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从中午到凌晨五点，他在楼下干活。周日要干一整天。生意在亏损。许多时候生意萧条。不过，吃饭时间餐厅还是坐满了人，他每天守在收银台后，能看见上百个熟人。
“你老站着想些什么呢？”杰克·布朗特问他，“你看起来就像一个犹太人在德国。”
“我有八分之一的犹太血统，”比夫说，“我母亲的祖父是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不过，就我所知，其他亲属都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混血后裔。”
周日的早上。顾客懒洋洋地靠在桌子上，有烟草的气味和翻报纸的沙沙声。几个男人在角落的隔间里扔骰子，不过那是个不吵的游戏。
“辛格在哪儿？”比夫问，“你今天早上不是要去找他吗？”
布朗特的脸变得阴沉。他的头向前动了一下。他们吵架了？——可是一个哑巴怎么吵？不，以前也发生过。布朗特有时候在这里晃一下，表现得好像在和自己争论。不过很快他就离开了——他总是这样——然后他们两人一起进来，布朗特在说话。
“你日子过得不错啊。只用在收银台后站着。两手摊开地站着。”
比夫没介意。他的手肘撑着身体，眼睛眯着。“我们认真谈一谈吧。你到底想要什么？”
布朗特的手在柜台上砸了一下。他的双手温暖、厚实而粗糙。“啤酒，还有一小袋花生酱芝士饼干。”
“我不是这个意思，”比夫说，“不过，我们迟点再说。”
这个男人是个谜。他老在变。他喝起酒来还是疯了一样，酒精搞垮了别人却没有摧毁他。他的眼圈经常是红的，他紧张时习惯惊慌地扭头看身后。他的细脖子上顶着一个沉重巨大的脑袋。他是那种被小孩子捉弄、让狗想咬的人。他被嘲笑时就像被人揭了伤疤——他变得粗鲁吵闹，像个小丑。他也老怀疑别人在嘲笑他。
比夫若有所思地摇摇头。“欸，”他说，“你为什么一直待在那个游乐场？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事做。我甚至可以让你在这里做兼职。”
“万能的基督！即使你要将这该死的地方整个、全部交给我，我也不愿在那钱箱后守着。”
他就是这样。让人愠怒。他永远不会有朋友，甚至没法和人相处。
“胡说什么，”比夫说，“认真点。”
一个顾客拿着支票过来，比夫给他找了钱。这里还是很安静。布朗特很烦躁。比夫感觉到他想离开。他想留住他。他在柜台后的架上拿了两根a-i牌雪茄，递给布朗特一根。他脑子里小心翼翼地过滤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最终他问道：
“如果你可以选择生活在历史上的某个时代，你会选哪一个？”
布朗特用宽厚湿润的舌头舔了一下胡子。“如果你必须在做一个呆瓜和不再打听之间选择，你会选哪个？”
“这很明显啊，”比夫坚持，“你再想想。”
他的脑袋歪向一边，目光顺着他的长鼻子专注地看下来。这是他喜欢听人聊的话题。他会选古希腊。脚穿凉鞋，沿着蓝色的爱琴海边散步。宽松的袍子束在腰间。孩子们。大理石浴室和神庙里的冥想。
“也许和印加人在一起。在秘鲁。”
比夫审视着他，仿佛要剥光他的衣服。他看见布朗特的皮肤被太阳晒成浓郁的红褐色，他的脸光滑、没有毛发，他的前臂戴了一个金子和宝石做的手镯。他合上眼睛，这个男人是一个好看的印加人。可是，睁开眼睛再看，整个画面消失了。那紧张的胡子和他的脸不衬，他抽动肩膀的姿态，他细脖子上的喉结，宽大如布袋的裤子。还不止这些。
“或者在一七七五年。”
“那是个生活的好时代。”比夫同意道。
布朗特不自在地换了一下脚的重心。他粗野的脸闷闷不乐。他准备走了。比夫敏捷地留住他。“告诉我——你究竟为何要来这个镇？”他立马意识到问题的不礼貌，不免对自己失望。然而，这个男人怎么落到这么一个地方还真是咄咄怪事。
“这是上帝的事，我不知道。”
他们沉默地站了一会儿，两人都倚在柜台上。角落那边，骰子游戏已结束。第一份晚餐——特价菜长岛鸭，已经送到a&p商店经理的桌上。收音机被调到牧师布道和爵士乐之间的频道。
布朗特突然凑了过来，闻了闻比夫的脸。
“香水？”
“剃须液。”比夫镇定地说。
他没法再留住布朗特了。这家伙要走了。晚点他会和辛格一起来。总是这样。他想引布朗特说出一切，这样他就能搞明白和他有关的某些疑问。但布朗特从没有真的和人交谈——除了对哑巴。这是最奇怪的一件事。
“谢谢你的雪茄，”布朗特说，“回头见。”
“再见。”
比夫看着布朗特迈着他一摇一晃像水手般的步伐走向门口。随后，他着手眼前的事。他检查了橱窗里展出的菜。当日菜单已贴在玻璃上，附有配菜的特价餐都摆放好以吸引客人。看上去不咋地。简直恶心。鸭子的卤汁流到蔓越莓酱里，甜品上有一只苍蝇。
“嗨，路易斯！”他喊道，“把这东西从橱窗拿走。把那个红色陶瓷碗和水果拿来。”
他按照自己对色彩和设计的眼光摆放水果。终于那布置让他满意了。他去查看厨房，和厨师谈了一下。他揭开锅盖，闻了闻里面的食物，但心不在焉。这向来是艾莉斯负责的。他不喜欢。他看见油腻的水槽和底部的食物残渣就鼻子发酸。他写了明天的菜单和订单。他轻松地离开了厨房，回到他收银台后面的站位。
露西娅和贝彼周日过来吃午餐。小家伙现在不太好。她的头上还绑着绷带，医生说起码下个月才能摘下。扎头的纱布取代了原来黄色的鬈发，让她的脑袋看起来光秃秃的。
“说比夫姨丈好，宝贝。”露西娅提醒道。
贝彼烦躁地昂起头。“比夫姨丈好，宝贝。”她故意斗嘴。
露西娅要帮她脱下礼拜日穿的外套时她不肯配合。“你给我老实点，”露西娅不停念叨，“你得脱下它，否则等下我们出去你要得肺炎的。你给我听话。”
比夫稳住了局面。他用一颗软糖安抚了贝彼，把她外套轻轻脱了下来。对露西娅的抵抗让她的裙子变了形。他帮她调整了裙子，好让抵肩在胸部拉直。他给她重新系腰带，用手指将蝴蝶结捏成好看的形状。然后，他轻轻地拍了一下贝彼的小身板。“我们今天有草莓雪糕。”他说。
“巴塞洛缪，你能当一个全能的好母亲。”
“谢谢，”比夫说，“过奖了。”
“我们刚去过主日学校和教堂。贝彼，你把刚学的《圣经》经文念一句给比夫姨丈听。”
那孩子畏缩不前，噘着嘴。“耶稣哭泣。”她终于开口。她带着嘲弄的意味说出两个词，使它听起来很可怕。
“想见路易斯吗？”比夫问，“他在厨房里。”
“我想见威利。我想听威利吹口琴。”
“贝彼，你不过是在和自己犟，”露西娅不耐烦地说，“你很清楚威利不在。威利被送到监狱去了。”
“而且，路易斯，”比夫说，“他也会吹口琴。去叫他给你拿雪糕，再给你吹首曲子。”
贝彼向厨房走去，故意走得慢吞吞。露西娅将帽子放在柜台上，她的眼里有泪水。“你知道我一向这么说：一个孩子如果被打扮得干净整洁，被照顾得很好，很漂亮，那孩子通常就会可爱聪明。如果，那孩子又脏又丑，也就没什么可指望了。我想说的是，贝彼对自己没了头发和头上的绷带感到很羞耻，她似乎一直在赌气。她不肯练习说话的技巧——她什么也不做。她的感觉如此糟糕，我根本管不了她。”
“如果你不再对她吹毛求疵，她会好起来的。”
最终，他将他们安排到靠窗的一个雅座里。露西娅要了一份特价餐，贝彼的午餐是一份切得很好的鸡胸肉、小麦奶油和胡萝卜。她摆弄着食物，牛奶溅到她的小罩衫上。他陪她们坐着，直到生意开始忙了，他不得不走来走去以张罗生意。
人们在吃。狼吞虎咽。那话怎么说？他不久前才读到。生命无非是摄入、营养和繁殖之事。餐厅人满了。收音机里放着爵士乐。
然后，他等的两个人进来了。辛格先进门，穿着考究的礼拜日西装，挺拔、引人注目。布朗特紧跟在后面。他们走路的姿态让他感觉异样。他们坐了下来，布朗特兴致勃勃地一边吃一边说，辛格只是礼貌地看着。午餐吃过，他们在收银台边站了几分钟。他们往外走，他再次注意到他们一起走路的姿态，这姿态让他发呆并疑惑。究竟是什么？突然，他深处的记忆浮现了，让他震惊。那个大块头的、又聋又哑的弱智，辛格以前时不时和他一起走路去上班。那个给查尔斯·帕克做糖果的邋遢的希腊人。那希腊人总是走在前头，辛格跟在后面。他原来不怎么注意他们，因为他们从没来过这里。但他之前怎么没想到呢？他一直在琢磨这个哑巴，却忽略了这一点。看见了风景里的一切细节却没看到三只跳华尔兹的大象。不过，那究竟重不重要呢？
比夫眯起了眼睛。辛格过去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布朗特和米可视他如某种“自制的神”。因为他是哑巴，他们把希望他具有的品质都赋予了他。是的。但这么离奇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
一个独臂人进来，比夫请他在屋里喝了一杯威士忌。但他不想和任何人说话。礼拜日大餐是家庭聚会。那些平时晚上独自喝啤酒的男人在这一天把妻儿都带了过来。放在餐厅后面的高背椅经常不够用。现在是两点半，虽然桌子大多有客人了，午餐却快结束了。比夫已经站了四个小时，累了。他过去能持续站十四到十六个小时而没有感觉。如今他老了。老得很快。毫无疑问。也许用“不再年轻”更合适。还没——当然没有——老。屋里的声浪在他耳边潮涨潮退。不再年轻。他的眼睛疼，身体似乎有点发烧，一切东西都显得太明亮刺眼。
他对一个女侍应叫道：“你来替我一下，好吗？我要出去。”
因为是周日，街道空荡荡的。阳光明朗，没有热度。比夫将衣领拽紧了。一个人在街上让他感到无依无靠。冷风从河边吹来。他该回去了，待在属于他的餐馆里。他要去的地方和他毫无瓜葛。过去的四个周日里，他都是如此。他在有可能见到米可的街区里转悠。这事总有些地方——不太对。是的。错误。
他在她家对面的人行道上慢慢地走。上周日，她在前面的台阶上看漫画。今天，他飞快地扫了一眼那房子，她不在。比夫把毡帽的边檐拉了一下，好遮住眼睛。也许，她晚点要来。周日，通常在晚餐后她会来咖啡馆喝杯热可可，然后在辛格坐的桌边逗留片刻。她在周日穿得和平时那身蓝裙子和毛衣不一样。她的礼拜日打扮是酒红色的真丝裙，有着颜色暧昧的蕾丝领。有一次她穿了长袜——上面有些走线了。他老想着赞助她点什么，给她什么。不是圣代或别的甜食——而是真正的东西。那就是他想要的一切——给她什么。比夫的嘴在发麻。他没做什么错事，但内心却有种奇怪的罪恶感。为什么？所有男人内心的黑暗罪恶，暧昧莫名。
回去的路上，比夫发现水沟的垃圾旁边一枚分币隐约可见。节俭的他捡了起来，用手帕擦干净硬币，放进身上的黑钱包里。回到咖啡馆已经是下午四点。没有生意。屋里一个客人都没有。
五点左右，开始有生意了。他最近雇的一个兼职的男孩早早就来了。男孩名叫哈利·米诺维茨。他和米可、贝彼住在同一个街区。报纸的广告招来了十一个申请人，哈利看起来是最佳选择。他发育良好，整洁。在面试时，比夫就注意到这个男孩的牙齿。牙齿向来是很好的指标。他的牙齿饱满、干净而白皙。哈利戴眼镜，这并不妨碍干活。他母亲为街角的制衣店缝纫，每周挣十块钱，哈利是独生子。
“嗯，”比夫说，“你先和我做一个星期，哈利。你该会接受吧？”
“当然，当然。我喜欢。”
比夫转动了一下手上的戒指。“这样，你几点钟放学？”
“三点钟，先生。”
“嗯，那你有几个小时学习和玩耍。这里工作时间是六点到十点。那样你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吗？”
“够了。我不需要睡太久。”
“你这个年纪每天需要九个半小时，孩子。纯粹完整的睡眠。”
他突然感到尴尬。哈利也许会觉得他多管闲事。毕竟这不是他的事。他别过头去，想到别的事情。
“你上技校？”
哈利点头，用衣袖擦了擦眼镜。
“让我想一想。我认识很多那儿的男孩女孩。阿尔瓦·理查德——我认识他父亲。麦琪·亨利。还有一个叫米可·凯利的孩子——”他觉得耳朵仿佛着火了。他知道自己是个傻瓜。他想转身离开，但他只是站在那儿，微笑着，用拇指压着鼻子。“你认识她？”他轻轻地问。
“当然，我住在她隔壁。不过，学校里，我是高年级的，她是新生。”
比夫将这点可怜的信息存在心里，好在一个人独处时再回味。“生意这会儿还比较清净，”他匆忙地说，“我把餐馆交给你。你现在已经知道如何做了。你只要观察那些喝酒的客人，记住他们喝了多少，这样你就不必问他们或者依赖他们的说法了。找钱的时候不着急，要随时留意周围的情况。”
比夫把自己关在楼下的房间里。那是他保存文件的地方。房间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户，对着侧巷。屋里有股霉味，很冷。一大摞的报纸堆放到天花板。自制的文件柜挡住了整面墙。靠近门的地方有一把老式的摇椅、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把大剪刀、一本字典和一个曼陀铃。因为堆满了一摞摞的报纸，屋里迈不开两步。比夫坐在摇动的椅子里，懒洋洋地拔弄着曼陀铃的琴弦。他闭着眼睛，阴郁的声音开始哼唱：
我去了动物园那里有鸟儿和野兽月光下一只老狒狒正梳着它金色的毛
他用弦乐和声来结束，最后的声音在冷空气里颤动，直到沉默。
去收养几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三四岁左右，这样他们会一直觉得他是亲生父亲。他们的爸爸。我们的父亲。像当年的米可（或者贝彼）那样的小女孩。圆脸蛋，灰眼珠，亚麻色的头发。他要为她做衣服——粉红色的印花双绉裙，过肩和袖口上有漂亮的刺绣。短丝袜和白色的鹿皮鞋。冬天则是一件小小的红色天鹅绒外套、帽子和皮手笼。男孩肤色黝黑，黑发。小男孩跟在他背后，模仿他的举动。夏天时，他们三个去海湾边的小屋，他给他们穿上日光浴服，小心地带着他们走到碧绿清浅的海水里。等他老了，他们就像鲜花一样绽放。我们的父亲。他们会带着问题来找他，他给他们解答。
比夫又拿起曼陀铃。“当——啼——叮——啼——啼，啼——啼，彩绘娃娃的婚——礼。”曼陀铃模拟着副歌。他将整首歌唱了一遍，脚有节奏地摆动。他接着弹“凯——凯——凯——凯蒂”和“爱的甜蜜旧歌”。这些音乐就像“佛罗里达水”一样勾起他的记忆。一切。从第一年起，他那时是幸福的，她似乎也幸福。三个月之内，床随着他们一起塌下来两回。他不知道她的脑子里整天都在想如何攒下五分或十分。后来，他和芮欧，还有别的女孩在她床上。基普、玛德琳和罗。更后来，他突然丧失了它。他再无法和任何女人躺一起。圣母玛利亚！所以一开始，一切似乎都消失了。
露西娅向来懂得这些事。她知道艾莉斯这样的女人。也许她也了解他。露西娅力劝他们离婚。她也尽其所能帮他们理顺那乱七八糟的事。
比夫的眉头突然皱起。他的手从曼陀铃的琴弦上猛地一抽，音乐戛然而止。他身体紧绷地坐在椅子上。然后，他又忽然对自己讪讪地笑了。他怎么想起这些事情来？啊，主啊，主！他二十九岁生日的那天，露西娅叫他看完牙医后到她公寓去。他期待小礼物之类的——一盘樱桃馅饼或一件帅气的衬衫。她在门口接他，他还没进门就被她蒙上眼睛。然后，她说马上回来。无声的房间里，他听见她的脚步声，当她走到厨房时他放了个屁。他站在屋里，眼睛被蒙上，噗的一声。他立刻惊慌地意识到屋里还有别人。先是一阵窃笑，接着是让人耳聋的哄堂大笑。那一刻，露西娅回来了，松开蒙眼的东西。她手里拿着个碟子，上面是焦糖蛋糕。房间里全是人。勒罗伊和一大群人，当然，还有艾莉斯。他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站在那里，像个废物，满脸通红。他们寻他开心，紧接着的一小时，几乎和他母亲死的时候一般糟糕——那种感觉。那天晚上，他喝了一夸脱的威士忌。之后的几周——圣母玛利亚！
比夫冷笑。他弹了几下曼陀铃，开始唱一首快活的牛仔歌。他的嗓音是柔软的男高音，一边唱一边闭着眼睛。房间几乎全黑了。潮湿的寒气冷得刺骨，他患风湿的腿在痛。
最后，他把曼陀铃收起来，在阴暗里沉闷地摇着。死亡。有时候，他几乎感觉到它就在房间里，和他在一起。他在椅子里来回起伏。他明白什么？什么都不明白。他要去哪里？哪儿都不去。他想要什么？想知道。什么？一个意义。为什么？一个谜。
破碎的画面像弄乱的拼图般洒在他脑海里。艾莉斯在浴缸里抹肥皂。墨索里尼那副尊容。米可推着婴儿车。橱窗里的烤火鸡。布朗特的嘴。辛格的脸。他感到自己在等待。屋里已经完全黑下来。他能听见厨房里的路易斯在唱歌。
比夫站了起来，按住椅子的扶手，让它不再摇。他把门打开，外面的大厅暖和明亮。他想起来，米可也许会来。他整了整衣服，头发往后抹了一下。温暖和活力回归了他的身体。餐厅里喧闹不已。一轮啤酒和礼拜日晚餐开始了。他和蔼地对年轻的哈利笑了笑，回到收银台的后面。他的目光像套索般扫视着屋里。屋里坐满了人，噪音嗡嗡响。橱窗里的水果盘摆得高雅艺术。他观察着大门的同时，火眼金睛继续巡视着房间。他敏锐而专注地等待着。辛格终于来了，用银色的铅笔写道他只要汤和威士忌，因为他感冒了。米可没有来。
9
她连五美分的零花钱都没有了。他们家就是那么穷。钱是最主要的东西。任何时候都是钱、钱、钱。他们得花老大价钱替贝彼·威尔森支付单人间和私人护理的费用。但这只是其中一项。一张账单刚支付，另一张又来了。他们欠了两百美元的账，得立刻还。他们失去了房子。他们的爸爸向银行抵押了房子，只拿取了一百美元，之后又和银行借了五十美元，辛格也一起签字担保。接下来他们每月不得不为房租发愁，而不是税。他们差不多和厂里的人一样很穷了。只是，没人敢看不起他们。
比尔在一个灌瓶厂里打工，一周挣十美元。黑兹尔在一家美容厅帮忙，八美元。埃塔在电影院卖票，五美元。每个人都交出工资的一半作伙食费。屋里有六个房客，每人五美元的租金。还有辛格先生，他交房租很准时。加上他们爸爸筹到的，一个月大概有两百美元——这笔钱他们得让六个房客吃好，喂饱家人，付整栋房子的租金，以及家具的分期付款。
乔治和她不再有午饭钱了。她得停掉音乐课。波西娅将中午的剩饭留给他们放学回家后吃。他们都在厨房里吃。比尔、黑兹尔和埃塔是和房客一块儿吃还是在厨房吃要看食物够不够。厨房里的早餐有玉米粥、黄油、熏肉和咖啡。晚餐是同样的内容加上餐桌上的剩菜。每次要在厨房吃饭，大孩子们都显得痛苦。有时候，她和乔治干脆就饿足两三天。
不过，这都是“外在的事”。她的音乐、异域和那些计划都不受干扰。冬天很冷。霜挂在窗玻璃上。夜晚时，客厅里的炉火噼啪响，很暖和。全家人和房客都坐在火边，她可以单独待在中间的卧室里。她穿两层毛衣和一条比尔已经穿不了的灯芯绒裤。兴奋让她保暖。她从床底下拿出她的秘密盒子，坐在地板上忙起来。
大盒子里有她在公立免费艺术课上画的画，她从比尔房间拿出来的。盒子里还有她爸送给她的三本侦探小说、一个带镜子的粉饼盒、一盒手表零件、一条水晶项链、一把锤子和几本笔记本。一个笔记本的顶部用红蜡笔写着——私密。勿入。私密——用绳绑着。
整个冬天她都在这个本子上作曲。她晚上不再读课本，好把更多时间花在音乐上。通常她只能写一些小乐曲——没有歌词的歌，连低音符都没有。它们很短。但即使曲子只有半页长，她也给它们取名，在下面标上她名字的缩写。这本子里还没有真正的乐曲或作品。它们只是她脑海里的歌，想记下来。她根据灵感而取名——“非洲”“激战”和“暴风雪”。
她未能真实刻画她脑海里的音乐。她只能将它们简化成几个音符，否则就乱了，写不下去。对作曲，她还知道得太少。不过，也许等她懂得快速记下简单的旋律时，她就可以着手记录脑海里的全部音乐了。
一月里，她开始谱一首极其美妙的曲子，叫《我要什么，我不知道》。那是一首美得无与伦比的歌——悠长而酥软。起初，她尝试为音乐写一首诗，但想不出什么能配得上音乐。而且，在第三行，她也找不到能和“什么”押韵的词。这首新歌让她忧伤、激动又幸福。如此优美的音乐是很难谱的。她两分钟内哼出来的旋律，得费力一周才能写在笔记本上——她得先琢磨出音阶、节拍和音符。
她得集中精力，反复诵唱。她的嗓音向来沙哑。她爸说是因为她小时候哭得太多。她像拉尔夫一样大时，她爸每晚都得起来，抱着她走来走去。他老说，唯一能让她不哭的，是他用杆子去捅煤斗并唱《狄克西》[6]时。
她趴在冰冷的地板上想。将来——她二十岁时——她会成为一名杰出的、驰名世界的作曲家。她会拥有整个交响乐团，亲自指挥自己的所有作品。她会站在舞台上，面对一大群听众。指挥乐团时她会穿真正的男式晚礼服或饰有水晶的红裙子。舞台的幕帘是天鹅绒做的，上面印有金色的。辛格先生会到场，音乐会之后，他们会到外面吃炸鸡。他会仰慕她，将她视作自己最好的朋友。乔治会上台献花环。音乐会在纽约或者国外某个城市举办。名人会对她指指点点——卡洛尔·隆巴德、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和海军少将拜尔德。
她还能够随时演奏贝多芬的交响乐。秋天时她听过的这部音乐给她奇怪的感受。这交响乐盘桓在她身体里，一点点生长。原因是这样的：整部交响乐都在她脑海里。只能这样。她听到了每个音符，整部音乐还待在她的脑海深处，仿佛刚演奏完。可她没法重新打捞它出来。唯有等待，等待新的片段突然冒出来。等待它像嫩叶缓缓从春天的橡树枝上长出来。
在内屋，除了音乐，还有辛格先生。每天下午，在体育馆弹完钢琴后，她会沿着大街走到他工作的商店。从前面的窗户是看不到辛格先生的。他在店的后面干活，在门帘之后。但她去看他每日工作的地方，看他认识的人。晚上，则坐在前廊等他回家。有时候，她跟着他上楼。她坐在床上，看他放好帽子、解开衣领和梳头。不知道为何，他们之间好像有秘密。或者，像在等待告诉对方从未说出口的话。
他是内屋里唯一的人。很久以前还有别的人。她回忆他来之前的情形。她想起六年级的时候一个叫西莱斯特的女孩。这个女孩有着金色的直发、翘起的鼻子和雀斑。她穿红色的套头毛衣，外加白色的罩衫。走起路来是内八字。她每天带一个橘子在课间小休时吃，一个蓝色的锡盒装着她午休时的午餐。其他孩子课间小休时把带的食物都吃光，之后就饿了——西莱斯特不这样。她剥掉三明治烤硬的面包皮，只吃中间柔软的部分。她总是带一只煮熟的鸡蛋，抓在手里，用拇指挤压蛋黄，好在上面留下指印。
西莱斯特从不和她说话，她也从不和对方说。尽管这是她最想做的事情。夜晚，躺在床上睡不着，她会想着西莱斯特。她想象她们是最好的朋友，西莱斯特到她家里来，吃晚饭，共度夜晚。不过，这些从未发生过。她对西莱斯特的那种感觉让她无法像对待别人一样，径直上前，交个朋友。一年之后，西莱斯特搬到别的区域住，也转了学。
然后是一个叫巴克的男孩。他块头大，脸上长着青春痘。早上八点半，站他身旁和他一起列队出操时，他闻上去可臭了——他的裤子好像需要晒一晒。有次他像潜艇一样低头撞向校长，被留级了。他笑起来时，牙齿都露出来了，全身颤抖。她想着他就像她想着西莱斯特。然后，是感恩节上卖彩票的一个女人。安格林小姐，教七年级的老师。电影里的卡洛尔·隆巴德。她想着他们所有人。
但辛格先生是不一样的。她对他的感觉是慢慢出现的，她回想不起来它是怎么发生的。其他人都很平凡的，辛格先生不是。他第一天来敲门问租房事宜时，她盯着他看了很久。是她开的门，看他递过来的名片。然后，她叫了妈妈，走到厨房和波西娅、巴伯尔说到他。她跟着他和她妈妈上楼，看着他将垫子放到床上，卷起窗帘看有没有坏掉。他搬进来那天，她坐在前廊的栏杆上，看着他从“十分钱出租车”里走出来，拎着箱子和棋盘。后来，她听见他沉重的脚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开始想象他。之后一切就渐渐变了。结果现在他们之间有了这样秘密的情感。她从没有和谁说过像和他那样多的话。如果他能说话，他必定会告诉她许多事情。他就像某类伟大的教师，纯粹因为是哑巴他才不教。晚上睡觉时，她想象自己是个孤儿，和辛格先生一起住——只有他们俩人，住在国外的房子里，一个冬天会下雪的地方。也许是一个瑞士小镇，周围是高大的冰川和大山。那里的屋顶上有岩石，有陡峭的尖顶。或者是法国，人们从店里买了面包，不包装就拿回家。或者冬天灰色的海边上的挪威。
清晨，醒来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还有音乐。她一边穿衣服，一边想今天会在哪里见到他。她喷埃塔的香水或者抹点香草精油，这样，如果在厅里遇到他，会有好闻的气味。她迟迟才上学就为了看他下楼去上班。下午和晚上，他如果在家，她就从不出门。
她所了解的和他有关的每一件新鲜事都很重要。他将牙刷和牙膏放在桌上的玻璃杯里。她也把原来放在浴室架子上的牙刷换到玻璃杯里。他不喜欢卷心菜。这是给布瑞农先生干活的哈利和她说的。现在，她也吃不了卷心菜了。当她了解到他的一些新情况时，或者和他说话时，他用银色铅笔写几个字时，她都得一个人待很久，仔细回想一切。和他在一起时，她的主要念头就是收藏一切，以便日后回味和追忆。
但是，与音乐、辛格先生一起待在内屋并不是一切。外在的世界里发生了很多事。她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把门牙磕掉了一个。米娜小姐的英语课给她打了两次低分。她在一片空地上弄丢了二十五美分，和乔治找了三天都没找到。
还发生了这事：
有天下午，她在后面台阶上复习，应付英语考试。哈利在篱笆的那边砍柴，她喊了他。他走过来，画图给她讲解了几个句子。他的眼珠子在牛角框眼镜后骨碌碌地转。和她讲解过英语后，他站了起来，手在短外套的口袋里进进出出。他总是活力十足，有点神经质，每分钟都要说点什么话或者做点什么事。
“你看吧，如今只有两件事。”他说。
他喜欢语出惊人，有时候，她不知道如何回应。
“这是真相。如今我们面前只有两件事。”
“什么？”
“好战的民主党和法西斯。”
“你不是喜欢共和党吗？”
“去，”哈利说，“我不是要说这个。”
一个下午，他详尽地解释了什么是法西斯分子。他说到纳粹如何让犹太小孩跪在地上啃青草。他透露自己如何计划去暗杀希特勒。他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他说在法西斯主义里没有任何正义和自由可言。报纸上都是蓄意的谎言，人民不知道世界上正发生的事。纳粹很可怕——每个人都知道。她和他一起研究如何杀死希特勒。若有四五个人来参与计谋会更好，那么即使一人失手了，其他人也一样能把他干掉。纵然他们都死了，也成了英雄。当一个英雄和当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也不相伯仲。
“不成功便成仁。尽管我不相信战争，但我已准备为心中的正义而战。”
“我也是，”她说，“我愿意向法西斯宣战。我可以打扮成男孩，没人能看得出来。剪短头发之类的。”
那是一个明媚的冬日午后。天蓝得发绿，后院里光秃秃的橡树枝条被衬托得发黑。阳光很暖。这天气让她感到满满的能量。音乐在脑子里。她跃跃欲试，捡起一枚三英寸的大钉子，几下猛击将它钉到台阶里。她爸听见锤击的声音，穿着浴袍跑出来，站了一会儿。橡树下有两张锯木架，小拉尔夫忙着将石头放到一个架子上，再挪到另一个架子那儿。来来回回。他走路时手撑开，保持平衡。他有点罗圈腿，尿布掉到了膝盖。乔治在弹玻璃珠。他该理发了，脸显得瘦长。他的一些恒牙已经长出来了——但它们又小又蓝，像刚吃过黑莓。他为弹珠子画了一条线，然后趴在地上，向第一个洞瞄准。他们的爸爸回到自己的工作台时，把拉尔夫也抱走了。过了一会儿，乔治一个人跑到小巷里。自从射击了贝彼，他就不和任何人玩了。
“我得走了，”哈利说，“我六点前得到岗。”
“你在咖啡馆感觉还好吗？有没有吃什么免费的好东西？”
“当然。三教九流的人都来这地方。和以前的工作比，这是我最喜欢的。薪水也多些。”
“我讨厌布瑞农先生。”米可说。是的，他从没有对她说过什么难听的话，但他说话总是粗鲁可笑。他肯定老早就知道她和乔治那次顺走了口香糖。然后，他为什么要问她的生意怎么样呢——上次在楼上辛格先生的房间里这么问过。他也许以为他们经常这么做。他们没有。他们当然不会。他们只有一次在“十分钱店”里偷过一套水彩笔和一个五分钱的铅笔刀。
“我受不了布瑞农先生。”
“他挺好的，”哈利说，“他有时候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一个人，不过，他脾气不坏，你要是了解他的话。”
“我想起一件事，”米可说，“男孩在类似方面比女孩有优势。我是说男孩通常能找到兼职，不需要退学，还有时间忙别的事。女孩就没有类似的机会。女孩要是想工作，她得退学，做全职。我当然想和你一样一周挣几块美元，不过不可能。”
哈利坐在台阶上，松开鞋带。他扯断了一根。“咖啡馆有个客人叫布朗特先生。杰克·布朗特先生。我喜欢听他说话。他喝啤酒时说的话让我学到很多。他给了我一些新想法。”
“我很了解他。他每周日都来这里。”
哈利解开鞋带，将断了的鞋带拉成一样的长度，重新打了个结。“听着——”他不自在地在短外套上擦着眼镜——“你不用和他提到是我说的。我的意思是他不一定记得我。他不和我说话。他只是和辛格先生说话。他会觉得可笑，如果你——你懂我的意思。”
“好的。”她从他的言语间领悟到他被布朗特先生迷住了，她明白他的感受。“我不会说的。”
黑夜降临。月亮如牛乳般洁白，悬在深蓝的夜空，空气冷冽。她听见拉尔夫、乔治和波西娅在厨房里。炉灶上的火让厨房的窗成了一个暖和的橘子。空气里有人间烟火的味道。
“你知道有一件事我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说，“我自己都厌恶面对它。”
“什么？”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读报纸并思索你读到的文章吗？”
“当然。”
“我曾是一个法西斯。我曾这么想自己。是这么回事。你知道所有那些照片，和我们一般大的人在行军、唱歌，步调一致。我过去觉得这很酷。所有人相互宣誓，共有一个领导。所有人有同样的理想，一起迈步前进。我没怎么想过发生在少数族裔犹太人身上的事，我不愿意去想。我那时候不愿意像一个犹太人那样去想问题。你看，我很无知。我只是看到照片，读到下面的文字，并不理解。我从不知道它是多么可怕的事。我想，我曾是法西斯。当然，后来我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他自我批评的声音是苦涩的，声音从一个男性渐渐切换成男孩。
“嗯，那时候你没有意识到——”她说。
“它是可怕的罪。不道德。”
这就是他。一切事情非黑即白——没有中庸之道。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不可以碰啤酒或红酒，不可以抽烟。考试作弊是可怕的罪，但抄作业不算。女孩子涂口红或者穿露背装是不道德的。购买德国货、日本商品是可怕的罪，尽管那花不了五分钱。
她回忆他们都是孩子时的哈利。有一回他的眼睛向内斜视了，一斜就斜了一年。他坐在屋前的台阶上，手放在膝盖之间，观察万物。非常安静，斜着眼睛。在语法学校他跳了两级，才十一岁就准备上技校了。但在技校里，阅读到《艾凡赫》里的犹太人时，全班学生都转头去看哈利，他回到家里大哭。他母亲让他退学了。他有一年没上学。他长高了，很胖。每次她爬上篱笆，都能看见他在厨房里弄吃的。他们都在街区玩耍，有时候还摔跤。她小时候喜欢和男孩子打架——不是真的打架，只是在玩。她用柔道混合拳击的策略。有时他撂倒她，有时反过来。哈利对人从不耍狠。小孩子弄坏了玩具会来找他，他总是耐心修理。他能修一切东西。这一片区的女士请他修坏了的电灯或者缝纫机。他到十三岁时又回到技校，开始努力学习。他送报纸、周六打工、读书。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没有怎么见到他——直到她上次办了个派对。他变化很大。
“是这样，”哈利说，“过去的我一直怀有很大的野心。想当伟大的工程师、医生或者律师。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我目前关心的是世界上发生的事。法西斯和欧洲那些可怕的事——另一方面，则是民主党。我意思是我无法投入到自我价值的实现中，因为我在这个‘其他事情’上想得太多。每晚我都梦见杀死希特勒。我在半夜里醒来，口干舌燥，感到莫名恐惧——不知道恐惧什么。”
她看着哈利的脸，一股深沉严肃的情感让她难过。他的上唇很薄很紧，下唇却很厚，在颤抖。哈利看上去没有十五岁。天黑了，冷风吹来。风绕着街区的橡树放歌，吹得百叶窗砰砰打在墙上。街角，威尔斯太太在叫沙克回家。幽深的傍晚加重了她内心的悲伤。我想要一架钢琴——我想上音乐课，她对自己说。她看着哈利，他玩着纤细的手指，缠绕成各种形状。他散发着温暖的男孩气息。
是什么让她突然有了那样的举动？也许是想到了小时候的时光，也许是悲伤让她感到怪异。总之，她突然推了一把哈利，几乎将他推下台阶。“你奶奶是狗娘养的。”她冲他大喊，然后跑了。这是街坊孩子要挑架时说的话。哈利站了起来，吃惊地看着。他将鼻头上的眼镜调整了一下，看了她一眼。然后就跑到后巷去了。
冷风吹得她力气大如参孙。她大笑时发出短促的回响。她用肩膀去撞哈利，他抱住了她。两人奋力搏斗的同时在欢笑。她个子更高，但他双手有劲。他没有很卖力，被她掀翻在地上。然后，他突然停顿了，她也停住。他温热的呼吸喷在她脖子上，他一动不动。她感到他的肋骨抵着自己的膝盖，被她坐在身上，他的呼吸变得粗重。他们一起站起来了。他们没有再笑，巷子里很安静。他们穿过黑暗的后院时，不知为何，她觉得滑稽。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但突然间就这样了。她轻轻地推了他一下，他回敬了她。接着，她又笑了起来，感觉正常了。
“再见。”哈利说。他已经是大人了，不适合再攀爬篱笆，所以他跑过旁边的小巷，到了他家大门。
“天啊，真热！”她说，“我要闷死了。”
波西娅正在炉灶上给她热饭。拉尔夫在他的餐椅托盘上敲打着勺子。乔治脏兮兮的小手拿着一片面包在搅拌燕麦粥，他的眼睛斜视着，眼神里透着漠不关心。她自己去拿了些鸡胸肉、卤汁、燕麦粥和葡萄干，将它们放在碟子上拌到一块儿。她大口大口地吃着。燕麦粥都吃光了，但她还不饱。
她整天都想着辛格先生，吃完晚饭，她就上楼去。她走到三楼时，看见他的门开着，房间是暗的。这给她空虚的感觉。
她在楼下无法安心坐着复习英语。仿佛是因为她太壮了，没法像别人一样安坐在椅子里。仿佛她能够推倒屋里所有的墙壁，像个巨人般走向街道。
最后，她将床底下的秘密盒子拿了出来，趴在地上，翻看着笔记本。上面有二十首歌了，但她还不太满意。如果她能写一首交响乐！为整个乐团——你怎么写呢？有时，几个乐器同奏一个音符，因此乐谱必须很庞大。她在一张很大的考试纸上画了五条线——每条线相距一英寸。某个音如果是为小提琴、大提琴或者笛子写的话，她在旁边注明乐器名。但所有乐器同奏一个音符时，她会在边上画个圆圈。在纸张的顶部，她写了大大的“交响乐”三个字。在下面署上“米可·凯利”。之后就进行不下去了。
她要是能上音乐课！
她要是有一架真正的钢琴！
过了很久她才能着手开始。旋律在她的脑海里，她只是不知道如何写出来。似乎，这是世界上最难的音乐。但她一直在琢磨，直到埃塔和黑兹尔进来躺下，并对她说，请把灯关掉，已经十一点了。
10
波西娅等威利的消息等了六周。每天黄昏她都来到那栋房子问考普兰医生一个问题：“你见到谁收到威利的信了吗？”每天晚上他都不得不对她说，他啥消息都没有。
终于，她不再问了。她只是来到厅里，不声不响地看着他。她喝酒。她的罩衫常常半敞开着，鞋带也松了。
二月来了。天气先变得暖和，随后就热了。耀眼的阳光明晃晃地照着大地。光秃秃的树枝上有鸟儿歌唱，孩子们赤着脚，光着膀子在门前玩耍。晚间，如同仲夏般热烘烘。然而，过了几天，冬天又返回小镇。柔和的天空阴暗下来。下了场很冷的雨，空气变得潮湿而刺骨地冷。镇上的黑人吃足了苦头。燃料耗光了，到处在为保暖而挣扎。流行性肺炎在潮湿狭窄的街上蔓延开来，有一周时间，考普兰医生只能偶尔打个盹，衣服都不脱。威利依然没有消息。波西娅写了四封信，医生写了两封。
一天里的大多数时间他都没空多想。但他偶尔有机会在家里休息片刻。他会在厨房的炉灶边喝一壶咖啡，被深深的不安所占据。他的五个病人死了。其中一个就是奥古斯都·本尼迪克特·马迪·路易斯，那个聋哑小孩。他被邀请在葬礼上发言，但他的规矩是不参加葬礼，所以没接受。五个病人的死亡并非他照料不周，而是因为长年的物质匮乏。就吃些玉米面包、腌猪肉和糖浆，四五个人挤在一个单人间里。死于贫困。他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喝咖啡提神。他经常用手抵着下巴，最近他疲惫时，脖子上轻微的神经震颤会让他不受控地点头。
二月的第四周，波西娅来了。才早晨六点钟，他正坐在厨房的火炉边上，热一锅牛奶作早餐。她醉得一塌糊涂。他闻到杜松子酒那强烈的甜味，他鼻孔因厌恶而张开。他不看她，忙着准备他的早餐。他将面包碎放到碗里，再倒上热牛奶。他准备咖啡，摆好桌子。
等他在早餐前坐下来，才严厉地看着波西娅。“你吃过早餐了吗？”
“我不想吃早餐。”她说。
“你要吃。假如你今天要上班。”
“我不上班。”
他感到一阵害怕。他不想再问下去了。他盯着那碗牛奶看，用勺子舀牛奶喝，勺子在他手里发抖。吃完早餐，他的目光落在她头顶上的墙上。“你舌头打结了？”
“我会告诉你的。你会听到的。等我能说了，我会告诉你的。”
波西娅一动不动坐在椅子里，她的目光慢慢从一个墙角移到另一个墙角。她的手臂无力地下垂，双腿松弛地交叠着。他不看她时有片刻感到一种危险的轻松和自由，他知道这种感觉很快要被打碎，因此而更强烈。他弄了一下炉火，暖了暖手。然后卷了一根烟。厨房干净整洁，一尘不染。墙上的平底锅被炉火照得发亮，它们背后都有一个圆形的阴影。
“是威利。”
“我知道。”他小心翼翼地在手掌里搓着卷烟。他不为所动地环顾四周，留恋着最后的甜蜜美味。
“我和你提到过的巴斯特·约翰逊，和威利一块儿坐牢的。我们以前认识他。他昨天被送回家了。”
“嗯。”
“巴斯特终生残疾了。”
他的脑袋在抖。他用手压着下巴，保持稳定，但是顽固的颤动很难控制。
“昨天晚上，几个朋友来我家，说巴斯特回家了，要和我说威利的事。我就跑了过去，下面是他说的。”
“嗯。”
“他们有三个人。威利和巴斯特，还有另一个男孩。他们是朋友。然后就出麻烦了。”波西娅停顿了一下。她的舌头舔了舔手指，又将手指润了润干燥的嘴唇。“这事和那个白人看守老欺负他们有关。有一天，他们到外面公路上劳动，巴斯特顶撞了看守，另一个男孩企图跑到树林里。他们把三个人都带走了。把他们三个人都带到营地里，将他们关到冰窟里。”
他又“嗯”了一次。但他的头在抖，这个词听着像喉咙里发出的呼噜声。
“这是大概六周以前的事了，”波西娅说，“你记得那时的寒潮吧。他们把威利和其他男孩关到冰窟一样的屋里。”
波西娅的声音低沉，她的话语之间没有停顿，脸上的悲痛也没有缓和。就像一首哀歌。她说着，他听不懂。传到他耳朵里的声音分明，但它们没有形状和意义。他的脑袋仿佛是船头，声音就像打在船头的浪花，流逝了。他感到要往回看，去找那已经说过的话。
“……他们的脚都肿起来，他们躺在那儿，在地板上滚动，大喊大叫。没有人来。他们喊了三天三夜，没有人来。”
“我聋了，”考普兰医生说，“我听不明白。”
“他们把我们的威利和其他男孩扔到冰窟里。天花板上垂下一条绳子。他们的鞋被脱掉，光着的脚被绑在绳子上。威利和两个男孩身子躺在地上，脚在半空中。他们的脚肿得厉害，在地上滚动，大喊大叫。屋里冰冷，他们的脚都结冰了。他们的脚发肿，他们喊了三天三夜，没有人来。”
考普兰医生用手压着头，但那持续的颤抖没法停止。“我听不见你说的话。”
“他们最终来接他们。他们飞快地将威利和男孩子们带到病房，他们的脚都肿得很，冻成冰。生了坏疽。他们把威利的双脚都锯掉了。巴斯特·约翰逊锯掉了一只，另外那个男孩没事。但是我们的威利——他终身残疾了。他的两只脚都被锯掉了。”
话说完，波西娅俯下身子，头撞向桌面。她没有哭，也没有哀吟，她只是一遍遍地用头撞向难以擦洗的桌面。碗和勺子咣当作响。他将它们拿到水槽里。他脑袋里的词语破碎，但他不想将它们拼凑起来。他烫了一下碗勺，洗了一下擦盘子的毛巾。他从地上捡起什么，放回到别处。
“残废？”他问，“威利？”
波西娅的头撞在桌面上，有着类似缓慢的打鼓声的节奏，他的心跳也被带入这个节奏。话语安静地复活，拼凑出意义，他理解了。
“他们什么时候送他回家？”
波西娅颓丧的脑袋枕在胳膊上。“巴斯特不知道。他们三个很快就被分到不同地方去。他们把巴斯特送到另外一个营地。因为威利只需要再待几个月，他想他应该快回家了。”
他们喝着咖啡，坐了很久。相互看着对方的眼睛。咖啡杯碰到了他的牙齿。她将咖啡倒在杯托上，溅出来的咖啡洒到她大腿上。
“威利——”考普兰医生说，他说出这个名字时，牙齿深深地咬到了舌头，他痛苦地摆动着下巴。他们又坐了很久。波西娅握着他的手。微弱的晨光将窗户映得灰白。窗外还在下雨。
“我如果要上班，还是现在走比较好。”波西娅说。
他跟着她到大厅，在衣帽架前停住，穿上外套和围巾。随着门开，一股又冷又湿的风钻了进来。海伯尔坐在马路牙子上，头顶盖了张已湿答答的报纸来避雨。人行道上有栏杆，波西娅挨着栏杆走。考普兰医生在后面和她保持着几步的距离，他的手也撑在围栏板上来保持平衡。海伯尔在他俩后面。
他等待那黑暗骇人的愤怒，就像夜晚释放的野兽。但它没有来。他的肝肠就像灌了铅一般，他走得如此慢，沿路挨着栏杆和楼房那湿冷的墙壁。向深处坠落，直到下面再无深谷。他已触到了绝望的实底，也就坦然了。
这里面，有他熟悉的某种强烈而神圣的快乐。被迫害的笑声，被鞭打的黑奴歌唱他愤怒的灵魂。如今他的心里就有一首歌——它还不是旋律，只有歌的感觉。被浇透的平静，它的沉重压迫着他的四肢，唯有强大的、真正的使命才能让他有力前行。他为什么还要往前走？为什么不在这最深的侮辱下面苟安，获得短暂的慰藉？
但他继续向前走。
“叔叔，”米可说，“喝点热咖啡会让你感觉好点吧？”
考普兰医生看着她的脸，没有回应。他们穿过小镇，最后来到凯利家后面的巷子里。波西娅先进去，他跟在后面。海伯尔待在外面的台阶上。米可和她两个弟弟原来就在厨房里。波西娅说了威利的事。考普兰医生没有听她讲，但她的声音是有节奏的——开始、展开、结束。她讲完以后，又从头讲了一遍。其他人也进来听。
考普兰医生坐在角落的高凳上。他的外套和围巾在炉灶边的椅背上冒着热气。他的帽子搁在膝盖上，修长黝黑的手神经质地转着破旧的帽檐。他发黄的手心都是汗，时不时地擦一下手帕。他的脑袋颤抖，全身肌肉绷紧，竭力保持稳定。
辛格先生进来了。考普兰医生抬起头看他。“你听说了吗？”他问。辛格先生点点头。他的眼里没有恐惧、怜悯或憎恨。知道事情的人里面，只有他的眼神没有表达这种情绪。只有他理解这件事情。
米可悄悄问波西娅：“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他叫本尼迪克特·马迪·考普兰。”
米可俯身凑到考普兰医生跟前，叫得很大声，仿佛他是个聋子。“本尼迪克特，难道你不想喝点热咖啡让感觉好受一点吗？”
考普兰医生被吓到了。
“别大喊大叫，”波西娅说，“他的听力和你一样好。”
“噢。”米可说。她倒空咖啡壶，重新放咖啡到炉上去烧。
哑巴依然徘徊在门口。考普兰医生依然看着他。“你听说了吗？”
“他们会怎么处理那些监狱看守？”米可问。
“宝贝，我不知道，”波西娅说，“我真不知道。”
“我要做点什么。我得为此做点什么。”
“我们做什么都没用。最好保持沉默。”
“他们应该受到威利和那两个男孩一样的待遇。要更严厉。我真想召集一路人马，亲自把他们杀掉。”
“这不是基督徒该说的话，”波西娅说，“我们只能退一步，等着看他们被撒旦用草耙砍碎，永远在油锅里煎熬。”
“至少威利还能吹口琴。”
“双脚被锯掉了，这是他唯一能干的。”
房间里充满噪音和骚动。厨房顶上的房间里，有人在挪移家具。饭厅里挤满了房客。凯利太太在早餐桌和厨房之间忙个不停。凯利先生穿着松垮垮的裤子和浴袍走来走去。凯利家的孩子在厨房里贪婪地吃着。门砰砰地响，屋里到处都是人声。
米可递给考普兰医生一杯加了淡牛奶的咖啡。牛奶使得那液体泛着灰蓝色的光泽。有的咖啡溅到了托盘上，他先用手帕擦了托盘和杯子边沿。他一点儿都不想喝咖啡。
“我真希望能杀掉他们。”米可说。
屋里安静了。饭厅里的人都出去上班了。米可和乔治去上学了，小婴儿被关在前面的房间里。凯利太太头上绑一条毛巾，拿着扫帚上楼了。
哑巴依旧站在门口。考普兰医生凝视着他。“你知道这事？”他又问了一遍。他的问题没有声音——话堵在他喉咙里——尽管如此，他的眼睛说出来了。然后哑巴离开了。剩下考普兰医生和波西娅。他在角落的高凳上坐了一会儿。终于，他起来要走了。
“你坐回去，爸爸。今天上午我们要待在一起。我要去煎鱼，准备鸡蛋、面包和土豆做午餐。你留下来吧，我想好好招待你一顿热腾腾的午餐。”
“你知道我要出诊。”
“就这一天，好吗，爸爸。我感觉自己真要崩溃了。而且，我不想你一个人在街上瞎晃。”
他犹豫着，摸了摸衣领。它很湿。“女儿，对不起。你知道我有病人要看。”
波西娅把他的围巾放在炉上烘干，直到羊毛变得烫手。她帮他系外套的纽扣，将衣领翻好。他清了清喉咙，将痰吐到一张他口袋里随身带着的纸片上。随后，把纸片扔到炉子里烧掉了。出了门他停了一下，和台阶上的海伯尔说话。建议他如果可以请假不上班，就陪一下波西娅。
风刺骨地冷。低沉的天空下着毛毛细雨。雨水渗入垃圾桶，巷子里湿漉漉的垃圾散发着恶臭。为了走稳，他走的同时扶着篱笆，黑眼珠一直看向地面。
他只看了病情很严重的病人。随后回到诊所，从中午一直忙到两点。结束后他坐在书桌前，拳头握得紧紧。但是，这事想多了也没用。
他再也不愿看见人类的脸。但他也无法独自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干坐着。他穿上外套，又走到湿冷的街上。他口袋里有几张要送到药房的处方。但他不想和马歇尔·尼科尔斯说话。他走进店里，将处方放在柜台上。药剂师放下手中要称的药粉，转过身来，伸出两只手。他厚厚的嘴唇无声地动了几下，才沉着地说出来。
“医生，”他郑重地说，“你该知道，我和我们所有的同事，还有我协会和教会的成员——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你的悲伤，并致以我们最深切的同情。”
考普兰医生遽然转身，只字不言。这太细碎了。需要更有分量的。强烈的、真正的使命，正义的意志。他硬邦邦地迈着步，胳膊贴着身体，往大街走去。他徒劳地想了很多。他想不出镇上哪个有影响力的白人既勇敢又公正。他把每个他了解的律师、法官和政府官员都想到了——但每想到一个，他的心里都是苦涩。最后，他决定去找高等法院的法官。走到法院前，他毫不犹豫，快速地进去了，决心这个下午见见法官。
宽敞的前厅很空，只有几个闲人在通向两侧办公室的过道上晃悠。他不知道法官的办公室在哪里，犹豫地在楼道徘徊，查看门上的牌子。最后他走到一处狭窄的通道。走廊的中间站了三个白人，在聊天，堵住了通道。他挨着墙根想过去，但其中一人转身拦住他。
“你要干吗？”
“请问，能告诉我法官的办公室在哪里吗？”
白人竖起拇指，指向通道的尽头。考普兰医生认出他是副警长。他们见过许多次，但副警长记不住他。对黑人来说，白人都长得差不多，但他们会费心去分别。另一方面，对白人而言，黑人都长得一样，可他们通常懒得去记住一个黑人的脸。因此那白人说：“你有事吗，尊敬的牧师？”
这熟悉的、嘲弄意味的称呼激怒了他。“我不是牧师，”他说，“我是一名医生，医学博士。我的名字叫本尼迪克特·马迪·考普兰，我有急事，要立刻见法官。”
副警长那一字一顿的说话方式，像其他白人一样让他发狂。“是吗？”他嘲弄道，对他的朋友眨了眨眼，“那么，我就是副警长，我的名字叫威尔森先生，我告诉你法官很忙。改天再来吧。”
“我必须见到法官，”考普兰医生说，“我等着他。”
通道的入口有一张长凳，他坐下了。三个白人继续聊天，但他知道副警长在观察他。他决心不走。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几个白人在走廊里来来回回地经过。他知道副警长在看他，坐得很僵硬，双手插在膝盖间。他的谨慎告诉他该离开，迟点等副警长不在时再回来。有生以来，他和这些人打交道时一贯谨慎小心。但现在，心里有什么东西不让他退缩。
“过来，你！”副警长终于说话了。
他的脑袋颤抖，站起来时脚跟都没站稳。“嗯？”
“你说你找法官有什么事来着？”
“我没说，”考普兰医生说，“我只说我找他有急事。”
“你站都站不直。你喝酒了吧，是不是？我闻到你的酒气了。”
“说谎，”考普兰医生慢慢地说，“我没有——”
副警长朝他的脸打了一拳。他摔倒在墙上。那两个白人抓住他的胳膊，拖他下楼梯到一楼。他没有反抗。
“这个国家的麻烦就是这个，”副警长说，“像他这样该死自大的黑鬼。”
他一言不发，让他们随意处置。他在等待那可怕的愤怒，感觉到它的升起。愤怒使他无力，因此而绊倒。他们把他推进警车，里面有两个看守。他们将他带到警署，接着送去拘留所。等他们走进了拘留所，那愤怒的力量才迸发出来。他突然挣脱了他们。被围在墙角。他们用棍棒打他的脑袋和肩膀。他怀着悲壮的力量，挣扎时听见自己大笑的声音。他一边流泪，一边笑。用脚疯狂地踢着。他用拳头，甚至用头去撞他们。他很快就被扣住了，动弹不得。他们拖着他一步步地穿过拘留所的大厅。牢房的门开了。有人从后面踢他腹股沟，他跪倒在地上。
狭窄的牢房里有另外五个囚犯——三个黑人，两个白人。其中一个白人很老了，醉醺醺的。他坐在地上，挠着身子。另一个白人囚犯是个男孩，不超过十五岁。三个黑人都很年轻。考普兰医生在床铺上躺下，仰头看着他们，认出了其中一个。
“你怎么在这儿？”这年轻人问，“你不是考普兰医生吗？”
他说是。
“我叫达里·怀特。你去年帮我姐姐割了扁桃体。”
冰窟般的牢房里弥漫着腐烂的气味。角落有一个桶装满了尿。蟑螂在墙上爬。他闭上眼睛，几乎马上就睡着了。等他再抬头看时，那安了铁条的小窗黑了，厅里燃起明亮的火光。四个空锡盘放在地上。卷心菜和玉米面包，他的晚餐就在身旁。
他在床铺上坐了起来，猛地打了几个喷嚏。呼吸的时候，胸口的痰咕噜咕噜响。过了一会儿，那个白人男孩也打起了喷嚏。考普兰医生的纸片用完了，只好撕口袋里的笔记本。白人男孩站在角落的尿桶前，或干脆让鼻涕流到胸前的衬衫上。他的眼睛睁大，轮廓分明的脸颊红了。他缩在床铺边，呻吟着。
很快他们被带到外面的洗手间，回来后准备睡觉。六个犯人睡四个床位。老人睡在地上打呼噜。达里和另一个男孩挤在一个床位上。
度日如年。大厅里的火光灼痛了他的眼睛，牢房里的气味使呼吸变得难受。他感到冷。他的牙齿在打战，寒冷让他发抖。他坐起来，邋遢的毯子裹紧身体，前后摇晃。他有两次去给白人男孩盖毯子，对方在说梦话，梦里把胳膊伸出了外面。他摇晃身体，手捧着脑袋，从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哀吟。他无法去想威利，思维甚至无法集中在强烈的、真正的使命上，并从中获得力量。他只能感觉到自身的痛苦。
然后热潮回来了。暖意在体内蔓延。他躺下来，仿佛沉到了一个温暖的、红色的极乐世界里。
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了。南部那怪异的冬天到了尽头。考普兰医生被释放了。一小群人等在拘留所外。辛格先生在。波西娅、海伯尔、马歇尔·尼科尔斯也来了。他们的脸模糊不清，他看不清楚。阳光非常刺眼。
“父亲，你难道不知道这对我们威利毫无帮助吗？在白人法院那里瞎碰运气？我们最好是保持沉默和等待。”
她的大嗓门在他耳边让人疲倦地嗡嗡响。他们爬进了一辆“十分钱出租车”，然后他回家了，脸颊贴在洁白的枕头上。
11
米可彻夜都睡不着。埃塔病了，她不得不睡在起居室里。沙发太窄太短。她做了噩梦，梦见了威利。波西娅和她说他们怎么对待威利的事都过去快一个月了——但她还忘不掉。她做过两次类似的噩梦，醒来时在地板上。额头上撞出了一个包。早晨六点，她听见比尔到厨房给自己弄早餐。天亮了，但窗帘遮着，房间里还很暗。在起居室醒来让她感觉怪怪的。她不喜欢。被单在身上卷作一团，一半在沙发上，一半落在地板上。枕头在房间的中央。她起来，把对着大厅的门打开。楼梯上没有人。穿睡衣的她跑到后面的房间。
“挪过去一点，乔治。”
这孩子躺在床的正中。夜晚温暖，他像只松鸦一样赤裸裸。他的拳头紧握，虽然在睡觉，眼睛也斜眯着仿佛在思索世界难题。他的嘴巴张开，枕头上湿了一块。她推他。
“等一下——”他在梦里说。
“往你那边挪一点。”
“等等——让我先做完这个梦——这个——”
她将他拖到该他睡的那头，贴着他躺了下来。等她再睁开眼，已经很晚了，阳光已经射进后窗。乔治不在。后院里传来小孩的说话声和流水声。埃塔和黑兹尔在中间的屋子聊天。她穿着衣服，突然有个想法。她在门边偷听，但听不见她们说什么。她猛地打开门，想吓她们一跳。
她们在看一本电影杂志。埃塔还在床上。她的手半捂着一个男演员的照片。“从这上面看，你不觉得他像那个男孩？那个曾经约会过——”
“你今天感觉如何，埃塔？”米可问。她朝床底下看，她的秘密盒子原封不动地待在原来的位置上。
“你操心的事可真多。”埃塔说。
“你没必要找茬吧。”
埃塔的脸尖了。她的胃痛得厉害，她的卵巢病变了。这和她身体虚弱有关。医生说她的卵巢必须得马上切除。但他们的父亲说再等一下。没钱了。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米可说，“我问你一个礼貌的问题，你就开始挑剔我。我觉得我应该为你生病而难过，但你拒绝我的善意。我当然会生气啊。”她把一缕头发往后推，仔细地照着镜子。“好家伙！看我的包！我的头肯定破了。我昨晚摔了两次，估计是撞到沙发边上的桌子了。我没法在起居室睡。那沙发那么挤，我根本睡不下。”
“别那么大声，好吗。”黑兹尔说。
米可跪下来，将那个大盒子拉了出来。她细心地检查捆绑的绳子。“说，你们俩有没有动过它？”
“嗤！”埃塔说，“我们动你的垃圾做什么？”
“你最好别动。谁要乱动我的私人物品，我会杀了他。”
“你听着，”黑兹尔说，“米可·凯利，你是我所认识的最自私的人。你对任何人都毫不关心除了——”
“噢，呸！”她砰地把门关上。她恨她们俩。想到这很可怕，却是事实。
她爸和波西娅在厨房里。他穿着浴袍，喝着咖啡。他的眼里充满血丝，咖啡杯碰到杯托。他绕着餐桌来回踱步。
“几点了？辛格先生走了没？”
“他走了，宝贝，”波西娅说，“都快十点了。”
“十点！天呐！我从没有起那么晚。”
“你搬来搬去的那个大帽盒里装了什么？”
米可手伸到炉子里拿出半打曲奇饼。“你不问我，我就不会骗你。多管闲事的人要遭报应的。”
“如果还有点牛奶的话，我想倒来泡碎面包，”她爸说，“这安魂汤也许能让我胃好受点。”
米可掰开饼干，往里面夹了点炸鸡胸肉丝。她在后面的台阶上坐下来吃她的早餐。早晨温暖明亮。斯伯尔瑞布斯和沙克在后院里正和乔治玩耍。沙克穿着防晒服，那两个孩子身上脱得只剩下短裤。他们用水管浇对方。水柱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风吹起如雾的水花，雾中闪着彩虹的色彩。一排衣物在风中飘扬——白被单、拉尔夫的蓝衣服、一件红罩衫和睡衣——湿润干净，被风吹出各种姿态。已有夏天的感觉。有毛茸茸的小黄蜂嗡嗡地绕着巷子篱笆上的忍冬花转。
“看我将它举过头顶！”乔治大叫，“看水怎么流下来。”
她太有活力，坐不住了。乔治往面粉袋里灌土，把它吊在树杈上当沙袋。她开始击打它。砰！砰！她跟着醒来时脑中音乐的节奏去击打。乔治的土里混了一块尖锐的石头，她的指关节弄伤了。
“呃！你把水喷到我耳朵里啦。我的耳膜破了。我听不到了。”
“给我，让我射。”
水花打到她的脸上。孩子们还有一次把水管对着她的腿。她担心盒子弄湿了，抱着它穿过巷子来到前廊。哈利正坐在他家台阶上读报纸。她打开盒子，拿出笔记本。但她难以集中精神去想她要写下来的歌。哈利在朝她的方向看，她无法思考。
她和哈利最近聊了那么多事。几乎每天都一起从学校走回家。他们谈到上帝。她有时半夜醒来，为他们的聊天内容不寒而栗。哈利是泛神论者。这是一种宗教，和浸信会、天主教或犹太教一样。哈利相信人死后，埋葬的身体会变成植物、火、土、云和水。要花上千年之久，然后人最终成了世界的一部分。他说，这比光成为一个天使要好。不管怎么说，总比什么都不是要强。
哈利将报纸扔到家中门厅，走了过来。“像酷热的夏天了，”他说，“还只是三月呢。”
“是啊，我希望我们能够游泳去。”
“有地方游的话，我们去啊。”
“没地方游。除了乡村俱乐部的游泳池。”
“我真想干点什么——离开，到某个地方去。”
“我也是，”她说，“等一下，我知道一个地方。在郊区，十五英里远。树林里有一条又深又宽的河。夏天的时候，女童子军在那里扎营。去年威尔斯太太带我和乔治还有彼特、沙克去游过一次。”
“你要想去，我可以弄两辆自行车，我们明天去。一个月里我可以休息一个周日。”
“我们骑车去，中午在那儿野餐。”米可说。
“好，我去借自行车。”
他该上班了。她看着他走在街头，甩着胳膊。街区走过一半处，有棵树枝低垂的月桂树。哈利跑过去跳了起来，抓住树干，做引体向上。她的心底感到一阵快乐，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好朋友，真的。而且，他俊朗。明天，她要借黑兹尔的蓝项链，穿丝绸裙子。午餐他们会带果酱三明治和“尼嗨”橘子汽水。哈利也许会带稀奇古怪的东西，因为他们家吃正宗的犹太食物。她一直看着他，直到他拐弯。他真的长成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小伙子。
郊外的哈利和坐在台阶上读报纸、思考希特勒的哈利是两个人。他们一大早就出发了。他借的自行车是男式的——前面有横梁。他们将午餐和泳衣绑在挡泥板上，不到九点就出发了。上午阳光灿烂，天很热。不到一小时，他们就骑到了离小镇老远的一条红土路上。田野一片青翠，空气里弥漫着浓厚的松树气息。哈利兴奋地说话。暖风熏在他们的脸上。她口干舌燥，已经饿了。
“看到那边山上的房子了吗？我们停下弄点水喝吧。”
“别，最好再等等。喝井水会得伤寒。”
“我已经得过伤寒了。我得过肺炎，腿摔断过，脚也感染过。”
“我记得。”
“是啊，”米可说，“我和比尔得伤寒时，待在前屋。彼特·威尔斯从人行道跑过时，捏着鼻子往窗口看。比尔非常尴尬。我的头发都掉没了，因此成了光头。”
“我打赌，我们至少骑出小镇十英里了。我们骑了一个半小时——而且骑得很快。”
“我渴坏了，”米可说，“也饿坏了。你午餐袋里有什么？”
“冷猪肝布丁、鸡肉沙拉三明治和馅饼。”
“很棒的野餐，”她为自己带的东西而羞愧，“我带了两只煮熟的鸡蛋——里面有馅——小包的盐和胡椒。三明治——涂了黑莓酱和黄油。每一样都用油纸包好。还有纸巾。”
“我没打算让你带什么，”哈利说，“我母亲准备了我们俩人的午餐。是我邀请你出来的嘛。我们马上就可以到商店买点冷饮。”
他们又骑了半小时，终于来到加油站的便利店。哈利支好自行车，她比哈利先走了进去。从明亮的日光下走入，便利店显得很暗。货架上堆满了鸡胸肉片、油桶、一袋袋的面粉。柜台上放了一大罐黏糊糊的散装糖果，苍蝇在上面嗡嗡地转。
“你这儿有什么喝的？”哈利问。
店员开始罗列饮料名。米可打开冰柜，往里面看。手浸在冰水里觉得很舒服。“我要一瓶‘尼嗨’巧克力味苏打水。你们有吗？”
“和她一样，”哈利说，“要两瓶。”
“不，等一下。这里有冰啤酒。我想要瓶啤酒，如果你请得起。”
哈利也给自己要了一瓶。他认为不到二十岁喝啤酒是一桩罪行——也许他只是突然想凑个热闹。刚喝了一口，他就做了个痛苦的表情。米可的腿累坏了，肌肉在跳动。她的手擦了一下瓶口，吞下冰凉的一大口。马路对面是一大块空旷的草地，再过去是一排松树林。松树有着各种层次的绿——从明亮的黄绿到几乎发黑的深绿。天空是灼人的蓝。
“我喜欢啤酒，”她说，“我经常将面包蘸在我爸爸喝剩的啤酒里。喝啤酒时，喜欢同时舔手上的盐。这是我喝过的第二瓶啤酒。”
“第一口酸，后面喝着还不错。”
店员说距离小镇十二英里了。他们还要骑上四英里多些。哈利结了账，他们又走到了大太阳底下。哈利声音高昂，一直在笑，没有理由。
“天，啤酒和大日头让我晕头了，但我感觉可真好啊。”他说。
“我巴不得能立刻游泳。”
路上有沙子，他们必须铆足了劲去踩自行车才能前行。哈利的衬衫上都是汗水，贴在后背上。他还在说话。路面变成了红土路，砂子都在身后了。她心里想到一首缓慢的黑人歌谣——波西娅的弟弟原来用口琴吹过的歌。她跟着它的节奏去踩脚踏板。
终于，他们到了她要找的地方。“就是它！看到那个‘私人领地’标志了吗？我们得翻过倒刺铁丝网，然后从那条路走——看！”
树林很安静。光滑的松针覆盖着土地。只用了几分钟他们就走到河边。河水是褐色的，奔流不止。寒凉怡人。四周寂然，只有水流声和微风在松树高枝上的歌吟。幽深的树林似乎让他们胆怯了，他们沿着河岸缓缓走着。
“很美吧。”
哈利笑了。“你怎么小声说话了？听我的。”他拢起双手盖着嘴巴，发出一声久久的、印第安式的呐喊，他们听到了回响。“来吧，一起跳到水里，凉快凉快。”
“你不饿吗？”
“好吧。我们先吃东西。现在先吃一半，等下从水里上来再吃另一半。”
她拆开果酱三明治。吃完之后，哈利讲究地把纸揉成球，塞入树洞里。然后，他脱下短裤，走到小径上。她在树丛后面脱掉衣服，勉强穿上黑兹尔的泳衣。泳衣太小了，勒得她大腿根痛。
“你好了吗？”哈利喊道。
她听见一阵水花溅起的声音，走到岸边时，哈利已经在游了。“先别跳，让我看看有没有树桩或者水浅的地方。”他说。她就看着他脑袋在水里一浮一沉，她压根没想过要跳。她甚至都不会游泳。她出生以来，只游过几次——要不套了救生圈，要不远离没过头顶的水域。但是和哈利说会显得自己胆小。她感到难堪，突然，编了个故事：
“我再也不跳水了。我原先老跳，从很高的地方跳。但有一次我把头撞破了，从此再不能跳水，”她想了一分钟，“我跳的是封闭屈体两周。我浮上来时，水里都是血。但我压根没想，继续做各种花样动作，有人朝我喊叫，我才意识到水中的血是从哪儿来的。从此我再也游不好了。”
哈利爬上岸。“天啊，我从没有听说过。”
她原想给故事再加点佐料使它更真实些，但她只是看着哈利。他的皮肤呈浅褐色，水花让它晶莹闪亮。他的胸部和大腿都有毛。只穿着一条紧紧的泳裤，他几乎是裸露的。摘下了眼镜，他的脸变大了，更英俊。他的眼睛润泽发蓝。他正看着她，突然间，两人都不好意思了。
“水有十英尺深，除了河对岸。那里水浅。”
“我们游吧。我打赌冷水里的感觉很好。”
她不害怕。这和她被困在大树顶部是一样的，除了爬下来，别无办法——感到死一般的平静。她沿着岸边一点点挪下去，到了冰凉的水里。她抓着树根直到抓断了，才开始游。她呛了口水，沉了下去，但她坚持游，没有丢脸。她游到了河的对岸，在那儿，脚可以碰到水底。她感觉好了。她用拳头拍打着水花，大声地瞎喊着，为了听回声。
“看这儿！”
哈利爬上一棵高高细细的小树。树干柔软，他爬到顶时，树被他压得弯下来。他落入水里。
“我也来，看我的。”
“那是棵小树苗。”
她和她那片的孩子一样，是爬树老手。她重复了一遍他刚才的动作，啪地一下掉入水里。她也能游泳了。现在她游得还可以。
他们玩“跟我学”的游戏，沿着岸边奔跑，跳进寒冷发黑的水里。他们又叫又跳，爬上爬下，玩了差不多两小时。然后，他们站在岸上，对望着，似乎再没什么新鲜的玩意了。她突然说道：
“你裸泳过吗？”
树林很安静，他一开始没回答。他觉得冷。他的乳头变成硬的、紫的。他的嘴唇也发紫，牙齿交战。“我——我没有。”
她一下就兴奋起来，冲口而出：“你如果裸泳，我也裸。谅你不敢吧。”
哈利将湿漉漉的黑发往后拨，说：“好。”
他们都把泳衣脱了。哈利背对着她。他手脚笨拙，耳根发红。然后他们转过身来面朝对方。他们也许在那儿站了半个小时——也许不到一分钟。
哈利从树上摘了一片叶子，将它撕碎了。“我们还是穿上衣服吧。”
整个野餐，他们都没有说话。他们将食物铺在地上。哈利把所有吃的分成两半。到了酷热的、使人昏昏欲睡的夏日午后。密林深处除了潺潺流水和鸟鸣，什么都听不见。哈利拿着有馅的鸡蛋，用拇指压碎了蛋黄。那动作让她想起什么？她听见自己的呼吸。
他的视线越过她的肩膀。“听我说，我觉得你很美，米可。我以前从没这样觉得。我不是说你丑——我只是想说——”
她往水里扔了一个松果。“如果想在天黑前回到家，我们就得现在走。”
“不，”他说，“我们躺下吧，就一分钟。”
他的手抓回了几把松针、树叶和灰苔藓。她吸吮着自己的膝盖，观察着他。她的拳头握得紧紧的，仿佛整个人都绷紧了。
“我们现在能睡了，这样回家路上才有精神。”
他们躺在松软的“床”上，看着天空里深绿的松林。有只鸟在唱一首哀怨清澈的歌，她从未听过。一个仿佛双簧管吹出的高音——接着降了五度，又升了上来。这歌像沉默的疑问般伤感。
“我爱那只鸟，”哈利说，“我想它是只绿鹃。”
“我希望我们在海边。在沙滩上，看着海上远处的船。有一年夏天，你去了海滩——到底是怎么样？”
他的声音低沉沙哑。“嗯——有海浪。有时是蓝的，有时是绿的，阳光明媚时，海浪看起来像镜子。在沙滩上可以捡小小的贝壳。就像我们放在雪茄盒里带回去的那种。水面上有白色的海鸥。我们在墨西哥湾——清凉的海风一直吹着，阳光不像这地方这么烤人。总是——”
“雪，”米可说，“我想看雪。冰冷、洁白的积雪，就像照片里。暴风雪。整个冬天，白色的、寒冷的雪花轻轻下着，一直下一直下。如阿拉斯加的雪。”
他们同时转过身来。相互挨得很近。她感受到他的颤抖，她的拳头几乎要握碎了。“噢，上帝。”他一遍遍地念着。她感到头已脱离身体，被抛到远处。她的眼睛直直地看着那能让人失明的烈日，心里在算着什么。然后，就这样了。
过程就是这样。
他们沿路推着车慢慢地走。哈利的头低垂，肩膀耷拉着。他们长长的黑影投在尘埃滚滚的路上，已接近傍晚了。
“听我说。”他说。
“嗯。”
“我们得弄明白它。我们必须。你明白吗——哪怕一点？”
“我不知道。我想。”
“听我说，我们得做点事情。我们坐下来吧。”
他们放下自行车，坐在路边的阴沟旁，双方拉开距离。他们头顶着灼热的午后阳光，周围布满褐色的、疏松的蚂蚁窝。
“我们得将它弄明白。”哈利说。
他哭了。他一动不动地坐着，泪珠从他的苍白的脸上滚落。她想不出他为何要哭。一只蚂蚁叮她的脚踝，她将它捏在指心，仔细地看。
“是这样，”他说，“我从来没有吻过女孩子。”
“我也没有。我没有吻过任何男孩。除了家人。”
“我原来一直想的是——吻这个特定的女孩。我原先在学校时想象过，夜里会梦见。就是有次她和我约会。我能感觉到她希望我吻她。我只是在黑暗里看着她，而不能去吻。那就是我所想的——去吻她——机会来时，我却不能。”
她用指头在地上挖了个小洞，埋了那只死蚂蚁。
“全是我的错。无论怎样看，通奸都是可怕的罪行。何况你比我小两岁，还只是个孩子。”
“不，我不是。我不是孩子了。虽然，现在我希望自己是。”
“听着。如果你觉得我们该结婚，我们可以结——秘密地，或用别的方式。”
米可摇着脑袋。“我不要。我永远不会和任何男孩结婚。”
“我也不会。我知道的。我不是说着玩的——是真的。”
她被他的脸吓住了。他的鼻翼在抖动，他的下唇颜色斑驳，被他咬出血了。他的眼睛明亮、湿润、闷闷不乐。他的脸比她记忆里任何人的脸都要苍白。她的头转了过去。他要能不再讲，事情会好受许多。她慢慢地环视周围——阴沟里布满条痕的、红白色的黏土，一个破威士忌酒瓶，对面的松树上挂着一个招聘县治安官的广告牌。她想安静地、久久地坐着，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说。
“我要离开小镇了。我是个好技工，我能在别处找到工作。我待在家里的话，母亲能在我眼中读到一切。”
“告诉我。你能看着我，说说有什么区别吗？”
哈利看了她的脸很久，点头表示能看出。然后他说：
“还有最后一件事。一两个月之内，我会寄给你我的地址，你给我写信，告诉我你没事。”
“你什么意思呢？”她迟疑地问。
他和她解释。“你只需要写‘没事’，我就明白了。”
他们又推着车往家走。他们的身影在路面上拉得巨人般高大。哈利弯着身子，就像个老乞丐，不断地用袖子擦鼻子。在太阳沉到树后之前的一瞬间，有道明亮金黄的光照亮一切，他们身前的影子从路面消失了。她感觉衰老，身体里仿佛承受着沉重之物。她现在是个大人了，无论她愿意与否。
他们走了十六英里路，回到家里那黑暗的巷子。她能看见厨房橘黄色的灯光。哈利家是黑的——他母亲还没回家。她在一条辅街上的裁缝店干活。有时，周日都要上班。透过窗户，能看见她正在后面的缝纫机前埋首干活或者把一根长针穿过厚重的布料。你看她时，她从不抬头。晚上她给他们母子俩做正宗的饭菜。
“听着——”他说。
她在黑暗中等待，但他没有说下去。他们握手后，哈利从两栋房子之间的巷子走过去。但他走到人行道上，他回过头来，向后望了一下。光照在他脸上，苍白而严峻。然后他走了。
“有一个谜语。”乔治说。
“我在听。”
“两个印第安人走在小路上。前面那个人是后面那个人的儿子，然而后面那个人不是前面那个人的父亲。他们是什么关系？”
“我想想，他继父。”
乔治冲波西娅笑了笑，露出他蓝色的小方牙。
“那就是他的叔叔。”
“你猜不到啦。是他母亲。它的诡计是你没想到印第安人是个女的。”
她站在厨房外面，看着他们。门框像给厨房里的画面装了画框。里面温馨而整洁。只有水槽旁边的灯亮着，屋里有影子。比尔和黑兹尔在桌前玩牌戏二十一点，用火柴代替钱。黑兹尔胖嘟嘟的、粉红色的手指抚摸着发辫，比尔的脸颊紧绷，很严肃地发着牌。在水槽边上，波西娅正用一块干净的、格子图案的毛巾擦碟子。她看上去很瘦，皮肤是金黄色的，她油亮的黑发梳得整齐。拉尔夫安静地坐在地上，乔治在试一条废旧的圣诞金箔片做成的小背带。
“波西娅，还有一个谜语。如果钟的指针指在两点半——”
她进了厨房。她本来以为他们看见她会后退，在周围站成一圈看她。但他们只是瞄了她一眼。她在餐桌旁坐下来，等着。
“总是等到大家都吃完了才磨磨蹭蹭地回来。看来我是有做不完的事。”
没人注意她。她吃了一大盘卷心菜和三文鱼，完了还吃了点甜食。她在想她妈妈的事。门开了，她妈妈进来和波西娅说布朗小姐在她房间里发现了臭虫。要去倒点汽油。
“别那样苦着脸，米可。你到了该收拾自己的年龄，尽量弄得漂亮点。等一下——我和你说话时别老插嘴——你帮拉尔夫好好地用海绵洗个澡，在他睡觉前，好好擦他的鼻子和耳朵。”
拉尔夫柔软的头发沾了燕麦粥。她用洗碗布擦掉了它，在水槽边洗他的脸和手。比尔和黑兹尔打完纸牌了。比尔收拾火柴时，他的长指甲刮着桌面。乔治把拉尔夫抱上床去。厨房里只有她和波西娅。
“嗨，看看我，觉得我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当然注意到了，宝贝。”
波西娅戴上红帽子，换了鞋。
“那么——”
“你弄点油脂往脸上抹。你的鼻子脱皮脱得很厉害了。他们说，油脂对晒伤最有用。”
她一个人在漆黑的后院站着，那棵橡树的树皮被她用指甲抠下了几片。这样几乎更糟。如果他们看着她，发现了什么，也许她会好受点。如果他们知道。
她爸站在台阶上叫她。“米可，噢，米可！”
“在，先生。”
“电话。”
乔治凑了过来，想听，但她将他推开了。米诺维茨太太讲话的声音很大，很激动。
“我的哈利现在应该到家了，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我不知道，夫人。”
“他说你们俩会骑车出去。他会在哪儿呢？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夫人。”米可又说了一遍。
12
天又热起来了，“阳光南部”游乐场总是挤满了人。三月的风安静了下来。树长出了茂密的淡黄色叶子。蔚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光线越来越猛。空气是沉闷的。杰克·布朗特最讨厌这种天气。他昏昏然地想到漫长的、灼热的夏天要来了。他感觉不舒服。最近，他常被头痛滋扰。他胖了，腹部长出了小肚子。他裤子最上面的扣子只能不扣。他知道发胖是因为酒精，但他继续喝。喝酒能缓和头痛。他只要喝上一小杯感觉就会好些。现在，一杯酒和一夸脱酒对他来说没两样。并非喝下去的那口酒给他刺激——而是第一口酒就引起几个月来渗透在血液里的酒精反应。一口啤酒就能减轻头部的悸动，而一夸脱的威士忌也不能让他醉。
他完全戒酒了。好几天了，他只喝水和橙汁。疼痛像爬虫一样钻在脑子里。漫长的下午和夜晚，他疲惫地工作。他睡不着觉，读书成了痛苦的事。他房间里潮湿、酸臭的气味使他恼怒。他躺在床上躁动不安，好不容易睡着时，天已经要亮了。
一个梦缠绕着他。第一次做，是四个月以前。他从恐惧中醒来——但奇怪的是他记不得任何梦境。眼睛睁开时，只残留了那份感觉。每次醒来，害怕的感觉如此相似，使他相信这些梦的内容是一样的。他习惯了做梦，酒后怪诞的噩梦将他带入疯子混乱的世界，但是晨光总能拂去乱七八糟的噩梦所带来的影响，他也就忘了。
这个空白、鬼祟的梦却有本质的不同。他醒来，什么也记不住。但一种可怕的感觉在他身上久久地徘徊。后来，有一天早晨，他在熟悉的恐惧中醒来，却依稀记得身后的黑暗。他在人群里走，两只胳膊抱着什么。这是他唯一确定的。他偷东西了？他试图保护自己的财物？他在被周围的人追捕？他觉得不像。他越琢磨这个梦，越不明白。后来，又过了一阵子，那梦没再出现了。
去年十一月，他遇见了用粉笔在墙上写字的人。从他们遇到的第一天起，那个老头就像个邪恶天才一样贴上来。他叫希姆斯，在人行道上布道。寒冷的冬天他缩在家中，但春天时，他整日都在外面的大街上。他的白发蓬松松地垂在脖子上，随身携带一个大大的女用丝绸手袋，里面装满了粉笔和耶稣像。他的眼睛明亮而狂野。希姆斯想让他皈依。
“苦难的孩子，我从你的呼吸里闻到了啤酒那罪恶的臭。你也抽烟。主如果想让我们抽烟，他会写到他的书里。你的眉毛上有撒旦的标记。我看见它了。忏悔吧。让我指给你光明。”
杰克翻动眼珠子，在半空做了一个缓慢的虔诚的手势。然后他打开油迹斑斑的手。“我只让你看。”他用舞台腔小声地说。希姆斯低头看他手掌上的胎记。杰克挨近了，低语道：“还有别的印记。你知道的印记。因为它们都是与生俱来的。”
希姆斯后退到栏杆边。他以女人般的手势撩起额头上一绺银发，将它抹到后面。他的舌头不安地舔着嘴角。杰克大笑。
“亵渎者！”希姆斯尖叫，“上帝会来抓你。你和你的同党。上帝记住那嘲弄者。上帝眷顾我。上帝眷顾所有人，但他最眷顾我。如同对待摩西。上帝在夜里给我启示。上帝会来抓你。”
他把希姆斯带到街角的便利店，要了可口可乐和花生酱夹心饼干。希姆斯又开始对他传教。他要离开去游乐场时，希姆斯在后面追着。
“今晚七点到这角落来。耶稣有给你的消息。”
四月头几天，有风，暖和。白云漂浮在蓝天上。风送来河流的气味和镇外田野那清新的气息。游乐场每天下午四点到半夜都游人如织。这些人很粗野。春天到来，他嗅到了潜在的麻烦。
有天晚上，他正在弄荡秋千的机器，突然被愤怒的声音打断了思绪。他飞快地挤过人群，看见旋转木马卖票的地方有一个白人女孩正和一个黑人女孩打架。他将她们拉开，但她们还是挣扎着扑向对方。人群分成两派，闹哄哄的。白人女孩是个驼背。手里牢牢握住什么东西。
“我看见你了，”黑人女孩叫着，“我还要将你的驼峰敲下来。”
“闭上你的嘴，你这个黑鬼！”
“恶心的下等货。我给了钱，我有权坐。白人，你让她把票还给我。”
“黑鬼贱人！”
杰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人群围过来了。两边都有人在含混不清地表达意见。
“我看见露莉掉了她的票，被这个白人女士捡了起来。那是事实。”一个黑人男孩说道。
“黑人的手不许碰白人女孩——”
“你别再推我。即使你有白皮肤，我也要还击的。”
杰克粗暴地挤到人群的最密集处。“好啦！”他大喊，“走吧——别吵啦。你们这些该死的。”某种程度上，是他拳头的大小让人们郁闷地散开。他转身对着两个女孩。
“事情是这样的，”黑人女孩说，“我敢说没几个人像我这样，每周工作到周五晚上，攒下五毛钱。这周我熨了两倍的衣服。我付了整整五分钱买了她手里的票。我现在要骑木马。”
杰克很快解决了麻烦。他让驼背留着那张有争议的票，给黑人女孩发了另一张票。那天晚上再没有别的争吵。但杰克警觉地在人群里转着。他感到担忧和不安。
游乐场里，除了他还有五个员工——两个男的负责秋千和收票，三个女孩在售票处。这不包括帕特森。游乐场老板大多数时间都在房车里一个人玩纸牌。他的目光呆滞，瞳孔收缩，脖子上的皮肤松弛下垂，形成丰满的黄褶子。过去几个月，杰克提了两次薪。午夜，他要向帕特森汇报情况，将晚上收的钱交给他。有时候，他走进房车几分钟了，帕特森才注意到他。他盯着纸牌，陷入恍惚里。他车里味道很大，散发着食物和大麻的臭味。帕特森的手遮着腹部仿佛在保护着它。他总是仔仔细细地对账。
杰克和另外两个技工有过口角。这两人原来都是一家工厂的落纱工。刚开始时，他想去和他们交谈，帮助他们看见真相。有次他邀请他们到桌球室喝酒。但他们太愚钝了，他无能为力。不久之后，他无意中听见他们之间的对话，引发了麻烦。那是个周日的凌晨时分，大概两点，他正和帕特森对账。他走出房车时，游乐场全空了。月光很明亮。他想着辛格和明天的假。经过秋千时，他听见有人提到他。两个技工干完了活，正在抽烟。杰克听着。
“如果有比黑鬼更让我厌恶的，那就是红鬼。”
“他可真逗。我才不把他放心上。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我从没见过这么矮的矮子。他有多高，你猜？”
“大概五英尺。但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告诉大家那些事。他该待在牢里。那是他该待的地方。”
“他逗死我了。我看到他就忍不住要笑。”
“他没必要在我这儿趾高气扬。”
杰克看着他们往韦弗斯巷走去。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冲过去，和他们对质，但某种力量让他畏缩不前。他默默地生了好几天气。有天晚上，下了班之后，他跟随那两个人走了几条街，他们要转弯时，他冲去拦住他们。
“我听见你们的话了，”他气喘吁吁地说，“我碰巧听到你们上周六晚上所说的每句话。是，我是红鬼。至少我觉得自己是。可你们算什么呢？”他们站在街灯下。这两个人向后退了。附近很荒凉。“你们两个脸色苍白、大肠萎缩、驼背的小老鼠！我伸手就能掐住你们的小细脖子——一只手掐一个。管我是不是矮子，我能将你们放倒在人行道上，得用铁铲才能把你们挖出来。”
这两个人相互看了一眼，胆怯了，想继续走。但杰克不让他们过去。他一路倒走，跟着他们，面露愤怒又轻蔑的表情。
“我只想说的是：将来，你们要想针对我的身高、体重、口音、举止或意识形态做出评价，我建议你们随时来找我。最后一项我也不会逃避——万一你们不知道。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从此杰克对那两个人心怀怒火又蔑视。他们则在他背后讥笑他。有天下午他发现秋千器械被人故意破坏了，他得加班三个小时来修理它。他总觉得有人在嘲笑他。每次听到女孩子在一起聊天，他都会挺直身子，满不在乎地一个人大笑起来，好像想到什么不为人知的笑话。
墨西哥湾吹来了温暖的西南风，带着浓厚的春天气息。白天变长了，阳光很灿烂。这慵懒的春暖让他压抑。他又开始喝酒了。活一干完他就回家倒在床上。有时候，他衣服都不脱，死气沉沉地在床上一躺就是十二三个小时。仅仅几个月前，他还因为不安而哭泣和咬指甲，现在都消失了。但在他的死气沉沉之下，杰克感觉到熟悉的紧张。在他去过的所有地方中，这个小镇是最孤独的。或者说，若没有辛格，它就是最孤独的。只有他和辛格才懂得真理。他懂，却无法让不懂的人也明白。仿佛在与黑暗、炎热和难闻的空气作战。他忧郁地盯着窗外。墙角一株矮小的、烟熏黑了的树长出绿得像胆汁的新叶。天空永远是深奥的、坚硬的蓝。恶臭的河水流过小镇这一带，带来的蚊子在屋里嗡嗡飞。
他被叮了一个包。他每天早晨将硫磺混上热猪油抹在身上。他硬生生地挠自己，但痒感似乎永远不会消退。有一个晚上，他爆发了。他一个人独坐了几个小时，喝了杜松子酒和威士忌，醉醺醺的。几乎是清晨了。他从窗口探出身子，看着阴暗沉默的街道。他想到周围所有的人。正在睡觉的、无知的人。突然，他高声地吼叫：“这就是真理！你们这些无知的杂种！你们一无所知。你们无知！”
街道从愤怒中醒来。灯亮了，带着睡意的咒骂涌向他。和他住同一栋楼的人猛烈地敲他的房门。街对面窑子里的姑娘从窗口探出脑袋。
“你们这些愚蠢愚蠢愚蠢愚蠢的杂种。你们这些愚蠢愚蠢愚蠢愚蠢——”
“闭嘴！闭嘴！”
大厅里的人在撞他的门：“你这头醉牛！等我们修理了你，你就更难看了。”
“外面多少人啊？”杰克咆哮道。他将一个空酒瓶砰地砸到窗玻璃上。“来啊，所有的人。来吧，一起上。我一次放倒你们仨。”
“好棒，宝贝。”一个妓女叫道。
门被撞开了。杰克从窗口跳了出去，从侧巷跑了。“耶噢！耶噢！”他醉醺醺地喊着。他光着脚，没穿上衣。一个小时后，他跌跌撞撞地进了辛格的房间。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板上，在一阵狂笑中睡着了。
四月的一个清晨，他发现了一个被人谋杀的男人的尸体。一个年轻的黑人。杰克在离游乐场三十码远的沟渠里看到了他。黑人的喉咙被割开，头向后转成一个骇人的角度。太阳火辣辣地照在他睁开的、空洞的眼睛上，苍蝇盘旋在他满是干血的胸口上。死者拿着一根有流苏的、红黄双色的棍棒，像在游乐场的汉堡档上卖的那种。杰克阴郁地低头看了一会儿尸体。然后他叫了警察。没有发现线索。两天后，死者家人在停尸房认领了尸体。
在“阳光南部”游乐场常有人滋事打架。有时，两个朋友手挽手，一边笑一边喝地来到游乐场——离开前，却气呼呼地扭打到一块儿。杰克时时刻刻防备着。游乐场那绚丽的欢乐下，那些华丽的灯泡下，那些慵懒的笑声下，他感觉到某种阴沉和危险的气息。
在这些失魂落魄的、杂乱无章的日子里，希姆斯常在外面跑。这老头总是带着临时讲坛和《圣经》，站在人群的中间布道。他谈到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他说末日审判将在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他会指着个别酒鬼，用他沙哑疲惫的声音冲他们尖叫。激动使得他唾沫横飞，说出的话都带着一种潮湿的汩汩声。一旦让他潜入，搭好讲坛，就没有任何争论能动摇他。他送了杰克一本《基甸圣经》作为礼物，叫他每晚跪着祷告一小时，把别人递给他的每杯啤酒和每支烟都丢掉。
他们为了墙壁和围栏吵架。杰克也开始随身带着粉笔。他写简短的句子，尽量修饰，好让路人驻足思索它们的意思。那样就会有人好奇。那样就会有人思考。他也写简洁的小册子，在街上分派。
如果不是辛格，杰克知道自己会离开小镇。只有在周日，和他的朋友在一起时，他才感受到宁静。他们有时一起出去散步或下棋——但大多数时间他们在辛格房间安静度过。他想说话时，辛格总是用心听。他要忧郁地呆坐一天，哑巴也理解，并不在意。他觉得，目前只有辛格能够帮到他。
某个周日，他爬楼梯时看到辛格的房门开着。房间里没人。他独坐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听到辛格上楼的脚步声。
“我正在琢磨你呢。你去哪里了？”
辛格微笑着。他拿手帕弹了弹帽上的灰，把它放到一边。然后，郑重地从口袋掏出他的银色铅笔，在壁炉架上低头写字条。
“什么意思？”杰克读了哑巴写的字条问，“谁的腿被割掉了？”
辛格拿回字条，添了几句。
“呵，”杰克说，“这不稀奇。”
他思索着字条的内容，接着将它揉成一团。几个月来萎靡的感觉消失了，他感到紧张和不安。“呵。”他又说了一次。
辛格装了一壶咖啡，拿出他的棋盘。杰克撕碎了字条，用出汗的两只手掌来回搓着。
“但我们可以做点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知道吗？”
辛格不自信地点点头。
“我想去看看那个男孩，了解整件事。你什么时候能带我去？”
辛格想了想，然后在便笺本上写下“今晚”。
杰克的手捂着嘴巴，在房间里焦躁地走动。“我们能做点事情。”
13
杰克和辛格在门廊等待。他们按门铃时，黑乎乎的屋里没有铃声响。杰克不耐烦地敲门，鼻子压到纱窗上往里看。身旁的辛格呆站着，面带微笑，脸颊上有两朵红晕。他们刚一起喝了一瓶杜松子酒。夜晚安静而漆黑。杰克看见一道柔和的黄光射到大厅里。波西娅给他们开了门。
“我相信你们没有等太久。来了好多人，所以我们干脆掐掉门铃。先生们，把帽子给我吧——父亲病得很重。”
杰克笨拙而又小心翼翼地跟着辛格来到光秃秃、逼仄的厅里。走到厨房门口，他一下站住了。屋里又挤又热。炉火在小柴炉里燃烧，窗关得紧紧的。烟味混合着黑人特殊的气味。炉火是屋里唯一的照明。他刚才在厅里听到的压抑的说话声都沉默了。
“这两位白人先生是来看父亲的，”波西娅说，“我想他也许能见你们，但我最好先进去准备一下。”
杰克抚摸着他厚厚的下唇。他的鼻尖上留有大门纱窗的网格印。“不是啦，”他说，“我是来找你哥哥的。”
屋里的黑人站了起来。辛格做手势让他们坐回去。两个头发灰白的老人坐在炉子前的长凳上。有个黑白混血儿四肢放松地倚靠在窗边。角落有一张行军床，躺了一个没有腿的男孩，他的裤子一直卷到粗壮的大腿根部。
“晚上好，”杰克尴尬地说，“你叫考普兰？”
男孩将手放在他的残肢上，向后缩到墙壁处。“我叫威利。”
“宝贝，别担心，”波西娅说，“这位是辛格先生，你听父亲说起过的。另外这位白人先生是布朗特先生，是辛格先生的好朋友。他们是出于好意来了解我们的遭遇。”她转身看杰克，指着屋里另外的三个人。“靠在窗边的那个男孩也是我哥哥。叫巴迪。在火炉旁边的是我父亲的两个好朋友。马歇尔·尼科尔斯先生和约翰·罗伯茨先生。我觉得让你们了解屋里的人都是谁，这个主意该不错。”
“谢谢，”杰克说，他又转向威利。“我只想让你和我说说整件事，我好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威利说，“我感觉我的脚还在痛。我下面的脚指头疼得厉害。然而脚痛的位置在它本来该在的地方，假如，它还在我腿……腿上。不是我的脚现在的位置。这个好难说得清楚。我的脚让我一直在痛，但我不知道它们在哪儿。他们没有把腿还给我。他们估计在一百英里的某——某个地方。”
“我是想知道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杰克说。
威利不安地望向他妹妹。“我记不大——清楚了。”
“你当然记得，宝贝。你和我们说过无数遍了。”
“嗯——”男孩的声音胆怯而愠怒，“我们都在外面公路上，有个叫巴斯特的对看守说了些什么。那个白——白人举起棍棒对着他。另外那个男孩就企图逃跑。我跟着。事情来得太快我都记不住究竟是怎么回事。接着他们就把我们带回营地，然后——”
“后面的事我知道了，”杰克说，“把另外两个男孩的名字和地址告诉我吧。还有看守的名字。”
“听我说，白人。我觉得你想给我找麻烦。”
“麻烦！”杰克粗暴地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觉得你自己现在算什么？”
“小点声，”波西娅紧张地说，“是这样的，布朗特先生，他们让威利提前从营里释放了。但他们也暗示他不要——我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威利自然是害怕了。我们当然是要小心点——因为我们也只能这样。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受了。”
“那些看守怎么样了呢？”
“那些白——白人被开除了。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
“你的朋友现在哪里呢？”
“什么朋友？”
“怎么，另外两个男孩啊。”
“他们不——不是我朋友，”威利说，“我们仨全掰了。”
“什么意思？”
波西娅在扯她的耳坠，耳垂像橡皮一样被拉得老长。“威利的意思是说，你懂的，那三天，他们痛得死去活来，就开始吵架了。威利再也不想见到他们。这件事父亲和威利已经吵过了。这个巴斯特——”
“巴斯特装了条木腿，”窗边的男孩说，“我今天在街上看到他了。”
“这个巴斯特没有亲人，父亲就想让他搬来和我们住。父亲想将男孩子都聚集在一起。他是怎么觉得我们养得起他们的，我真不知道。”
“这不是个好主意。再说，我们从来就不是非常好的朋友，”威利深色强壮的手摸着他大腿的残余部分，“我只想知道我的脚在哪——哪里。这是最让我苦恼的事。那医生不可能把它们还给我。我真希望我知道它们在哪里。”
杰克迷惑的、醉花的眼睛看着周围。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模糊与陌生。厨房里的热气使他晕眩，声音在耳朵里回响。他被烟雾呛着。天花板上的灯开着，但是为了减少它的亮度，灯泡被报纸包着，所以屋里的光主要来自炉缝中的火焰。他周围的黑人脸上都泛着红光，他觉得不自在和孤单。辛格离开了厨房去看波西娅的父亲。杰克希望他回来，他们好一起离开。他动作笨拙地走到对面，坐到长凳上，坐在马歇尔·尼科尔斯先生和约翰·罗伯茨先生之间。
“波西娅的父亲在哪里？”他问。
“考普兰医生在前屋，先生。”罗伯茨说。
“他是医生吗？”
“是的，先生，他是执业医师。”
外面的台阶上传来一阵拖着脚走路的声音，后门开了。一股暖和清新的微风缓解了闷滞的空气。先进来一个穿亚麻西装和镀金皮鞋的高个子男孩，怀里抱着一个纸袋。他后面是一个大约十七岁的男孩子。
“嗨，海伯尔。嗨，兰斯，”威利说，“你们给我带了什么？”
海伯尔向杰克刻意地鞠了个躬，把两个果酱罐装的酒放在桌上。兰斯在它们旁边摆上一个盖了干净的白餐巾的碟子。
“这酒是社团送的，”海伯尔说，“兰斯的母亲送了些桃酥过来。”
“医生怎么样了，波西娅小姐？”兰斯问。
“宝贝，他最近病得很厉害。最让我害怕的是他那么强壮。一个人病成他那样突然变得强壮是个坏兆头。”波西娅转向杰克，“你觉得它是个坏兆头吗，布朗特先生？”
杰克茫然地看着她。“我不知道。”
兰斯阴沉地瞥了杰克一眼，将他变小的衬衫袖口拉下来。“请向医生转达我们全家的问候。”
“我们非常感谢，”波西娅说，“父亲前阵子还说起你。他有本书想给你。等一下，我去拿，还有把碟子弄干净还给你母亲。她做这事真是太体贴了。”
马歇尔·尼科尔斯先生挨近杰克，似乎要和他说话。这老人穿了细条纹裤和礼服，扣眼那里插了一枝花。他清了清喉咙说：“很抱歉，先生——但我们不可避免地在无意中听到你和威利的部分交谈，关于他目前的困境。必然地，我们已考虑过什么是最好的办法。”
“你是他的亲戚，还是教堂的牧师？”
“不，我是药剂师。你左手边的约翰·罗伯茨在邮政局工作。”
“邮差。”约翰·罗伯茨重复道。
“请允许我——”马歇尔·尼科尔斯从口袋里拿出一条黄色的丝绸手帕，小心翼翼地擤他的鼻子，“我们当然充分地讨论过这个问题。无疑，作为美国这个自由国家里的有色人种成员，我们渴望为了发展和睦关系而尽自己的力。”
“我们一直希望做正确的事。”约翰·罗伯茨说。
“我们理应小心地努力，不要损害已经建立的和睦关系。那么，通过这种渐进的方式，一个更好的环境会出现的。”
杰克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我不懂你们说什么。”热气让他快窒息了。他想出去。仿佛有一层薄雾蒙住了眼睛，周围的面孔全是模糊的。
威利在对面吹口琴。巴迪和海伯尔在听。音乐沉重而忧伤。曲子结束后，威利在胸前衬衫上擦了擦他的口琴。“我好饿，好渴，旋律都被嘴里的口水打湿了。我很乐意尝试一下布吉乌吉[7]。喝点好酒是唯一的办法让——让我忘记这鬼痛。我要是能知道我的脚——脚在哪里，能每天晚上喝到一杯杜松子酒，我就没那么痛了。”
“别抱歉，宝贝。你马上就有了，”波西娅说，“布朗特先生，你来一块桃酥和一杯酒吧？”
“谢谢，”杰克说，“好的。”
波西娅麻利地铺上了桌布，摆好一个碟子，一个叉子。她倒了满满的一杯酒。“就当自己家一样。你不介意的话，我要招呼其他人了。”
果酱罐一人一口地传了下去。海伯尔把罐递给威利前，借用了波西娅的口红，在罐上画了条红线设定了用量的界线。屋里满是咯咯的说话和笑声。杰克吃完了酥饼，拿着酒杯回到两个老人中间。自酿的酒像白兰地一样醇厚而强烈。威利拿着口琴开始吹一首低沉忧伤的曲子。波西娅打着响指，在屋里拖着脚步走。
杰克看着马歇尔·尼科尔斯。“你说波西娅的父亲是医生？”
“是的，先生。的确是。一个熟练的医生。”
“他怎么了？”
两个黑人小心地对视了一眼。
“他发生了意外。”约翰·罗伯茨说。
“什么意外？”
“坏的意外。糟透了。”
马歇尔·尼科尔斯折叠又打开他的丝绸手帕。“我们刚才说过，重要的是别损害和睦的关系，而是要热诚地尽其所能促进它。我们有色人种成员必须尽一切办法努力提升我们的公民。在屋子那边的医生尽了一切努力。但有时我觉得他没有充分认识到不同种族的特点和处境。”
杰克不耐烦地吞下最后的一大口酒。“看在基督的分儿上，老兄，说得简单点，我压根听不懂你说的。”
马歇尔·尼科尔斯和约翰·罗伯茨相互递了一个受伤的眼神。对面的威利还在吹曲子。他的嘴唇在口琴的方孔上缓慢地移动，像肥胖、皱巴巴的毛毛虫。他的肩膀既宽又壮。他大腿的残部随着节奏而颤动。海伯尔在跳舞，巴迪和波西娅在打拍子。
杰克站起来，刚站直他就意识到自己醉了。他脚步踉跄，带着报复的快感，他扫视了四周，但似乎没人注意到他。“辛格在哪里？”他声音浑浊地问波西娅。
音乐停了。“奇怪，布朗特先生，我以为你知道他走了。你坐在桌前吃桃酥时，他在门口，伸出手表向你示意他要走了。你直勾勾地看着他，摇着头。我以为你知道呢。”
“也许我在想别的事情。”他转向威利，生气地对他说：“我还没有告诉你我来这儿的目的呢。我来这儿不是为了让你做什么。我只想——我只想这个。你和另外两个男孩为发生的事情作证，我来解释为什么。为什么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是什么。我本想推着手推车，带你到处转转，你本该和大家说说你的故事，我来解释为什么。也许这样有点意义。也许——”
他感觉到他们在笑他。困惑使他忘了自己想说的话。屋里全是陌生的黑脸，空气太闷热难以呼吸。他看见一道门，摇摇晃晃地向它走去。他进了黑暗的储藏室，里面有药味。他的手拧开另一个门把手。
他站到了一间白色小房间的门槛处，里面只有一张铁床、一个橱柜和两把椅子。床上躺着那个可怕的黑人，他曾在去辛格房间的楼梯上遇见他。他的脸在硬邦邦的白枕头衬托下显得很黑。黑眼睛里有着火辣辣的憎恨，但厚实淤青的嘴唇很镇定。除了呼吸时鼻翼那缓慢宽阔的颤动，他的脸像一具黑面具般了无生气。
“出去。”黑人说。
“等等——”杰克无助地说，“你为什么这样说？”
“这是我的房子。”
杰克的目光无法离开黑人那可怕的脸。“但是为什么？”
“你是一个白人和一个陌生人。”
杰克没有离开。他笨重而小心地走到一把白色的直背椅子上坐了下来。黑人的手在床单上摸索。他的眼睛如火般闪烁。杰克看着他。他们等着。房间里有一种紧张的氛围，如同阴谋或者爆炸前的死寂。
午夜过去很久了。春天早晨那温暖而黑暗的空气搅动着屋里缭绕的蓝色烟雾。地板上有皱巴巴的纸团和半空的杜松子酒瓶。烟灰落在床单上。考普兰医生的脑袋紧紧压着枕头。他脱掉了晨袍，白色棉睡衣的袖口卷到了胳膊肘处。杰克坐在椅子上，身子向前倾。他的领带松了，衬衫的领子被汗水浸蔫了。这几个小时里，他们之间进行了煎熬的长谈。现在暂停了。
“所以时候到了——”杰克开口。
但考普兰医生打断他。“也许，我们现在必须——”他声音嘶哑地咕哝着。他们都停了。都凝视着对方，等待。“很抱歉。”考普兰医生说。
“对不起，”杰克说，“请说下去。”
“不，你继续。”
“嗯——”杰克说，“我不会接着说刚才的话了。关于南部我们应有最后的结论。压抑的南部。被浪费的南部。被奴役的南部。”
“还有黑人。”
为了沉住气，杰克拿起脚边的瓶子，长长地喝了一大口灼热的酒。他慢吞吞地走到橱柜那里，捡起一个拿来镇纸的劣质地球仪。他在手里慢慢地转动着它。“我能说的就是这个：这个世界充满了卑鄙和邪恶。哼！地球四分之三的地方处于战争或者压迫里。骗子和恶魔联合，明白的人却是孤岛，手无寸铁。但是！但是你要让我指出这个地球上最野蛮的地区，我会指这里——”
“看仔细点，”考普兰医生说，“你指到海洋里了。”
杰克又转动地球仪，他迟钝肮脏的手指按在一个仔细选择的地方。“这里。这十三个州。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读书，四处走。这该死的十三个州我都去过。我在每个州都工作过。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想的理由。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有丰富的物资，却没有多余的给那些贫困的男人、女人或者孩子。何况，我们的国家建立在本应是伟大和真实的原则之上——自由、平等和人权。哼！可是这个开端带来了什么呢？这里有几十亿资产的公司——却有几十万人没饭吃。在这十三个州里，对人类的剥削是如此的——这个，你真得亲眼去看看。我这一生见到许多能让人疯狂的事情。起码有三分之一的南部人从生到死，根本不比欧洲任何一个纳粹国家里最底层的农民强。租地农场上的工人一年的平均工资只有七十三美元。请注意，这是平均工资。佃农的工资从三十五到九十美元不等。而一年三十五美元意味着一整天的劳动只值十美分。到处是糙皮病、钩虫病和贫血症。还有十足的饥荒。但是！”杰克脏脏的指关节擦着嘴唇。汗珠立在他额头上。“但是！”他重复道，“那还只是看得见摸得到的邪恶。还有更恶劣的。我讲的是如何向人民隐瞒真理。他们被灌输的那些事让他们看不到真相。有毒的谎言。不允许他们知道真相。”
“还有黑人，”考普兰医生说，“要想明白我们的情况你必须——”
杰克粗野地打断他。“谁拥有南部？北方的公司拥有整个南部的四分之三。他们说老母牛到处吃草——在南部，在西部，在北部和东部。但它只在一个地方挤奶。它乳涨时，老奶头只在一处晃悠。它到处吃草，在纽约挤奶。拿走我们的棉纱厂，我们的纸浆厂，我们的鞍具厂，我们的床垫厂。北部拥有它们。怎么回事呢？”杰克的胡子愤怒地颤抖，“有一个例子。地点在一个根据美国工业伟大的家长体制而建立的工厂村。虚位所有权。村里有一个巨大的砖厂，大约四五百个棚屋。这些房子不适合人类住。而且，这些房子当初就是按贫民窟来造的。这些棚屋只有两个或三个房间，加一个厕所——远远不如建牲口棚时考虑得周到。也不如造猪圈时花的心思多。因为这种制度下，猪有价值，人没有。骨瘦如柴的工厂小孩可没法做成猪排或香肠。如今，你只能卖掉人的一半，但是猪——”
“等等！”考普兰医生说，“你偏离正题了。而且，你没有注意到黑人这个非常独立的问题。我一句话都插不上。所有这些我们都讨论过，但是不将黑人问题包括进去，不可能看清整体状况。”
“回到我们的工厂村，”杰克说，“一个年轻的棉纺工从他能找到工作起，开始一周挣八到十美元，还不错的收入。他结婚。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女人也得在工厂上班。两人都工作，他们的工资加起来算一周十八美元吧。哈！他们要拿出四分之一来租工厂提供的棚屋。他们在公司拥有或控股的商店买食品和衣服。每一样东西商店都卖贵了。有了三四个孩子后，他们就被套住了，就像套上了锁链。这就是农奴制的全部原理。然而，在美国，我们说自己是自由的。可笑的是，这个说法被深深注入那些佃农、棉纺工等所有人的脑袋里，他们都深信不疑。为了不让他们知道真相，可是用了一大堆该死的谎言啊。”
“只有一条出路——”考普兰医生说。
“两条。只有两条。曾有一段时期，这个国家在扩张。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有机会。哼！但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一去不返了。不到一百家公司鲸吞了一切，只剩下点残骸。这些企业早已把人们的血吸干了，骨髓熬干了。大扩张的旧日子已去。资本主义民主的整套机制是——腐烂和败坏的。前面只有两条路。一条：法西斯。另一条：最彻底的、最永恒的改革。”
“还有黑人。别忘了黑人。一直以来，在我和我的同胞看来，南部就是法西斯主义，一直都是。”
“对。”
“纳粹践踏了犹太人的法律、经济和文化生活。这里的黑人从来就不能享有这些。如果说，在德国发生的大规模和戏剧性的抢钱抢物没在这里发生，不过是因为黑人从没有积累财富的可能。”
“这就是制度。”杰克说。
“犹太人和黑人，”考普兰医生苦涩地说，“我们同胞的历史和犹太人漫长的历史是旗鼓相当的——只是更血腥，更野蛮。像某种海鸥，假如你抓到其中一只，在它脚上缠一根红细麻线，其余的同类会把它啄死。”
考普兰医生摘下眼镜，在断了的铰链处用金属丝又重绑了一下。然后在睡衣上擦了擦眼镜。他的手因激动而颤抖。“辛格先生是犹太人。”
“不是，这你错了。”
“但我肯定他是的。这个名字，辛格。我第一眼看到他，就认得他的民族。从他的眼睛。再说，他和我说过。”
“怎么会，他不可能说过，”杰克坚持着，“他是我见过最纯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爱尔兰和盎格鲁-撒克逊。”
“但是——”
“我很确定。绝对的。”
“好吧，”考普兰医生说，“我们别争了。”
外面黑沉沉的空气已经凉快下来，屋里有了点凉意。几乎是黎明了。尚未破晓，天空是丝一般光泽的深蓝，月亮已从银色过渡到白色。四下寂静，黑漆漆的屋外只有一只春鸟清越孤独的啼鸣声。尽管有微风从窗户吹进来，屋里的空气还是难闻和压抑。有一种既紧张又疲惫不堪的感觉。考普兰医生从枕头上向前屈身。他的眼睛充血，手抓着床单。睡衣的领口滑至骨头突起的肩膀。杰克的脚后跟搁在椅子的横轴上，硕大的手交叉放在膝盖间，呈一种期待和孩子气的神态。眼睛下面有深深的黑眼圈，头发乱糟糟。他们看着对方，等着。沉默越久，他们之间的压力绷得越紧。
最后考普兰医生清了一下喉咙说道：“我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来这里。我相信，我们彻夜谈论这些话题不会毫无目的。我们谈了一切，只剩最关键的问题——出路。一定要做些什么。”
他们仍然看着对方，等待。两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期待。考普兰医生靠着枕头坐得直直的。杰克的手撑着下巴，身体前倾。暂停状态在持续。然后，犹豫不决地，他们俩同时开口。
“对不起，”杰克说，“你先说。”
“不，你说。你先说。”
“说吧。”
“嗤！”考普兰医生说，“请继续。”
杰克那如在雾中、神秘的眼睛盯着他看。“是这样。这是我的看法。人们唯一的出路是求知。只要知道真相，人们就不能再忍受压迫。只要有一半人知道真相，整个斗争就赢了。”
“是的，只要他们明白了这个社会的运作。可是，你打算如何告诉他们呢？”
“听着，”杰克说，“想想连环信。一个人寄信给十个人，这十个人又分别寄给十个人——你懂吗？”他迟疑了，“不是说我来写信，但意思是一样的。我只是四处宣讲。如果在一个小镇，我能把真相告诉十个不明白的人，我就感觉做了些有意义的事。明白吗？”
考普兰医生惊讶地看着杰克。然后嗤之以鼻。“别天真了。你不可能就这样四处宣讲。还连环信，明白和不明白！”
杰克的嘴唇颤动，立马因生气而皱眉。“好吧。那你有什么主意呢？”
“首先，我要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也想得和你差不多。但我已知道这种态度是多大的错误。半个世纪以来，我曾以为耐心是明智的。”
“我没说要耐心。”
“面对野蛮，我是谨慎的。在不公正面前，我保持平静。为了想象中的大局，我牺牲了眼前的事物。我相信舌头，而不是拳头。我教导人们，在灵魂里保持耐心和信仰是反抗压迫的盔甲。我现在知道我错得多么离谱。我那是对自己和我的同胞们的背叛。全是胡说八道。现在是行动、迅速行动的时候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地去战斗。”
“但是怎么做呢？”杰克问，“怎么开始？”
“怎么？走出去，去行动。将人民集合起来，让他们示威。”
“哼！最后一句出卖你了——‘让他们示威’。让他们就自己不知道的事物去示威，能有什么好处？你是往猪的屁眼里填鸭。”
“这种粗俗的话让我很讨厌。”考普兰医生一本正经地说。
“看在基督的份儿上！我不在乎你讨厌不讨厌。”
考普兰医生举起手。“我们别那么激动，”他说，“让我们努力达成一致吧。”
“同意。我不想和你争吵。”
他们沉默了。考普兰医生的目光从天花板的一头移到另一头。有几次他润了润嘴唇想开口，但每次，话都只形成半截，闷在嘴里吐不出来。最后，他说道：“我给你的建议是这个。别试图单打独斗。”
“但是——”
“但是，没有但是，”考普兰医生教诲道，“最致命的事莫过于一个人想单打独斗。”
“我明白你的意思。”
考普兰医生将衣领拉起来，盖过瘦削多骨的肩膀，收紧在喉咙处。“你相信我的同胞为他们的人权所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吗？”
医生的激动和他温和沙哑的提问，让杰克突然热泪盈眶。一阵冲动的、鼓胀的爱，让他一把抓住床单上那只黝黑干枯的手，紧紧握住它。“当然。”他说。
“我们极度的贫困？”
“是的。”
“欠缺公正？痛苦的不平等？”
考普兰医生咳起来，把痰吐到一张方纸片里，他在枕头下放了很多种这纸片。“我有一个计划。是个很简单浓缩的计划。我只想聚焦在一个目标上。今年八月，我打算带领这个郡一千多黑人去游行。去华盛顿游行。所有人团结成一个坚固的身躯。你去看看那边的橱柜，能看见我这周写的一叠信，我会亲自寄出。”考普兰医生的手在窄小的床的边缘上紧张地来回滑动。“你记得我刚才说的话吧？你要记得我给你的唯一忠告是：别企图单打独斗。”
“我明白。”杰克说。
“一旦你开始了，就要全力以赴。这是最重要的原则。你的工作永无止境。你必须毫不吝惜地奉献你的一切，不要指望个人回报，没有休息，也别指望休息。”
“为了南部的黑人的权利。”
“南部和我们这里每个郡。这事要么就全力以赴，要么就不做。只有是或者不是。”
考普兰医生靠回到枕头上。只有他的眼睛还神采奕奕。它们像烧红的炭在他脸上燃烧。高烧使得他的颧骨呈现可怕的紫色。杰克皱着眉头，他的指关节顶着他柔软、宽厚和颤动的嘴唇。脸涨得通红。外面，破晓的第一缕微弱的光照了进来。拂晓，天花板上垂吊的电灯格外丑陋刺眼地亮着。
杰克立了起来，僵硬地站在床脚边。他语气坚决地说：“不。这观点根本不对。我非常肯定它不对。首先，你们根本出不了镇。他们会驱散你们，说这是对公共健康的威胁——或类似的编造的理由。他们会逮捕你，没有任何结果。即使奇迹发生，你们去了华盛顿，也是一样徒劳。为什么，因为整个想法都是疯狂的。”
痰在考普兰医生的喉咙里发出刺耳的响声。他的声音粗糙刺耳。“既然你那么快就发出不屑和谴责，那你又有什么可替代的想法呢？”
“我没不屑，”杰克说，“我只是说你的计划是疯狂的。我今晚来这里，是带着一个比这好得多的主意。我希望你的儿子威利和另外两个男孩坐在推车里，让我推着他们到处走。让他们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来说为什么。换言之，我要做一个演讲，讲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揭穿它所有的谎言。我会解释，大家会因此明白这些男孩的腿为何被割下来。让每个看到的人都明白。”
“呸，我再呸！”考普兰医生怒不可遏地说，“真不敢相信，你这么没脑子。它根本不值一笑。我以前还从没机会亲闻如此的谬论呢。”
痛苦的失望和愤怒让他们相互瞪着。外面街道上传来手推车的嘎吱声。杰克咽了咽口水，咬着嘴唇。“哼！”他终于说道，“你是唯一疯了的人。你做的每件事都完全是倒退。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黑人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把这些州的一千五百万黑人都给阉了。”
“这才是你藏在那些正义的夸夸其谈之下的所谓好主意。”
“我没说应该这么做。我只是说，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杰克痛苦地斟酌用词，缓慢地说，“工作要从基础做起。打破旧观念，建立新的。为世界打造一套全新的模式。第一次让人成为社会动物，生活在一个有序的、受控的社会里，不再为了生存而被迫不义。一个社会传统，它——”
考普兰医生讽刺地鼓掌。“很好，”他说，“可是织布前，你总得先摘棉花吧。你和你那套不切实际的不作为理论能——”
“闭嘴！你和你那一千个黑人是否游荡到一个叫华盛顿的臭粪坑里，有谁在乎？它能带来什么变化？当我们整个社会都建立在黑暗的谎言上时，这么一些人又有什么意义——一千个人，黑的、白的、好的、坏的？”
“有用！”考普兰医生气喘地说，“有用！有用！”
“什么都不是！”
“在公正面前，地球上最卑鄙和最邪恶的灵魂是更值钱的，比——”
“噢，见鬼去！”杰克说，“算个球！”
“亵渎者！”考普兰医生尖叫，“下流的亵渎者！”
杰克摇动着床的铁条。他额头上的青筋快要爆裂了，脸气得发黑。“目光短浅的死脑筋。”
“白人——”考普兰医生说不出话了。他挣扎着，但没有声音。最终他挤出被噎住的伤心话：“魔鬼。”
明媚金色的早晨在窗外。考普兰医生的脑袋又倒在枕头上。他的脖子扭曲得快要断了，嘴角有血泡。杰克又看了医生一眼，剧烈地抽噎着，低着头冲出了房间。
14
现在，她不能待在里屋了。任何时候，她身边得有个人。每分每秒，得做点什么事。如果一个人待着，她就数数或计算。她数起居室墙纸上的所有玫瑰。她计算出整个房子的体积。她数了后院的每片草和灌木丛里的每片叶子。因为，她的脑袋若没有被数字占据的话，那糟糕的恐惧感就会来。五月的这些下午，她从学校走路回家，突然间，她得飞快地想些什么。一件好事——非常好。也许，她会想到一段快节奏的爵士乐。或者是回家后冰箱里的那碗果冻。或者是躲到储煤室里抽支烟。也许去想象遥远的未来，她到北方去看雪，甚至到国外某个地方旅行。只是，关于好事的念头不能持久。果冻五分钟后就没了，烟也抽完了。之后呢，还有什么？数字在她脑袋里乱成一团。雪和异域都是很遥远、很遥远的事。还有什么？
只有辛格先生。她想跟着他，不管天涯海角。早晨的时候，她看着他走下门前的台阶去上班，她在他背后一路跟随，隔着半条马路。每天下午一放学，她就到他上班的店铺附近的街角晃悠。四点钟，他会出来买可口可乐。她看着他穿过马路，走到药房，总算又走出来。她跟着他从店铺回家，有时甚至跟着他散步。她总是远远跟随。他不知道。
她会上楼去他房间。她会先擦洗净脸和手，在裙子前面喷点香草花露水。现在，她一周只去两次，不想让他感到厌烦。大多数时候，她打开门会看见他坐在那副奇特漂亮的棋盘前。然后她就和他在一起。
“辛格先生，你有没有在一个冬天会下雪的地方住过？”
他的椅背后仰斜靠着墙，点了点头。
“和这里不一样的国家——国外？”
他再次点头，并用他的银色铅笔在便笺本上写字。他曾在加拿大的安大略旅行过——与底特律隔着一条河。加拿大在很北的北方，白雪会在屋顶上堆积起来。那里是五胞胎[8]和圣劳伦斯河所在地。人们在街上跑来跑去，相互说法语。往北再深入，有纵深的森林和白色的圆顶冰屋。在北极地区还有美丽的极光。
“你在加拿大时，你有没有出去弄点刚落的雪，混着奶油和糖一起吃？我曾在书上读过，这样的吃法很棒。”
他将头扭到一边，没听懂。她不能再重复了，因为，突然间，这问题显得很幼稚。她只是看着他，等着。他脑袋硕大的黑影映在他身后的墙壁上。电风扇让闷滞、酷热的空气凉爽了些。一切是安静的。仿佛他们想要告诉对方那些他们从未说过的事。她想说的事很糟糕，让她害怕。但他要说的话却如此真诚，能让一切好起来。也许是一件既不能言说，也不能写出来的事。也许他只能用别的方式让她明白。这是她对他的感觉。
“我只是想问问你加拿大的事——不过，也没什么意思，辛格先生。”
楼下，家中的房间里有着太多的烦心事。埃塔还是病得很重，不能和她们俩挤在一张床上。窗帘一直是拉起来的，阴暗的房间里有着难闻的病人气味。埃塔的工作没了，这意味着一周少了八美元，还要支付医药费。接着，有一天拉尔夫在厨房里乱转，碰到厨房的火炉把自己烫伤了。手上绑的绷带让他发痒，得整天有人看着他，否则他要抓破水泡。乔治过生日时，他们买了一辆小小的红色自行车给他，把手前有铃铛和一个篮子。这个礼物，家里所有人都凑了钱。但埃塔没了工作后，他们再也付不起了，分期付款的账单拖欠两期后，商店派人来取走了自行车。乔治眼睁睁看着那个人沿着门廊将车推走，经过乔治时，乔治踢了一脚后面的挡板，然后跑到储煤室，把门锁上。
总是钱，钱，钱。他们欠着杂货店的钱，有些家具他们欠着最后的分期款。现在，他们既然失去了房子，当然也欠了房钱。屋里的六间房总有房客住，但从没有人按时交房租。
有一段时间，他们的爸爸每天出门找另一份工作。他不能再做木工活了，因为，只要离地超过十英尺，他就紧张不安。他应聘了很多工作，但没人雇他。最后，他想到了这个主意。
“这是广告，米可，”他说，“我想到这个结论，现在，我的钟表修理生意最大的问题是广告。我得推销我自己啊。我得出去，让大家知道我会修表，修得又好又便宜。你就记住我的话好了。我得把这生意做大起来，我的余生能够让这个家都过上好日子。就通过广告。”
他拿回家一打锡纸和一些红颜料。接下来一周他非常忙碌。在他看来，这主意简直厉害得要命。前屋的地板上全是广告。他趴在地上，专心致志地写每个美术字母。他一边干活，一边吹着口哨，摇头晃脑。他好几个月没这样开心和高兴过了。时不时地，他会穿上他的好西装，走到街角喝杯啤酒，保持平静。他的广告开头是这么写的：
威尔伯·凯利
钟表修理
价廉而专业
“米可，我想它们一下子就能吸引眼球。不管在哪儿看见，都很突出。”
她帮他弄，他给了她三个五分币。开始的时候，广告还不错。后来，他费了太多心思在上面，反而弄糟了。他想加的东西越来越多——在四个角，在顶部和底部。他还没完成，广告上已经充满了诸如“非常便宜”“立马过来”和“给我任何一块表，我就让它走”。
“你写那么多在广告上，根本没人读。”她告诉他。
他又拿回家一些锡纸，把设计的事情交给她。她设计得很简洁，只有大号的印刷字体和一个钟的图案。很快他有了整整一堆广告。他的一个朋友开车将他送到野外，他把它们钉在树上和篱笆上。他在街区的两头都贴了广告，还有一个黑手指向他们家的标记。在房子前门也有一个标记。
弄完广告后的那天，他坐在前屋里等待，穿着干净的衬衫，打着领带。什么也没发生。珠宝商送来了几个钟，是他店里忙不过来的活，他半价代做。仅此而已。他勉强接下。他不再出门找工作，但每时每刻，都在家里忙个不停。他把门拆下，给铰链涂油——不管有没有必要。他给波西娅配黄油，擦楼上的地板。他捣鼓出一个装置，能让冰箱里的水从厨房的窗口排出去。他给拉尔夫刻了些好看的字母方块玩具，还发明了小小的穿针器。极其精心和耐心地去修理寥寥可数的几块需要他修理的手表。
米可依然跟着辛格先生。其实她不想。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跟在他后面似乎哪里不对劲。有两三天她逃学了。她跟着他去上班，然后在他店铺附近晃荡了一整天。他在布瑞农先生那里吃午饭时，她也进了咖啡馆，花五分钱买一包花生仁。晚上，她跟着他进行黑暗漫长的散步。她在街道的另一边，走在后面，相隔大概一个街区。他停下来时，她也停下来——他要走得快，她就小跑着跟上他。只要能看见他，在他附近，她就觉得很幸福。但是，有时她有古怪的感觉，知道自己在做一件错事。所以，她尽力让自己在家忙碌。
她和她爸在这方面很像，必须得有点什么事情做。她关注着家中和左邻右舍所有的事。斯伯尔瑞布斯的姐姐在晚间电影院的抽奖活动里赢了五十美元。贝彼·威尔森解下头上的绷带了，但她的头发剪得像男孩一样短。她不能在今年的晚会上跳舞了，她母亲带她去看时，她在一支舞曲间大喊大叫，舞曲停了，他们只能将她拖出歌剧院。在人行道上，威尔森太太不得不揍她，让她安静。威尔森太太也哭了。乔治恨贝彼。她经过房子时，他会捏着鼻子，堵上耳朵。彼特·威尔斯离家出走，消失了三周。他回来时，没穿鞋子，非常饥饿。他吹牛说自己如何一路走到了新奥尔良。
因为埃塔，米可依然睡在起居室。短沙发太憋屈了，因此她不得不在学校的自习室补觉。每隔一个晚上，比尔和她交换，让她和乔治一起睡。然后，他们好运气地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楼上有个人搬走了。报纸上的广告登了一周没人理会之后，他们的妈妈和比尔说，他可以搬到楼上的空房间。比尔很高兴拥有一个和家人分开、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她搬去和乔治在一起。他睡觉像一只暖暖的小猫，呼吸很轻。
她知道那夜晚时光又回来了。不过，和去年夏天的不一样了，那时她独自走在黑暗里，听着音乐，想着计划。现在的夜晚不一样了。她醒着，躺在床上。奇怪的恐惧感降临。仿佛天花板正慢慢压向她的脸庞。房子如果崩塌会怎么样？有一次，她爸爸说过整座房子都应该被判为危房。他的意思是不是说也许某个晚上，他们正睡着觉，那墙壁会裂开，房子会倒塌？将他们都埋在水泥、碎玻璃和被砸烂的家具里？他们不能动，也不能呼吸？她清醒地躺着，肌肉僵硬。在夜里，传来吱吱嘎嘎的声音。是有人在走路吗——她之外，还有人也醒着——辛格先生？
她从没想过哈利。她决心忘掉他，她也真忘了。他写信来说他在伯明翰的汽车修理厂找到一份工作。她回了一封明信片，写着“没事”，按他们原先的计划。他每周给他母亲寄来三美元。自他们一块儿去树林到现在，时间好像已过了很久。
白天，她在外屋忙。但到了夜晚，她在黑暗里一个人待着数数却不满足了。她需要某个人。她尝试让乔治也醒着。“别睡觉，在黑暗里聊天多有趣。让我们在一块儿聊会儿吧。”
他打着瞌睡，回了一句。
“看窗外的星星。很难想象每一颗小星星都像地球一样大。”
“他们怎么知道呢？”
“他们就是知道。他们有方法测量。那是科学。”
“我不相信。”
她想挑衅他引起一场辩论，那样他就会生气，保持清醒。他只是由着她讲，没怎么在意。过了一会儿他说：
“看，米可！你看见那个树枝了吗？像不像一个躺着的清教徒祖先，手里握着枪？”
“真是像。分毫不差。看看那边写字台的上面。那个瓶子像一个戴帽子的傻瓜吧？”
“不，”乔治说，“我觉得那个一点都不像。”
她拿起地上的一杯水喝了一口。“我和你玩个游戏吧——猜名字游戏。你如果想，你可以来考我。随你想玩哪个，让你选。”
他小小的拳头遮住了脸，呼吸安静平和，他要睡觉了。
“等一下，乔治！”她说，“游戏很好玩的。我是个m字母打头的人。你猜我是谁。”
乔治叹了口气，他的声音疲惫。“你是哈勃·马克斯？”
“不是，我可没演过电影。”
“我不知道。”
“你肯定知道。我名字是字母m开头，我住在意大利。你应该能猜到。”
乔治往自己的方向翻了个身，卷成一团。没有回答。
“我名字是字母m开头，有时候，也被叫作另一个字母d开头的名字。在意大利。你能猜到的。”
房间很安静，很黑，乔治睡着了。她又拧他又揪他耳朵，他发出不高兴的声音，但没有醒来。她挨近他，把脸贴在他热烘烘的、小小的裸肩上。他会睡足一整夜，她则在边上做十进位算术。
楼上房间的辛格先生也醒着吗？天花板上的嘎吱声是因为他在静悄悄地走动、喝着冰橙汁、研究桌上摆的棋子吗？他是否有过她这样的恐惧感呢？没有。他没做过一件错事。他从不犯错，他的心在夜里是宁静的。不过，他同时也理解。
她要是能和他说说这些，就会好多了。她想过如何开口对他说。辛格先生——我认识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子——辛格先生，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这样一件事——辛格先生。辛格先生。她一遍遍地念他的名字。她爱他胜过家里的任何人，甚至超过对乔治或她爸的爱。这是一种不一样的爱。她过去从没体验过这样的情感。
早晨的时候，她和乔治一起穿衣服、说话。有时候，她格外想靠近乔治。他长高了，苍白消瘦。他软软的红发杂乱地耷拉在耳朵上。他锐利的眼睛老在睨视，因此，脸上的表情带有敌意。他的恒牙长出来了，却是发蓝的，像他的乳牙一样疏落。他的下巴常常是歪的，因为他养成了一个习惯，用舌头去舔疼痛的新牙。
“听着，乔治，”她说，“你爱我吗？”
“当然。我很爱你。”
这是炎热、晴朗的上午，学校放假前的最后一周。乔治衣服穿好了，趴在地上做算术题。他脏兮兮的小手指紧紧握住铅笔，不断地折断铅笔尖。他完成作业后，她搂着他肩膀，使劲地看着他。“我指很多的爱。很多很多。”
“放过我吧。我当然爱你。你不是我姐嘛！”
“我知道。假如我不是你姐姐呢。你还会爱我吗？”
乔治向后退。他没有衬衫了，穿了件脏脏的毛线套头衫。他的手腕细细的，血管发蓝。毛线衫的袖子被拉长了，松松垮垮的，让他的手看着很瘦小。
“你要不是我姐，我就不认识你。那我不可能爱你。”
“假如你认识我呢，我也不是你姐。”
“但你怎么知道我会认识你呢？你无法证明。”
“好吧，你就想当然一下，假装认识。”
“我想我会挺喜欢你的。但我还是要说你无法证明——”
“证明！你脑袋里就是这个词。证明或恶作剧。一切的事情不是恶作剧就是需要被证明的。我受不了你。乔治·凯利。我讨厌你。”
“好啊。那我也不喜欢你了。”
他爬到床底下找什么东西。
“你在下面找什么？你最好别碰我的东西。我要是抓到你在瞎动我私人的盒子，我会将你脑袋砸到墙上去，我会的，我会把你脑袋踩烂。”
乔治从床底爬出来，拿着他的拼写课本。他肮脏的小爪子伸进床垫的一个洞里，他在里面藏了玻璃弹珠。没什么能吓到这孩子。他慢条斯理地挑了三颗绿色的玛瑙纹珠子，带在身上。“呀，呸，米可。”他回她。乔治太小了，太难对付。爱他没有任何道理。他懂的东西比她还少。
学期结束了，她通过了每门课——有的课拿了a+，有的课岌岌可危。日子漫长酷热。终于她又能钻研音乐了。她开始写些小提琴和钢琴曲子。她写歌。脑子里永远是音乐。她听辛格先生的收音机，在房子里转悠，思索刚听过的节目。
“米可哪里不舒服了？”波西娅问，“她怎么变成了哑巴？她转来转去，一句话不说。甚至都不像以前那么贪吃了。她现在成了一个规矩的淑女。”
她似乎以某种方式在等待——但是在等什么，她不知道。耀眼的、炽热的阳光几乎把街道烤焦了。白天，她要不研究音乐，要不和孩子们玩。以及等待。有时候，她仓促地扫视一眼周围，莫名的惊慌。然后，到了六月下旬，发生了一件很突然的事情，如此重要，这事情改变了一切。
那晚，他们都到外面的门廊上。黄昏的光线迷离而柔和。晚饭差不多好了，卷心菜的气味从敞开的大厅飘了过来。所有人都在，除了黑兹尔和埃塔，黑兹尔还没下班，埃塔躺在病床上。他们的爸爸靠在椅子里，穿短袜的脚搁在栏杆上。比尔和孩子们坐在台阶上。他们的妈妈坐在秋千上，用报纸扇风。街对面，邻居中一个新来的女孩穿了一双四轮滑冰鞋在人行道上来回滑行。路灯正在亮起来，远处有个男人在叫谁的名字。
然后黑兹尔到家了。她的高跟鞋踩在台阶上噔噔响，她懒懒地靠在栏杆上。晦暗的暮色里，她胖胖的、软软的手在抚摸脑后的辫子，显得如此白皙。“我真希望埃塔能工作，”她说，“我今天发现了这样一份工作。”
“什么工作？”他们爸爸问，“是我能做的吗？还是只适合女孩子？”
“只适合女孩子。伍尔沃斯的一个员工下周要结婚了。”
“十分钱店——”米可说。
“你有兴趣？”
这问题让她大吃一惊。她才在想前天在那里买的一袋冬青糖。她感到激动和紧张。她把刘海捋到额头上，数着最早在天空中出现的几颗星星。
他们的爸爸将烟弹落到人行道上。“不，”他说，“我们不想让米可这个年纪就担起太多责任。等她长大后，不管怎么样，让她好好成长。”
“我同意，”黑兹尔说，“我真觉得让米可开始上班是错的。我认为不对。”
比尔把拉尔夫从大腿上放下来，在台阶上摩擦着脚。“不到十六岁任何人都不应该工作。米可还有两年，让她读完技校——如果能应付。”
“即使我们得放弃这栋房子，搬到工厂区，”他们妈妈说，“我也要多留米可在家里一段时间。”
她一度很害怕他们会逼她做这份工作。她会说她要离家出走。但他们的立场，真的感动了她。她为此激动。他们都在谈她——如此亲善。她为先前害怕的感觉而羞愧。突然间，她爱家里所有的人，她的喉咙发紧。
“工资有多少钱？”她问。
“十美元。”
“一周十美元？”
“当然，”黑兹尔说，“你以为一个月才十美元？”
“波西娅都没挣那么多。”
“噢，黑人——”黑兹尔说。
米可的拳头在头顶上摩擦。“那可是很多钱。好工作。”
“没必要太雀跃，”比尔说，“我就能挣那么多。”
米可的舌头干了。她的舌头舔了舔嘴巴，润了润，开始说：“一周十美元可以买十五只炸鸡。或者五双鞋子，或者五条裙子。或者分期付款买收音机。”她想到了钢琴，但没有大声说出来。
“它能帮我们渡过难关，”他们的妈妈说，“但我还是宁愿米可在家多待一段时间。现在，当埃塔——”
“等等！”她有种冲动、不顾一切的感觉，“我想要那工作。我能保住它。我知道我可以。”
“听小米可的。”比尔说。
他们的爸爸用火柴棒剔牙，把脚从栏杆上挪下来。“唉，我们别急着下决定。我希望米可好好想一想。她不工作，我们怎么样也能撑下去。我想马上把修表的费用上涨百分之六十——”
“我忘了，”黑兹尔说，“我想他们那里每年还有圣诞节奖金。”
米可皱眉。“但我不想到那时还上班。我想在学校。我只想在假期上班，然后回学校。”
“当然。”黑兹尔飞快地说。
“我明天和你一起去，如果他们要我，我就上班。”
巨大的忧虑和紧张仿佛离开了这家人。黑暗里，他们开始说笑。他们的爸爸用火柴棒和手帕给乔治变戏法。然后又给了孩子五十美分到街角的小店买晚饭后喝的可口可乐。大厅里，卷心菜的味道越来越浓，猪排正在煎炸。波西娅叫唤了。房客早已经等在餐桌前。米可在餐厅吃晚饭。她盘子里的卷心菜叶蔫蔫的、黄黄的，她吃不下。她伸手去拿面包时，碰翻了一罐餐桌上的冰茶。
随后，她一个人待在前廊，等辛格先生回家。她渴望见到他。一个小时前的激动消失了，她现在恶心得要吐。她就要去十分钱店上班了，可她不想去。她感觉像落入了某个圈套里。那工作不会仅仅是暑假的事——而是很久，久到她不能想象。他们一旦习惯了这笔收入，就无法接受它没了。事情总是这样的。她立在黑暗里，紧紧握住栏杆。过了很长时间，辛格先生还没回来。到十一点钟，她走到外面想去找他。但是，黑暗中她突然感到害怕，跑回家了。
到了早晨，她仔仔细细地洗了澡，穿好衣服。黑兹尔和埃塔借给她衣服穿，帮她精心打扮。她穿了黑兹尔的绿丝绸裙，还有绿帽子、高跟鞋和长丝袜。她们在她脸上抹胭脂、涂口红、修眉毛。让她们打扮完之后，她看着至少有十六岁。
太晚了，已经没有退路。她真的长大了，得自谋生计。即使她现在去找她父亲，告诉他自己真实的感受，他会让她再等一年。黑兹尔、埃塔和她妈妈，就是现在，也还是会说她不一定要去。但她不能这么做。她不能这样丢脸。她上楼去找辛格先生。她的话一股脑儿全倒出来了：
“听我说——我想我有一份工作了。你怎么看？你觉得这是好主意吗？现在就退学去上班你觉得可以吗？你觉得好吗？”
他先是没听懂。他站在那里，手深深插进口袋里，灰眼睛半睁着。又有那种熟悉的感觉，他们在等对方说出过去从不曾说过的话。她现在没什么要说的，然而他得告诉她好话——他如果说工作听起来不错，她会好受一点。她慢慢地重复了一遍，等着。
“你觉得它好吗？”
辛格先生在考虑，然后点头说是。
她得到了那份工作。经理带着她和黑兹尔到后面的小办公室，和她们谈。后来，她想不起来那经理长什么样子，说了些什么。但她被雇用了，走出那个地方时，她买了十美分的巧克力和一套做模型的黏土给乔治。六月五日那天她要开始上班。她在辛格先生工作的珠宝店窗玻璃前站了很久，然后在街角晃荡。
15
又到了辛格去看安东纳帕罗斯的时间。一次漫长的旅途。他们之间的距离尽管不到两百英里，但火车线路蜿蜒，绕到很远的站去，夜晚时在个别车站又停留了很长时间。辛格下午离开小镇，坐了整整一夜的火车，直到次日清晨。和过去一样，他老早就做好准备。这次他计划要和老伙伴共度整整一周。他的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过，他的帽子被填塞固定，行李袋也收拾好了。他要带去的礼物用彩纸包装好——还有一个玻璃纸包装的豪华果篮和一箱新鲜运到的草莓。早晨，出发前他打扫了房间。在冰箱里，他发现了一点吃剩的鹅肝，便拿到巷子里给邻居的猫吃了。在门上他贴了以前贴过的、内容一样的字条，声称要外出出差几天。他从容地做着这些准备事项，颧骨上有两块明显的红晕。表情很隆重。
终于，出发时间马上就到了。他站在月台上，拎着箱子和礼物，看着火车的轮子滚动着在轨道上驶过来。他在硬座车厢找了个座位，举起行李放到头顶的行李架上。车厢挤满了人，多数是母亲和孩子。绿绒布面的座位污秽难闻。车窗很脏，地上散落着扔给新婚夫妇的米饭粒[9]。辛格对同车的人礼貌地微笑，靠到了座位上。闭上了眼睛。眼睫毛在陷下去的脸颊上添了一道弧形的黑色流苏。他的右手在口袋里不安地抽动着。
有一会儿，他的思绪徘徊在身后远离的小镇。他看见米可、考普兰医生、杰克·布朗特和布瑞农先生。他们的脸从黑暗里浮现，包围着他，让他觉得透不过气来。他想起布朗特和那个黑人之间的争吵。他对争吵的实质完全是糊涂的——但他们都有好几次突然长篇大论地指责当时不在场的另一方。他每次都赞同他们，虽然不知道他们究竟想要他同意什么。还有米可——她脸色迫切，说了很多他压根不懂的话。接着是“纽约咖啡馆”的比夫·布瑞农。有着乌黑如铁的下巴和锐利眼睛的布瑞农。还有在街上那些跟着他、莫名其妙地拽着他说话的陌生人。亚麻布店的土耳其人在他面前挥舞着手，喋喋不休地说，吐词的口型是辛格压根没见过的。某个工头和一个黑人老妇。主街上的一个商人和一个专门引诱士兵到河边妓院的流氓。辛格心神不安地扭动着肩膀。火车摇摇晃晃地往前开，节奏缓慢平和。他的脑袋耷拉在肩上，打了会儿盹。
待他又睁开眼睛时，小镇已被远远抛在身后。小镇被遗忘了。脏兮兮的窗子外面，是盛夏明亮的郊野。那强烈的、黄铜色的阳光斜斜照在翠绿的新季棉花地上。还有几英亩地的烟草，那植物沉甸甸、绿油油的，像巨大的丛林杂草。桃园里密集的果实把矮小的树都压弯了。有大片的牧场和更广袤的荒地，那荒地遗弃给更顽强的野草。火车穿过深绿的松林，那里的地上铺满了光滑的褐色松针，树梢往天空伸展，原始而高大。再往前一点，小镇往南很远的地方了，是柏树林湿地——多瘤的树根扭动着伸入难闻的水中，从树枝蔓生到水里的灰苔藓粗糙难看，热带的水生花卉在黑暗里忧郁开放。然后，火车又回到广阔的阳光蓝天之下。
辛格庄重而拘谨地坐着，他的整个脸对着窗外。大片绵延的土地和强烈质朴的色彩看得他眼花。这万花筒般的风景，如此丰富的生机和色彩，多少让他联想到他的朋友。他想念安东纳帕罗斯。团聚的狂喜几乎让他窒息。他的鼻子疼痛，微微张开的嘴里呼吸短促。
安东纳帕罗斯见到他会高兴的。他会喜欢那新鲜水果和礼物。现在，他应该离开病房了，可以出去看电影，然后到他头一回探望时共进晚餐的酒店。辛格给安东纳帕罗斯写了很多信，都没有寄出。他完全沉浸在对伙伴的想念里。
从他上一次的探望到现在有半年了，时间既不长也不短。他醒来的每时每刻，心里都有他的伙伴。和安东纳帕罗斯这种深层的交流，渐渐变成他们仿佛真在一起，肉身相对。他对安东纳帕罗斯的想念有时怀着敬畏和自卑，有时怀着骄傲——永远怀着失控的、绝不挑剔的爱。他在夜间做梦时，伙伴的脸庞总在眼前，巨大、睿智而温柔。他醒来的思绪里，他们永远在一起。
夏天的傍晚来得很晚。太阳沉到远处参差不齐的树梢下，天空暗淡了。暮色慵懒而柔和。一轮皎洁的满月，低伏的紫霞笼罩在地平线上。大地、树木、朴素的乡郊房子缓慢地暗了下去。间或，有夏天温和的闪电在天空颤动。辛格专注地看着这一切，直到夜晚降临，他的脸映在了眼前的玻璃上。
小孩蹒跚着脚步在过道里来回走，手里拿着滴水的纸杯。一个穿工装服的老人坐在辛格对面，时不时地喝一点倒在可口可乐瓶里的威士忌。不喝的时候，他小心地用纸团塞住瓶口。右边的女孩用一根黏牙的红棒棒糖梳头。餐盒打开了，晚餐托盘从餐车里端了出来。辛格没吃。他靠在座位上，随意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车厢终于安定下来了。孩子们躺在宽大的绒面座位上睡觉，男人和女人抱着枕头蜷缩身体，尽可能舒服地休息。
辛格没睡。他的脸紧紧贴着窗玻璃，使劲地观察那夜晚。夜色浓密，如天鹅绒般醇厚。有时，露出一小片月光，或是路边房子的窗里摇曳的灯笼。从月亮的方位，他知道原本朝南开的火车已转向东面。他是如此急不可耐，鼻子塞得透不过气来，脸颊猩红。他坐在那儿，脸庞紧紧贴着冰凉漆黑的窗户，如此度过夜行漫漫的大部分时光。
火车晚点了一个多小时，抵达时，正是清新明媚的夏日清晨。辛格立刻去了他预先订好的一家酒店，那是家非常好的酒店。他打开行李，把带给安东纳帕罗斯的礼物放在床上。侍应生给他带来菜单，他选了一个豪华早餐——烤青鱼、玉米粥、法式吐司和热的黑咖啡。吃过早餐，他只穿内衣在电扇前休息。到了中午，他开始洗漱穿衣。他洗了个澡，刮了胡子，摆出洗干净的亚麻衬衫和他最好的绉纹薄西装。下午三点是医院开放探视的时间。今天是七月十八日，周二。
到了疯人院，他先去病房找安东纳帕罗斯，他之前生病被隔离的地方。但是，到了房门口，他立刻发现伙伴并不在那里。沿着走廊，他寻摸到上次去过的办公室。他早已在随身带的纸卡片上写好他的问题。桌子后面的人和上次见到的不是同一个人。他是一个年轻人，几乎还是个孩子，有着尚不成熟、幼稚的脸和一头蓬乱的直发。辛格将卡片递给他，静静地站着，胳膊夹着大包小包，全身重量落在脚跟。
年轻人摇摇头。他趴在桌子上，在便笺本上潦草地写着。辛格读了他写的字，立刻面无血色。他盯着字条良久，眼睛斜视，头垂着。那上面写着安东纳帕罗斯死了。
回酒店的路上，他小心地避免将带去的水果压坏。他将礼物拿到楼上的房间，然后在楼下大堂里游荡。在盆栽的棕榈树后有一台老虎机。他塞了五分钱进去，要拉动摇杆时却发现机子被堵住了。为了这小意外，他大吵大闹了一顿。他拦着职员，怒气冲冲地演示了事情的经过。他的脸白得像死人，他如此狂怒，泪珠沿着鼻梁滚落下来。他的手胡乱挥舞，那双修长雅致、穿着皮鞋的脚甚至在绒地毯上跺了一下。五分币被还回来之后他还不罢休，坚持马上退房。他打包行李，使了老大的劲儿才能把它合上。因为，除了带来的东西，他还拿走了三条毛巾、两盒肥皂、一支笔、一瓶墨水、一卷厕纸和一本《圣经》。他付了账，走到火车站，将行李寄存。火车要晚上九点才开，他有一下午的空闲时间。
这个镇比他住的镇要小一些。商业街交叉形成一个十字。商店看着土里土气的，有一半的橱窗里是马具和饲料袋。情绪低落的辛格在人行道上漫步。他的咽喉肿了起来，不能吞咽。为了减轻快窒息的感觉，他到一家杂货店里买了瓶饮料。他在理发店里待了一会儿，又到十分钱店买了些琐碎的东西。他没用正眼看任何人，脑袋耷拉在一边，像一只生病的动物。
下午快过去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辛格正沿着马路牙子慢悠悠地走走停停。天空乌云密布，空气潮湿。辛格没有抬头，但他经过小镇的台球室时，余光捕捉到什么东西使他不安。他走过台球室，然后在路的中间站住。他无精打采地原路退回去，站在台球室敞开的门口前。里面有三个哑巴，他们正相互打着手语聊天。三个人都没穿外套。他们戴圆顶礼帽，打鲜艳的领带。每个人的左手都拿了一杯啤酒。他们看着有点像亲兄弟。
辛格走进去。有一会儿他插在口袋里的手拔不出来。然后，他笨拙地打了个招呼。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点了一杯冷饮。他们围着他，问他情况时，他们的手指像子弹一样射出。
他说了自己的名字和住的小镇，之后，他就再想不到自己有什么可说的。他问他们是否认识安东纳帕罗斯。他们不认识。辛格站着，双手松弛地垂着。他的脑袋仍然歪向一旁，目光斜视。他是如此了无生气，全身发冷，那三个戴圆顶礼帽的哑巴都奇怪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们把他撂在一边，继续三个人聊天。他们把几轮啤酒的钱付了，准备离开时并没有邀请他一块儿走。
辛格在街上晃悠了大半天，然而，还是差点错过了火车。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时间究竟是如何被打发掉的。他赶到车站时，还有两分钟火车就要开了，勉强够时间将行李拖上车，找了个座位。他选的车厢几乎是空的。安顿下来后，他打开那盒草莓，细致地挑选着。草莓的个头都很大，像核桃，已经熟透了。颜色饱满的果实顶部的绿叶，像小小的花束。辛格把一颗草莓放进嘴里，虽然果汁有着野生的鲜甜，却已隐约有着腐败的味道。他把味蕾都吃到麻木了才停下来，把草莓又重新包裹好，放到头顶的行李架上。午夜时，他放下窗帘，躺在座位上。他缩成球一样，用外套蒙着脸和头部。他就用这样的姿势，半睡半醒、恍恍惚惚地睡了十二个小时。车到站时，列车员不得不将他摇醒。
辛格把行李留在车站的中央。然后他走到店铺去。他无精打采晃了一下手，向他的珠宝商雇主打招呼。等他再出去时，口袋里多了样沉甸甸的东西。他先是耷拉着脑袋在街上漫步。太阳那直射的、耀眼的光线和湿热的空气压倒了他。他眼睛发肿、头痛不堪地回到房间。休息后，他喝了一杯冰咖啡，抽了支烟。等到清洗了烟灰缸和杯子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手枪，朝胸膛发了一颗子弹。
[1]乔·路易斯是美国职业拳击手；山人·迪恩是摔跤手。
[2]此处斜体部分原文是“cierralapuerta,señor”和“hagmeustedelfavor,señorita”，是西班牙语。
[3]蓝规，禁止周日贩酒、饮酒、娱乐等的清教徒法规。
[4]此处佛拉里达原文为florada，是巴伯尔拼错的单词。
[5]高加索人，即白人。
[6]狄克西，指美国南部。
[7]boogiewoogie，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流行、基于钢琴而创作的一种布鲁斯音乐。
[8]安大略五胞胎，世界上唯一自然受孕分娩的五胞胎。
[9]往新婚夫妇身上扔米饭粒，一种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