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19日完稿
他让失明的双眼来充当这座书城的主人
这眼睛只能在梦的图书馆里阅读
——博尔赫斯《天赋之诗》
流水使石头变得坚硬、安宁。
博尔赫斯是我的流水。
这些年来,我依靠王央乐先生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无数个——漫长的白天和夜晚。这个短篇集不足25万字,只是博尔赫斯伸出的一个小指头,但它神奇地重置了我的生活。没有必要隐瞒,我的生活充满了混乱、无聊、孤独、等待、断裂、哀怨、绝望等等不良因子,我生活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让这“等等不良因子”得到较好的安置,使它们不要肆虐成灾。我越来越相信,阅读博赫尔斯小说,是我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途径。博尔赫斯把自己的小说称为“手工艺品”,他制造的“手工艺品”经常使我沉醉其间,逡巡忘返,忘掉进而摆脱了现实纠缠和自己对自己的折磨。
一个世纪接连一个世纪地过去,就是到了现在,事情才发生。空中、地下、海上,生活着无数的人,可所有一切真正发生的事情,都在你身上发生了……一天早上,来了一个阴沉的骑马的人,他腰间闪亮着一把匕首……他们采取的行动,都不可能是最后的一个……
博尔赫斯用他精湛的“手艺”,平静而坚定,遥远又真切地拨动着我,让我感到轻松又温暖,就像流水之于石头,又如光芒之于眼眸。坦率说,我一向讨厌把自己交出去,依附在某一人或物或情上。除了情绪上患得患失的不安全感之外,还有强烈的精神束缚——你获得了心爱之物,必要担忧它的失去。我其实是很自私固执的,过度的清高使我越来越冷漠、孤独、茫然而不知所措。但面对博尔赫斯,我突然感到了一种陌生而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整编的感情。不用说,我感到了己之渺小,彼之伟岸——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是如此渺小,而辽阔又神奇的世界却在争抢着我,我只想拼命地加入进去……博尔赫斯是我的英雄,他的出现,他的神奇和芳香,使我感到虚弱无力,又感动不已,就像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终点……
我感激自己有这样的相逢,我喃喃自语:“不会再有更具意义的寻找,不会再有更好的皈依,博尔赫斯就是我的终点,我的信仰。”一种完成了“终极抉择”的兴奋和恐惧(害怕不是真的)盈满了我心。
哦,博尔赫斯,你是我的神,你引我毁灭了一切,失去了一切,也让我拥有了一切。不不,拥有的不是一切,我拥有的只是你的一个小手指头。这个小指头仿佛是水做的,又仿佛是火做的,充满的光芒和水汽已将我彻底温暖又滋润,使我仿佛又重新回到了母亲子宫里。然而,就像我不会满足永远蜷缩在子宫里一样——我要钻出来——捧着你的小指头,我心里向往着拥抱你全身。我偏执又自信地对自己说:只有当拥有了你的全部作品,我才拥有一切!
这个愿望是那么漫长又充满勇气,以致使我感到陌生而惊叹,仿佛它没长在我心上。然而它——这个愿望——就长在我心上,心上的心上,并驱使我像一只猎犬一般搜索博尔赫斯留下的任何一张纸片,凤毛麟角,吉光片羽,寸寸崇敬地收藏起来。我想拥有一切,这个贪婪的愿望其实不过是想占有博尔赫斯的全部作品。
我其实很容易满足。
我是多么容易满足!
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光荣和幸福。
哦,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轻轻地,或者高声地,或者默默地呼唤你的名字,使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
我知道,要想占有博尔赫斯的全部作品是不现实的,但作为一个愿望它又是现实的,因为愿望总是比现实大。愿望是你高举在外的一只手,而不是双脚。现实是双脚。现实是双脚踩出的足印。我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串脚印……
在愿望的鞭策下,我时刻都不放松对博尔赫斯作品的搜索。询问了每一个朋友,翻阅了每一册外文杂志,订购了三张《新书报》,联络了无数家外文编辑部,认真、执着的精神使我感动又惊叹。“所有人类的错误都是因为没有耐心;因为没有耐心,人类被逐出天堂;因为没有耐心,人类无法返回天堂。”卡夫卡的这段朗朗上口的金玉良言,一向令我感到无比亲切和安慰。因为我就是个没耐心的人,因为没耐心,我的愿望纷纷瓦解在时空中,没有一个是落成现实的。
噫嘘,富春江边长大的女中尉,我是多么想娶你为妻,为什么你要做别人之妻?
就因为你太没有耐心,太早地把我们之间一生的幸福与痛苦在几个月内就急巴巴地挥霍掉了——女中尉的信我撕了,但话却一直蛮横地盘踞在我心头。
这样的苦水我难道只喝过一回吗?说真的,我从来不信任自己的耐心。
然而在搜寻博尔赫斯作品的过程中,我却表现出了天大的耐心。在将近三年时间里,我每天都踮着脚尖,睁大双眼,像个寻死的上吊者一样地寻觅着博尔赫斯的片言只语,“出奇又巨大的耐心”,不一定会比博尔赫斯小说中的那只象征着优美和可怕的老虎逊色多少:那只老虎想把“没有脸的风”扑住并且撕碎,我想把“雪泥鸿爪”的博氏作品网罗在家并且吃掉。
然后有所收获应该说是正常的,这要感谢诗人钟鸣。事情是这样的:1991年春天,我为爱情所迷惑,命中注定地来到西南重镇成都。羞涩的行囊使我不敢找任何一家旅馆投宿,于是我找到女作家裘山山,她是我乡党,又是个属狗的女人(热情著称)。她从诗人钟鸣那里给我借到一套闲置的1×1的单元房,据说这套房子曾逗留过不少诗人作家,一位南方作家就在这套房子里写出了他的成名作,钟鸣自己也在这房子里写出了那首为他获得几百美金的得奖诗歌。可以说,这是一套有灵气的房子,我的博尔赫斯情结似乎注定要在这里得到一定程度的回馈。
一天晚上,不知是由于无聊,还是出于好奇,也许仅仅是想证实一下抽屉是否上锁,我拉开了写字桌左边的抽屉。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抽屉里没什么东西,起码没什么隐私:零零落落的几张分制小钞(现已很少看到),几枚图钉,一把断了齿的塑料梳子,一支圆珠笔折笔芯,一盒火柴(空的),一只“大重九”的烟壳子(也是空的),一版完整的红色药囊……由于当时我正在闹肚子(这几乎是所有初到成都这个麻辣美食城必经的一个麻烦),我对药囊发生了兴趣,拿起一看,见是痔疮栓,心里不由发笑起来。因为那药囊的形状如火箭头,使我联想到一件好笑的事。我把药囊重新放回抽屉,出于一种小人心理,我还专门把它放得跟原先一模一样,然后慢慢地推拢抽屉。这似乎想告诉主人:我没有打开过抽屉。但就在我慢慢推拢抽屉时,我的目光突然被“博尔赫斯”几个字锁住:它们躲在一张垫抽屉的纸的卷角上,这张纸本身是反过来的,但由于上面没承压东西,已出现卷角,“博尔赫斯”几个字恰恰就在卷角的地方隐隐生辉。
难道我会对它忽视不见?
不会!
愿望是第三只眼睛,它没有眼睑,不需要眨眼,是随时睁大的眼睛;等待就是敏感,是那种无意识的却纤毫毕现的敏感。我对博尔赫斯的名字敏感至极,它无法从我眼中逃脱,别说逃脱,挣脱都不可能。苦苦胶着了几年的期待,结果竟然在一些以火箭头似的药囊为首的烂东西中不期而遇,着实令我如梦似幻。
抽屉里总共垫了三张这样的纸,我一一看过后,知道它们是一起的,连起来刚好是一篇文章的全部,“隐秘的岛屿”是这篇文章的题目。文章这样写道:
在我因眼盲无力阅读时,我告诉自己:这不是终结。我不会顾影自怜——如同一位作家说。一种新的经验才开始,于是我想,我可以去探究祖先们的语言,古老的亲爱的语言……
看得出,这不会是篇小说,但它确实是博尔赫斯的,每一句话都是博尔赫斯的,表达的事情也是博尔赫斯的。从口气上判断,我感觉这应该是篇讲稿,晚年的博尔赫斯苍老地坐在高高的讲台上,台下坐满了学生,又好像没有一个学生,只有“隐秘的岛屿”和博尔赫斯唱诗般的声音:
……所有的岛屿都是隐秘的。太阳也是岛屿。太阳也是隐秘的。据说世上只有鹰才被允许凝望太阳。我不能凝望太阳,不是因为我眼盲,而是因为它会使我眼盲……
那天晚上,博尔赫斯的课堂上又多了一个学生。做一个博尔赫斯的学生,我不会惭愧的。我愿意为博尔赫斯下跪。我只愿意为两种人下跪:尊敬的老师和父母大人。
译文的作者是个很生疏的名字,叫于红,熟悉的人都喊他叫红哥。当时他是钟鸣沙龙中的一员,经常来找钟鸣,所以我很容易就见到了他:中等个子,皮肤黝黑,一看就知道是个身强力壮的人。年龄可能跟我差不多,二十七八岁:这个年龄现在对我来说就像一颗子弹射出枪膛,已经再也回不来。红哥开始似乎有点不太想接近我,但博尔赫斯使我们很快“心心相印”,他滔滔不绝地对我讲述着他的博尔赫斯,脸上有一种天然的欢喜和激情。他肯定不是第一次与人这样谈起博尔赫斯,但这并没有削减他重谈的兴致,反倒谈得更坚定沉着,机智有趣,意味深长,充满了诱惑。
坦率说,他的博尔赫斯和我的博尔赫斯有点不大一样,我的博尔赫斯是充满了令人迷惑的机关和循环楼道的扑朔迷离的小说的博尔赫斯,他的博尔赫斯是写了一手明亮的经典的随笔的博尔赫斯,才华横溢的健谈善辩的博尔赫斯。但两者高度在同一水平,肩与肩等宽,步子与步子等大,悟识和见解同一级别,就像国王与狮子,蛇与女人,具有相等的质量。
博尔赫斯在六十年代后曾多次到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名牌大学讲学,那时候的他,双目已经失明,书籍、讲台、讲稿和学生已不可避免地消失在他目中。但一切又全在他心中——
当我们阅读或读完但丁的作品后,就会感到,他写出了自己的想象。更要命的是,读了《神曲》之后,我们总觉得但丁死过一次,上过倒立的地狱之山,或炼狱的交叉小道,或天堂的中央,并且还和影子(远古的影子)交谈过;那些影子都是用意大利三行诗说话……
……我还要提请大家注意但丁的另一个特点:绝伦的精美。我们总是只关注他作为佛罗伦萨诗人阴冷与严谨的一面,却忽视了他藏在阴冷和严谨之中的美感、愉悦和温柔。温柔来自作品的构架,比喻的奇谲……
我们贫乏的语文文学,虽然难于引人入胜,但却创造了一种风格迷信,一种热情有限的、心不在焉的阅读方式……我不知道音乐会不会对音乐绝望,大理石会不会对大理石不屑;但我明白文学具有预言沉默的将来的功能,它会不断汲取自身的美德,爱上自己的消解,向自己的结局求婚。
就这样,博尔赫斯凭着一根拐杖和记忆讲演着,征服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教授。当讲稿录成文字时,人们觉得每一篇都是最珍奇不过的美文,就像出土的文物,令人敬爱油生,爱不释手。
红哥最后告诉我,他正在翻译博尔赫斯的这些讲稿,和另外一些文论性随笔,可以结成一个集子出版,并希望我回北京帮他跟有关出版社联系一下。
我爽快地答应了他。
返京后,我很快跟出版社的朋友取得联系。我料想朋友知道我要为他推荐一部博尔赫斯的作品一定会高兴,所以我甚至是带着一点儿炫耀又请功的口吻跟朋友谈起这事的。但朋友听了却是一脸不高兴,沉默着,好像我为难了他似的。过了好久,他才假模假式问我:“你是让我说实话还是假话?”
我说:“废话,谁要听你的假话。”
他说:“那么我告诉你,我出版不了这本书。”
我问:“为什么?”
他答:“博尔赫斯的书不好卖。”
我说:“博尔赫斯不是琼瑶三毛,你想卖几十万册当然不可能,但卖万把册总可以的。”
“不不不,”他朝我连连摆手,“我不会指望博尔赫斯给我带来巨大盈利,但起码得保本吧。万把册当然够了,问题是万把册也成问题。”
然后他告诉我,花城出版社半年前出了一本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巴比伦的游戏》,他们是兴致勃勃又有点兴冲冲地出这本书的,为的是抢在别人前面。博尔赫斯的东西在国内出版甚少,从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王央乐先生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后,将近十年时间还没有人去碰一碰这位“作家中的作家”,而这十年中为博尔赫斯的魅力和名声倾倒的人也许是成千上万的,所以他们对出版这本书抱有很大希望,一笔高雅的无人指责的收入似乎唾手可得。谨慎起见,开机他们印了5000册,准备随时加印。换言之,他们起初就像我和我的很多朋友们一样,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尔赫斯充满信心。但后来他们发现——他们承认:失败了。
“读者对博尔赫斯的需要并不像你我想象的那么多,”朋友最后这样说道,“我现在逛书店,常常看到绿色的博尔赫斯(那本书的封面是绿色的)受屈地躲在一边,像本过时书,像个可怜虫,无人侧目,灰尘一天天蒙着,也许很快就会被清理入库。”
说到这里,我已经坐不住,我说:“我要去买这本书,哪里有?”
朋友说:“门口昆仑书店就有。”
我冲到昆仑书店。尽管博尔赫斯的书确实没放在醒目处,但也许是某种感应,也许是朋友提醒过的原因(受屈地躲在一边),我很快就发现了它:夹在一套老旧的少儿读物中(它单薄得像一册少儿读物),且高高在上,在书架的顶层,也许只有像我一般高的人才能摸得到。我摸到了它,惊喜的手有些发抖。我把它抽出来,怀疑地看了看目录和序言,确认无疑后,又珍爱地抚摸了下封面,问营业员:
“这书还有吗?”
“有。”营业员没看我一眼。她们总是这么高贵又厌倦。
“有多少?”
我问的目的是想看看我敬爱的博尔赫斯是不是如朋友说的那么卖不动,所以我希望得到“就剩它一本”这样的回答,仿佛这仅有的一本留落在此,是专门为我预备的(我与博氏之间应该有这种神性和缘分),这样我会感到神秘又公正,感到光荣又幸福。
但事实是,营业员的目光像刀子一样逼着我:“你要多少?”说着转身用脚丫子踢开书架下一个四方形的书柜,还用她臭烘烘的脚丫子指划着里面的几包书说,“这些全是,你要可以打八折。”
这时,我简直气得颤抖了。说真的,如果说营业员无知做出的傲慢甚至还有她的臭脚我可以忍受的话,那么眼看着博尔赫斯神圣的书籍被如此玷污、作践,像一本色情书被囚禁在黑暗中出售,又像一本过气的流行作品被折价处理,这是我无法忍受的。我愤愤地想,一本即使几十乃至上百个当今“著名作家”绑在一起都写不出的书竟落得如此下场,这当中体现出来的不公和愚昧已经到极限。我肯定是被激怒了,然后有所失控也是免不了的,我大声责问营业员:
“数一下,有多少,我全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