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项心理机制的有效调动和有机配合，形成积极、亢奋的审美状态；但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心理机制也会出现疲顿和萎靡，形成观众的心理厌倦。

心理厌倦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艺术家们总是想方设法采取防范措施。一场成功的演出，不仅要自始至终不使观众厌倦，而且还能让观众数看不厌。艺术家本人与观众的关系，也应如此。

一适应与厌倦

在人的各项心理活动中，适应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人的感受能力对于外来刺激由不适应到适应，对人来说，是由敏感到不敏感的转化。对外在刺激来说，是其效能的降低和钝化。

一个人面对一项困难的工作，或来到一个艰苦的环境，由不适应到适应，实际上也就是工作的困难度和环境的艰苦性在这个人心目中的降低，这往往是一件好事；反之，如果此人涉足的是一件违德之事，所处的是一个污秽之域，倘若也由不适应到适应，那就是外在邪恶对此人的同化和腐蚀，当然是一件坏事。中国古语说：“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正是从两个方面说明了感知的适应性。注意、情感、理解、想象等心理活动，也都会出现适应。

观众对某种戏剧，往往会出现从不习惯到习惯，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例如北方人对于南方剧种，年轻人对于老戏，书斋文人对于村俗演出，嗜好传统演剧方式的观众对于现代派戏剧，都有可能出现这一个过程。这种适应，大多有积极意义。

但是，适应更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这种演出再也无法对观众提供有效的兴奋，再也无法阻挡观众厌倦的产生。观众的这种厌倦，标志着他们在审美选择上产生了某种期待，但对被厌倦的对象来说，毕竟是一种负面信号。观众的厌倦，曾把无数艺术家推入失败的深渊。

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悲剧演员弗·约·泰马曾经指出过这样一种现象：

经常都会看到这样一些青年演员，他们刚刚登台的时候得到了应有的成功，但是后来却辜负了人们对于他们的期望。这个看来有点奇怪的现象的原因是，初登舞台必然经历的内心振奋，使他们的神经处于震荡与兴奋之中，因此他们无需特别费力就能充满激情。后来，在公众面前露面已习以为常，这固然解除了他们过于激动的心情，但也使他们降回到自己固有的平庸。（弗朗斯瓦·约瑟夫·泰马：《论演员的艺术》。）

泰马所说的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泰马只说了一半。剧坛新星的黯然失色，除了他们对观众的习以为常之外，更由于观众对他们的习以为常。在这个关口上，观众在演员身上寻找着更多的潜能，而演员则在观众身上寻找着再度的鼓励。结果，有的观众失望了，有的观众点头了，而这些信号又立即传递到演员身上。于是就构成了两种循环：互相激励是一种良性循环，竞相厌倦则是一种恶性循环。演剧艺术中最使人们丧气的，莫过于这种竞相厌倦的恶性循环了。

演员首当其冲，其实别的艺术家都存在被观众适应的问题。适应，先造成舒适，后造成厌倦；越到后来，厌倦越甚。以适应观众为目标的艺术家们，也许正是经常在为自己种植着苦果。

然而，麻烦的问题在于：任何艺术家，总要与观众重复接触。因新奇而造成的一次性魅力，远不是艺术家所追求的目标。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使观众反复观看而不感厌倦呢？

依靠越来越复杂的情节显然是无效的。复杂情节常常可以使首次观看的观众保持兴趣，但是经不起重复观看。狄德罗说：

故事给人知道了以后，复杂的戏剧就失掉它的效果。

假使一部戏剧作品只公演一次而永不印行，那么我会对诗人说：你爱把它弄得多么复杂，就把它弄得多么复杂，你一定会激动人心，把它们摄住；但是假使你要人家诵读你的作品而且让它留传下去，那么你就必须把它简单化。（狄德罗：《论戏剧艺术》。）

狄德罗的道理浅显明白，令人信服。一般说来，艺术家是为了避免观众厌倦才采用复杂化情节的，但恰恰正是复杂化情节，导致了第二次观看的厌倦。

二对比性心理程序

一出能够经得起重复观看的戏应该是这样的：它的情节并不复杂，却包藏着簸荡的心理轨迹，观众每看一次都要经受一次很强的心理体验。这就要求一出戏在简洁单纯之中包含一些互有差距和抵牾的心理机制，使得观众每次都要在心理上攀援一番，既不是弯弯曲曲的盘陀路，也不是一览无余的阳关道。

这样的作品中，包含着一种足以抗击观众心理厌倦的“免疫力”，那就是对比性的心理程序。为了清楚地阐释对比性心理程序，我们可以看看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对于这方面的高手莎士比亚的分析。夏多布里昂说：

一般人大概都能看出，莎士比亚大量地运用了对比。他喜欢把欢乐同忧伤并列，喜欢把娱乐和欢呼同出葬和哀号交织在一起。被请来参加朱丽叶婚礼的乐师正好赶来伴送她的灵柩；他们对这家人的丧事毫不在乎，竟开起很不得体的玩笑，谈些跟这场灾难最格格不入的事情；有谁能不从这里看出整个人生呢？有谁能不体会出这场情景的全部痛苦呢？又有谁不曾见过类似的场面呢？（夏多布里昂：《论莎士比亚》。）

要从对比性心理程序上说明问题，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英国作家德·昆西论述过的《麦克白》一剧中的敲门声了。麦克白和他的夫人谋杀邓肯王之后，突然传来的敲门声为什么会使观众一次次地感到庄严和畏惧？这就是对比性的心理程序在起作用。这敲门声与他们的谋杀没有直接关系，也构不成对他们的直接威胁，因为并不是在敲他们所在屋子的门，但给予观众的心理效果却极为强烈。德·昆西思索了许多年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杀人这场戏原是让观众真切地感受人类魔性的，莎士比亚成功地向观众展示了一个与正常理性、日常世界相隔绝的心理天地，观众看这场戏的时候，所受到的是单向的魔性的心理感受；敲门声传来，使观众猛然意识到日常生活的存在，正常理性的存在，因而陡然产生了人性体验和魔性体验的强烈对比。德·昆西在他那篇著名论文《论〈麦克白〉剧中的敲门声》中，详细地分析了观众在观看这场戏时曲折的心理历程，还以自己的切身经验说明，对这种对比性心理程序的领受和体验，观众即便是一次次、一年年地重复观看，也是不会产生厌倦的。

雨果把莎士比亚剧作中的这种对比性心理程序阐释得非常透彻。他说：“整体由对立面构成。莎士比亚倾其力于对偶之中。”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有“明暗交织的光辉”，“喜剧在眼泪中发光，呜咽从笑声里产生”。“莎士比亚的对称，是一种普遍的对称；无时不有，无处不有；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对照，生与死、冷与热、公正与偏倚、天使与魔鬼、天与地、花与雷电、音乐与和声、灵与肉、伟大与渺小、大洋与狭隘、浪花与涎沫、风暴与口哨、自我与非我、客观与主观、怪事与奇迹、典型与怪物、灵魂与阴影。正是以这种现存的不明显的冲突、这种永无止境的反复、这种永远存在的正反、这种最为基本的对照、这种永恒而普遍的矛盾，伦勃朗构成他的明暗、比拉奈斯构成他的曲线。”（雨果：《莎士比亚论》。）这种对比性组合，都会变成对比性的心理程序，效果与《麦克白》中的敲门声相类似。

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在安排对比性的心理程序方面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常常运用与现实的正常轨道相脱离、相逆转的办法，“在佯谬中再现现实”。（参见叶廷芳：《西方现代艺术的探险者》。）

观众在观看他的《罗慕路斯大帝》时，既感受到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不断攻陷的岌岌危境，又感受到应该心急如焚的罗马皇帝罗慕路斯那种出奇反常的悠闲和无聊。这种矛盾和荒谬，足以让任何观众心神一振。当骑兵队长在敌人密集的箭矢中九死一生纵马前来报告险情的时候，皇帝竟然在平静地养鸡；当家属在逃离皇宫前怒不可遏地举起匕首叱骂他的无耻时，他不慌不忙地上床睡觉；更怪异的是，冲进皇宫来的战胜者日耳曼国王不仅不伤害他，而且还要谦恭地投靠他……迪伦马特通过这些奇特的对比，揭示了他所信奉的有关历史兴亡的一系列深刻意义，而当这些意念一旦被观众领会，又与荒谬的外象构成了对比。

初一看，佯谬与情节剧中故布的疑阵有相似之处，其实，此间大有区别。情节剧中的假象和疑阵恰似一块包袱布，当真相抖开时它本身的价值已不存在，经不起重复观看；佯谬则不同，它始终是以对照物的身份出现的，每次重复观看都能加深品味其中深意。

输入对比性的心理程序，来抵拒观众的心理厌倦，这不仅仅是剧作家的事。雨果说：

天才与凡人不同的一点，便是一切天才都具有双重的返光。……在一切天才身上，这种双重返光的现象把修辞学家称之为对称法的那种东西提升到最高境界。也就是说，成为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观察一切事物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才能。（雨果：《莎士比亚沦》。）

梅耶荷德说，“越是逗乐的喜剧，越要演得严肃”；（阿·格拉特柯夫辑录：《梅耶荷德谈话录》。）著名演员维拉·帕申娜娅说，“提一下创造角色时的对比规律，是适宜的。人物生活得愈是轻松愉快和无忧无虑，他遭遇到的苦楚就愈是可悲、沉痛和难过”。（维拉·帕申娜娅：《创造角色经验谈》。）这一些，也都是从表演、导演的角度涉及了对比性心理程序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戏曲的舞台上，一切有成就的戏剧家几乎都深知相反相成的心理效能，并把它作为一出戏“耐看”的奥秘。盖叫天说：

一个善良的人，哪怕在自己最悲痛的时候，有时候也还要顾念别人，不仅不肯当着别人放声痛哭，而且还要强颜欢笑；可是这种笑，比哭更使人难过。演员要打心里演出来，效果是：角色在笑，观众却哭了。（盖叫天：《粉墨春秋·表演艺术纵横谈》。）

当然，心理厌倦还有更深远的社会原因，并不能靠预先设计的心理簸荡轨迹完全予以解决。这便涉及到时代性的文化僵化现象了。

对比性的心理程序能解决的只是观众审美过程中的心理形式问题，并不能太多地兼及其间所沉积的内容。因此，有些能在剧场中给观众以较强的心理感受的戏，观看过后，仍在总体上感到厌倦；相反，有些心理程序比较单薄的戏却也能因内容新鲜而有力地吸引观众。

更深刻的问题是，就连原先为了克服心理厌倦所采纳的对比性心理程序本身，也会产生僵化而使人厌倦。狄德罗挖苦地说，有这样一种戏，一旦出现一个焦躁粗暴的人物，观众马上可以预计，镇静温和的人物也会很快出来了。他说，这几乎连躲在观众席角落里的逃学的学生都能猜得出来。显然，这是把某种对比规律在很长的时间内反复地、拙劣地运用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