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和剧诗的目的既在使听众或观众得益，也只有用近情理的事而非实事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它用这个工具更能把人们引导到这个目的地，因为人们容易接受它；反之，实事却会显出奇特而令人难信，人们反而会把它看作非真而不愿置信，因此反而不容易达到目的。

只有近情理的东西才不遇到听众和观众方面的抗拒。（沙坡兰：《法兰西学院关于悲喜剧（熙德）对某方所提意见的感想》。）

沙坡兰的这些话已触及审美心理学中的重要课题。启蒙主义者狄德罗是反对沙坡兰所立足的整个美学基地的，但他在观众真实感的问题上却得出了与沙坡兰相近似的结论。他揭示了观众在剧场里往往对历史真实十分漠然却对天然事物十分敏感的有趣现象，并为这种现象找到了社会心理方面的依据：

观众并非永远要求真实。当他认假作真的时候，可以历几百年而不觉察，可是他对天然的事物还是敏感的；当他一旦获得印象，就永远不会把这种印象丢掉。（狄德罗：《论戏剧艺术》。）

那么，真事能不能入戏呢？也能，但必须先看一看，这件真事能不能使观众感到真实。有些真事，发生的方式和过程正恰合乎人们获得真实感的心理过程，那就成了“天造地设”般的良好题材。莱辛说，剧作家之所以有时也需要利用一段真实的历史，“并非因为它曾经发生过，而是因为对于他的当前的目的来说，他无法更好地虚构一段曾经这样发生过的史实”，“为此而花费许多时间去翻看历史书本，是不值得的”（莱辛《汉堡剧评》。）。

艺术家看中的，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这件事发生的方式。但是，即使是以最佳方式发生的真实事件，艺术家仍要进行加工改造，使之具有更内在的可信性。

例如，真实事件常常不可能把有关人物的内在性格显现出来，结果难免使真实感受到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莱辛那句颇为令人费解的话显现出了真理性：人物的性格，使事实变得更真实。这里所说的真实，无疑是指真实感。

剧本为真实感的取得提供了文学基础，而这种真实感要直接地出自于观众的感知，还有赖于演员。一个好演员能使某些真实感较差的剧作在舞台上焕发出充分的真实感。有一位剧评家在看了京剧艺术家荀慧生演出的《勘玉钏》和《元宵迷》之后曾发了这样一番议论：

两出戏，传奇性都很强，孤立地读剧本，甚至会产生如何才能合情理的杞忧，担心那些乍看上去未免轻巧的桥，承担不了许多破空而来的开阖驰骤。但，只消进入剧场，只消荀先生一出现在舞台上，他的人物塑造立即吸引了你，一切看上去迂徐曲折的转角，尽皆畅通，一切偶然在他血肉丰满的性格刻画之下，都化着了必然。（邱扬：“入微面生变”，《学戏礼记》）

这位剧评家在读剧本和看戏时的两种不同直感，正说明了演员的表演对于观众获得真实感的重要意义。

在欧洲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相信，全部舞台艺术的使命就在于用尽可能真实化的手段把剧本提供的情境再现出来，让观众产生一种“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幻觉；

幻觉，是真实感的全面积贮状态，是真实感的最高形式。然而，不仅东方的戏剧家们历来不赞成这种观念，而且在欧洲的戏剧家中间，异议也越来越多。不少理论家认为，一心一意制造幻觉的表演并不是优秀的表演，陷于幻觉而不能自拔的观众也不是好的观众。

1822年8月，法国巴尔梯摩剧场上演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演到第五幕奥赛罗要动手扼杀被冤枉了的妻子苔丝德蒙娜的时候，一个正在剧场值勤的士兵朝台上开了一枪，打伤了扮演奥赛罗的演员的手臂。这种事情，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发生过。如果剧场真实感以产生幻觉为目标，那这个开枪士兵就要算是最好的观众了，因为他完全进入了幻觉。

司汤达借这件事得出结论：戏剧即使能给观众造成某种幻觉，那也是一种不完全的幻觉。忘乎所以的完全幻觉万一产生，也只是转瞬即逝。绝大多数观众完全清楚他们自己坐在剧场里，在看一件艺术品的演出，而不是在参与一件真事（参见司汤达：《拉辛与莎士比业》。）。马丁·艾思林赞同司汤达的意见，认为戏剧所制造的那种富于真实感的假象和幻觉，不应该是完全而又纯粹的。那个开枪士兵不是好观众，好观众不会那样一意孤行。艾思林说：“在看《奥赛罗》时，我们为主人公的不幸深深地感动；可是就在他倒下了而我们热泪盈眶的那一刹那间，我们也会几乎像患了精神分裂症似地自言自语：‘奥利弗（奥利弗，即英国当代表演、导演艺术家劳伦斯·奥利弗，第三章中论剧场反馈时曾提及。）的停顿多么漂亮！他仅仅是一抬眉毛，就那么出色地达到了这个效果。’”（马丁·艾思林：《戏剧剖析》。）

这就是说，观众在剧场中处于一种双层次的重叠感知之中。

有的表演艺术家能以高超的演技引导观众对角色获得充分的真实感，甚至使他们忘记演员的存在。巴尔梯摩剧场演奥赛罗的那位演员的演技不得而知，但像意大利女演员爱列昂诺拉·杜丝那样善于制造幻觉的表演艺术家确实是存在的。据记载，1891年杜丝曾到俄国演出，当时一位俄国观众说，她从出台的第一分钟开始，“女演员一下就消失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人施展着女性的一切威风”，“仅在出场的几分钟之后，就能迫使您忘了您主要是来看看名人的，或者说，就能把您吸引到所扮演的人物的生活里去，而把一切评论性的分析、想法通通撇在一边。至少对我来说，这种表演是立刻和直到剧本末了（只有不多几处例外）都留下这种印象的”。（彼·温堡：《爱列昂诺拉·杜丝在彼得堡的舞台上》。）在演剧艺术相当发达的彼得堡，杜丝的表演引起如此虔诚的惊叹，可见这样的表演在世界剧坛的视野内也极为罕见。更多的情况正恰与彼·温堡的用语相反：不是“不多几处”使观众想到了这是在演戏，而是“不多几处”使观众忘记了这是在演戏。（杜丝自己始终没有忘记在演戏。据梅耶荷德说，有一次杜丝演完《茶花女》后有人问她，她今天是否累了，而她却嗔怪地回答道：“先生，您忘记了，我是演员！”(见苏联阿·格拉特柯夫辑录：《梅耶荷德谈话录》。)看来她很少动情，在运用娴熟技巧营造惊人的真实感的同时，经常获得松弛和休息。这从另一个向度上又一次证明了真实与真实感的区别。）

四感知力度

在审美感知中，仅次于真实感的，是力度的感知。

本来，人类对自身生命的存在判断、安全判断、有为判断，都是以真实性感知和力度感知为底线的。这种生存心理底线也就自然地投射为审美心理底线。感知力度，是人们以审美方式感知世界和感知自身的一个重要坐标。生活中本有各种力的组合，但大多处于抵牾、杂乱、耗散状态，戏剧对它们进行选择和重新组合，使舞台上出现一种足以使观众陡然醒目、感奋、震动的力度。任何一种思想意蕴、故事情节，只有当它们呈现为类似于物理学上的“张力结构”，才能获得最佳效果。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瓦赫坦戈夫曾对老师的戏剧观念有所不满，他说，他不准备采用莫斯科艺术剧院那种在舞台上展现日常生活、以生活真实解决艺术问题的办法，“我想找到一种尖锐的形式，这种形式应当富有剧场性，应当是一件艺术品”。（《瓦赫坦戈夫同弟子的两次谈话》。）这种尖锐的形式，要求演员在充分形体训练的基础上具备强烈的“造型感”，用所谓“格罗泰斯克”(高度夸张)的手法，造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不欣赏的“剧场性”效果。瓦赫坦戈夫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方法并不贬低，但感到它力度稍逊，特别是作用于观众感官的力度不够。他说：“如果拿一块大理石来，用木槌来雕琢它，必将一事无成。为了打碎大理石，需要相应的工具。”他明确表示，自己所要求的那种尖锐的戏剧形式，“是最有力的”。（《瓦赫坦戈夫同弟子的两次谈话》。）

比瓦赫坦戈夫更重视舞台力度的是梅耶荷德。他说：

演员的创作是一种空间造型形式的创作，他必须通晓自身力学。这对演员之所以必要，是由于任何力的表现(其中包括生命的机体)均受力学规则的支配。演员在舞台空间中进行造型形式的创作，当然是人类机体之力的一种表现。（弗·梅耶荷德：“未来的演员”，《论演技》。）

演员是如此，整个演出舞台更是如此。据记载，在梅耶荷德排演的演出中，有电影镜头的放映，有刺耳的音乐和声响，更有金属结构矗立在舞台上，便于演员大幅度地活动。演出人员可从观众席中旋风般地冲上舞台，也可从舞台上潮水般地倾泻到观众席中。总之，一切显得强烈，充满力度。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许多演出也是有力的，但那是一种深层的力，需要接通观众的内层心理机制(如情感、理解、想象)才能被感受。瓦赫坦戈夫和梅耶荷德却要追求一种直接作用于外在感官的力。

将演员的动作组合成一幅完整的力学结构，关键在于导演。梅耶荷德甚至通过精密的数学计算，对演员的动作进行设计。这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演员的体验当作艺术目的有很大的不同。为此，人们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体系称之为“演员中心论”，把梅耶荷德的主张称之为“导演中心论”，瓦赫坦戈夫取比较折衷的态度，被称之为“演员与导演共同创造”的体系。（参见诺利斯·霍顿：《苏联演剧方法论》。）

戏剧，应该当帷幕刚拉开时就让观众处于一种强力的连续冲击之下。这种冲击，不应该仅仅是皮相的，但又不能不通过皮相；不应该仅仅是直观的，但又不能不通过直观；不应该仅仅是作用于感官的，但又不能不通过感官。

舞台力度像物理学上本义的“力”一样，能够找到它的作用点，它的方向，以及它的强度。这一些，正是我们称它为“力”的根据。

最能浅显地说明舞台力度的，是舞台区位的调度。

仅仅是舞台上的不同位置，就能产生不同的力度感知。

如果我们把舞台分成六个区位——前中、前右、前左、后中、后右、后左。

它们的力度序列应该是：前中、前右、前左、后中、后右、后左。其间大致的规律，服从于观众审美时的生理心理特点：前台靠近观众，靠近者当然显得更为有力；中间部分是整个舞台的重心所在，当然要比左右有力；舞台右边比左边有力，那是因为观众无论是看书还是看其他事物总习惯于自左至右，而观众的自左至右，恰是舞台的自右至左。

不同的舞台区位对观众的感知所起的作用不仅是力的大小强弱，而且还关涉到力的习惯性感知格调。耶鲁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曾对上述六个舞台区位作过如下说明：

区位1(前中)——由于这个区位处于前舞台中部，因而明显、有力、赤露，适于表演紧张的高潮、争吵和重大决定的作出。

区位2(前右)——这个区位显出亲切、温暖和非正式的格调，适于表演家庭之乐、友人品茗聊天、客人拜访、谈情说爱等内容。

区位3(前左)——这个区位比区位2(前右)正式一点、严肃一点，因而也缺少一点亲切感，适于表演社交拜访、突然的爱抚、公事、阴谋、独白等，无戏的演员也较宜在此停留。

区位4(后中)——这个区位显得正式、高贵，意味着权势，适于表演法庭和宫廷的宣告，领袖人物发表冗长讲话和实施权威统治，正当的抚爱等，也可用于需要特别强调的上场。

区位5(后右)——这个区位显得浪漫和抒情，适于表演站在窗边凝视天际明月，浪漫的恋爱、梦想、沉思等。

区位6(后左)——这是舞台上最弱的区位，但也常常由于违逆人们的视觉习惯和心理习惯，反而表现出特殊的力度，例如，可以在这里表演杀人、自杀、发疯等。这类过于刺激和粗暴的事件，放在这个最弱的区位来演可能会雅观一点，尤其对没有经验的演员来说更是如此。（转引自罗丝·克琳：《戏剧导演的艺术与技术》。亚力山大对于区位4的力度，可能比我们更为看重，在序列上置之第二。这种看法，在国际导演界也是有代表性的。）

这一些，当然还是刻板的划分。不难想象，当演员在导演的调度下在各个区位间纵横奔突、前后运动的时候，力的强度和内容将会在观众心里发生多么繁复而精彩的变化。

例如，一个演员反复地出现在同一个区位里，就会在观众心里形成一种强化的力度。

又如，演员在区位间运动的速律与力度大有关系，一般是迅捷运动显得有力，但如果过于迟缓沉重，也会显出特殊的力度。其他种种区位和行动方向上的故意拗逆，也会在观众心里构成一种拗逆之力。

全部力学运动结构，都需要寻求支点，无支点或无适当的支点就会在观众心里造成力的涣散。这种支点，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移动的；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环绕着这种支点，各种力度的线条有机组合，既可以是演员的动作线，也可以是舞台美术师们构设的布景线。

力度线条也极有讲究。

就演员的动作线来说，倘若横向贯串舞台，力度会因过于绷长而减弱，不如故设顿挫，使其贮力，所谓“逢长必断”。

就人物调度和舞台布景的线条而论，三角形线条的顶点最显力度，曲线、平行线、垂直线、连续线、破断线的力度和效能也各不相同。如罗丝·克琳所说，“在加冕的场合，最好用垂直线；在市场的景里，最好用平行线；表现军队出发，最好用连续线；表现军队归来，最好用破断线”。（罗丝·克琳：《戏剧导演的艺术与技术》。）

以上这些例子，都不是固定规则，在具体的艺术实施中，变动性极大。我们只想借以说明观众在剧场中的力度感知。

尽管每一个动作和线条都可以分头设计，但对观众来说，力度感知是一种整体性感知，因此，戏剧家除了需要研究舞台上各种单向力度之外，还必须着眼于全局，进一步研究整体力学结构的组合状态和组合原则。导演们对于舞台上平衡、重心、强调、层次、节奏的种种考虑，实际上也就是为了达到力学结构的整体组合。

这些组合原则，迄今还只是一些经验性的归纳，而不是准确、切实、通用的办法。但是，当这些问题一放到观众的感知之中，就十分清楚和敏感。大多数观众会对这些方面出现的弊病立即作出心理反应，很快感到不舒服，尽管他们往往指不出不舒服的原因何在。因此，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哪几位导演提出的，不如说是广大观众的感知提出的。

例如，有关平衡的问题就是这样。现实世界由地心引力造成的力学平衡结构磨炼了观众的感知，使他们几乎本能地不习惯于任何失去重心、失去平衡的画面。

层次和节奏的问题也是这样。层次、节奏，是力的展开和延伸方式，充满了现实世界，也使观众从小就有了这样的适应，因而必然以此来要求舞台。

总之，是观众自身的感知系统，调节着舞台上的力学结构，戏剧家只是顺应罢了。

但是，平衡、层次、节奏等等方位的要求，只是对整体性力度的调节和整理，整体性力度的原动力却在剧本。

多数观众看不到剧本，但是等到看完一台戏，他们总能感受到剧本的力学结构。这种力学结构是隐潜的，却控制全局。

剧本的力度，外显于结构布局，内蕴于情节冲突。其中最直接的体现，是主角与环境的冲撞。

我们可以看几出著名的中国古典悲剧。

《窦娥冤》的力度人所共知。这出戏的力学结构，是狂暴的外力对于一种柔弱之力的反复威压。柔弱之力没有处于主动地位，没有采取积极行动，但是，当狂暴之力的威压一次次降临时，柔弱变成了柔韧，显示出了撞击的力量，并在撞击中迸发出悲剧美的火花。倘若柔弱之力在第一次撞击中就被粉碎，或者反过来，柔弱之力由于某种特殊因素竟一下子化弱为强，压过了强暴之力，那么，这出戏的力度就远远不逮了。

另一种力学结构与之相反，不是强暴的外力反复侵凌柔弱之力，而是强暴的外力遭到了刚毅之力的主动进攻。《赵氏孤儿》便是一例。尽管血流成河、尸横遍地、家家破亡，如果强暴的外力未遇撞击，在戏中仍然显不出力度。于是，我们看到，强暴之力长高一寸，刚毅之力也长高一寸，强暴到了极点，刚毅也到了极点。两方面都拼将自己的全力来进行最高等级的撞击，因此响声特别震耳，火花特别耀眼。

一般说来，强暴外力反复欺凌处于被动状态的柔弱之力，观众的感受重于悲；反之，强暴外力遭到了刚毅之力的抗击，观众的感受重于壮。因而《赵氏孤儿》总的说来要比《窦娥冤》壮烈。

当然，并不一定是撞击之力越硬，戏剧的力度越高。狂风吹弯柔枝而难于使其断，其力度，未必小于二石相撞。

《桃花扇》中正、邪、内、外两种冲撞力量都非常深厚而典型。让一个复社名士既代表正义，又带出了一个上层社会；让一个秦准名妓既代表美好，又带出了一个更广的社会面。又让他们恋爱相与，把美好和正义之力集合到了一起，同时也把冷漠和邪恶之力集合到了一起。总之，孔尚任把两种牵连硕重的大力拉到了撞击的最近点上，成了大规模的历史冲撞的象征和具体化。正义美好之力一时不及石地坚硬，于是伤残流血——这正是悲剧性的力学结构的典型体现。

如果有兴趣替上述这些戏剧画出力学结构的图谱，那么，也许会出现这样一些线条：《窦娥冤》以好几条粗硬的外力线冲击着一条细软而有韧性的主力线；《赵氏孤儿》的主力线和外力线都是直线，主力线的箭头昂然指向外力线；而《桃花扇》，则是两个上尖下阔、包含深厚的箭头的宁静对峙。

为戏剧作品勾勒力学结构的图谱，并不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游戏，恰恰相反，是对观众感知可能性的一种描述。广大观众的群体感知总是粗线条的，因此一台戏最终留给他们印象的不是主题思想和艺术细节，而是力学结构和人物形象。相比之下，力学结构更是一种难以捕捉的粗疏存在，除了感知，很难由其他途径把握，因此，很少被剧评家们论及。很多剧评家是不在乎感知，更不在乎广大观众的感知的，因此他们的眼中和心中，都没有戏剧的力学结构。

其实，广大观众粗线条的感知是一种健康的审美心理反应，戏剧作品的力量和气度都由此而生。没有力度感知的作品，和不被人们感知的“力度”，都没有理由出现在千万观众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