那么现在庇隆如此明目张胆又恶毒地回击博尔赫斯，同样显得过于任性而缺乏政治风度。毕竟，博尔赫斯从本质上说只是一个文人，从客观上说这个文人在阿根廷作家圈内不是没有一点影响力的。庇隆对博尔赫斯甩出的恶毒的“最初一击”，非但在相当一部分作家圈内失却了信誉，而且也预示着以后他当政期间将始终有一个叫人头痛的声音陪伴着他。这个声音很快就在一次宴会上放开了喉咙──

独裁扶植了压迫、奴役、残暴，更可恨的是扶植了愚昧……一对曾经偷偷摸摸性交的男人和女人，如今虽然可以堂而皇之地性交，却又在偷偷摸摸地干着国家大事……今天的阿根廷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屈辱、黑暗……

作为博尔赫斯的老朋友，《南方》杂志没什么犹豫地刊登了这篇几乎毫无顾忌的发言稿。庇隆深感头痛，但对一个已经失去公职的无业人士，他似乎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治理他。这下博尔赫斯尝到了甜头，胆子变得更大。1947年，博尔赫斯和比奥尔合作编著《怪物的狂宴》，对庇隆政权进行了露骨的讥讽，以致当时阿根廷没有一家刊物胆敢刊发，包括一向支持博尔赫斯的《南方》杂志。莫内加尔一直是博尔赫斯忠诚的支持者，据说当他看过此作后，“深感博尔赫斯憎恨庇隆的程度已近于歇斯底里”。有人指出，在这篇文章里博尔赫斯对庇隆和他的政权的发难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有些说法更近乎猜想，还有一些甚至是“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凭空编造的”。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发表出来，应该说对博尔赫斯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如果这些猜测坐实，博尔赫斯无疑要背负起光天化日利用文学之禀赋为政治站队提供便利的恶名。但是，发不发表都说明博尔赫斯对庇隆和庇隆政权的憎恨已经从开始的无意变成了刻意，从模糊变成了清晰，从而变成了一种个人化的情绪和努力。他也许以为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会把庇隆扳倒，所以不愿罢手，甚至有意团结部分作家，指望“人多力量大”。

这当然是十分幼稚的。事实上，从他公开反对庇隆起，这位“口吃的、胆小的作家”在面临政治压力的同时，也面临了诸多意想不到的非政治的压力。昔日好友萨瓦多，因为实在忍受不了他对庇隆的固执和任性，终于与他分道扬镳；忠诚的支持者莫内尔加，因为常常感到无所适从，禁不住也发出这样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