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附近找个简单点的房子，能够经常过来。”
我现在租的房子还是用江本借给我的钱租下来的，现在他却当没这回事。
他肯定是考虑到我妈妈生病了，这个家伙真是个好人。
“钱我会快点还的，不好意思，这样行吗？饭你就来这儿一起吃，洗澡也是。”
“嗯，这样也行。”
妈妈来之前，我跟她通了几次电话。
“家具什么的带来也没地方放的。”
“没事，我什么也不带，就带点换洗衣服。”
虽然已经说好了，也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并且在迅速的进行之中，我却怎么也没有妈妈要过来跟我一起住的真实感。
我也明白妈妈会过来住，但是又有种错觉，认为她会像我做学生时那样，来东京住一段时间之后还会回到九州。
可能还是因为爸爸的存在吧。我一直认为对妈妈和爸爸来说，他们两个人一起生活是最好的，所以我感觉这段时间只是一种过渡而已。
妈妈来东京的日子就快要到了。
我装做无意地说到了这件事。我和妈妈之间还从来没谈到过他们夫妻的事情，还有爸爸的事情。这不知不觉已经成了我们的一种约定，因为妈妈基本不跟我提起她和爸爸之间的事。
“当然来东京也没有任何问题。不过爸爸他怎么办呢？你们两个都这么大年纪了，再回到一起住不是挺好的吗？我一直觉得这样比较好。”
在电话里我装着大人的口吻说道，我本来认为这对妈妈来说是件好事。
隔着电话的妈妈突然一瞬间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妈妈用有些尖的语调说道：
“你爸爸跟其他女人住在一起呢，早就住到一起了。”
我怎么会想不到这么简单的问题！从妈妈的嘴里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忽然感到自己之前一直是个大傻瓜，胸口堵得发慌。
我原来一点也不了解妈妈。
可是听到这个事实时，听到这个我第一次了解到的事实时，我忽然对跟苦撑到现在的妈妈一起生活这件事鼓起了干劲。
妈妈说了那句话后，沉默了一会儿。这时我鼓足力气对妈妈说道：
“那你就来东京住吧，一直住到死为止。”
《东京塔》第7节(1)
孤独，能让人的感伤得到愉悦的迷醉；内心隐隐的不安，是诉说梦想时最必不可少的佐餐。
此时独自一人，苦于孤单、时时不安地活着；此时却并无任何畏惧，内心坚定地活着。
日子从不停歇，卷缩着草草逝去。季节的更替也早已厌倦。也许这一切将没完没了，终年重复，我关注着，目光却充满厌腻。我想，每一天，只是缓慢而又毫无新意的循环罢了。
一切，尚未开始。自己的人生本该开始些什么的。这是一种总不开始的急躁，一种无法出发的焦虑。
然而，若是真正开始后再回顾此时的苦楚，想必已远没有此时浪漫。
真正的孤独存在于寻常普通的社会中，真实的不安存在于平凡生活的角落里。即使酒后流露，也只会形同抱怨，它们如此沉重，它们并无特征。
想要面向某方展翅飞翔。比起在跑道上滑动的飞机，那些在空中反复盘旋，却不知飞向何处的飞机，才更是彷徨不安。
在世界与自己的暧昧联系之间，时间正没有终点地畅快流逝。然而，无论是谁，不知何时，都将接受时光使者的访问。
装扮成滑稽演员的男人一身黑衣，面无表情地出现，触动某处的开关。那瞬间开始，时间的足音响起，如同马拉松冲刺般飞驰而去。
曾在此前对不可知的未来倾其所思、缓缓流淌的时间，开始倒逆回转。从此时开始，并非他处。时间从终点朝着现在流淌，逼迫而来。
这时，倒数人生的倒计时开始了。自己的死，某人的死，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回避，也无法逃离。那一刻，任何人都将面临。只要你由某人生下，或与某人相关。命运并不会因你自己的腕表而予以饶恕，这就是光阴。
五月里有人这样说。
东京也好，乡下的小镇也罢，哪里都一样。与谁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十五岁起离开妈妈身边至今，已有十五年。在东京租的房子里，我和妈妈再次开始共同生活。
房子狭窄，是2dk式房间，我和妈妈同我儿时一样，开始了母子二人的生活。在此之前，我们曾辗转居住过食堂角落里的屋子、废弃的医院楼、亲戚家等等，但于每一处都有所顾忌，两个人彼此都没有把那些地方当做是自己真正的家。
虽然这回仍住在喧哗聒噪的保龄球馆上方这样看起来很奇怪的地方，我们却丝毫没有为此羞愧，或者不够安定的感觉。至少，这种住法没有接受亲戚或朋友的照顾，也并非寄人篱下。
这是靠借款租住的地方，但已向房屋中介交了合同金，每月自己缴纳房租。这里是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便可生活的家。这种感觉，我想妈妈的体会会更加深刻。
妈妈年岁大了，却连一个能称做家的地方都没有，一直靠亲友的善意辗转居所。对她来说，这冢的房子，一定是至今为止最让她舒适不过的地方了。
我和妈妈第一次发自内心地感觉，这里是我们自己的家。
“过去一直都是个乡下人，想不到过了六十岁，一下子成了涉谷区的居民。”
妈妈的户口迁移过来，成了我的抚养家属。保险证上名字的顺序，也变为十五年前的样子。
与此同时，再也没有能称做我老家的地方了，就算回到福冈县，也没有可回的家。妈妈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再也没有什么老家了。这个漂浮于保龄球馆上方的屋子，就是我们的老家。
“行李拿过来也没有安置的地方。”
虽然搬家之前我这样嘱咐过，不过实际运送过来的却真的只有几个纸箱而已，东西比想象中少了许多。大概是刻意地把大部分东西都处理了吧。而且，前些年在医院的楼里住的时候，家里曾失窃过，妈妈心爱的衣物几乎都被偷光了，现在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不过在乡下，这个年代还有连衣物都要偷走的小偷，这未免有些悲哀。
靠里的六叠大小的房间里放着我的床，作为妈妈的房间。另外一个六叠的房间放着电视、桌子、书架，我买了睡觉用的沙发床。床是铁管式的便宜货，躺下后折叠的部分顶住后背很疼，不过，已经没有空间放得下席梦思床了。
妈妈来东京这天，我站在东京站的站台等待着妈妈乘坐的那班新干线。站台于我毫不陌生。我已经在这城市住了十二年。不知不觉地，比任何地方待得都要久。
《东京塔》第7节(2)
在此之前，妈妈曾无数次在车站站台为我送行，目送我进入车厢。今天我在东京站站台上，为了迎接妈妈。一年四季的景致都别无他样的站台上，光号列车滑行进站了。在西装革履的人丛之间，我看见裹着围巾、胸前别着饰针、个子矮小的妈妈拎着旅行包从车上走下来。
找到我的身影，妈妈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向我招手。不知道车站的名字，也不知道电车怎么坐，在这个城市连个熟人都没有的年过六十的妈妈终于到了。就像十八岁的自己一样，提着一个小包从车上走下，站在东京站的站台上。
她站在那里，表情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以前的自己和妈妈的区别就在于，妈妈对于这个城市不抱有任何目的和感情。因为，若不是我在这里，她根本没有理由到东京来。
想到这里，我的心里涨满了悲哀，混杂着沉重的情绪。
从东京站乘坐jr中央线，又在新宿换乘京王线，到达冢的家后，她在不大的屋子里转了转，说“不怎么宽敞呢”，走出屋子到狭小的阳台上，又指着面前耸立的巨大的物体说：
“这个，是什么？”
“保龄球的瓶子。下面是保龄球馆”
“这么热闹挺好的，离车站也近。一楼就是超市倒是方便啊。”
那天晚上，我说还是去外面吃吧，可她说想去下面的超市看看，结果，就开始做上了糖醋猪肉。
在狭窄的厨房里，一晃一晃的荧光灯下，她一边切着菜一边念叨着：“东京蔬菜很贵呐，真让人吃惊”
我们略显生硬地举起啤酒碰杯。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妈妈做的料理了。
“妈妈在这一直待下去合适吗？”
是想事先把话说在这儿吧，才用这种很巧妙的语气开了个头儿。
“好也罢坏也罢反正已经都过来了。到东京的医院去看看，说不定病也能治好，也不用担心了。”
“要是，妈妈死了呢”
“别说那种让人烦心的话，死还早着呢。一直活着不好吗？”
“那么”
妈妈重新调整了坐姿，像个外人似的，垂下头说道：
“那一切就拜托了”
在九大医院已经准备好介绍信的妈妈开始定期到表参道的甲状腺专科医院做检查。
在甲状腺治疗方面颇有名气的这个医院，连续几日都络绎不绝地挤满从全日本来的病人。
从那时起，我的工作也开始多了起来，不知怎么每天忙得团团转。虽然还不能说收入完全稳定，不过也不会为两人吃饭发愁，也不再发生以前经常出现的拖欠房租的事情。我早晨开始去汽车驾校学习，就好像回到中学时代一样。
“快起来！再不上学就迟到了！”
被妈妈叫起来，一睁眼就能闻到从隔壁厨房飘来大酱汤和米糠腌菜的香味。在妈妈少之又少的行李里，理所当然地塞着她唯一的宝贝：米糠腌菜的缸。从妈妈到来的那个瞬间开始，我们每天都有当天拌好的腌菜。
沉溺于堕落生活的自己，以前无论有多重要的事情，仍然一次一次地起不来、迟到、爽约，然而在妈妈做的早饭还有配合自己的起床时间做好的腌菜的威力下，不可思议地，我就醒来了。
热气腾腾的洗澡水，叠放好的衣物，清理过的房间，厨房里总是洋溢着食物的香味。
这是有热气和灯光的生活，与此前完全相反的日子。我想，在那时之所以能全心投入工作中去，全是因为有那样的生活。
只有认真地做好寻常生活中的事情，人的能量才可以得以发挥吧。
“吃好了，我走了。”
我抱着工作的工具、驾校的教材还有摩托车的安全帽走出家门。
“今天晚上回来晚吗？”
每天出门的时候妈妈都会问到晚饭的安排。
妈妈刚来不久时，我们互相都觉得不好意思，但又享受着这一切。上了年纪的母亲和年过三十的独身儿子在陈旧的集体大楼里过着略感羞涩的生活，这样的情形从旁人看来，或许要感到有些难为情吧。
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这样，感觉像是在把那些曾经淡忘的、遗憾的事情，一件一件弥补回来。
妈妈一边去医院看病，一边积极地融入东京的生活。她在手提包里放着电车的路线图，逐渐地一个人也能去新宿和涉谷了。她记住怎么坐公共汽车，到处找小区的报纸来读，好像连图书馆和当地的义卖活动她都成了常客。
《东京塔》第7节(3)
她说想做定期的志愿者去照顾卧床不起的老人，所以我们两个人走了很多地方去了解相关的办法。
“连你自己都已经是老人了，能行吗？”
“你听我说啊，我并不知道人家能不能让我去做，可是在我自己能动弹的时候还是想做些对别人有用的事儿。”
说着这话的妈妈，从侧面看上去，脸上的表情不知哪里让我想起了筑丰的姥姥。
妈妈和我，母亲和儿子，这种关系和立场在逐渐地变化，与此同时，妈妈仅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瞬间时常出现。曾经的坎坷不堪，曾经的心存不甘我偶尔会察觉她为不圆满的人生而发出的叹息。
我在十五岁时离家，到与妈妈再次共同生活前的十五年间，我经历了青春期和二十几岁的全部岁月。儿子生活最杂乱的年代，妈妈并没在身边看过，我也没有让她看到，就这样过去了。对母子来说，进行交流最好也是最坏的时期，彻底地缺失了。这缺失的部分里，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而且由于关系的变化，我有时也能像对朋友说话一样，问起妈妈的事情来。
和江本还有她一起到附近的小酒馆，我一边劝酒一边问起各种各样的事情，小时侯的事情，学生时代的事情，对妈妈的依恋。我像对待朋友一样让她接二连三地喝下去，让她尽情倾诉。
“以前啊，有那么一个舞场呢。为了跳舞我总是到那儿，在那儿学了跳舞。”
“按现在来说，就跟俱乐部似的吧。”
“可没有陪酒女郎哦。”
“和那种俱乐部不一样啊。”
“而且，不知哪天，有一个看着感觉不对的男人。那个人对我说，你过来一下，然后牵着我的手把我拉到卫生间里。”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这事儿。”
“到了角落里，又对我说，把胳膊伸出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注射器，是一个卖菲洛本毒品的人”
“菲洛本？！”
“他说打了这个以后，心情会变好，舞也能跳得更漂亮。”
“那你打了？！菲洛本呀？！”
“面前就站着个卖菲洛本的人呢。我怕极了，什么都说不出来。”
“那就打了？！”
“然后呢，另外一个男的来到卫生间里，说，你要干什么！用手把注射器猛推到一边去了。要是没有那个人在，肯定危险。真是怕死了。”
“什么啊，怎么结局跟电影似的，其实还是打过了吧？菲洛本。”
“没有。不过说起来，当时要是被注射了那个，最后也不知会怎么样呢。想起来就害怕。”
“不过满不在乎地跟着那个毒贩子走的话，也正常。我这个妈妈，可是个瘾君子啊。”
“我跟你说了没打的。”
“妈妈是个瘾君子哦，拍成电影好了。”
“你别跟别人说啦。”
“我来写稿子。”
“别胡闹了。”
江本一边笑着给妈妈的杯子倒满酒，一边说道：
“那可不行，阿姨。再喝一点吧。”
妈妈，爸爸，大家，所有的父母，都不是生来就为人父母的。理所当然地，他们都是同我们一样，经历过无知懵懂的日子，也经历了苦辣酸甜的岁月，才最终成为父母。如此想来，竟有一种怜爱的心情，虽然有些羞涩。
如果像《回到未来》中那样，做一次跨时空旅行，与年轻时的妈妈相见，我也会喜欢上当时的她吧？听着妈妈讲过去的事情，我时不时会如此想象。
在我身边的这些人，朋友、晚辈、助手、女友、工作伙伴，妈妈逐渐地与他们亲密起来。大家为了来吃妈妈的饭凑到一起。不知何时，只住着两个人的家里每天却要做好五个人的饭。一旦谁要是来的话，妈妈这么想，并如此准备着。
后来，变成就算我不在家，朋友或是工作伙伴来和妈妈一起吃晚饭此类情形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到家里来的人是音乐家也好，演员也好，有钱人也好，出版社打工的学生也好，对妈妈来说都没什么区别，无非是“年轻人总是饿着肚子”，这样想着给来的人做饭菜吃。
《东京塔》第7节(4)
这样做，能让大部分人很高兴，不过偶尔也有不那么想的人。做好菜，做好寿司想拿去分给邻居吃的时候，也有人并不接受。
“东京这里的邻居交往跟乡下可不一样，给不认识的大妈她们东西吃，她们就觉得里面放了毒药似的。”
“哪能有什么毒药啊。”
“你是不那么想。不过，有人是那么想的呢。”
有个女学生在女子大学上学，通过研究室的前辈介绍得到机会，给出版社打工。她有时会来取插图资料，来之前把插图画家工作的地方想象得高雅至极，结果来到之后眼前却是如此景象：在昏暗的集体大楼里的小屋子里，母子一起生活，还在放满筷笼啊酱油啊菜的小饭桌上画插画。在等待上色的时间里，她坐在桌子的对面，为了不让这时间显得过于漫长，妈妈本着“年轻人总是饿着肚子”的想法，拿出饭菜来给她吃。
看着女学生对茶水和饭菜都一碰不碰的样子，妈妈说了好几次“千万别客气啊”。不过一直默不作声的我能看出，那样子绝对不是客气。她是觉得别扭和麻烦。她离开时妈妈不肯罢休地又说：“想带走也没关系，我给你包起来。”女学生只是说：“不，真的不用了。”妈妈只能看着凉下来的饭菜，略显失落地说“真是太客气了”。
我看着她对热腾腾的饭菜碰都不碰任其冷却的样子，突然感到非常愤怒和悲哀。也许确实有些麻烦，也可能觉得不对口味也好，哪怕只是吃一口都剩在那里也好。可是，她对为她做这些的人毫不领情，反而像是对待什么肮脏的东西一样，视若不见。这让我极为愤慨。
这样的时候我一般都会给住在下北泽的助手何赛打电话。号称饿肚子大王的何赛骑车不用十分钟就赶过来了。家里剩下的饭菜，都让何赛全部吃光。
“你们好！打扰了。”
“何赛，快要凉透了，都吃了吧。这可是有志从事媒体事业的狐朋狗友吃剩的东西。”
“我说你，怎么能那么讲话呢。”
“哎没什么没什么，哇，看上去好吃得一塌糊涂啊。我都吃啦。”
慢慢地学会开车了，我渐渐喜欢上了东京的风景。从首都高速路上看得到大楼此起彼伏，在西新宿、市政府的近代风格建筑，多摩河的沿岸，笼罩于皇宫的雾气。我曾经认为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学会开车这种本事，那时起至今也有好多年了。
一边感受着自己驾车于东京街道上的不可思议，同时从车窗里再次看到的东京的景色显得是那么新鲜。
刚拿到驾照时，总是忍不住想要开车出去，于是带着妈妈走过形形色色的街道。
银座、六本木、青山、原宿、新宿我沿着环线不停绕着，向她介绍东京。我们去吃寿司、去吃中餐、去吃烤肉。到了贵的店里妈妈总想知道价钱，不过告诉她以后她又像是无法消化吃下的东西一样长吁短叹的，我也就不再告诉她了。
在晚上我们驱车到芝公园去。
笼罩于墨绿色中的树木前方是东京塔，橙红色的灯光将周围照耀得明亮而夺目。经由坡路，从塔的正下方通过，抬头向上看去，那壮丽而又具有透视效果的巨大桥梁，像是为了通往月亮而搭建的。
我问妈妈：
“我虽然来东京有十几年了，却从来没上过东京塔的上面，也没登过那个瞭望台。妈妈也没有去过吧？”
“啊，不过视野应该不错，能让人心情舒畅吧。”
“现在已经关闭了，下一次带你上去看看吧。”
“好。很期待啊。”
妈妈来东京已过一年，习惯了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也感觉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运转良好。
为了实施碘治疗，妈妈也曾有几个星期住院，不过身体状况并不差。不对，与其他六十岁的人比起来，应算身体好的吧。虽说疾病并未痊愈，不过也没听说转移到声带附近的肿瘤变大什么的。
妈妈参加了一个叫做“白桦会”的老年人圈子，是在小区报纸上看到的。她每个月出门一两次参加那里的聚会，好像是凑到一起跳交易舞、去卡拉ok唱歌。每回交两千元左右的活动费，能唱歌、跳舞，好像连点心都发，还能把布丁啊江米糖啊香蕉什么的带回家来，好像是小孩子聚会似的。
《东京塔》第7节(5)
妈妈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时常常会说“那时也想去好的学校学习英文”像是为了重温校园生活一样。妈妈去参加白桦会的活动时，总是化着较浓的妆，胸前别的胸针几乎要把衣服都扯下去似的。
今天有乐队的现场演出啦，七十五岁的大爷送了一串项链啦，妈妈回来的时候总是乐颠颠地向我做白桦会的报告，就好像家里住了一个女大学生一样。
不仅是妈妈如此，那个小圈子里的所有老人，都在享受着这些迟来的校园生活吧。
另外，老人们毕竟还是要做老人们才做的事情，或者年纪大了都是千篇一律，妈妈也不可避免地经常往返于老太太常去的原宿、巢鸭地区。在那里和朋友一起吃吃什锦凉粉，淘一淘不知是印着什么动物图样的毛衣，还买回来十个不粘米粒的饭勺，让我“分发给工作中照顾过我的人”，没有办法，只能送出去。人家冷不防地收到作为礼物的饭勺，常常用不明所以的表情看着我。
住在町田的美津表姐夫妇、阿修、住在横滨女儿家的花札大学的老师早苗太太、住在东京近郊的妈妈的亲戚朋友们记挂妈妈，常来走动。住在九州的妈妈的姐姐野笛姨妈时不时地在箱子里装满各种做饭材料或是给妈妈的毛衣，就像是给在东京念书的孩子一样往这里寄送包裹。惠美子姨妈也常有诚恳的信件写来。收到的“图案信”要是很有意思的话，妈妈自己也跟着开始试着那么写。阿布姨妈则频繁来电，每回都要说好久。
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一切都运转良好。甚至让人觉得，对妈妈来讲东京比乡下要更适合她。她与他人的关系也因为来到了东京，反而比以前显得更有平衡感了。
她的疾病并无恶化。她一直常去有名的医院，还参加乡下所没有的娱乐活动。
我的工作忙碌起来，借江本的钱也还完了。妈妈睡觉的时间里，工作生活兼用的家里仍有人进进出出的。对声响极为敏感的妈妈穿着睡衣就出来给人家倒茶。我考虑到工作的空间过于逼仄，于是在同一个大楼的十一层又租了一个房间。
在保龄球馆更上方的一层，从窗户看得见首都高速四号线朝着新宿笔直地延伸而去。夜里的车辆发出红与白的灯光，无数的车辆川流不息，煞是好看。
我把办公桌和书还有床搬到十一楼，给妈妈买了电视。我吃饭洗澡在七楼，工作睡觉在十一楼。虽然像是多盖了一个儿童房，不过于我而言这环境已是相当舒适了。
我从十五岁开始独自生活，从不顾忌任何人的想法，我行我素，出来之后长年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三十岁后却要只隔着一扇门和妈妈一起过。电视的声音太大会被抱怨，看色情电影也是忐忑不安，只能戴着耳机看，备感紧张。即使工作到深夜，也要被提醒早点睡觉，让人无可奈何。度过了十五年自由放浪的生活之后，年过三十的自己甚至连手淫都要像忍者似的踮着脚尖到洗澡间里，就像要用淋浴销毁犯罪证据似的，俨然才十几岁的青年人。这样的生活我从未想象过，那时真是让人备感拘束。
而妈妈因此才能安然入睡吧。
一切都在逐渐好转。
缴税的确定申报下来了，曾经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会缴税的，不想这天却不知不觉来到了。
申报可以追溯到两年前。账本是妈妈戴着眼镜记录并订好的。
好几年的小区税和保险税都攒到一起来了，就连吸烟也要限量。
对此，我视若不见。不过，妈妈像是在政府里办好了分期付款的手续。
我睡在十一楼的房间里之后不久，有一天午饭时妈妈对我说：
“我给你呀，买了一张床。”
“啊？为什么？”
“那个折叠床顶着后背太疼了吧，你睡不好觉会休息不好的。在冢的商业街上的家具店里有床，我在那已经预订好了。有好多种呢，不过这东西每天都用嘛，干脆豁出去买个好的。就睡那个吧。”
“花了多少钱？”
“大概十四万吧。”
“你有那么多钱？”
“啊，这些就是全部了。”
平时的生活费都是我在月末把房租那部分交给妈妈，由她交给大楼的管理办公室。饭费以及零碎的花销那些，都是妈妈在没有钱的时候就告诉我“生活费没有了”，我再适量地给她三万或是两万这样的零用钱。
《东京塔》第7节(6)
此时我又接着向妈妈问起了很久以前就想知道的事情。
“妈妈并没什么存款吧？”
“啊，已经都花光了。”
“那么，养老保险是怎么交的呢？”
“养老金也是，本来一直交着的，后来中途手头太紧，就停下来了虽然可惜，也只能那样了。”
这并非是妈妈不好，而是养老金制度不好。像妈妈这样直到六十岁都靠打短工勤奋工作着、生活也总是精打细算，却只能靠低工资过日子的人，又怎么能够月月上缴养老保险呢？
也有人说不交不好，可是对于把每个月的一万元都作为直接关系到能否活过当日的一笔大钱的人来说，要交付给那并不知道是否存在的未来，这在情理之上也说不过去。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短袖的衣裳无论怎么伸展都无法变成长袖的。若是知道人生百态，工作也有形形色色这回事，就应为那些孤独的老人和病人，以及低收入的劳动者做些不同方式的事情，多给他们些什么。在靠占用养老保险金而造出来的大厅里举办摇滚音乐会这种事，即使听了也只能制造出兴奋罢了，要把这样的形式摧毁，重新分配。
我虽然没有指望妈妈自己有钱，但不得不承认，在内心的某处我还是很世故地期待着她多少有些积蓄。并非想让她把钱给自己，我这里也根本没有所谓积蓄这个东西。只是考虑到她在医院的消费，觉得还是有点儿比较好。果然还是没有的。
“是吗，这样子啊”
看着我抿着浓茶表情也不自在起来，妈妈回到自己的房间，从抽屉里取出装有证书的纸筒来，拿到我面前坐下。里面装着我上学五年的大学毕业证书。
妈妈把它展开后，说：
“积蓄还有其他的一切，都用在这个上面了。这个就是我全部的财产。”
在京王线冢车站坐快车到新宿只要一站，坐普通的电车，也只经过初台、幡之谷，接下来就是冢了，虽然我们住在涉谷区，不过还是在新宿站下最合适。这里与中野区和世田谷区的交接处邻近，而且去下北泽或是代代木上原去也并非不得步行那么远的距离。
商业街是一条令生活极为便利的小街。向上原的方向沿路走去，有一条从幡之谷延至茶泽大路的步行路，沿途都是樱花。这并非是多么引人注意的一条路，不过在樱花开放的季节里，妈妈很喜欢每天在那条小路上散步。
自从开始住在东京，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大人们总待在公园里。没有任何玩乐设施，无非只是一个树木繁茂的公园，人们在看着树而已。这些人平时都在做什么呢？他们又以何为乐呢？我总是这样想着，看着他们。
乡下的公园里没有大人，只有生锈的锁和腐烂的坐椅，带有漏洞的滑梯，涂料剥落、发出铁锈味道的攀登架。孩子们就聚集在如此简陋的玩具旁，在细菌繁殖的沙坑里玩着泥巴。
公园里的大人们不知是醉了还是怎么，总显得有些古怪，所以我们很怕那些来到公园里的大人们。
可是，在东京一无所有的公园里却只有大人。他们各自注视着远处的树木，那目光仿佛是想到了什么，或是像要忘记什么一样，只是安静地待在那里。
住在东京的大多数人，以前都是在色彩匮乏的大自然中长大的。他们逐渐厌倦了那种色调，被牵拉到色彩斑斓的城市中去。
然而，当他们气喘吁吁地奔走过七彩缤纷的街道之间时，本应呈现绚烂色彩的万花筒中却开始映射出如同烟熏的颜色。灰中带着红，灰中带着橙，灰中带着天蓝，所有的颜色都与灰色相混杂，浑浊不堪。
筑丰的夜空是那种无限接近于黑的普鲁士蓝。星月的光辉止于光源周边，令其局部浮现出深邃而美丽的蓝色。
东京的夜空，是绝非黑色的灰色，灯饰的三原色犹如洗笔器中的水，最后，无论混合进什么，无论怎么光照，都只能无法改变地继续加深其灰色的浓度而已。
虽说东京的街道饱含着原色，其实，所有的色彩都混沌了，没有一处可以挤出颜料管里的调料进行描绘。风景也好，思考方式也好，呈现的都是那种在调色板上将油与灰色混合，变成的那种叫不出色号的灰色。
《东京塔》第7节(7)
欧美的电影导演在拍摄未来故事的时候，会将日本或是亚洲国家里到处有霓虹灯的街道作为外景场地，这并不少见。我不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对充满极度光彩以及人的能量的街道感到好奇和刺激才选这里的。
即将来临的未来，哪怕仅被如此的色彩和营利主义塞满，街道与人就都被熏黑了。他们该是想说这些的。
追寻色彩，追求没有极限的颜色，将这一切用调色板混合的人，不知何时也将沉溺于洗笔器的水中。本该持有的金色也好，光彩夺目的玫瑰色也罢，如今不知已溶解于何处，置于灰色之中，一圈又一圈地徘徊于灰色的树海之间罢了。
另外，人们在追求真正的原色。想起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买到十二色的颜料，从中取出简单的颜色，还有单纯的心情，我坐在公园的椅子上。我不禁怀念起来，当时一种深绿色不知能调和出多少种绿色来，然而如今无论我多想再次找到，在这个城市中却再也看不见了。
我在车站前的宠物店里买了两只兔子。本是穿着拖鞋出门想买些文具，却突然想要饲养小动物。
“你啊，又搞这个。”
对着突然之间把兔子带回家的我，妈妈冷不防地这么说，有些奇怪。
其实妈妈所说的“又”，是指我还是小学生时就这么做过。
白色的兔子叫做“面包”，黑色的兔子叫做“葡萄”，我把它们放养在七楼的阳台上。
结果，喂食也好，打扫笼子也好，都由妈妈亲力亲为。她每天清扫兔子的笼子，按摩它们的头和耳朵，甚至不知从哪里学会和它们对话似的。
在晒洗的衣服飘扬的阳台上，妈妈坐在小椅子上和兔子讲话。
悠闲而又平稳的时光流淌而去。不知何时，家里的门把手、纸巾盒都被布包好。超市特卖品的传单也被磁铁扣在了冰箱上。
一派平和的景象，并且，妈妈患癌的事情也被全然忘记了。
不过，癌细胞自身似乎并没有忘记吞噬妈妈的健康。“有时，觉得喘不上气”，起初妈妈这样讲，后来，妈妈逐渐频频地在深夜醒来，无法呼吸、难受异常。妈妈的房间响起听似蟾蜍一样的叫声，我急忙拉开扇门后，看见妈妈俯卧在床上，呼吸困难地挣扎着。
“妈妈，怎么了？喘不上来气？”
这样问，她也不回答，喉咙继续发出声音。我把她的脖子镇凉，不停地摩挲后背，发现湿漉漉的汗水都把她的睡衣浸湿了。
这样的发作断断续续地逐渐增多，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在家里睡觉也好，到町田的美津家里留宿也好，都会发作。
“还以为要死了呢”
在此期间，妈妈常常把同样的话挂在嘴上。医院里说，大概是之前的手术留下的后遗症发作了吧，不过做过精密检查之后的结果，是癌细胞转移到声带附近及食道上，其中一部分变大膨胀，阻碍了呼吸道的原因。
在九大医院接受了甲状腺切除手术两年后，妈妈又一次不得不接受痛苦的碘治疗，然而，这对妈妈的癌症却好似毫无效果。
我和妈妈一起去表参道听医院的解释，说是除了手术别无他法。再一次做手术把脖子上的伤口切开，将声带也摘除。医生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说百分之九十的可能妈妈将失去声音。癌已经扩散到如此地步。
如此下去病状将极易发展到关乎生命的地步。回家后，我和妈妈商量，没有二话地坚持劝她做手术。只有这个办法了。
“做手术吧。虽然可能会失声，那也是没有办法。就这么下去会死的。而且这个样子，会经常觉得呼吸困难。”
可是，知道将要无法讲话，妈妈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对做手术一事怎么都想不通。
“不能讲话，还要麻烦别人，这样不如不活下去。不做手术”
“你将失去声音。”若是被如此宣判，不仅是妈妈，任谁都会变得自暴自弃吧。尤其是妈妈，喜欢说话，又唱又笑的，无论何时都是开朗向上地生活着。回顾此前的人生，其中得助于自己声音的日子也绝不会少吧？
《东京塔》第7节(8)
无论从此被宣告无声的人生将换来多少生命，我想这也并非是轻易就能够接受的。
可是，我却不能和理所当然退却的妈妈做出同样的姿态。
“说什么呢？在这个世界里不能讲话的、听不见的、看不见的、走不了的，各种各样有缺陷的人不知要有多少，那些人不都在拼命努力着吗。妈妈来到东京的时候，还说要给那些有困难的人做志愿服务者呢，自己有一些缺陷不是也好吗，不站在他们的角度也理解不了他们啊。还有人比这更不好过的呢。不做手术可不行。已经决定了。这不是妈妈说了算的。”
以前，妈妈说要给老人看护所做志愿服务，但却怎么都找不到她能做的差事，而且，切除了甲状腺以后，人也容易疲劳，所以，其他的志愿者活动也未能参加。尽管我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不过为了能够说服妈妈接受手术，还是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堆不搭调的话。
“不然就学着用手语，我也去学。”
“总觉得是别人的事儿。”
“唉！别人的事儿！你要是不在了才让人为难呢。”
听说妈妈要切除声带的事情，妈妈的妹妹阿布姨妈特意从若松赶来了。横滨的早苗太太好像也要过来。
除了劝她手术，我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因为不能忍受这种压抑而沉闷的气氛，我从家里出去了。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剩下的事情，只有全都交给姨妈们去做了。
在附近一边玩着弹珠，凝视着那些滚落下的珠子，我一边在头脑中想象妈妈在失声之后的生活。
弹珠命中得奖完全是随机的，怎么样都无所谓。可是今天，弹珠撞在玻璃上的声音听起来却格外清晰。
往往都是在人即将失去耐性时，号码才能最终凑齐。我玩到很晚才离开，回到家里时，妈妈、阿布姨妈还有早苗太太正在放电视的屋子里，坐在铺开的白色坐垫上，玩着花骨牌。
“雅也，你妈妈说要去做手术了。”早苗太太一边翻开纸牌，一边对我说道。
“这么想想，就算不说话也还能玩牌的啊！”
三个人哄地大笑起来。
妈妈的精神看起来好多了，在这个时候，姐妹和朋友的力量真的是无可替代的。
无论发生什么都以微笑面对，妈妈和我都尽力如此。
“就算不会讲话，也能玩弹珠呢。”
“弹珠是不讲话才能玩的吧。”
妈妈从座位上起身，开始给我做饭。阿布姨妈好像是自己创造了手语似的，一边比画着一边对我说：
“这个是吃饭、洗澡，还有这样的话，就是给钱。”
“嗯，很容易懂的嘛。”
“知道这些不就足够了吗。”妈妈一边笑着，一边忙着做饭。
大概，姨妈们是在告诉我不要过于担心吧。那晚，妈妈她们几个多年罕有地玩牌直至天亮。
因为妈妈将要无法唱歌，我和江本、何赛、阿豪还有很多朋友们想为妈妈举办一个告别演唱会，地点选在冢一家新开业的卡拉ok厅。
“吃饱喝足唱歌啦。”
我们把歌本堆在妈妈面前，妈妈表情紧张地演唱了几首歌曲，还一直小口地喝冷酒。
我也唱了齐条史郎的《夜之银狐》。这首歌我在卡拉ok经常唱。此时妈妈就紧盯着屏幕上滚动的歌词，跟着我低声哼着。
“这首歌，你爸爸过去经常唱。”
“咦？我怎么不知道。”
我从未和爸爸一起去过卡拉ok厅。当然，我从来没见过他唱这歌的样子。尽管我们几乎从未在一起生活过，dna却连唱歌这一爱好都遗传下来了。
不过，爸爸现在正在做什么呢？妈妈刚来东京的时候，还有电话挂到家里讲过话，不过那根本算不得是认真的通话。
“哎，过得怎么样？”
“嗯。凑合吧。”
“噢，那挺好。东京那边有很多工作的吧，小仓这里根本不景气，一点办法都没有。”
在此之前的对话，不论何时爸爸说的都是一样的话。
“你妈妈那边，替我带好。”
“嗯。”
“那好了。”
完全是事不关己的样子。
尽管这样，妈妈还是偶尔和他联系着，不过我从来没给爸爸去过电话。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电话号码。
妈妈决定接受声带切除手术大概过了几天的时候，喜讯不期而至。
《东京塔》第7节(9)
好像是有一个甲状腺方面的专家最近刚从法国留学归来。据说，这个医师经历过很多类似妈妈情况的案例，医术高超。负责的医生想拜托他再次诊断一回，并为我们写好了介绍信。本来，妈妈就医的这个医院并非外科手术的专门医院，只是碰巧在这个合适的时间，把这位法国留学归来的t医生介绍给我们而已。
这个综合性医院坐落于东京塔下。在医院正门的入口处，东京塔如同彩色明信片一样笔直而立，清晰可见。
t医生与想象中全然不同，恐怕连四十岁都没有，嘴上蓄着髭须，表情充满自信。
x光片放在光箱里，t医生坐在旁边一边扫视着病历，一边用一种极为平淡的语气对坐在一旁的妈妈和我说：
“没什么事儿，切除吧。”
“声带，也要全都切除是吗？”
“不用，保留。不切除声带，只切除癌细胞。”
“那说话”
“我想没问题。”
“啊太好了。”
若是在漫画里，估计此时将是母子二人大喊“啊！太棒了！”同时紧握对方双手泪流满面，要不然就是两个人击掌庆祝的一番场面。可是现实中却为此前错得有些离谱的判断而感到沮丧。
按照医生的解释，将切除掉声带附近和食道里的癌细胞，但声带将竭力保留，并把妈妈身体其他部位的皮肤、软骨移植到切掉的地方。之后在喉咙上开孔，做成气管孔
专业的解释并不易懂，总之，是保留声带、切除癌细胞。所谓的一箭双雕正是如此，我们当即欢欣鼓舞而且放下心来，连解释也听不下去了。
然而，医生的诊断和技艺之间，竟差异到如此地步，这又如何解释呢？这一回，妈妈是得益于上任医师有心关照的介绍信和恰逢t医生回国这双重的“幸运”，可说到底，人生也好奋斗也罢，还都是要被技巧和运气所左右的。
手术的日期立即确定下来，妈妈将在术前两周开始住院。不管如何，这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也是个大手术。不要说精力心情，就是体力这方面，也丝毫放不下心来。
然后，听说妈妈即将手术的消息，爸爸也在妈妈住院前两天赶到了东京。最近一次见到他大概是五年以前吧？上回在东京碰面，还是我十八岁，两人在赤坂的日式料理店里，那次气氛怪异的会谈。
连爸爸都特意赶来，这手术看样子还是极为重要的，我又想。
妈妈比平时更加细致地化了妆，从那天一早开始就心神不宁的。我去东京站接了爸爸，开着自己的车向冢奔去。他并没有打听妈妈的病情，反而一如既往，开始谈论小仓的经济是多么不景气。接下来，又用熟悉的口吻问我在东京过得怎么样，最终老调重弹地说在东京多多少少还有些可做之事什么的。之后，他透过墨镜向开着车的自己的儿子瞥了一眼，沉默了一会儿，不紧不慢地问我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喂，怎么样了？”
见到妈妈，爸爸不咸不淡地这样说道。几天后，妈妈脖子可是要被咔地切一刀呢。
这么说着，他麻利地走进房间，挂起夹克衫，就在我以为他要给烟点火的时候，他又说：
“来杯茶。”
相当我行我素。一切照旧。而且是完全没有任何掩饰的我行我素。
就算买了菜妈妈也还是要住院的，所以我决定到外面吃饭。不过多年未曾全家三口一起吃饭，我对三人面面相觑的情形未免心存顾忌，于是又照例叫来附近的年轻人，一群人到下北泽一家干净的杂煮店去吃。
“叔叔，初次见面”
当然，冷漠而又嫌麻烦的爸爸对此问候视若不见。他留着背头，戴着像美国歌手鲍比？布朗一样的墨镜，身着香奈尔牌夹克衫，右手小拇指留着长指甲，一会儿抽一根细长的mr.slim，只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放到面前，不向任何人劝食，只顾自己吃自己的。
他吃了一口生鱼片就随意地说：“东京的鱼简直不能吃。”大家还都在吃着他又说：“去喝杯咖啡吧。”结果何赛慌里慌张地把煮鸡蛋一口都吞了下去。
谁都比不了，这个人。
我回到十一楼的房间，爸爸妈妈在七楼就下了电梯。
《东京塔》第7节(10)
不久，我到大楼旁边的便利店去，看到了非常有趣的一幕。我像平时一样站在杂志架前看成人杂志的时候，爸爸和妈妈一起出现了。
我心想怎么搞的，连忙用杂志把脸挡住，目光却跟着他们的身影。
爸爸拿着筐，妈妈紧随其后向点心货架走去。妈妈一边说着什么，一边把脆饼放进筐里，还买了瓶装的麦茶。
我几乎没有见过他们形如夫妇的这般场景。在我的记忆里，像这样能让人相信我的父亲和母亲确实是夫妻的景象少之又少。
我也不能忘记妈妈此时的神情。
跟癌症毫无关联似的，非常开心的样子。
妈妈手术前几个月。
晚上我在饭桌旁一个人吃晚饭时，电话响了。看电视的妈妈接起来，听着像是惯常的姐妹来电。这样不在意地过了一会儿，突然之间，妈妈声调高起来，对着话筒就哭了出来。
妈妈像孩子一样啜泣着，反复地说：
“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情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情”
我放下筷子，等待妈妈把话筒放下。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三十分钟，她一放下话筒，我就问：“怎么回事？”可是她又一次放大声音，趴在那里哭起来。
镰仓的舅舅死了，好像是自杀。
人的死亡不是论资排辈。身为姐姐的妈妈正与病魔做着殊死的斗争，身体健康的弟弟却突然之间命丧黄泉了。
葬礼只在亲戚间举行。可是妈妈却哭着说不回去了。
“他自己这样死掉的，我不回去”
舅舅为人和善，与世无争。每次回去的时候，都给我带上鸽形脆饼当礼物。晚年，舅舅夫妇在筑丰和妈妈一起住在姥姥家，就在不久之前，妈妈还一直和他们住。
我并不知晓原因。虽然听说他身体并不尽如人意，但也并非是得了什么大病。
“回去吧，见最后一面。”
“不，我不回去。”
“表弟不是还在很努力地工作，抚养着孩子吗。葬礼不是表弟能操办得了的，那和年轻人都在做的事儿完全不一样。明天早上坐第一班新干线去一趟吧。成年人能那样好好地活到现在，年岁大了才去世，不管怎么死的，就是寿命到了。你回去的话，表弟也会很高兴的。你只要对他说声辛苦了就够了。”
妈妈一晚上都哭泣不止。第二天早上拿着我给的路费和奠仪，乘坐第一班新干线回到筑丰。
妈妈手术这天。
早上九点到了医院，妈妈已经躺在手术床上了。在术前准备的两周住院时间里，她好像和同室的阿姨们沟通得很好，手术床的周围有很多穿着睡衣的阿姨们一边说着鼓励的话一边在哭。病人之间的友情不存在利害关系，非常简单，可是这种友情的缘起却并不吉利。
双耳不知戴了多少耳环的黄发护士战战兢兢地用一支长针头将预备麻醉药扎在妈妈的肩膀上。
就算你平常在juliana扴tokyo歌厅里舞弄着扇子跳脱衣舞，我只求你把这一针好好地给我注射啊，我在心中强烈地祈祷。
我和曾一度返回九州、前几天回来的爸爸一起，跟在手术床的后面。同一病房的阿姨们一直跟着送到手术室门前，边哭边摆手：
“加油啊！！”病人之间的同情心极为强烈。
麻醉开始奏效，我用纱布擦去妈妈嘴角流落的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