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提基号”要出海那天，卡瑶港口起了一阵骚动。海军部长下令，要海军拖船“守护神里欧斯号”将我们拖离海湾，离开沿岸海运繁忙的区域，一直拖到古代印第安人驾着木筏钓鱼的区域为止。报纸用红、黑两色的标题报道这则新闻，因而四月二十八日那天，码头一大早就挤满了人。
我们这六个应该上船集合的人，却在最后一刻都有一点小事情要完成，所以当我到码头时，只有赫门一个人守在木筏上。我刻意在离码头很远的地方下车，沿着防波堤从头走到尾，好彻底伸展一下双腿的筋骨，因为接下来不知要多久再有机会这样走路。我跳上木筏，木筏上一团混乱，直到最后一刻才拖上船的一串串香蕉、水果篮和麻袋，还等着安置和捆绑呢。赫门听天由命地坐在这堆东西中，手里捧着一个鸟笼，里面关着一只绿鹦鹉，这是利马一位友善的朋友送的惜别礼物。
“帮我看一下鹦鹉，”赫门说，“我必须上岸去，再喝最后一杯啤酒，反正拖船还有几小时才会来。”
他的身影刚一消失，码头的人群就开始指指点点并挥手致意。顺着群众指指点点的方向看去，拖船“守护神里欧斯号”正全速驶来。由于前面一排排桅杆林立的帆船，挡住了通往“康提基号”的路，它于是抛下锚，再派出一艘汽船，将夹杂在数排帆船中间的我们拖过去。拖船上满是海军水手、军官和摄影师，当号令响彻码头，照相机咔嚓咔嚓响个不停时，一条坚固的拖绳稳稳地套上了木筏的船头。
“等一下，”跟鹦鹉一起坐在木筏上的我绝望地喊出声，“现在太早了，我们还得等其他队员。”我手指着城市的方向。
但是没有人听懂。军官们只是彬彬有礼地微笑着，而船头上套着的绳结紧得要命，堪称绳结中的典范。我解下绳结，又是打信号又是比手势地作势要将其抛出船外。鹦鹉利用这个混乱的机会，把鸟喙伸出笼子转动门把，我回过头，看到它兴高采烈地在甲板上昂首阔步。我要捉它，它却粗鲁地用西班牙语尖叫，然后在香蕉堆上扑棱着翅膀准备飞走。我一面注意那些打算把绳索套在船头上的水手，一面与鹦鹉展开一阵疯狂的追逐。它一路尖叫着飞入船舱，我在后面把它逼到角落，就在它试图再次扇动翅膀时，我捉到它的一只脚。但是等到我再度走出船舱，将手上仍在扑棱翅膀的战利品塞进鸟笼时，岸上的水手已经解开系着木筏的绳索了，我们现在正随着大量涌进防波堤升起的浪涛，无助地上下漂动。在木筏即将撞向码头的木桩时，我在绝望中抓起桨橹，企图避开这猛烈的撞击，但结果并无必要，因为汽船发动了，它猛然一拉，“康提基号”自此开始了它长长的旅程。我唯一的同伴，就是这只说西班牙语的鹦鹉，它坐在鸟笼里闷闷不乐地瞪着我。岸上的人群又是欢呼又是挥手，汽船上黝黑的摄影师着急地几乎要跳下海来，只为了捕捉远征队在秘鲁戏剧性启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我既绝望又孤单地站在木筏上，寻找我那些来不及赶来的同伴，可是没看到半个人影。现在我们已驶离原地，抵达拖船“守护神里欧斯号”的位置，“守护神里欧斯号”也已经开始冒蒸汽，准备收锚出发了。我以最快的速度爬上绳梯，上去后尽全力大吵大闹，拖船总算没有立即出发，而是派出一艘船往码头方向驶去。过了好一会儿船才回来，船上载满了漂亮的小姐，却没有任何“康提基号”成员的影子。有妙龄女郎当然很好，但是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接下来，把美女留在木筏上，而船又折返寻找其他远征队员。
就在这时候，艾瑞克和班特手里捧着一些读物和琐碎的东西，一路闲逛到码头。他们遇见大批往回走的人，最后才在警察管制站被一位好心的警官拦住，并告诉他们，现在码头已经没什么可看的了。班特手指夹着雪茄，轻快地挥着手势，对这位警官说，他们不是来看热闹的，他们是要跟着木筏走的。
“别费心思了，”警官好脾气地说，“‘康提基号’一个小时前就出发了。”
“不可能！”艾瑞克举起手上的包裹，“提灯还在这里呢！”
“他是领航员，”班特说，“而我是伙夫。”
他们硬挤过去，但是木筏已经走了。他们绝望地在防波堤上来回踱步，其他三个人也赶来了，他们也在焦急地找寻消失的木筏。后来他们总算看见派回的船渐渐开近，于是我们六个才又聚在一起。拖船“守护神里欧斯号”将我们拖向大海，木筏四周布满了它溅起的泡沫。
等到我们正式出发时，太阳已经西斜了，拖船“守护神里欧斯号”必须到第二天早上将我们完全拖离沿海航线密集的区域之后，才能离开木筏。我们才离开防波堤，就遇到一阵顶头浪，所有前来送别我们的小型船只都一一掉转回头，只剩下几艘大游艇陪我们一起航向海湾出口，看看外海的情况。
“康提基号”就像一只被绳索拉着的、愤怒的雄山羊，持续用船头撞击着那个顶头浪，使海水不断扑溅到木筏上。眼前的情况令我们对未来不太乐观，因为跟我们即将遭遇的大浪相比，今天这种还算是平静的状况。我们才来到海湾中间，拖绳就断裂了，挂在木筏上的这一截断绳平静地沉入海里，但拖船还是继续往前行驶。我们沿着木筏边缘趴下来，将手伸入水里捞那一截拖绳，两旁的游艇则继续前进，试图拦下拖船。洗脸盆般大小的水母，在木筏两旁随着海水上上下下地拍打着木筏，绳索上因此沾满了黏液。当木筏随着浪涛升起时，我们趴得平平的，跟挂在木筏边没两样。我们努力把手伸向水面，直到手指碰到滑溜的绳子。而当木筏又随着浪荡回来时，我们的头就全部栽进海里，这时盐水和巨大的水母就这样漫淹过我们的背，我们又吐口水又诅咒，把粘在头发上的水母纤维扯掉。当拖船回来时，我们已经将截断的绳头举起来，准备与套在拖船的那一段绳头接合，但是等到我们准备要把绳索丢上拖船时，木筏忽然漂到了拖船船尾，好像随时都有被拖船带起的大浪拍碎的危险。我们马上放下手上的东西，抓起竹竿和桨橹，顶住拖船，把我们的木筏推离它。但是我们在海浪的波谷处，根本碰不到如屋顶高的拖船。而一旦海浪再度升起，拖船“守护神里欧斯号”整个船尾又将被埋进水里，这时候如果我们被吸到船下，就有可能被压碎。拖船甲板上的人又跑又叫，直到螺旋桨在我们旁边开始转动，才及时帮助我们摆脱了将木筏带往拖船下的逆流。木筏前端因好几次猛烈撞击，捆绑的地方已经有点倾斜，但随着海面漂漂浮浮，木筏又渐渐地自己修正了回来。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赫门说，“如果拖船能放开我们就好了，否则我们的木筏就会荡来荡去荡到散掉。”
然而拖船继续缓慢地将木筏拖行了一整夜，其间只发生了一两个小状况。游艇则老早就跟我们道别了，海岸上的最后一丝灯光，也在我们的身后慢慢消失了，黑暗中，只有几艘轮船的灯光偶尔从我们身边扫过。这一夜，我们分了几个班，轮流守着拖绳，每个人都得以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天刚泛白，浓浓的雾气遮住了身后的秘鲁沿海，而我们前面西方的天空，却是一片亮丽的蔚蓝。大海静静地流动着，连绵的浪花顶端激起小小的白色泡沫，我们的衣服、原木及船上的每一样东西都被露水浸湿了。天气寒冷，我们正身处南纬十二度的海域，周围的绿色海水却冷得出奇。这就是洪堡洋流，它从南极带来大量寒冷的海水，沿着秘鲁海岸往北横扫，然后掉转向西，沿着赤道流动，那里就是皮泽洛(1)、札拉特(2)和其他早期西班牙人首次见到印第安人的大木筏的地方，他们印第安人常常搭木筏航行到五六十海里外，好在洪堡洋流中捕捉鲔鱼和海豚。那里的风白天吹向海面，晚上则吹向陆地，如果木筏的回程遇到麻烦，正好可以借晚风的一臂之力。
晨曦中，拖船横卧在我们旁边，我们小心翼翼地让木筏离拖船的船头远一点，然后把充气橡皮艇放下水。充气橡皮艇载着艾瑞克、班特和我，像个足球般在波浪上漂浮、荡漾，最后，我们终于抓到“守护神里欧斯号”的绳梯，赶紧爬上拖船。这时候，有班特当翻译，才总算在航海图上找到了我们目前的确切位置：我们位于卡瑶港西北方向，已经离岸五十海里了，而且在刚开始的几个夜晚，我们还必须亮着灯光，以免被沿岸航行的轮船撞沉，等到再远一点就不必了，到时我们就不可能再与任何一艘船相撞了，因为太平洋的这块区域根本没有规划任何轮船航线。
我们终于正式与船上的所有人道别，很多人以难以言喻的神情目送我们从拖船上往下爬到橡皮艇，再随着海浪摇摇摆摆地回到“康提基号”。现在拖绳解开了，我们的木筏找回了它孤军作战的定位。
“守护神里欧斯号”上的三十五个人站在围栏后向我们招手，直到我们看不清楚他们的轮廓。木筏上的六个人则坐在箱子上，目光紧追着远去的拖船，直到再也看不见它，直到标志拖船所在的那股黑烟也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地平线，我们才摇摇头，彼此对看。
“再见，再见，”托尔斯坦说，“现在换我们发动引擎了，兄弟们！”
我们都被他逗笑了，同时也感觉到微风吹拂，由南风转为东南风。我们赶紧拉动竹制帆桁把巨大的四方形船帆升起来，但是船帆只是松松垮垮地垂下来，帆上“康提基”的脸也变得皱巴巴的，一副不满的样子。
“这位老人家不喜欢这种微风，”艾瑞克说，“他年轻时候的风比较活泼有朝气。”
“看这样子我们好像要输了。”赫门一边说一边将一片轻木从船头丢入海里。
“一、二、三……三十九、四十、四十一……”
那片轻木还是静静地躺在木筏舷侧的水面上，几乎才漂了不到半个船身的距离。
“我们再多观察一会儿。”托尔斯坦乐观地说。
“希望我们不会被傍晚的微风吹得走上回头路，”班特说，“在卡瑶港跟大家说再见很好玩，但是如果又要他们欢迎我们回来就不好了！”
现在那一片木头已经漂到船尾了，我们高声欢呼，然后将最后扔上船的东西装好、绑紧。班特在一个空箱子的底部摆好普立姆斯炉，不一会儿，我们就用热可可和饼干来犒赏自己，并且在一个新鲜椰子上挖了一个洞，只可惜香蕉还没有成熟。
“从某方面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挺富足的。”艾瑞克咯咯地笑着。他穿着一件肥大的羊皮裤子来回溜达，头上戴着一顶印第安式大草帽，鹦鹉就停在他肩膀上。
“只有一件事我觉得不好，”他继续说，“就是如果我们继续动也不动地待在这里，不知道哪股逆流就可能把我们甩到沿岸的石堆上。”
我们考虑了划桨的可能性，但最后还是决定等一等风。
风来了。它从东南方静静地、稳稳地吹过来。接着船帆立即鼓满，向前挺起了结实的胸膛，帆上“康提基”的脸庞显得斗志昂扬——“康提基号”开始移动了。我们朝着西方高声欢呼！然后我们拉起帆脚索(3)，将操舵桨放入水中，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轮班值守了。我们在船头扔下纸团和木头块儿，然后拿着手表站在船尾等候。
“一、二、三……十八、十九——到了！”
纸团和木块流经操舵桨，立即就像一串丝线上的珍珠，随着船尾的浪花载浮载沉。我们一码(4)一码地前进，“康提基号”却不像用来竞速的尖头木筏般在大海中破浪前进，反而显得迟钝又宽广、笨重而结实，步步为营地驾浪前行。它看起来一点也不急，但是一上手就精力旺盛地勇往直前了。
此时此刻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操纵操舵桨。这艘木筏是完全按照西班牙人的描述建造成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没有人能教我们驾驶一艘印第安木筏具体应如何操作。当我们还在岸上时，专家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却没得出任何结论，在这方面，他们的知识和我们一样匮乏。当东南风风力增强时，就必须及时调整方向保证让船尾承风，才能满帆前进。而如果木筏侧向承受了过多的风力，船帆就会被吹得突然旋转横扫，啪地撞上货物、人和竹制船舱，整艘木筏也会转向，变得如同之前说的那样船尾迎风。我还记得那一场苦战，三个人跟船帆缠斗得不可开交，另外三个人则拼命摇操舵桨，试图掉转船头，避开风势。虽然我们最后终于把木筏掉转过来了，但是掌舵的人一分钟都不能松懈，否则不敢保证同样的事不会再度发生。
这支十九英尺长的操舵桨，松松地摆在船尾大板子上的两个桨架栓中间，这正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帮我们把木头运到厄瓜多尔的帕连奎港时用的那支桨。这支长长的红树林木杆坚硬如钢，但是因为太重了，一旦掉进海里，就会马上下沉。木杆的尾端则是一片用绳子绑在上面的枞木大桨叶。所以，当海浪拍打过来时，我们得使出全身的力气才能握稳这支长长的操舵桨，还要转动这支长杆，好让桨叶在水中保持竖直，所以手指也不能有丝毫松懈，到最后我们的手指几乎快废掉了。后来，我们想到一个办法，在操舵桨把手的地方横着绑上一根木头，就可以利用这支类似杠杆的东西来转动操舵桨，问题迎刃而解。但此时风也变大了。
到了午后，信风已经使出了十成功力，它迅速搅乱海洋，掀起怒吼的巨浪，自船尾向我们发起攻击。我们头一回清楚地意识到，大海要亲自来会一会我们了，这下真是叫天不灵叫地不应了，我们与外界的通信已经全断了，能否顺利过关，全看木筏的质量能否经受住汪洋大海的考验了。我们知道，从此刻起，再也不可能遇到吹向岸上的风，也没有任何一个回头的机会了。我们已经遇到了真正的信风，以后每一天它都将带我们逐渐深入海洋中心。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扬起船帆继续前进，而且就算我们掉转船头回家，结果也不过是船尾变船头，倒着漂得离家园越来越远。未来的航线，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让船头指向落日，跑在风的前面，毕竟这就是我们这趟旅程的目标——追随太阳的轨迹——因为我们认为，康提基和其他古老的太阳崇拜者，在被驱逐出秘鲁、逃向大海时，必然也是这样做的。
当第一波饱具威胁性的白浪向我们袭来时，我们看到木筏也随之升高翻过浪头，这使得我们既得意又安心。然而，对一个掌舵的人而言，当怒吼的狂涛向他席卷而来，操舵桨被推出桨架栓，他不仅无法握稳操舵桨，在桨橹被扫到另一端时，舵手还可能会像无助的特技表演者般抱着桨柄被支使得团团转。其实，当海浪袭击我们，海水从站在船尾的舵手头顶灌下来时，即使有两个人同时握桨，也没法握稳。所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桨叶上绑一条绳子，然后将绳子两端分别拉到木筏的两侧，借此将橹柄固定在桨架栓里，如此一来，这支桨就只在有限空间里活动，只要我们撑得下去，再乖戾的海浪也对付得了。
当海浪之间的浪谷逐渐变深时，我们明白，此时已经进入洪堡洋流最急的部分了。在这里，海浪显然不仅是风力造成的，更主要的是洋流的威力。我们四周的海水碧绿、冰冷，回头看去，秘鲁起伏的高山已经消失在船尾歇脚的浓厚云层中了。这时黑暗笼罩了大海，我们与大自然的第一场决斗才正要开始，毕竟我们对大海仍然不了解，我们仍然不确定在我们身边的它，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当我们被黑暗吞没时，周围原本窸窸窣窣的声音突然被逐渐逼近的巨浪发出的咝咝声掩盖。然后，我们看见一波与船舱屋顶齐高的白色浪头，悄悄地朝我们冲过来，我们紧抓木筏，忐忑不安地等待大量海水猛烈地打在木筏上以及我们的身上。
然而，每一次都只是虚惊一场。尽管汹涌的海水在“康提基号”的两侧翻腾，却没有漫淹上来，船身保持得很稳定，船尾随着浪涛往上摇摆波动，仿佛要延伸至天际，接着我们再度跌入巨浪间的浪谷，等待下一波大浪的来临。最猛烈的巨浪往往不单独出战，而是接二连三地来，中间还夹带着一长串较小的浪涛。当一波大浪紧接着另一波而来，中间完全没有空隙时，往往我们的船头仍被第一波大浪顶在空中，第二波就从船尾冲上船来。我们的木筏上没有舷墙，所以无论何时都必须遵守的铁律是：掌舵的人必须将绳索一端绑在腰部，另一端紧紧绑在木筏上。掌舵者也必须始终让船尾迎向风浪，好使船帆保持鼓满的状态。
我们做了一个老式的罗盘，绑在后面的一个箱子上，如此一来，艾瑞克就可以检查我们的航线、计算我们的位置和速度。然而，我们一时间还不确定自己在什么位置，因为天空中尽是厚厚的云层，地平线上则是巨浪翻滚、一片混沌。我们始终保证同时有两个人掌舵，轮流值守，掌舵的两个人必须通力合作，使出全部力量对付这支胡乱跳动的桨，而其他人则可以在无门的船舱内小睡片刻。
因为桨上已经系紧了绳索，所以当真正的巨浪来临，大量海水轰隆隆地自后方淹没过来时，握着舵柄的两个人就会放开手，跳起来，扒在船舱屋顶伸长的竹竿上，等到大水从原木间的空隙或木筏两侧流走时，再迅速握住桨柄，奋力摇桨，调整方向，不然木筏就会打转、船帆也会猛烈地乱摆，因为如果海浪刚好以某一个角度扑向木筏，海水很容易直接灌进船舱里，但是如果浪潮自后方涌上船，它却会立即自船尾突出的原木间消失，很少会冲到船舱的墙面。水从木筏后端的原木间流出，仿佛穿过叉子的叉尖部分。什么样的木筏才算是一只好木筏呢？漏洞越多越好，因为水会从地板上的空隙流出去，却不会从那里涌进来。
大约半夜十二点时，我们看到一盏灯火，那是一艘北去的轮船。三点时，又看到一盏，朝同一个方向而去。我们挥动着小小的煤油灯，对着他们闪动手电筒的灯光，和他们打招呼，但是他们没看见我们，他们的灯光慢慢往北移动，隐没在黑暗中，然后消失。轮船上不会有人知道他们身边有一艘真正的印第安木筏在海浪中颠簸着。同样地，我们这木筏上的六个人也不知道，在我们到达海洋的另一边前，这是最后一艘从我们身边经过的船，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人类的踪迹。
黑暗中，我们像苍蝇一般，两只两只轮流粘在操舵桨上，感觉新鲜的海水从头发上灌下来。另外，桨橹不停地打在我们身上，令我们整个身体都感到又酸又软，只有手指因为使尽力气控制桨橹变得僵硬。一开始的几天几夜里，我们可说是上了很好的一课，经过这一课，所有的旱鸭子都变成水手了。刚开始的二十四小时，我们每个人操舵两个小时、休息三个小时，循环接续，根据我们的安排，每小时都有人来替换值班已满两小时的那个人。在值班掌舵的过程中，我们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紧绷到极点。当我们推桨推累了，就到另一边用手拉，当前胸和手臂推桨推到酸痛时，就转身用背来推，结果桨橹把我们硌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直到有人来换班时，我们才有点儿茫茫然地爬进船舱，在腿上绑了绳子，还来不及钻进睡袋，也顾不得满身的盐味，就和衣呼呼睡着了。然而几乎刚合眼，腿上的绳子就被粗鲁地拉了一下，原来，三个小时已经过去，又必须出去换班了。
第二晚更糟！海浪不但没有消退，还越涨越高。与操舵桨持续搏斗两个小时实在太漫长了，头一个小时，大家都还撑得住，到了第二个小时就都只剩下苦挨了，海浪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经常拖着我们旋转，或是把我们甩到一旁，然后海水就直灌上木筏。于是我们把值班时间改了一下，换成掌舵一小时，休息一个半小时。我们持续不断地奋力抵抗着一波接一波瞬息万变的巨浪。这六十个小时里，我们见识了高浪、低浪、尖浪、圆浪、斜浪，还有相叠的浪。六个人当中，诺特的情况最糟糕：他晕船。所以我们决定他暂时不必轮班掌舵，但是作为补偿，他必须祭祀海神尼普顿，而且又要待在船舱角落里默默承受晕船的痛苦。鹦鹉闷闷不乐地待在笼子里，每次木筏来个突然的颠簸，海水从后方溅到船舱墙壁上时，它就用嘴咬着杆子，然后拍打着翅膀。“康提基号”摇晃得并不算严重，它比同体积的其他船更稳，问题在于我们无法预测甲板接下来会倾向哪一边，毕竟我们掌控木筏的技术还很生疏呢，所以木筏只要一晃就必定倾斜。
第三个晚上，海浪稍微平息一点，但是风力还是很强。大约四点时，一股突如其来的激流从黑暗中冲过来，海水被它搅得白浪喷涌，等舵手明白过来之后，木筏已经被冲得转了向。船帆猛烈地拍打着竹制船舱，仿佛要与船舱同归于尽。所有人都跑到甲板上抢救货物、拉帆脚索，衷心希望将木筏拉回正轨，好让船帆平静地向前鼓起。偏偏木筏自有主张，它非要船尾在前、船头在后。我们又拉又推又划的唯一结果是，其中两个人在黑暗中被船帆绊倒，差点跌落到海里。海浪最后明显地恢复平静，而我们则是全身僵硬、酸痛，手掌心脱皮、睡眼惺忪，整个人精疲力竭。我们现在只想好好储备力气，免得天气再度召唤我们，来一场更激烈的交锋，这种事谁说得准呢。海浪从侧面向“康提基号”涌来，现在它应付得还挺轻松的。最后我们卷起船帆，捆在竹制帆桁周围，然后绑紧甲板上的每一件东西，六个人爬进小小的竹编船舱里，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全部挤在一起休息。
我们万万没想到，旅程中最困难的状况已经撑过去了。一直到深入大洋之后，我们才领悟了印加人是如何轻松又巧妙地操纵这样的木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