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航的班机从启德机场起飞后，俯视下方美丽的香港海山与高楼大厦，思潮起伏。

我想起最近因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建议而引起的剧烈争议，香港人的忧心不安。彭定康先生建议的主要内容，以及香港社会上的辩论争执，在五年前的1988年，事实上曾经大同小异的出现过。其时香港有一群人要求1997年后加快发展民主的速度，要求立法局议员全部由直接选举产生，反对功能团体的选举，反对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此后引致游行烧报纸，烧基本法草案。

但基本法既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当时伦敦和香港当局都公开表示满意与接受，一切争议都已由法律条文正式解决了。为什么忽然又要将已经解决了的争议用另一种方式再提出来呢？

在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的五年期间，与中方领导人及草委们不断交换意见，我充分了解，期望香港今后长期稳定繁荣，保持目前的制度基本不变，维护香港的自由与法治，这一点中方和香港人的意愿与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大家都盼望越少改变越好。中国当局肯定维持香港的现有制度对中国有利，香港人更觉得保持不变以香港人有利，那为什么要改变呢？中央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就是以国际条约与国家立法的形式，规定现有制度尽可能不作改变。

由于共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差异，香港人期望能争取到一些保障。中方为了使香港人安心，在许多方面都作了让步。我认识到什么是中方让步的极限与底线，当时的所谓“主流方案”与“双查方案”，相信已到达了底线；而其中“取消大选举团”、“10年后公民投票”等几项，事实上已超载了底线，中方是勉为其难才同意了的（在“六四”之后终于叠同删除）。但当1988年秋冬之季，香港社会上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明内情，认为基本法的草案制订得大大不够民主，甚至是违反民主。

现在彭定康挟英国举国之力，再加上美、加、澳的国际政治势力，企图旧事重提，推翻基本法成议，改变功能团体选举性质，加速直选，这能做得到么？

我相信不能够。目前要修改基本法的规定固然不可能，即使在1988年、1989年，彭定康先生就算当时已是港督，结合急进民主人士提出这一套主张来，也决不能为中国当局所接受。在1988年时许多人不了解这一节，到了今日，从中国当局的强烈反应中，总应该明白了吧。中国当局不愿改变香港现存的稳定繁荣局面，不愿急剧改变政治制度，拿对他们十分重要的香港来做冒险性试验。决定了的方针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的发展，有了确定的成绩，局面稳定，再前进一步。

全世界都注视着香港，中国在香港恢复先例主权之后，决不能在政治制度上立即急速大改，以致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准降低。

民主制度循序渐进的发展，经济可确保繁荣兴旺。全面直选的到来最迟得十年，决不致拖垮经济。香港数年内还经受不起南韩那样的街头流血，台湾那样立法会议内的殴打武斗。

去北京之前，查济民先生（他是高我三辈的族尊）吩咐我为《香草诗词》的第二辑写几首诗。《香草诗词》是前香港基本法草委所作诗词的一个集辑，两年前已印了一辑。济民先生70岁开始学诗，今年刚做过了80大寿，对作诗填词兴致很高，有些讽世忧时之作着实不错。我作旧诗的功力自知甚低，连平仄黏拗也弄不清楚，但长者命，不敢辞，半宵不寐凑成了四首。

参覃有感四首

当飞机高飞入云，再也望不到香港时，我回忆起当年参加起草基本法的种种经过。又想起报馆里的一些同事，电脑排字部与机器房的工友，写过信给我的报纸与小说的读者，我的司机和他的子女，街头的报贩，他们大都是生于斯、长于斯，而又将老死于斯的人，人生本已多忧患，又要为1997而忧心。为什么一断有人要掀起风波，更增他们的苦恼呢？

离开香港时料想北国春寒料峭，所以带了厚毛衣和大衣，岂知抵达北京，下得机来，阳光普照，竟然略有江南阳春三月的意味。来机场接我们的李源潮先生只穿一套薄薄的西服。

李先生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第一局局长，负责对外联络的工作。我这次去北京，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港澳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共同邀请，和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先生及他的秘书郑浙民先生同行。李先生是全国政协常委，其时正在开会，他还是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副主席，看来很年轻。

从机场到市内，正在修一条高速公路，不久就可通车。我们到得早了一个月，树梢尚未见嫩芽，待得四月间，那就满城万花似锦了。

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见曾建徽主任。新闻办与港澳办是国务院属下的平行机构。国务院属下有“部、委、办”三种不同机构，级别相等，负责人是部长级。新闻办公室本来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对外宣传机构，目前工作性质有所改变，减少了共产党的宣传任务，而加强提供信息、对外联络及协助传播媒介、联系沟通等等工作，所以划规国务院系统。曾先生和属下司局级负责人都精通外语，谈到国际及香港各种事务时，消息灵通得很。他告别强调，香港记者想询问情况，随时可请他们协助，新闻办会尽力相助联系有关方面机构。早一日港澳办主任鲁平会见记者，主持招待会的就是这位曾先生，香港人在电视中都见过他了。

晚上曾先生在燕莎中心设宴。燕莎中心是一个包括酒店、商场、餐厅的综合场所，规模很大，“莎”是德航lufthansa。百货公司的规模也不小，人们一层层的参观。有一座啤酒厅相当别致，酒排里有一双硕大无朋黄铜啤酒桶，旁边一间大房中是一只只的啤酒发酵大木桶。啤酒厅供应最新鲜的自酿德国式啤酒。营业直至凌晨二时，我们去参观时见已坐满了酒客，人人手持大杯，宛然是德国慕尼黑啤酒厅的景象，估计外国顾客约四分之一。

晚宿港澳中心，是瑞士酒店专家管理的旅馆，设备及服务与瑞士本土的旅馆无甚差别。中国人手多，服务水准虽尚不及香港，但胜于欧美。房间的信笺信封上都印了我的英文姓名，可见服务的素质。

3月19日上午去参观秀水街等几处成衣售卖摊档，是出于我们的要求。

这些摊档全国闻名，主要是供应来自东欧的顾客。秀水街的摊挡品质较好，价格自然也贵些，光顾的大都是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人。使馆区附近一两条街的摊档则是以供应俄罗斯及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商贩为主。这些东欧商贩提了极大的条纹胶布袋，和摊档东主讨价还价。讲价钱用小电子计数机进行。东主在计数机上按一个数字，商客摇头，叽哩咕噜的讲几句外国话，另按一个数字；东主连说no，no，加上几句破碎的英语甚至北京话，再按一个数字，相信是减了价；客商再摇头，再说外国话，再按数字。如此如此，终于双方点头，各说对方都不懂的语言，满脸笑容的成交。

客商将各种廉价的花布裙、丝衬衫、羊毛衫、牛仔裤等等塞满一只只大布袋，提到街口，有人手持一卷卷的阔条胶纸，将布袋全部严密包封；又有小货车、单车、三轮车、的士等候载客运货。

这几条街据说营业极旺，下午三、四时挤得水泄不通。据街道的管理员说，一个普通摊档每月营业额约10000元，除去货物成本5000元，摊位租金、管理费、税项、水电等约2000元，每月可得利润3000元。一对夫妇经营一个摊档，生活很富裕了。管理费中包括清扫、晚间巡更、翻译人员（用于解决退货、换货等较复杂的问题）。

典型的东欧商贩是高高瘦瘦、30岁左右的男子，衣衫的水准远不及一般北京人，板起脸孔，眼露疲色。大多数摊档工东主则红光满面，矮胖矮胖而全是笑容，身旁的妻子则大声叫嚷而忙碌。忧郁冰冷和乐天务实，在这里表现了明显的对照。

在这里看到了最简单的市场经济的运作。许多作坊工场制造大批简单的衣裤，贩卖、市集、包扎、运轮、互助、管理，大批人力自发的辛勤努力，政府几乎完全不必插手，经济自然趋向繁荣。个体户晚上收了摊档，喝几瓶啤酒，吃一只鸡，日子过得安适而快乐。

像这样的经济活动，中国数千年前早就有了。现在不过政府不再禁止干预，任由天性勤劳而善于经营的中国人发挥原有的本领。这种本领使得中国人在亚洲四小龙中占其三（另一条小龙南韩，在秦、汉、唐时都曾属于中国，直到清代仍是中国的保护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这种本领，使得千千万万华侨在全世界成家立业，发达兴旺。

中国全国在经济上正大举改革开放，其实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只消除去种种阻挠市场经济的障碍，解放中国人固有的勤劳积贮、善于计算的天性，中国在经济上不久就是一条巨龙，不单是亚洲的巨龙，而且是世界的巨龙。

再加上教育、扶助、调节、以法律维持社会和市场秩序（这些是政府的功能），这将是一条健康而友善的巨龙。

李源潮先生带我们去参观亚运村。体育场和运动员宿舍的范围太大，我们只能坐在汽车里绕着兜个圈子，远观一番。

北京城里仍然到处是欢迎奥运会考察的中英标语。强调的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更加开放的北京迎接公元2000年奥运会”。这样的口号无处不在，甚至我们所在港澳中心酒店，健身房的名称也是“2000年奥运健身房”。

香港奥运协会支持在北京举行奥运会。中国当局对香港奥运会此举十分高兴。根据基本法规定，1997年之后，香港仍可用“中国香港”的名义，自组队伍参加国际体育活动。如果公元2000年的奥运会在北京举行，那将是香港首次以“中国香港”的名称参加。

奥运会如能在北京举行，我想最大的好处是中国强调“开放的中国盼奥运”。这件事当会推动造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的进程和速度，更加积极的投入国际大家庭，接受国际间公认的普遍价值观念，对法治和人权的尊重，对民主政治的逐步发展，对人民重视道德和礼貌的教育，更加重视“公平竞争”的习惯等等，等等。

但中国也有不利的因素。不过即使争取不到，那也不必太失望。在争取的过程中，已经拿到数不清的无形金牌了。

19日上午，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省长万学远会见并宴请。他们两位正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

在香港时，新华社曾问我，除了预定要见的中央领导人外，还想见谁。我想，人大、政协正在紧张开会，不便要人家抽时间出来，打扰重要工作，所以只提了一句：“如果浙江省领导人那一位有空，想请他谈谈家乡情况。”不料两位领导人都到了。此外与宴的还有嘉兴市副市长范巴陵女士，她是一位作家，去年12月我去嘉兴时承她相陪同游南湖。她说我所捐赠的“金庸图书馆”建造顺利，嘉兴杜云昌市长要求“保证质量、保证进度”，预定年底可以落成。

万学远省长是新当选的。最近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选省长，3个候选人竞争激烈。据说中央比较支持原省长葛洪升，第1、2次投票时他都领先。但第三次的投票（淘汰了第三名候选人而投票）时给万学远反先而当选。葛洪升是部队出身的山东人，在浙江工作已数十年。去年我去杭州时，他曾请我吃饭，介绍浙江的经济发展情况，头脑很清楚。事后我问起其他工作人员，有人说葛省长抓工作挺好，领导浙江的工农业发展都相当理想，只可惜脾气急躁些，同时他的山东话有一小半听不懂。万学远省长是上海人，看样子斯斯文文的，大概人缘很好，要投票选举，语言与人缘两者就占便宜了。无论如何，那总是在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

张浚生先生是福建长汀人，但过去长期在杭州读书和工作。他在浙江大学毕业，在浙大当光学教授，实际从事过的科学工作范围很广，包括制造天文望远镜、电子显微镜、红外线仪器等等，后来调去当杭州市委书记。他早已以杭州为家，儿女都在杭州。他的秘书郑浙民先生人如其名，是浙江人民。所以我们三人听李书记谈浙江事务，都感到熟悉亲切，也有了一份了解，其中当然是我了解得最少，因为离家乡既久，也少有回乡。

浙江省的工农业生产在全国是颇为先进的，发展速度名列前茅。不过近年来名气没有“三东”大。所谓“三东”是广东、山东、辽东。我想不久又得加一个浦东，成为“四东”。其实浙江的绍兴、宁波、温州等地发展市场经济也很有成绩，尤其是温州，事事抢选创新。江苏南部的经济产值是全国最高的，据说单是无锡一县，就超过西藏、青海、甘肃三省的总和。全国100个强县中，无锡县居首。所以“四东”似乎应该指“江东”，传统上那是江浙一带。

19日下午3时半，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

张浚生先生陪我走进客厅时，江总书记到厅门口迎客想见，厅内已到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港澳办主任鲁平、新闻办主任曾建徽、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

江总书记先说：“查先生久仰了，今日初次见面，我们十分欢迎。你的小说在内地有很多读者，许多领导人也很爱看。我没有仔细读过，但翻阅过，知道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

我谦逊一番后说：“这次来北京，人大、政协正在开会，各位都很忙碌，前来打扰，很过意不去。”

江：“查先生来，我们总是欢迎的，很有兴趣和你谈谈，交换意见。人大、政协的会开得很好，很顺利。你是1924年生的，还是浙江口音，乡音未改哪，鬓毛却也未衰。你比我大两岁。”他转口问丁关根，丁是1929年生，江苏无锡人；鲁平是上海人，周南是山东人，都比江泽民小一岁，曾建徽小2岁。江泽民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感情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

他指着茶几上的一本《明报月刊》一月号，说：“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700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的、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员，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他指指《明报月刊》旁边放的几页英文复印本，有几行底下划着红线，相信是他新闻记者时表示同意的。

他问起一般香港人对于中英争议的看法。我说工商界人士大都不赞成彭督的方案，一般职工和青年学生则支持，目前双方的人数大概差不多，也或许低薪人士和青年支彭的人数略多。一般而论，普通香港市民对于争执的内容实在并不明白，大家只希望中英谈判合作，香港社会稳定繁荣，平衡过渡，不希望突然有急剧的改变。所以鲁平主任在记者招待会中肯定宣告中国不会提早收回香港，所谓“另起炉灶”乃是完全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办事，香港股市立即大升。这可以充分反映了香港工商界的观点。

此后有30分钟左右的时间谈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和英国的政治局势。我总的印象是，江泽民并没有太激烈的主张和言辞，但对原则和外交立场十分坚持，表示没有退让半步的可能。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决不会对外国人的无理压力弯腰。”他说：任何外交上的磋商谈判，双方当然可能各自作出合理的让步，以换取对方的让步，由此达成协议。但协议既然成立，就决不容许食言反悔，言而无信。就算是面对有组织的西方国家强大压力，我们也决不会屈服。中国自解放以来，从来没有不遵守国际公约、协议的纪录。中英联合声明我们必定严格遵守，基本法的规定要切实执行，和外国达成的谅解和协议必须照办。

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这句话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说的。他有民族气节。他是浙江人，你们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也是浙江人。他的诗词我想有三个方面，‘红酥手，黄滕酒’的《钗头凤》是爱情方面的；许多田园和抒情诗词是冲淡洒脱方面的；后世人最重视的是他的爱国诗，尤其‘死去原知万事空’那一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不赞赏的。”

他说：“我是学电机工程的，丁关根同志也是学科技的，我们都是上海交大毕业。我不搞文艺，但喜欢文艺，关根同志也是。”

此后他和我谈了一串中外文艺作品：

他最近借了俄国一部电影的录像带来看，是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拍摄的，他说这表现了旧俄时代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的另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他说，那可说是俄国《红楼梦》，通过家庭生活来反映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