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着第一缕晨光，苍蝇开始嗡嗡地飞。英曼的双眼和脖子上长长的伤口吸引着它们，苍蝇翅膀的嗡鸣和腿脚的触碰催促他快点醒来，比一整院子的公鸡还厉害。医院病房里的一天又开始了。他伸手赶走苍蝇，目光越过床脚，朝打开的三层悬窗外望去。通常，他能看见红色的土路、一棵橡树和一道低矮的砖墙。远处是一片田地，整齐的松林向西延伸至地平线。医院建在目之所及唯一的高地上，对于平原来说，这里视野已经很开阔了。然而现在天色尚早，还看不到什么景色，仿佛窗户也漆成灰蒙蒙的了。
要不是室内太昏暗，英曼本可以读书打发光阴，挨到早餐时间，手头在读的这本书颇能让他安神。但是，他昨晚难以成眠，为了读书入梦，已经点完了他的最后一根蜡烛，灯油太匮乏了，不能为了消遣，就耗尽医院有限的灯光。于是他起身穿好衣服，坐在靠背椅上，背对着阴郁房间里的病床和伤员。他又拍打着赶走苍蝇，向窗外一团雾气的黎明望去，等待外面的世界轮廓浮现。
窗户像一扇门一样高，他很多次想象穿过窗户他就能去另一个世界。在医院的最初几个星期，他的脑袋几乎不能动弹，唯一能做的就是望着窗外，勾勒着记忆中家乡往日的绿色。那是他孩提时成长的地方。湿润的小河岸生长着水晶兰；秋天草地的一角爬满棕黑色的毛毛虫。山核桃的一根枝条斜伸向小路，他经常在黄昏时分攀上树丫，看父亲赶着牛群去往牲口棚。它们会从他脚下经过，然后他会闭上双眼，聆听它们蹄子哒哒的声音，踏着尘土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在纺织娘和青蛙的鸣叫中。显然，窗户只想把他的思绪拉回过去。这样也不错，他已经看清这个年代冷酷的铁面，心中无比震惊，所以他想象中的未来世界，也无非是重要的一切或者已被驱逐，或者心甘情愿地消逝。
他整个夏末都在望着窗外，天气闷热潮湿，日日夜夜窒息得好像透过抹布在呼吸，空气中的水汽让垫在身下的新床单也变得酸臭，他放在床边桌上的书本，一夜之间柔软的纸页上就能长起细小的黑蘑菇。英曼疑心观察这么久以后，灰色的窗户已经诉说完了所有的故事。可那天早晨，窗户却给了他一个惊喜，因为他想起一段失落的记忆。他坐在学校里，身边是一扇同样的高高的窗户，窗外是一片草场，低低的绿色波浪，延伸到绵延起伏的冷山尽头。那是九月的一天。学校的泥土操场后面是一片牧草地，草长到裤腰那么高，草尖正在变黄，是时候需要收割了。老师是个矮胖的男人，秃顶，脸色粉红。他只有一件破旧的黑外套和一双过大的旧长筒靴，靴尖已经翘起，鞋跟磨成了楔形。他站在教室前面，身体摇来晃去。清晨，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历史课，教高年级的学生古代英国的重大战役。
年轻的英曼走了一会儿神，从课桌底下拿出帽子，捏着帽檐，手腕一甩，帽子飞出窗外，遇到一阵向上的风，飘了起来。帽子被风刮着，越过操场，落在牧草地的边缘，成了一个黑点，仿佛一只乌鸦的影子栖息在那里。老师看见英曼的小动作，让他去把帽子捡回来，然后等着挨鞭子。他有条带钻孔的戒尺，喜欢用来打人。英曼不知道当时是怎么鬼迷心窍，他走出门口，帅气地把帽子扣在脑袋上，迈步向前，再也没有回来。
天色渐晓，透过窗户的光线变亮，回忆渐渐散去。英曼邻床的男人坐起身，一如每个清晨，柱起拐杖走到窗边，不停地往外吐痰，用力把肺里的淤积咳干净。他拿把梳子理了理头发，他的黑色直发留到颌下，绕着脖子剪得平齐。他撩起刘海的长发捋到耳后，戴上一副墨镜——虽然天色尚早，可他的眼睛经不起一点微光的刺激。随后，他还穿着睡衣就走到桌边，钻进了稿纸堆里。他沉默寡言，言谈常止于寥寥数语，英曼对他所知甚少，只晓得他名叫巴利斯，战前在查珀尔希尔上过学，曾经修习过希腊文。如今，他醒着的时间都在翻译一本厚厚的小书，把潦草难辨的古文译成谁都能读懂的直白语言。他驼着背坐在桌旁，脸离开书本只有几英寸，在椅子里局促地扭动身体，想让腿伸得舒服点。他的右脚在科尔德港被葡萄弹炸飞，残肢迟迟没有愈合，从脚踝开始一寸寸腐烂。现在他膝盖以下截了肢，闻起来一直都像陈年的火腿。
有一段时间，房间里只有巴利斯笔尖的沙沙声和他翻书页的声音。随后，其他人开始喧哗、咳嗽，有些人呻吟了起来。天终于亮了，涂了漆的木板墙的接缝历历在目，英曼的身体朝后仰，椅子前腿翘起，开始数天花板上的苍蝇。数了数一共六十三只。
英曼向窗外眺望，景色渐渐清晰起来，他首先看到的是橡树黝黑的树干，然后是斑驳的草坪，最后是红色的小路。他正在等着瞎子过来。英曼观察那个男人的行踪好几个星期了。现在他的身体康复了很多，获准可以自由行动，他便下定决心出去，走到货车边上跟瞎子说话，英曼猜想他已经被伤病困扰很久了。
英曼是在彼得斯堡郊外的战役中负的伤。离他最近的两位战友扯开他的衣服，看了看他的脖子，以为他要死了，于是沉痛地向他告别。他们说，我们将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重逢。不料，他竟然挺到了战地医院。医生们的态度也一样，把他归入垂死的一类，放在一张简易床上等死，但他侥幸没死成。两天后，战地医院床位紧缺，他们把他送到自己本州的常规医院。沉闷的火车一路南下。从混乱不堪的战地医院，到装满了伤员的货车车厢，他跟战友和医生一样，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他只记得这趟旅行又闷又热，混杂着血腥味和屎臭味，许多伤员都在流脓血、拉肚子。他们只要有力气，就用枪托在木头车厢壁上砸出洞来，把脑袋探出火车吹风，仿佛装在板条箱里的家禽一样。
到了医院，医生们看了看他的伤势，也无计可施。他生死未卜。他们给了他一块灰色布头和一个小盆，让他自己清理伤口。刚开始几天，他稍微清醒一点就用布头擦拭自己的脖子，直到盆里的水变成雄火鸡冠的颜色。但最主要的是伤口自己在做清理。伤口结痂之前，一连串吐出了好多东西：他被击中时穿的衬衫上的一枚衣领纽扣和一片羊毛领，一块二十五美分硬币大小的柔软的灰色金属，无法解释的是，还有一块看上去像桃核的东西。他把这块东西放在床头柜上研究了好几天。他一直没法弄清楚，它到底是不是从他身体里长出来的。他最终将其扔出窗外，但后来他总是做噩梦，梦见它生根发芽，就像杰克的魔豆sup[1]/sup一样变成某种怪物。
他的脖子终于打定主意要愈合了。起初几个星期，英曼既无法转动脑袋，也无法拿起书来读，只能每天躺着看那个瞎子。瞎子通常在破晓之后独自一人过来，他把货车推上小路，动作娴熟得就像明眼人似的。他在路对面一棵橡树下面摆好摊子，围一圈石头搭灶点火，用一口铁锅煮花生。他整天背靠砖墙坐在凳子上，贩卖花生和报纸给医院里康复到能走动的病人。没有人来买东西的时候，他就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稻草人似的纹丝不动。
那个夏天，英曼眼中的世界就是一幅用窗框装裱起来的绘画。漫长的光阴过去了，景色虽然时有变化，但不外乎总是一条路、一堵墙、一辆货车和一位盲人。英曼有时会在心里慢慢地数着，看要花多少时间，景色才会有一点重要的变化。他给这个游戏制定了规则，飞过一只鸟并不算数，有人走过小路就算，天气的变化也算……太阳出来、下一场新雨都算，但云朵飘过投下影子不算。有几天，他一直数到几千都没什么算数的变化。他相信这个画面永远不会从脑海中消失——墙、瞎子、树、货车、路——无论他能活多久都不会消失。他想象自己是个正在思考这些的老头。画面中景物的碎片拼凑在一起，也许表达了某种意义，但他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也许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英曼的早餐是燕麦粥和黄油，他边吃边看着窗外，过了一会儿，他看见瞎子步履艰难地沿着小路推车而来，货车的重量使他弯下了腰，车轮底下扬起两股尘土。瞎子生起火、煮上花生，英曼把盘子放在窗台上，然后走出门去，像个老头一样蹒跚着穿过草坪走到小路上。
瞎子的肩膀很宽，臀部敦实，他的马裤用一根皮带在腰间扎紧，跟磨剃刀的皮带一样宽。烈日炎炎，他却没有戴帽子，浓密的灰发剪得乱糟糟的，发质粗糙，就像刷子上的鬃毛。他低头坐着，仿佛在苦思冥想。英曼走到他跟前，他便抬起头来，好像真能看见他似的。他的眼皮布满皱纹，凹陷进本来是眼球的地方，就跟皮鞋面一样死气沉沉。
英曼没有寒暄一下，张口就问，是谁把你的眼睛挖出来的？
瞎子脸上露出友好的微笑，他说，没有人。我生来就没有眼睛。
英曼吃了一惊，他在想象中认定，瞎子一定是在某些血腥而绝望的争端、或者惨绝人寰的兽行中被挖掉了双眼。他最近目睹的一切罪恶行径都是人类的双手所为，因此他几乎忘记了还有其他不幸的情况。
——你为什么生来没有眼睛？英曼问道。
——我就是生来如此。
——好吧，英曼说，你可真是坦然，大部分人都会一辈子抱怨自己命不好。
瞎子说，假如我看见了世界的模样，然后再失去，那岂不是更加不幸？
——也许吧，英曼说，那假如现在给你十分钟，让你长出眼球，你会拿什么来换？我猜会是很大的代价。
瞎子思考了很久。他的嘴角蠕动了一下。他说，我连印第安头像的一美分都不会付。我怕自己会因此满肚子怨恨。
——我就遭罪了，英曼说，有太多东西，我希望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说的是十分钟。我说的是得到某件东西，然后失去它。
瞎子把一张报纸卷成圆筒，拿一把漏勺伸进锅里，捞出一些潮湿的花生装进纸筒。他把花生递给英曼，来吧，举个例子，告诉我哪件事情让你希望自己看不见。
从何说起呢？英曼寻思着。莫尔文希尔，夏普斯堡，彼得斯堡……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都是惨不忍睹的绝佳例子。然而，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那天的景象尤其挥之不去。于是，他背靠橡树坐了下来，剥开湿漉漉的花生壳，用拇指把花生送进嘴里，开始给瞎子讲他的故事。一天清晨浓雾散去，浩浩荡荡的军队爬上山坡，朝一座石墙、一条凹陷的小路行军而来。英曼所在的军团奉命支援已经守在墙后的军队，迅速在玛莉高地顶部的白房子前排开队形。李将军sup[2]/sup、朗斯特里特和插着羽毛的斯图尔特站在门廊前面的草地上，一边交谈，一边轮流用望远镜观察河对岸。朗斯特里特肩头裹着灰色羊毛披风，他跟另外两个人站在一起时，看起来活像个粗壮的猪贩子。不过，以英曼对李将军的思维方式的了解，他情愿在朗斯特里特手下打仗。尽管朗斯特里特看上去迟钝，但他有审时度势的头脑，常能让战士盘踞有利地形，以相对安全的阵势大开杀戒。当天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战役，李将军对战术颇不以为然，而朗斯特里特喜欢这么打仗。
英曼所在的军团整好队形后，便冲下山顶，进入联邦军猛烈的火力范围之内。他们中途停下来扫射一阵，然后跑进石墙后面的凹路。半路上，一颗子弹紧贴着英曼的手腕飞过，感觉就像被猫舌头舔了一下，但他没有大碍，只是擦破了一点皮。
他们跑到路上，英曼感到这里的地形很理想。先遣部队已经沿着结实的石墙挖了条战壕，即便舒服地站直身子，人也在石墙的遮蔽下。联邦军想冲到石墙那里，就得穿过一大片空旷地带往山上爬。这地方令人称心如意，一名士兵跳上墙头大喊：你们都在犯错误。你们听见了吗？一个可怕的错误！子弹在他的身旁呼啸而过，他跳回墙后的战壕里，跳起了吉格舞。
那天很冷，路上的泥泞冻得快要结冰了。有些士兵还赤着脚。许多人的军装是自家做的，用植物染得色彩黯淡。联邦军在他们面前的战场上列队，全套装备都是簇新的，工厂生产的军装、皮靴崭新锃亮。联邦军冲锋时，墙后的战士停了火，大声奚落他们，有人喊道：靠近一点，我想要他们的靴子！他们等待联邦军冲到二十步远的时候，才开枪把他们击倒。射击的距离实在太近，有人说他们只有纸管子弹真是太遗憾了，假如有散装的火药、弹头和药垫，他们就能每颗子弹少装一些，这样可以节省火药。
英曼蹲下装子弹的时候，耳中满是枪声，还有子弹射进身体的声音。他身边有个士兵，不知道是太兴奋，还是太疲惫，忘记把枪管里的推弹杆取出来。他一枪把推弹杆打飞，刺进了一名联邦军士兵的胸膛。那人朝后倒下，推弹杆插在身上，随着最后的呼吸起伏，仿佛被一支没有羽毛的箭射中。
一整天，每次都有成千上万名联邦军士兵向石墙挺进，冲上山头被枪射倒。战场上散布着三四座砖头房子，一段时间之后，就有大批联邦军躲在房子后面，仿佛太阳升起时在房子背面投下的长长的蓝色阴影。他们时不时被自己部队的骑兵从屋后赶出来，那些骑兵用刺刀的侧面抽打他们，仿佛教师在责打逃课的学生。然后他们缩紧肩膀朝石墙冲过去，这种姿势在旁观者眼里，就好像一群人在倾盆大雨中奔跑。他们痛击敌人的乐趣已经消失，联邦军还是不断冲上来。敌人愚蠢得一心要送死，英曼开始憎恨他们。
那次战役就好像一场梦。无数强大的敌兵列队冲上来，你如此弱不禁风，可他们却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直到溃不成军。英曼不停地开火，直到右臂反复拉推弹杆而疲惫，下巴连续咬开纸弹壳而酸痛。他的步枪变得滚烫，有时他装好子弹前，弹药就会起火星。一天下来，他周围的士兵脸上被枪膛喷出的弹药染成深浅不一的蓝色，英曼想起了有一次巡回演出时看到的巨猿色彩斑斓的圆屁股。
他们一整天都在李将军和朗斯特里特的眼皮底下作战。墙后面的士兵只消扭一下脖子，就能看见在上方督战的那几位大人物。两位将军一下午都在山上，说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话。朗斯特里特说，他手下的人马在凹路里摆开阵势，即便波托马克的全部军队都越过战场，他的手下也会在抵达石墙前消灭他们。他说那个漫长的下午，联邦军士兵像屋檐下的雨水一样纷纷跌下山去。
老李将军也不甘示弱，他说战争之可怕是一件好事，否则我们会太喜欢战争。这句脱口而出的箴言，正如罗伯特老爷sup[3]/sup说过的一切，立即在士兵中间一传十，十传百，仿佛上帝他老人家亲口所说一般。这句话传到墙另一端英曼的耳朵里时，他只是摇了摇头。即使回到战争早期，他的看法也跟李将军大相径庭，在他看来，大家都十分爱好打仗，战斗越可怕越好。他怀疑李将军本人就最喜欢战争，假如可以随心所欲，他会率领大军径直冲进死亡之门。最使英曼感到不安的是，李将军把战争当作澄清上帝隐晦意志的工具。在人类的一切行为中，李将军似乎认为战争的神圣地位仅次于祈祷和读《圣经》。英曼担心照这个逻辑，人们会把所有恶战与争斗的胜利者，当作上帝天命所赐。这些想法在队伍中无法表达，同样不方便说的是，他觉得自己参军也不是为了找个老爷，哪怕是那天在玛莉高地看上去那么高贵和庄严的李将军。
傍晚，联邦军停止进攻，枪声也逐渐稀少。成千上万阵亡或垂死的士兵躺在石墙下的山坡上。天黑时，尚能活动的人把尸体堆起来形成屏障。那天晚上，北面的夜空映得通红，像着了火般闪烁着。如此异象被战线上的士兵当作凶兆，他们争相议论谁能明白无误地解释其中的含义。山上某处，有人用小提琴演奏起《洛雷娜》的悲伤曲子。结冰的战场上，受伤的联邦军士兵呻吟着、痛哭着、咬牙切齿地哼哼着，有些人呼唤着心爱的人的名字。
在这一切声响的伴奏下，英曼的战友们中没有好鞋穿的，纷纷爬过墙去把死人的靴子剥下来。尽管英曼的靴子还没变形，他还是参加了这场深夜突袭，只想看看白天的战果如何。联邦军士兵尸横遍野，到处是一堆堆鲜血淋漓的躯体，各种残肢形状各异，无奇不有。英曼身旁的一名士兵探出头看了看，说，假如称我的意，我会让波托马克河以北的一切都跟这里一样，分毫不差。目睹敌军惨状，英曼唯一的念头是：回家。有些死人衣服上别着纸条，告诉别人他们的身份，其余都是无名氏。英曼看见一名士兵蹲下身去，把靴子从仰面平躺的尸体身上扒下来，但是当他抬起一条腿用力拽的时候，那个死人坐起身来，用浓重的爱尔兰口音说了些什么，他唯一能听懂的词是“屎”。
午夜过去好几个小时后，英曼向战场上的一幢房子里面望去。灯光从山墙上开着的门里透出来。一位老妇人坐在里面，她的头发乱蓬蓬地打着结，神色忧伤。她身边的桌上放着点燃的蜡烛。有几具死尸躺在她的家门口，还有几具躺在屋内，似乎临死前爬进来寻求庇护。老妇人发疯似的望着门槛外，目光越过英曼的脸，仿佛她什么都没有看见。英曼穿过房子，从后门走出去，看见一名士兵正在杀戮一群重伤的联邦兵，用一把铁锤砸他们的脑袋。伤兵们被排成一排，脑袋朝一个方向，士兵沿着头颅一溜小跑，一锤砸碎一颗脑袋，干净利落。他没有愤怒，只是一个接一个砸，就像是在完成工作。他吹着科拉·埃伦的曲子，几乎比他的呼吸还轻。假如有头脑清醒的军官抓到他，他也许会被开枪打死，但他很疲惫，只想在冒很少危险的情况下，多干掉几个敌人。英曼永远都记得那一幕，那位士兵走到末端，砸死最后一名敌人，黎明的第一缕阳光正照在他的脸上。
瞎子坐着一言不发，安静地听着英曼的故事。英曼讲完后，瞎子说你应该忘记这些。
——我同意你的话，英曼说。
英曼没有告诉瞎子，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法忘记当晚的战事。他在医院的时候，战争化作噩梦反复不断地纠缠他。梦境中，夜晚的天光仿佛在燃烧，血肉模糊的胳膊、头颅、腿和躯干慢慢聚拢，重新组合成肢体倒错的怪物。他们在黑魆魆的战场上，一瘸一拐、步履蹒跚、横冲直撞，仿佛瞎眼的酒鬼，腿脚完全不听使唤。他们踉踉跄跄，恍惚间裂开血口的头颅互相撞击。他们在空中胡乱挥舞着各种各样的胳膊，没有哪两只是成对的。有人喊着他们女人的名字；有人一遍又一遍唱着歌；另一些人站在一边，朝黑暗深处望去，急切地呼唤着他们的狗。
其中一名士兵伤痕累累，血肉模糊到不成人形，他想努力站起来，却是徒劳。他扑通一声倒下，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只有脑袋能转动。他从地上抬起脖子，呆滞的眼神盯着英曼，低声呼唤着他的名字。每个早晨从这个梦中醒来，英曼的心情就像天下最黑的乌鸦一般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