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求什么？”总统问得很急切，所以我听得懂。

“不多。”雷维瑞多上将回答。他看着我，目光明亮，总统于是满意地点点头表示允许。

在这次会见的尾声，雷维瑞多上将对我承诺，外交部长会收到由总统亲自下的命令，而海军部长尼耶托将尽量提供给我们所有协助。

“祝福你们！”上将边笑边摇摇头说。副官走进来带我出去，外面还有一位传令员在等着我。

当天，利马的报纸刊登了一段挪威木筏远征队将由秘鲁出发的新闻，同时报上也刊登了一则消息：一队瑞典、芬兰联合科学考察队，已经完成了对亚马孙河(8)流域丛林印第安人的研究。考察队的两名瑞典籍队员，是驾独木舟沿着河流来到秘鲁的，刚刚抵达利马。其中一位名叫班特·丹尼尔森，来自乌普萨拉(9)大学，打算在秘鲁研究高山印第安人。

我在饭店里把这则新闻剪下来，然后写信给赫门，告诉他建造木筏的地方，这时有人敲我的房门。来者是一位身材高大、皮肤晒成古铜色、穿着热带服装的人，当他拿下白色头盔时，你还以为他的脸就是被这把野火般的金红胡子烧黑的，而且把他的头发也烧得所剩无几。这个人虽然浑身都是野外工作的痕迹，但看得出他是属于学术圈的。

“班特·丹尼尔森。”我猜。

“班特·丹尼尔森。”这个人自我介绍道。

他听说木筏的事了。我请他坐下，心里这么想。

“我刚刚听说木筏的计划。”这个瑞典人说。

而现在他要来推翻我的理论，因为他是民族学家。我想。

“我今天是来请求你们让我加入木筏远征计划的，”这个瑞典人平稳地说，“我对迁移理论很感兴趣。”

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科学家，刚从丛林里出来。但是，一个瑞典人有胆量独自与五个挪威人待在一个木筏上，那他应该不是那种有洁癖、难相处的人。而且就连他那把显眼的大胡子，也掩盖不住他和平的天性和快乐的幽默感。

班特就这样成为我们的第六个组员。当然，因为我们本来就还缺一个成员，而且他是我们当中唯一会说西班牙语的。

几天之后，当我搭乘客机沿着海边向北边嗡嗡飞去时，我再度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脚下无尽的蔚蓝大海。大海好像悬在半空中，无拘无束地漂浮着。再过不久，我们六个人就要像微生物一样，集聚在大海里的一个小斑点上了。海里的水这么多，仿佛要从西方的地平线那里溢出去了。世界如此荒芜广袤，然而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彼此之间却至多只能隔开几步之遥。不过，我们暂时都还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现在赫门正在厄瓜多尔等待木材，诺特·郝格兰和托尔斯坦·拉比刚搭机抵达纽约，画家艾瑞克·赫索伯格正从奥斯陆搭船前往巴拿马，我正在飞往华盛顿的途中，而班特则留在利马的旅店，等待与其他人会合，然后出发。

这五个人彼此都不曾谋面，而且各有各的秉性。这样一来，我们一起待在木筏上反而不至于在短短几个星期后就彼此感到厌倦。低气压的暴风乌云，以及极具威胁性的坏天气，都比不上六个大男人一起被关在一艘漂浮于大海的木筏上几个月的时间所造成的心理“风暴”来得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则笑话往往和救生带一样可贵。

二月的华盛顿，天气还是很糟，又冷又下雪。我回来之前，伯裘恩已经把无线电问题搞定了，并引起美国无线电广播业余联盟的兴趣，愿意收听我们从木筏上传过去的报告。此外，诺特和托尔斯坦正忙着准备收发装置，一部分是利用专为我们行程设计的短波发报机，另一部分则是利用战争时期所使用的秘密破译装置。如果我们要完成在旅程中计划做的事，那么现在得做准备的，还有大大小小几千件事呢。

档案里的文件越来越多，有军方文件、民间文件，有白的、黄的和蓝的，有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和挪威文的。光一趟木筏之旅，就得用掉半棵枞树造的纸。法律条文处处束手束脚，得一环一环打通。

“我敢说这一堆信件差不多有二十磅重。”有一天，当诺特弓着背在打字机上工作时，绝望地说。

“二十六磅，”托尔斯坦淡淡地说，“我称过了。”

我妈妈显然很了解我们最近的准备工作有多疯狂，因为她来信说：“我盼着早点听到你们六个人都安全登上木筏的消息！”

接着，有一天我们接到一封来自利马的急电，赫门被逆流的大浪卷起，甩到岸上，严重受伤，颈子脱臼，现在正在利马的医院接受治疗。

托尔斯坦·拉比与葛得·瓦尔德立即乘飞机前往处理。葛得·瓦尔德在战时曾是驻伦敦的挪威跳伞突击队的秘书，她这阵子在华盛顿协助我们。到了那里之后，他们发现赫门的伤势已经好转。医生用吊带牵引住他的头部半个小时，帮他把第一颈椎扭回原位。x光片显示，他颈部最上面的一块骨头裂了，而且发生了右旋。多亏赫门身体素质一向很好，虽然身上紫一块、青一块，又僵硬又有风湿，但他还是很快回到海军船坞，把所有轻木归拢好，开始工作。不过他要继续到医院做复健，能不能与我们一起出航还是个问题。但对他而言，虽然一开始就在太平洋的怀抱里栽了个大跟斗，却从没有怀疑过自己到底能不能出航。

随后艾瑞克在巴拿马乘机，诺特和我从华盛顿起飞，一起前往出发点利马集合。

海军港的造船厂里，摆着从克韦多森林运来的巨型轻木，看上去真是格格不入。刚砍下的原木、黄色竹材、芦苇及绿色香蕉叶等堆在一起，造我们那艘小木筏的材料就这样夹在一排排威风凛凛的铁灰色潜水艇和驱逐舰中间。军方派遣六名白皮肤的北方人，以及二十名褐色皮肤的印加人帮助我们，他们挥舞着斧头与长弯刀，把绳子拉紧，绳结系牢。穿着整齐蓝金色制服的军官走过去，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们这群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陌生白种人，以及一堆简陋的植物材料。

这是几百年来，第一次有人在卡瑶港建造木筏。在印加传说中，他们的祖先正是在这片近海水域从康提基这个消失部族那里学会了如何使用木筏航行。然而今时今日，我们白人已经不允许现代的印第安人再使用这种木筏，因为搭乘边缘无栏杆的开放式木筏在大海中航行，很可能会丢了性命。印加人的后代跟着时代的潮流演进，就像我们一样，他们也开始穿折出裤线的长裤，军船也装备上了枪械保护自己。竹材与轻木毕竟是属于原始时代的。是的，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万事万物都在进步，甲冑和钢铁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这个超现代的造船厂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班特做我们的翻译，赫门当造船总指挥，我们其他人跑遍了木匠与制帆店，找到半个仓库的空间堆放我们的设备，此外，还有一座小小的浮动码头，开始造船后，我们是要把木头放进水中的。

我们挑选九根最粗的原木，用绳索扎在一起作为木筏的主要部分，每根木头上都挖了一道道凹槽，用来预防绳索滑落。整艘木筏，我们没有使用任何长钉子、小铁钉或金属线。首先我们让这九根原木并排浮在水面上，如此一来，它们就会在水中自然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再将它们稳稳地扎在一起：最长的木头，有四十五英尺长，放在正中间，头尾都留出一段；然后按照由长到短的顺序，对称地将其他原木排在两边，左右边最外侧的木头也都有三十英尺长。木筏船头伸长的部分像一把钝犁，而船尾两侧的木头被齐头裁掉，中间的三根木头则留出一截，一小段短粗的轻木横着固定在这里，作为桨架支撑长长的操舵桨。我们把九根原木用1.25英寸(10)粗的麻绳牢牢捆住，然后，将较细的几截轻木以三英尺一根的间隔，横着扎在这九根轻木捆扎的基座上。这样木筏的基本结构就算是完成了，前后用了三百条长短不一的绳索，竭尽全力，将原木紧紧捆绑在一起，每一个结都扎扎实实。接着，我们把竹子一剖两半铺成甲板，每一条竹板都牢牢地绑在原木上，上面再盖上篾片编成的竹席。在木筏中间，靠近船尾的部分，我们用竹竿架起一间小小的开放式船舱，以篾片编成的席子当墙壁。舱顶则是用竹板条作为支撑，再把皮革一样坚韧的香蕉叶层层叠上去，就像铺瓦片那样。我们在船舱前面竖起两根并列的桅杆，这是用坚硬如铁的红树林木做成的，两根桅杆相向倾斜，好让杆头交叉绑在一起。为了确保牢固，我们用两根竹竿绑在一起做成帆桁，然后再从帆桁拉起长方形的大帆。

用来载我们在大海中航行的九根原木，按照原始木筏的样式前端造出一个尖头，如此更能轻易地穿水而行，然后我们在船头水面以上的部分，绑上一片很矮的防溅板。

我们在几根原木之间缝隙较大的地方，塞进五片实心枞木厚板，木板突出筏底，浸在水下。这些一英寸厚、两英尺宽的木板，毫无章法地散布在木筏下面，伸入水里五英尺深。我们把这些厚板用楔子和绳索固定住，当作小小的平行龙骨或活动船板。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印加时期，人们普遍在轻木木筏上使用这种活动船板，防止木筏随着风浪而横向漂流。我们并未在木筏周围添加任何栏杆来做保护，只在木筏每一侧各绑上一根细长的轻木，作为脚部的支撑点。

整艘船的建造除了船头低低的防溅板之外（这项设备后来证明完全是多余的），完全是秘鲁与厄瓜多尔古老船只的翻版。当然，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做细部的安排，只要不影响船只航行就行了。我们知道，到时候全部的活动范围就只在这艘木筏上了，因此随着在海上时间的增加，船上哪怕最小的细节也会变得举足轻重。

我们让小小的甲板上有更多的变化，没有将整艘木筏都铺上竹片，只铺设了船舱前面的地板，以及船舱右舷留作门口的部分。左舷部分就如同后院，堆满了箱子及其他用具，它们都被紧紧地绑在木筏上，只在边缘留下一条空隙供过路用。船头部分，以及从船舱背部到船尾的区域，都只见赤裸裸的九根原木，完全没有铺装甲板。所以，当我们绕船舱一周时，会先踩到竹编垫子，再看到船尾灰色的原木。而如果从另一边绕回船头时，会经过一堆货物。其实整艘木筏并没有多大的面积，然而心理作用使然，这种不规则的效果就能带给我们变化感，也多少补偿了我们有限的活动空间。我们在桅顶架了一个木制台子，美其名曰是作为登陆前瞭望的位置，其实是为了在途中可以攀上去，从另一个角度观赏大海。

木筏渐渐有模有样了，它坐落在战舰群中，金黄色的成熟竹子和绿色叶片混杂着，十分耀眼！就在这时候，海军部长亲自来视察。我们为自己建造这艘木筏感到相当自豪，木筏置身于庞大的战舰之间，仿佛印加时代无畏精神的一个证明。这位海军部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被叫到海军办公室签署文件，声明对于我们在海军港里所建造的东西，海军部一概不负责，同时，还签了一份文件给港务局局长，说明如果我带着人与货物乘木筏出海，所有责任与风险由我一个人承担。

后来，很多外国海军专家和外交人员来造船厂参观木筏，看完之后，他们就不再像之前那样鼓励我们了。几天后，我还被叫去见一位重量级的大使。

“你的父母还健在吗？”他问。当我很肯定地回答“是”时，他直视着我的眼睛，像要宣布什么噩耗似的，以低沉的声音说道：

“如果将来你父母听到了你的死讯，一定会非常悲伤的。”

他私底下劝我趁早放弃这趟航行，一位检查过这艘木筏的海军军官告诉他，我们绝不可能活着横渡太平洋。——首先，这艘木筏的体积设计就是错的，体积太小可能会在大海中沉没。然而，船身又太长，可能会同时被两排浪举起来，此外，船上装满人和货物，这艘脆弱的轻木木筏很可能会在压力下断裂。还有更糟的，这个国家最大的轻木出口商告诉他，轻木多孔，在大海中漂浮到我们航程的四分之一后，就会因吸满水而沉落海底。

这些信息听起来很可怕，但我们还是决定坚持到底，无奈之下他们送我们一本《圣经》当礼物，让我们带着出航。整体说来，看过木筏的专家都不鼓励我们利用木筏航行，因为暴风和飓风会把我们从船上吹入大海，然后摧毁毫无遮拦的木筏，让它随着风浪在大海中无助地打转。即使完全没有暴风，普通的波浪起伏也会让海水持续不断地浸湿我们全身，不仅会让我们的腿脱皮，还会侵蚀木筏上的东西。每一位专家都指出，这艘木筏在构造上有致命的弱点，汇总他们所有的意见，就是这艘木筏上的每一根绳索、每一个绳结、每一处地方、每一块木头都可能让我们沉入海底。于是很多人开始下高赌注，看这艘木筏能在海上撑几天。一位轻率的海军武官甚至打赌，如果我们能安全到达南太平洋，远征队的六位成员可以免费喝一辈子威士忌。

最糟的是，一艘挪威轮船进港时，我们急忙带船长和一两位经验丰富的水手来参观，想知道他们的反应，结果却令我们大失所望。他们一致认为，这艘有着蠢钝船头和笨拙船身的木筏，就算挂上帆也没用。船长继续说，如果木筏只靠在海上漂流，我们得花一两年的时间，跟洪堡洋流(11)慢慢磨蹭。甲板长看看木筏上的捆绑效果，摇摇头，说我们没什么好纠结的，因为不出两个星期，这艘木筏就会散架。而且，在海上，这些原木会持续地上下移动，并且互相摩擦，所以每一条绳索都会损坏。除非我们用金属线或链子，否则我们根本不必继续进行。

我们实在很难对这些说法置若罔闻，因为只要其中有一项见解最后证明是对的，我们就已经万劫不复了。我问了自己很多次，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因为我不是水手，也没有办法反驳这些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但是，我手中还是握有一张王牌，这也是这趟航行的基础所在。在我心里，我一直知道，在某一段时间里，沿海地区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像我们这种木筏，史前文明也是借着这种工具从秘鲁传到群岛上的。所以我最后的总结是，如果康提基在公元五〇〇年可以用轻木木筏漂浮在大海上，捆绑的材料也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们造的木筏和他的一模一样，就可以航行。班特和赫门反正已经完全深入地了解了这个理论，所以当专家在为我们悲叹时，这些男生还是“不为所动”地在利马玩得很高兴。只有在某一天晚上，托尔斯坦曾心急地问我是否确定洋流方向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去看电影，看到桃乐丝·兰摩(12)在美丽的南太平洋群岛上与一群女孩穿着草裙，在棕榈树下大跳草裙舞。

“我们一定要去那里，”托尔斯坦说，“如果洋流不是朝你所说的方向流，那我就要跟你说抱歉了！”

离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来到普通的护照查验办事处，申请离境，班特站在最前面，当我们的翻译。

“你叫什么名字？”一位看起来一丝不苟的小职员，透过眼镜怀疑地看着班特的大胡子。

“班特·安梅利克·丹尼尔森。”班特毕恭毕敬地回答。

那个人将一张长长的表格放进打字机里。

“你搭哪一艘轮船到的秘鲁？”

“这个嘛，你知道，”班特弯下腰跟这位和气的小职员解释，“我不是搭轮船来的，我是划独木舟来的。”

这个人吓呆了，目不转睛地看着班特，然后在表格的一格空白处敲打出“独木舟”。

“那你打算坐哪一艘小船离开秘鲁？”

“这个嘛，你知道，”班特彬彬有礼地说，“我不是要搭小船离开秘鲁，我要搭木筏离开。”

“不要开玩笑了！”职员生气地高声喊叫，然后把表格从打字机里抽出来，“可不可以请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在我们出发的前几天，粮食、水和我们的装备都已被搬上木筏，我们带了六个人四个月的食物分量，装在用于包装军需品的硬纸板盒里。赫门突发奇想，建议将沥青煮沸，在每一个纸盒四周涂上一层沥青，并在上面撒满沙子，防止纸盒彼此粘在一起。然后把食物装进纸盒，包得严严实实，最后再将纸盒塞在竹子甲板和支撑甲板的九根横梁中间。

我们到高山上泉水清清亮亮的水源地，用五十六个小水罐装了两百七十五加仑的饮用水。这些水也是一样紧绑在甲板与横梁之间，这样水罐就能常常浸到海水中。至于我们剩下的装备，以及装满水果、根茎蔬菜和椰子的大藤篮，则绑在竹制甲板上。

诺特和托尔斯坦规划出船舱的一个小角落作为无线电区域，此外，我们在船舱内的横梁间共绑了八个箱子。其中两个箱子装科学仪器和底片，另外六个则分配给每人一个，说好每个人可以依喜好装进个人物品，能塞多少就塞多少。像艾瑞克就带了好几卷图画纸和一把吉他，结果箱子太满了，还得把长袜放在托尔斯坦的箱子里。班特的箱子请了四位水手才抬上来，因为他的箱子里全是书——他竟然成功地塞进七十三本社会学与民族人类学的书。我们在这堆箱子上面放上芦苇编的垫子和我们个人的草席，一切安顿就绪，我们准备出发。

首先，我们将木筏拖离海军区域，在港口划了几圈，看这样装载货物是否会影响木筏的平衡。然后将木筏拖至卡瑶游艇俱乐部，在出发前一天，邀请来宾与有兴趣前来参观的民众出席，然后为木筏命名。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挪威的国旗升起，一起在桅顶上飘扬的，还有其他给予这趟远行实质帮助的国家的旗帜。码头上人头攒动，人们争相目睹这艘奇怪的木筏受洗，从他们的肤色和轮廓看来，其中很多人的祖先在沿海地区使用过轻木木筏。此外，也有以海军和政府为代表的西班牙后裔，还有美国、英国、法国、中国、阿根廷和古巴等国家的大使，英属太平洋殖民地的前任总督，瑞典和比利时的部长，以及总领事长所率领的来自挪威小殖民地的同胞。当然，还挤满了新闻记者，镁光灯不停地闪。我想，现场恐怕就差再来一支管乐队和一面大鼓了！有一件事我们六个人彼此早已心照不宣：即使这艘木筏一出港口就散架，我们也要每人抱住一根原木，划也要划到波利尼西亚，绝对没脸回头。

我们的顾问，同时也是我们与陆地的联络人葛得·瓦尔德，准备用椰奶为这艘木筏施洗。使用椰奶的原因，有一部分是为了配合石器时代的氛围，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出了一点小差池，香槟被阴错阳差地放在托尔斯坦的箱底。主持人以英文和西班牙文告知在场的朋友，这艘木筏将以印加的祖先——那位一千五百年前从秘鲁出海，一路往西方航行直到不见踪影，之后又在波利尼西亚出现的太阳王——为名，葛得·瓦尔德宣布，这艘木筏取名为“康提基号”。她用力将其实已经预先敲裂的椰子砸向船头，结果敲得太用力了，溅了我们这些恭恭敬敬站在周围的人一头椰奶和果肉碎片。

接着竹制帆桁被拉起，船帆跟着张开，帆的中央现出康提基蓄着胡子的头像，这是我们的艺术家艾瑞克用红色颜料画上去的，完全仿照废弃古城蒂亚瓦纳科的石雕上用红色石头刻出的太阳王人头像而画成。

“啊！丹尼尔森先生。”我们造船厂的工头，在看到船帆上满是胡须的人头像时，高兴地喊出来。

自从我们给他看康提基满脸胡须的图片后，这两个月来他就一直称班特为康提基先生。但是，现在他终于了解丹尼尔森才是班特正确的姓氏。

出航前，我们先谒见总统，和他道了别。然后我们还要到莽莽深山去一趟，在漂浮到汪洋大海之前，我们要纵情饱览这里的巨岩与山石。在沿海地区建造木筏期间，我们住在利马市外棕榈树林里的公寓里，每天坐空军部的车子往返卡瑶，这部车子连同司机，都是葛得为了我们这趟远征而商借到的。现在我们请司机带着我们一直往山里开，一天之内，能跑多远就跑多远。车子沿着印加时期就开始使用的灌溉水渠，在空荡无人的道路上驰骋，我们最后到达超过木筏桅顶三千六百英尺的高度，头都有点儿晕了。在这里，我们只是凝视着岩石、山峰与绿草，怎么看也看不腻眼前这一整片宁静的安第斯山脉。我们一直说服自己已经完全厌倦了石头与土地，现在，是要出航去了解大海的时候了。

(1)瓜亚基尔：厄瓜多尔西南部港市，位于瓜亚斯河上游，瓜亚基尔湾之北。

(2)海尔达尔开了一个和自负、骄傲有关的玩笑。一个害羞的人，往往会被说成缩头缩脑。海尔达尔的机智缓和了突发的状况，也为叙述增添了一点幽默的情调。

(3)暗示他们的头不会被砍下做成商品。

(4)意思是“超越时间与空间”，有一首英文流行歌曲即以此命名。

(5)鬣蜥蜴（iguana）：栖于西印度及南美树上的食草大蜥蜴。

(6)面包树的果实，风味类似面包。

(7)里维耶拉（riviera）：南欧濒临地中海一地区，位于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是假日游憩胜地。

(8)亚马孙河：南美第一大河，发源于安第斯山脉，流经巴西，注入大西洋。

(9)乌普萨拉：瑞典东南部城市。

(10)计量单位，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

(11)洪堡洋流（humboldtcurrent）：指沿着智利和秘鲁沿海地区往北边流去的寒冷洋流，“康提基号”大多利用这道洋流来航行。这道洋流是由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洪堡伯爵于一七九九年至一八〇四年进行南美洲之旅时发现的。事实上，如书中所述，洪堡洋流让海尔达尔的这趟航行变为可能。

(12)桃乐丝·兰摩（dorothylamour）：美国电影女演员，多扮演慵懒的热带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