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个夏天和米可记得的任何一个夏天都不一样。并无具体的事可让她用语言去描述——但她就是觉得有所改变。她每天都莫名兴奋。早晨，她迫不及待地要起床，开始新的一天。夜晚，她最痛恨的事就是又得睡觉。
吃过早餐她就带孩子们出去，三餐以外的时间他们大多在外面玩，大部分时间都在大街上游荡——她拖着拉尔夫的婴儿车，巴伯尔跟在后面。她脑子里充满着想法和计划。有时候，她会突然抬头看，往往已走到了小镇的某个角落，她认不得的地方。还有一两次，他们在街上碰见比尔，她如此忙着思考，他不得不抓她的胳膊好让她看见自己。
清晨的时候，天气还有点凉，人行道上，他们面前的身影拉得老长。但是，到了晌午，天空就仿佛在燃烧。阳光如此猛烈，眼睛都不敢睁开。很多时候，她设想要实现的事总与冰雪有关。譬如，她仿佛来到瑞士，所有的山都被雪覆盖，她在寒冷发绿的冰面上滑冰。辛格先生和她一起滑着。收音机里播放着卡洛尔·隆巴德或者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他们一起滑着冰，然后辛格先生掉进了冰窟，她不顾危险跳到冰下，游过去，救了他。这是她脑中盘旋的情景之一。
通常，逛了一会儿后，她会将巴伯尔和拉尔夫放在阴凉处。巴伯尔是个可爱的孩子，她将他训练得很乖。她要是叫他别跑出能听见拉尔夫哭喊声的范围，巴伯尔肯定不会跑到两三条街之外和其他孩子弹玻璃珠。他会在婴儿车附近一个人玩。所以，她撂下他们时，并不怎么担心。她不是跑去图书馆翻《国家地理》，就是四处游荡，空想个没完。她兜里要是有点钱，就去布瑞农先生那儿买可乐或者“星河”巧克力。他给孩子优惠价，五美分的东西只要三美分。
然而，自始至终——不管她在做什么——音乐无处不在。有时候，她边走边哼，有时候，她静静地听着内心演奏的音乐。她的脑海里有一切的音乐。有的是她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有的她从未在别处听过。
在夜晚，俩孩子上床后，她就自由了。这是一天里最重要的时光。黑暗中，她一个人独处时，有许多的事要发生。晚饭吃过之后，她又跑到外面去。她不能告诉任何人她晚上做了什么。妈妈若问起来，她会随便编一个可信度高的故事。不过，一般说来，谁要叫她，她就径直跑开，仿佛没听见，除非那人是她爸爸。爸爸的声音有种魔力让她逃不掉。他是整个镇上最魁梧、最高的男人。但他的声音如此轻柔，因此，他说话时，听见的人无不惊讶。无论她有多匆忙，只要爸爸叫她，她只能停下来。
这个夏天，她发现了一个以前所不知道的爸爸。在那以前，她从未想过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经常会喊她。她会走到他工作的房间，在他身边站几分钟——只是，听他说话，她从来心不在焉。后来，有天晚上她突然理解了爸爸。那晚并无异常的事发生，她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让她明白了。过后，她觉得自己长大了，能像理解任何人一样理解爸爸。
那是八月末的一个夜晚，她匆匆忙忙的。九点前必须到达那房子，必须如此。她爸爸叫她，她进了前屋。他颓丧地靠着工作台。不知何故，看到他在这里，老觉得不自然。去年的事故以前，他一直是个油漆匠和木匠。每天早上，天还没亮，他就穿着一身工装服出门，终日在外。晚上，他有时修修钟表作为副业。他尝试过好多次，想在珠宝店找份工作，那样他就可以穿着洁白的衬衫，打着领带，一整天独自坐在工作台前。如今，他再也不能做木工活了，他在房子前面竖了块牌子，写着“廉价修理钟表”。但他看着可不像钟表匠——镇上那些钟表匠都是敏捷、黝黑瘦小的犹太人。对工作台而言，她爸爸太高了。他硕大的骨骼松松垮垮地凑在一起。
她爸爸只是盯着她看。她看出来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他只是渴望和她说话。他试图起一个话头。他狭长的脸显得褐色的眼睛太大，自从掉光头发后，他灰白的、光秃的头顶让人感觉毫无遮蔽。他还看着她，没说话，而她急着要走。她得在九点整到达那房子，没有时间了。她爸爸看出她着急，就清了清喉咙。
“我有东西给你，”他说，“不多，也许你可以给自己买点好吃的。”
他没必要因为孤独、想找人说话就给她五分或十分。他留给自己的钱只够每周喝两次啤酒。他的椅子边上现在就放了两个酒瓶，一个空了，另一个刚打开。每次喝了酒后他就想找人说话。他的手摸向皮带，她的目光移开了。这个夏天，他就像个孩子般，将五分十分的零用钱藏起来。有时候，藏在鞋子里，有时候，藏在皮带上他挖的小切口里。她不太想要这十分钱，但是，当他递给她时，她的手很自然就摊开，准备接住。
“我有好多事要做，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他说。
这压根不是事实，他和她一样清楚这点。他从没有多少表要修，每当他完成工作后，他会在房子里转来转去，帮忙做琐碎的家务。到了夜晚他坐在工作台前，清洗旧发条和齿轮，想用手头的活熬到睡觉的时间。自从他摔到髋部后，就不能保持安静，每分钟都得忙点什么事。
“今晚我想了很多。”她爸爸说。他倒了啤酒，在手背上撒了点盐。然后，他舔一口盐，从玻璃杯里喝了一大口啤酒。
她如此着急，几乎没法站着不动。她爸爸注意到这点，想说点什么——但他叫她来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他只是想和她说一会儿话。他欲言又止，两人大眼瞪小眼。寂静在蔓延，两人都无话可说。
就是此刻她理解了爸爸。这并非说她认识到一个新的事实——她的理解凭借一切，除了大脑外的一切方式。她就是突然意识到她理解她爸爸了。他很孤独，他是一个老人了。孩子们从不去找他，他挣的钱也不多，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家被抛弃了。出于孤独，他想亲近一个他自己的孩子——但他们都太忙了，无人意识到这点。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人。
她是在他们四目相对时领悟到这点的。这让她感到怪异。她爸爸拿起一个腕表发条，用汽油浸过的刷子清洗起来。
“我知道你忙，我就是想打个招呼。”
“没，我一点儿都不忙，”她说，“真的。”
那天晚上，她在工作台边上的椅子里坐着，他们聊了一会儿。他讲起收入与开支，讲到如果换一种方式经营，生意会如何。他喝着啤酒，眼里有泪了，就用袖子擦擦鼻子。那晚，她陪了他很久，尽管她急得要命。而且，出于某种理由，她不能告诉爸爸自己脑子里想的事——那些炎热黑暗的夜晚。
这些夜晚是秘密。它们是整个夏天里最重要的时候。黑暗中，她一个人走路，仿佛镇里唯一的居民。在夜晚，几乎每条街道都熟悉得如同她家的那条街道。有的小孩害怕在黑暗里穿过陌生的地方，但她从不。女孩子都恐惧从某处窜出来一个男人像对待配偶般将她们糟蹋了。大多数女孩是傻瓜。如果有一个块头像乔·路易斯或者山人·迪恩[1]般大的男人向她扑过来，她会跑。不过，如果那人没比她重多少，她可要好好揍对方一顿，再接着走路。
夜晚是美妙的，她都没有想过那些恐怖的事儿。她身处黑夜时，只想着音乐。沿着街道散步时，她会唱歌。她感觉整个镇子都在听她的歌声，然而不知道唱歌的人是米可·凯利。
她在夏天自由的夜晚，学会了很多音乐。她走到镇上的富人区，那里家家户户都有一台收音机。所有的窗户都开着，她能听见绝妙的音乐。很快，她就知道哪家的收音机调到她想听的频道。特别是有一家，收听所有美妙的交响乐。晚上，她会来到这栋房子，溜进他们漆黑的后院听音乐。房子周围长着漂亮的灌木丛，她就坐在窗边的小树丛下。听完节目后，她要站在漆黑的院子里，手插入衣兜，长时间地回想。这就是整个夏天最真实的部分——聆听电台音乐，然后学习。
“请把门关上，先生。”米可说。
巴伯尔像野蔷薇一样尖刻。“小姐，劳您的驾。”[2]他回应。
在技校学西班牙语非常棒。用异国语言来说话让她觉得自己去过很多地方。开学之后的每天下午，她兴致勃勃地学讲新的西班牙语单词和句子。刚开始，巴伯尔被镇住了。她很得意，一边说着外语，一边观察他的脸色。然而，他很快就赶上了她，没多久就能重复她说过的一切。他也记住了每个他学过的词。当然，他并不知道句子的实际意思，但她说的时候，也没有按照句子的原意。这孩子后来学得如此快，使她不得不放弃西班牙语，叽里咕噜几个生造词。但他很快就揭穿了她的把戏——没有人能糊弄老巴伯尔·凯利。
“我要假装我是第一次走进这个房子，”米可说，“如此，我才能分辨里面的布置究竟好不好看。”
她往前廊走了出去，然后折回，站在前厅。整整一天，她和巴伯尔、波西娅和她爸爸忙着为了这次派对布置前厅和餐厅。装饰用了秋天的树叶、葡萄藤和红色的绉纸。餐厅的火炉架上和衣帽架后面是鲜黄的树叶。墙上则挂着葡萄藤，桌上放了甜酒钵。流苏状的红绉纸沿着壁炉架垂下来，还缠绕在椅背上。装饰已足够了。没问题。
她用手擦了擦额头，眼睛又眯了起来。巴伯尔站在她身旁，复制她的每个动作。“我真想这派对一切顺利。我真想。”
这是她举办的第一个派对。她去过的派对不超过四五个。去年夏天，她去过一次舞会。但没有一个男孩过来请她散步或跳舞，她就一直站在甜酒钵旁，所有小吃和饮料都吃光了她便回家。这个派对绝不会像上次那个。还有几小时，她请的客人陆续会来，喧哗要开始了。
她记不得如何想到举办派对。她上技校后没多久，这个念头就有了。高级中学棒极了，一切都和语法学校不一样。她要是像黑兹尔和埃塔一样上速记课，就没那么喜欢了——但她得到特许，能够去男孩子的机械工作室。工作室、代数和西班牙语都极炫。英语则很难。她的英语老师是米娜小姐。大家都说米娜小姐将脑袋以一万美元卖给了一个著名的医生，将来她死了，医生可以把脑袋切开来研究她为何如此聪明。写作课上，她炮制的问题诸如“说出八个当代有名的约翰逊博士”或“摘十句《威克菲尔德牧师》语录”。她按照字母顺序点名，记分手册常年打开。她虽然很聪明，却是个阴郁的老姑婆。西班牙语老师则在欧洲旅行过。她说在法国，人们扛着面包棍回家，连包装都没有。他们站在街上聊天，面包棍会撞到路灯柱上。在法国，根本没有水，只有红酒。
技校的一切几乎完美。课间休息时，他们在走廊上来回走动，午餐时，学生们在体育场上闲荡。然而有件事情很快就让她烦恼。走廊里大家都结伴同行，每个人似乎都属于某个小圈子。不到两周她就认识了走廊上和班里的人，和他们说话——仅此而已。她不属于任何小圈子。在语法学校时，她想加入哪个圈子，就随意加入，问题就解决了，这里却不同。
第一周，她一个人在走廊里踱步思考这个问题。她为计划加入某个圈子所费的心思都赶上音乐了。这两件事一直占据她的脑袋。最终，她想到了开派对的主意。
她严格把关邀请名单。不能是语法学校的孩子，也不能小于十二岁。她只邀请十三到十五岁的宾客。她邀请的每个人都是熟悉到能在走廊上交谈的——若不知道名字，她会去问人。她给那些家里有电话的打电话，其余的人，则在学校里发出邀请。
在电话里，她说的话都一样。她让巴伯尔竖起耳朵旁听。“我是米可·凯利。”她说。他们要没听明白，她会重复直到对方听清了。“周六晚上八点，我要举办一个派对，我现在邀请你参加。我住在第四街103号a公寓。”a公寓在电话里听起来很响亮，几乎所有人都欣然答应了。有几个不好对付的男孩子卖弄聪明，反复问她的名字。其中有一个男孩抖机灵说：“我不认识你。”她立刻回敬说：“你一边去吧！”除了这个卖弄聪明的家伙，会有她认识的十个男孩和十个女孩过来。这是真正的派对，将和她曾去过或者听说过的任何派对都不一样，比它们都好。
米可最后一次检视前厅和餐厅。走到衣帽架处她站住了，面前是一幅“老花脸”的照片。那人是她妈妈的祖父。在美国内战时，他是个少校，死在一场战役中。某个小孩在照片上涂了眼镜和胡子，铅笔的印记被擦掉后，整张脸就变得很脏。所以她叫他“老花脸”。照片放在三联框的中央，两边是他的儿子。他们看上去和巴伯尔差不多大的年纪。身穿制服，表情惊讶。他们也一样死在战场上。那是很久以前了。
“开派对时，我要把这个拿下来。它看着好普通。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巴伯尔说，“我们普通吗，米可？”
“我不普通。”
她把照片放在了衣帽架之下。不影响装饰。辛格先生回家看到也会满意的。屋里空空荡荡，很安静。吃晚饭的餐桌已经摆好。晚餐之后就是派对。她走到厨房里看小吃和饮料准备得如何。
“一切都没问题吧？”她问波西娅。
波西娅正在做饼干。小吃都放在炉台上，有花生黄油、果冻三明治、巧克力酥和果汁。三明治被一块湿布盖着。她偷窥了一眼，没有偷吃。
“我和你说过四十遍了，一点儿问题没有，”波西娅说，“我做好家里的晚饭就立刻过来，系上白围裙，做好餐饮招待。但我九点半就要离开，今儿是周六，晚上海伯尔、威利和我也有安排。”
“当然，”米可说，“我只要你帮我将开头弄妥当——你知道。”
她让步，然后拿了一块三明治。她让巴伯尔和波西娅待在一起，自己走到中间的屋子。今晚要穿的裙子正放在床上。黑兹尔和埃塔都做了回好人，将她们最好的衣服借给她——考虑到她们都不会来参加派对。埃塔借出的是一件蓝色的双绉晚礼服长裙、白色舞鞋和一个头上戴的水晶石头冠。衣服真是华丽极了。难以想象她穿戴之后的样子。
傍晚到了，夕阳穿过窗子留下长长的黄色斜影。她大概要花两小时来为派对打扮，现在该开始了。她一想到要穿这些漂亮的衣服，就坐不住了。她慢慢走进浴室，脱下她的短裤和衬衫，扭开水龙头。她用力擦洗脚后跟的、膝盖的、尤其是胳膊肘的老茧。她的澡洗了很久。
她光着身子冲进中间的屋子，开始穿衣服。她穿上丝绸内衣和长丝袜。她甚至一时贪玩，穿上埃塔的胸罩。她小心翼翼地穿衣打扮，把脚放进高跟舞鞋里。这是她第一次穿晚礼服。她在镜子前站了很久。她太高了，裙子的下摆在脚踝往上的两三英寸处——鞋子也太小了，让她脚痛。她在镜子前站了很久，最终感觉自己要不像个傻瓜，要不是个大美人。只有这两种可能。
她试了六种发式。额前的一缕翘起来的头发是个小麻烦，她弄湿刘海，做成三缕鬈发。最后，她戴上水晶石头冠，涂上浓浓的口红，抹胭脂。弄好之后，她像电影明星一样抬起下巴，眼睛半眯。她动作缓慢地转动自己的脸，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她看起来很漂亮——太漂亮了。
她觉得完全不像自己了。她是和米可·凯利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派对还有两小时才开始，她羞于让家人看到自己这么早就开始打扮。她再次走入浴室，锁了门。她不能坐下，那样裙子会变得皱巴巴，她就站在浴室中间。四面墙壁仿佛把所有的激动都压缩在里面。她感到自己和过去的米可·凯利如此不同，她知道这将是她生命里最美好的时刻——这个派对。
“哇，果汁！”
“裙子可爱极了——”
“啧啧，你解出了那道三角形的题目——”
“让开，别挡着我的路！”
人群鱼贯而入，大门不断发出砰砰的声响。尖利和柔软的声音融合在一起，最后都成了喧闹的噪音。女孩子穿着精致的晚礼服长裙，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男孩子穿着干净的帆布裤或者军训裤，还有的穿着新款的深色秋服，在屋里转悠。场面是如此混乱，米可根本记不得任何一张脸、任何一个人。她站在衣帽架旁，凝视着整个派对。
“每个人都拿着请柬，去签到吧。”
一开始，屋里太吵，什么都听不清。男孩子都聚集在果汁钵旁，桌子和葡萄藤都看不见了。只见到她爸爸的脸越过男孩子的脑袋，面带微笑地将果汁倒入纸杯里。她身旁的衣帽架座架上放着糖果罐和两块手帕。有几个女孩以为是她生日，她则拆开她们送的礼物并道谢，没有透露自己还有八个月才满十四周岁。每个人都干净清爽，和她一样精心打扮。他们散发着好闻的气味，男孩子的头发抹了发油，湿湿地贴在脑后，油光滑亮。女孩子身穿各种颜色的长裙站在一起，像一大簇鲜艳的花朵。这开头棒极了，派对的序曲没问题。
“我有苏格兰-爱尔兰和法国血统，还有——”
“我有德国血统——”
她走到餐厅前，再一次呼叫大家拿好请柬。很快，他们都拥到在门厅处。每个人手上都拿着请柬，靠着墙壁，三三两两地排队。派对现在真的开始了。
突然，生出让人感觉怪异的事——安静。男孩子站在房间一边，女孩子则站在他们对面。不知怎么回事，所有人都不再说话。男孩子们拿着请柬，看着女孩子，屋里一片寂静。男孩子按理应向女孩子发出跳舞的邀请，却谁也没开口。这静默越来越让人难堪，然而，她没有什么派对经验来应付。男孩子开始用拳头相互打闹，聊起天来。女孩子咯咯地笑——不管她们有没有看男孩子，都能猜出她们正一心想着自己究竟受不受欢迎的问题。可怕的静默消失了，但屋里有一种让人紧张不安的气氛。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孩走向一个叫德洛丽丝·布朗的女孩。他约请她之后，其他男孩子也立刻一拥而上，她的请柬卡都约满后，男孩子才转向另一个叫玛丽的女孩。然后，一切又突然停顿下来。也许还有一到两个女孩收到几个邀约——另外，因为她是派对主人，所以有三个男孩来约她。就这样子。
大家在餐厅和门厅里无所事事。男孩子大多群集在果汁钵周围，竞相卖弄自己。女孩子也聚拢在一块儿，使劲地笑，假装心情愉悦。男孩子揣摩着女孩子，女孩子也揣摩着男孩子。然而，这一切只是让屋里的气氛怪异。
就在这时，她注意到哈利·米诺维茨。他就住在隔壁，她从小就认识他。尽管他比她大两岁，她却长得比他快，夏天的时候，他们俩常在街边的草坪上摔跤和打闹。哈利是个犹太男孩，但看上去不太像。他的头发是浅褐色的，直发。今晚，他穿得非常整齐，进门时，还将一顶男人戴的带羽毛的巴拿马帽子挂在了衣帽架上。
引起她注意的，并非他的打扮。而是他的脸有了变化，今晚，他没有戴平常老戴的牛角框眼镜。他的眼睛生出一粒红色的、下垂的麦粒肿，为了看得清，他得将脑袋侧向一边，像只鸟般。他细长的手指老是去摸那颗麦粒肿，似乎很疼。他要果汁喝时，将纸杯直接递到了她父亲的脸上。她看出来，没有眼镜他寸步难行。他紧张，不停地撞到人。除了她，他谁也没有邀约——只因为她是派对的主人。
所有的果汁都喝光了。她爸爸怕她尴尬，和她妈妈一块儿回厨房去做柠檬汁。有些人待在前廊和人行道上。她走到外面感受夜晚清凉的气息，这让她感到愉悦，走出炎热明亮的房子，她能闻到黑夜里那即将到来的秋天的气味。
然后，她看见了意想不到的事。人行道边和漆黑的街上有一群住在附近的孩子。彼特和沙克·威尔斯、贝彼和斯伯尔瑞布斯——整整一伙，从年纪比巴伯尔小的，到超过十二岁的。甚至还有她根本不认识的孩子，他们嗅到了派对的气味，过来瞎晃荡。有些和她一样大，或者大一点点的孩子，她不邀请是因为他们曾经欺负过她，或者她曾经欺负过他们。他们都很邋遢，穿着平常的短裤、脏兮兮的灯笼裤或者是日常穿的旧衣服。他们只是在黑暗里瞎晃，来看派对。看见这些孩子，她内心生出两种情感——伤感和警觉。
“我约了你。”哈利·米诺维茨假装在读卡片，但她看见卡片上什么也没写。她爸爸来到前廊，吹响口哨，那意味着第一支舞开始了。
“是的，”她说，“我们去吧。”
他们开始绕着街区漫步。穿长裙让她感觉自己很高贵。“看那边的米可·凯利！”有一个小孩在暗处喊道，“看她！”她一直走，像没听见，但她知道那是斯伯尔瑞布斯，过两天就能逮住他。她和哈利沿着黑暗的人行道走得很快，走到街道的尽头时，他们拐向另一条街。
“你现在多大了，米可——十三？”
“快十四了。”
她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一直困扰着她。五英尺六英寸高，一百零三磅，她才十三岁。派对里的每个孩子在她身旁都是小矮人，除了哈利。哈利只比她矮几英寸。没有男孩想约一个高自己那么多的女孩跳舞。也许，抽烟能阻止她继续发育。
“光是去年，我就长了三点二五英寸。”她说。
“有次，我在集市看见一个女士，她有八英尺五英寸高。你应该不会长那么高吧。”
哈利在一株幽暗的紫薇花树旁停住。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开始摆弄它。她凑近去看——是他的眼镜，他正在用手帕擦。
“不好意思。”他说，然后，戴上眼镜。她能听见他的深呼吸。
“你就应该一直戴着你的眼镜。”
“是的。”
“你怎么会不戴着它们就四处走呢？”
“嗯，我不知道——”
夜晚十分漆黑、安静。过马路的时候，哈利抓着她的胳膊肘。
“派对上有一个年轻的小姐，她觉得男人戴眼镜很娘气。这个人——好吧，也许我是个——”
他没讲完。突然，他绷紧身体，往前跑了几步，再跳起来够头上四英尺高的一片树叶。她能看见高处的树叶，在黑夜里。他弹跳力很好，一下就摘到了。他将叶子放进嘴里，接着在幽暗里，用拳头向假想的对手挥了几下。她追上他。
与往常一样，她的脑袋里冒出一首歌。她自哼自唱起来。
“你在唱什么？”
“是一个叫莫扎特的家伙的曲子。”
哈利感觉很好。他走着侧移步，像一个迅疾的拳击手。“听起来像个德国人的名字。”
“我估计是。”
“法西斯？”他问。
“什么？”
“我说，这莫扎特是法西斯，或者纳粹？”
米可想了想。“不是。他们是不久前才有的，这家伙可是死了很久。”
“那就好。”他又开始在黑暗中打拳。他希望她问为什么。
“我说，那就好。”他又说了一遍。
“为什么？”
“因为我恨法西斯。我要是在路上遇到一个，我会杀了他。”
她看着哈利。街灯让树叶在他脸上投下斑驳迷离的影子。他很激动。
“为什么？”她问。
“天啊！难道你不看报纸？你看，是这样的——”
他们又回到了这栋楼。她家里正一片喧哗。那些人在人行道上又叫又跑的，她的胃里一阵强烈的恶心。
“没时间解释了，除非我们再走一圈。我不介意告诉你我为何恨法西斯。我乐意说出来。”
可能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将这些想法一股脑儿倒出来。但她没有时间去听。她正观察着她家门前的情景。“好吧，我们迟点再见。”现在，约会结束了，她可以四处看看，想想眼前这一片混乱。
她不在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她离开时，周围的人们穿得漂漂亮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派对。现在——仅仅过了五分钟——这个地方更像一个疯人院。她不在时，那些暗处待着的孩子都出来了，混入了派对。他们好大的胆子！那个老彼特·威尔斯砰地一下从前门出来，手里还拿了杯果汁——穿着他们松松垮垮的灯笼裤和日常的衣服。
贝彼·威尔森在前廊胡闹——贝彼还不足四岁，显然，这个时候，她应该像巴伯尔一样待在家里睡觉。她一级级台阶地走下来，头上高举果汁。她一走到人行道上，米可就抓住她的胳膊。“贝彼·威尔森，你立刻回家，现在就回。”米可继续四周转，看还能做点什么，让一切恢复秩序。她向沙克·威尔斯走去。他站得比较远，在黑暗的人行道上，手里拿着纸杯，用茫然的眼神看着大家。沙克七岁，穿着短裤。他的上身和脚都光着。他没有引起任何骚乱，不过，她被眼前的一切气得要命。
她拽住沙克的肩膀，开始摇晃他。开始时，他下巴咬得紧紧的，不过一分钟后，他的牙齿开始咯咯响。“沙克·威尔斯，你回家吧。没有邀请你，你别在这里晃。”她松开手让他走，沙克夹着尾巴般，慢慢地顺着街道走开了，但他没有回家。他走到拐角处时，她看见他坐在马路牙子上偷窥派对，以为她看不到。
摆脱了沙克让她感觉好了一会儿，然而，紧接着她就感到了更糟心的忧虑，她开始叫他回来。那些大孩子才是真正的捣乱分子。真是一群臭小子，她所见过最不要脸的家伙。他们将所有饮料喝光，一个真正的派对被他们败坏得不成样子。他们把大门弄得乒乓作响，大声叫嚷，撞来撞去。她走向彼特·威尔斯，他是这群孩子里最恶劣的。他戴着橄榄球头盔，到处撞人。彼特已经十四岁，却还在七年级留级。她向他走去，但他个子太大，不能像摇沙克一样摇他。她叫他回家时，他晃动着身子，要向她冲过来。
“我在六个州待过。佛罗里达、亚拉巴马——”
“用银色的布做，配上腰带——”
派对一塌糊涂。所有人都在讲话。从技校邀请来的朋友和一帮邻居都混在一起了。尽管男孩女孩依然楚河汉界地分两组站——没有人跳舞。屋里的柠檬汁也快喝完了。果汁钵的底部，只剩下一点水，上面浮了几片柠檬。她爸爸对孩子们总是太好了，无论谁把纸杯递给他，他都会倒上一杯。她走进餐厅时，波西娅正在给大家分三明治。五分钟后，三明治全没了。她只拿到一块——面包里有粉红色的汁溢出的果冻三明治。
波西娅待在餐厅里，看着派对。“这感觉太好了，我不走了，”她说，“我已经捎话给海伯尔和威利，让他们自己过周末。人人都那么兴奋，我要在这里待到派对结束。”
兴奋——就是这个词。她能在屋里、前廊和人行道上一直感受到它。她也兴奋。并不仅仅是为了她的晚礼服和经过衣帽架的镜子时见到自己漂亮的脸、腮红和头发里的水晶石头冠等而兴奋。也许是因为屋里的装饰和所有这些技校的人和孩子们都聚集在一块儿。
“看她跑了！”
“哎呀，住手——”
“成熟点！”
一群女孩在街上奔跑，提着裙子，头发向后飞扬。几个男孩砍下了丝兰尖锐的长叶，拿着它们去追逐那些女孩。技校的新生为了这场真正的舞会都穿得很隆重，然而行为还是孩子气。他们一半恶作剧，一半动真格。一个男孩拿着贴纸走向她，她也开始跑了。
派对的念头她现在彻底放弃了。这就是一次常见的打闹，却是她经历过最疯狂的夜晚。都是这些孩子造成的。他们就像传染病，来到派对之后，使得其他人全忘了中学，忘了自己快是成年人了。这就像在下午，你洗澡前先去后院打个滚，弄一身泥巴，带着酣畅的感觉进浴缸。人人都成了周六夜晚玩闹的野孩子——她觉得自己是其中最狂野的那个。
她大喊大叫，推推搡搡，总是抢先去玩每个新花招。她弄出那么多噪音，跑得那么快，根本没注意别人都在做什么。她要做那么多狂野的事，呼吸都跟不上节奏了。
“街上有个沟！沟！沟！”
她第一个跑过去。他们在沿街铺一条新的管道，因此挖了一条很深的沟。沟边的火把在黑夜里又红又亮。她迫不及待地要爬下去。她一直跑到如波浪的火焰旁，径直跳了下去。
穿网球鞋的话，她落地时会轻盈如猫——但她脚上的高跟鞋使她滑倒，肚子撞到了管道。她的呼吸停住了。她静静地躺着，眼睛闭上。
派对——她良久地回忆着当初如何想象它，如何想象技校里的新朋友，以及她想朝夕相处的小圈子。现在，重回学校走廊时感觉再也不一样了，她知道他们和其他孩子一样寻常。这个被败坏的派对，还行。但一切结束了。已终结。
米可从沟里爬出来。一些孩子围着小小的火焰罐。火焰带来红色的光和长长的、摇曳的影。一个男孩跑回家，戴上提前为万圣节买的面具。派对没有任何改变，改变的是她。
她慢吞吞地走回家，从孩子们身边经过时，她既不说话也不看一眼。门厅里的装饰被扯下来，房子看上去空荡荡的，所有人都待在外面。她在浴室里脱掉了蓝色的晚礼服。裙边撕破了，她将它们折了起来，那么，破的地方就看不见了。水晶石头冠不知道丢在哪里。她的旧短裤和衬衫还躺在原地，她穿上它们。经历了这次派对，她已经长大了，不能再穿短裤。今晚之后，就不可以了。再不可以了。
米可站在前廊上。没了腮红，她的脸显得很白。她将手拢起，罩着嘴巴，深呼吸了一口。“所有人回家吧！关门啦！派对结束啦！”
她又一个人待在安静秘密的夜晚里。时间还早——街上的窗户亮着橘黄色的灯光。她慢慢走着，手插在裤兜里，脑袋歪向一边。她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
房子越来越稀落，院里种着高大的树和黑灌木丛。她看了看四周，发现自己到了夏天时曾造访过无数遍的房子附近。她不知不觉地被双脚带到这里。她等了等，确认没有人看见才走进去，然后她穿过旁边的院子。
收音机如常开着。她在窗边站了一会儿，看屋里的人们。秃头的男人和灰发的女人正在桌前玩扑克牌。米可坐了下来。这是一个美好又秘密的地方。周围是厚厚的雪松，她可以借此隐身。今晚的电台节目不好——有人在唱流行歌曲，结尾千篇一律。她感到整个人空了，手伸到裤兜里，手指摸索着。那里面有葡萄干、干果和一串珠子——一支烟和火柴。她点着了烟，双臂抱着膝盖。她似乎无比空虚，没有任何感觉，也没有任何念头。
曲子一首接一首地放，全是垃圾。她漫不经心地听。她抽着烟，扯着地上的草叶。过了一会儿，一个新的播音员开始说话。他提到贝多芬。她在图书馆读到过这个作曲家——他的名字发着a音，却用两个e来拼写。他是个德国人，就像莫扎特。他活着的时候，讲一口外国语言，住在国外某个地方——正是她所想要的。播音员说将要播放他的《第三交响曲》。她听得心不在焉，她还想走动一下，对节目不太上心了。音乐开始了。米可抬起了头，她的拳头举至喉咙。
怎么回事？音乐的开始从一头摇晃到另一头，像走路，像行军，像上帝在夜空昂首阔步。她身外的一切都凝固了，只有音乐的第一乐章在她心里滚烫。她甚至听不见后来的音乐，只是坐着干等，拳头紧握，浑身僵硬。过了一会儿，那音乐又回来了，更重，更响。它和上帝毫无关系，而是她，米可·凯利，白天黑夜地行走，在夜晚一个人走。烈日下，黑夜里，带着所有的想法与感觉。这音乐就是她——真实平凡的她。
她无法完全听清音乐的全部，它在她体内沸腾。如何选？紧随美妙的部分，不断回味，这样才不会忘记——还是任其自然，不想，也不尝试回忆，只管听音乐的每一部分？天呐！整个世界都是这音乐，她却不能听个够。最终，音乐开头的旋律又回来了，所有不同的乐器交织着演绎每个音符，如同一个紧握的拳头猛击她的心。第一乐章结束了。
这音乐既不长也不短。再说，它和经历的时间毫无关系。她坐着，双臂紧抱着腿，狠狠地咬自己有汗味的膝盖。她可能听了五分钟，也可能听了半个夜晚。第二乐章是黑色的——缓慢的进行曲。并不悲伤，只是，感觉整个世界都死了，漆黑一片，再无意义去回想它曾经的模样。一把类似号角的乐器奏出一段银光的、悲伤的旋律。然后，音乐愤怒地升起，曲式激烈。最后，黑色的进行曲又回来了。
不过，也许交响乐的最后一章才是她的最爱——欢乐，像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在奔跑，费劲又自由地跳跃。如此美妙的音乐是最令人伤心的。整个世界都是这部交响乐，而她却未能尽情地听。
结束了。她僵硬地坐着，手臂还抱着膝盖。另一个节目开始了，她将手指塞入耳朵。那音乐只给她的内心留下痛苦与空虚。她一点儿都没记住那交响乐，连最后几个音符都记不得。她尝试去回忆，却想不起一点儿声音。现在，它结束了，只留下她心如鹿撞，和这糟糕的伤心。
收音机和屋里的灯都关了。夜无比漆黑。突然，米可用拳头击打自己的大腿。她用全力拍打着同一块肌肉，直到眼泪都流了出来。但她觉得还不够痛。树丛下的石块很尖利。她抓了一把，在同一个地方来回擦，直到手流血。然后，她躺倒在地上，看着上面的夜空。腿上火辣辣的痛楚让她感到好受些。她软软地躺在湿润的草地上，渐渐地，她的呼吸再次恢复和缓从容。
探索者怎么没能通过观察天空而知道世界是圆的呢？天空是弯的，就像一个巨大玻璃球的内侧，非常深邃的蓝色，布满明亮闪烁的星星。夜晚很安静。空气里有温暖的雪松气息。就在她完全没去想的时候，音乐回来了。第一乐章在她脑海响起，和刚刚播放的一模一样。她静静地、慢慢地聆听，像解析几何题般思考那些音符，这样才能记住。她清晰地看见了声音的形状，她再也不会遗忘了。
现在她感觉好了。她大声地自言自语：“主啊，宽恕我吧，我不知道做了什么。”她为何想起这个？最近几年里，人人都知道并没有真正的上帝。当她想到以前所想象的上帝形象时，她只想到辛格先生，他披着长长的白床单。上帝是沉默的——也许，是这点使她产生联想。她又说了一遍，就像对着辛格先生说一般：“主啊，宽恕我吧，我不知道做了什么。”
音乐的这个部分很美，很清晰。她现在可以随意将它唱出来。也许晚一点儿，某天清晨醒来，她能想起更多的音乐。如果她还能再听一遍这部交响乐，她会记住更多乐章。如果，她能再听四遍，只要四遍，她就能记得全部。也许。
她又听了一遍音乐的开始部分。于是，音符越来越缓慢和轻柔，她仿佛正慢慢地下沉，沉入黑暗的泥土。
米可惊醒了。空气变得寒冷，她快要醒来时梦见了老埃塔·凯利拿走了所有的被子。“给我一点儿毯子——”她想说。接着就睁开了眼睛。夜空极黑，星星都消失了。草地是湿的。她迅速地爬了起来，爸爸该担心了。然后她想起那音乐。她不知道现在是午夜还是凌晨三点，她急急忙忙地赶回家。空气里闻到了秋天的气息。音乐在脑子里又响又快地回放着，她在回家的人行道上跑得越来越快。
2
到了十月，日子阴郁又清凉。比夫·布瑞农换下他的绉布薄裤，穿上深蓝色的哔叽毛裤。他在餐厅的柜台后装了一台煮热巧克力的机器。米可很爱喝热巧克力，每周要过来三四次，来喝上一杯。他半价卖给她，实际上他想请她免费喝。他看着站在柜台后面的她，感到焦虑又伤感。他想伸出手去摸她那被太阳晒干、乱蓬蓬的头发——不是摸女人那种摸法。他的内心不安，和她说话时，声音是沙哑而陌生的。
他有很多忧心的事。譬如，艾莉斯状况不好。她一般早晨七点就在楼下干活，做到晚上十点。但她行动迟缓，脸上有黑眼圈。打理生意时，她明显是病态的。有个周日，她用打字机敲出当天的菜单，给特价晚餐“皇家奶油鸡肉”的标价敲成了二十美分，而不是五十美分。等到好几个顾客点了这菜并且准备结账时才发现这个错误。另一次，顾客给了十元钱，她找回两个五元和三个一元。比夫站着，久久地看着她，若有所思地揉着鼻梁，眼睛半睁半闭。
他们没有谈论这些。夜晚，他在楼下工作，她则在睡觉，到了早晨，她又一个人打理餐馆。他们一起工作时，习惯是他待在收银台后面，照看厨房和收拾餐桌等。除了生意上的事，他们一般不说话，但比夫会一脸困惑地观察她。
十月八日那天下午，他们睡觉的房间里突然传来痛苦的叫喊。比夫冲上楼。一个小时不到，他们将艾莉斯送到医院，取出了一个与新生婴儿大小差不多的肿瘤。又过了一个小时，艾莉斯死了。
比夫坐在她的病床边，目瞪口呆地沉思着。她死的时候，他在场。她的眼睛用过麻药，因乙醚而像蒙了一层薄雾，随后像玻璃般变硬。护士和医生都离开了房间。他一直在看着她的脸，除了有点发蓝的苍白之外，和生前没什么区别。他观察她的每个细节，仿佛不曾和她朝夕相处二十一年。他坐在那里，思绪渐渐地转到一幅在心里盘桓已久的画面。
寒冷的、绿色的海洋，炎热的金色沙滩。小孩子们在丝绸般的泡沫边缘玩耍。壮硕的褐色小女孩，瘦瘦的、赤裸的小男孩，这些半大的孩子在奔跑，用甜美、刺耳的声音相互叫喊。这些孩子里有他认识的，米可和他的外甥女贝彼，也有些谁也不认识的年轻面孔。比夫低下了头。
过了很久，他从椅子上起身，站到了房子的中央。他能听见他小姨子露西娅在外面的走廊徘徊。柜子上面有一只肥胖的蜜蜂在爬，比夫娴熟地捏起它，从打开的窗户放了出去。他又瞥了一眼死者的脸，之后带着一种丧偶的镇静，打开通向医院走廊的门。
第二天清晨，他在楼上的卧室里坐着缝缝补补。为什么？那些相爱的人，在一方去了后，活着的一方常常并不会自杀来追随爱人？仅仅是因为活着的人要埋葬死者？因为死亡之后有一个慎重的葬礼要执行？因为那活着的人好像暂时走到舞台，每秒钟都变得无限漫长，而且被无数双眼睛盯着？因为他要履行一种责任？或者，为了爱，那丧偶的人必须活着，为了爱人的复活——这样，走了的人就没有真的死去，而是在活人的灵魂里成长再生？为什么？
比夫身子弯得更低去看手里的针线活，同时想着许多事。他的针线活很好，指尖上的老茧很硬，穿针引线都不需要顶针。两套灰西装衣袖上的黑纱已经缝好，他在缝最后一件。
白天明亮而炎热，新的秋天，新的落叶已飘落到人行道上。他早早出门，每分钟都如此漫长。在他面前，是无尽的空闲。他锁好餐厅的门，在门外挂了一串白色的百合花环。他先去了殡仪馆，仔细地选择棺材。他摸了一下内衬的质料，掂量框架的承重。
“这种绉纱叫什么名字——乔其纱？”
殡仪员油腔滑调地回答了他的问题。
“你们生意里，火化占了多大比例？”
回到大街上时，比夫走得庄重得体。西边吹来暖洋洋的风，太阳明晃晃的。他的手表停了，只好调头走向另一条街，威尔伯·凯利在那儿新挂了一块钟表匠的牌子。凯利正坐在他的工作台前，身穿打了补丁的睡衣。他的钟表坊也是间卧室，米可放在婴儿车里推着到处去的那个婴孩正安静地坐在地板的垫子上。每分钟都是如此漫长，有充足的时间思考与询问。他请凯利解释手表里宝石轴承的实际用途。他注意到凯利的右眼透过钟表匠的放大镜看是变形的。他们谈了一会儿张伯伦和慕尼黑。然后，他看时间还早，决定上楼去哑巴那里。
辛格正为丧事穿衣服。昨晚比夫收到一封他寄来的吊唁信。他要做葬礼的扶柩者。比夫坐在床沿，两人一起抽了支烟。辛格探究的绿眼睛时不时看着他。他递给他一杯咖啡。比夫没说话，其间哑巴停住，拍了拍他的肩膀，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辛格穿好衣服后，他们一起走了出去。
比夫在商店买了黑丝带，遇见了艾莉斯的牧师。一切都安排好后，他回家去了。让事情井然有序——这就是他一直所想的。他将艾莉斯的衣物打包好，交给露西娅。他彻底地清洁和整理了衣柜抽屉，甚至重新调整了楼下厨房的架子，摘掉了电扇上面俗气的绉纸饰带。活干完之后，他坐在浴缸里，全身上下洗了个遍。上午结束了。
比夫将线头咬断，抚平外套袖子上的黑纱。露西娅应该正在等他。他、露西娅和贝彼要一起坐灵车。他放下针线篮，将戴黑纱的外套小心地穿上身。他飞快地看了一眼房间，看看出门前是否一切妥当。
一个小时后，他到了露西娅的小厨房。他双腿交叉地坐着，餐巾纸放在大腿上，喝着一杯茶。露西娅和艾莉斯毫不相似，不容易看出她们是姐妹。露西娅又瘦又黑，今天，还从头到脚都穿着黑色衣服。她正给贝彼梳头。小家伙耐心地坐在餐桌上，双手叠放在膝上，等妈妈给自己梳好头。屋里的光线安详又柔和。
“巴塞洛缪——”露西娅说。
“怎么？”
“你开始回忆过去了吗？”
“没有。”比夫说。
“你知道，就像我得整天戴着眼罩，才能不东想西想或者回忆过去。我唯一能让自己去想的就是每日的工作、做饭和贝彼的未来。”
“态度很正确。”
“我在店里给贝彼做了个手指波浪鬈发，但它们很快就变直了，我想让她烫个永久卷的。我不想自己给她烫——也许，等我去亚特兰大参加美容会议时会带上她，让她在那儿做头发。”
“圣母玛利亚啊！她不过四岁。会吓着她的。而且，永久烫会伤头发。”
露西娅将梳子放到一杯水里浸了浸，再用它压贝彼耳朵上的鬈发。“不，不会的。而且，她想要。贝彼虽然小，却像我一样很有抱负。那可是巨大的抱负。”
比夫在掌心里磨指甲，摇了摇头。
“每次贝彼和我去看电影，看见那些演漂亮角色的孩子，心里都和我一样想法。我发誓，她真是这样的，巴塞洛缪。看完电影，我让她吃饭她都不吃。”
“天啊。”比夫说。
“她的舞蹈和表演课一直都上得很好。明年，我想让她学钢琴，我想，弹点钢琴对她有好处。她的舞蹈老师打算让她在晚会上跳段独舞。我觉得该尽我所能去督促她。因为，她的事业开始得越早，对我们越有好处。”
“圣母玛利亚！”
“你不懂。不能像对普通孩子那样对待一个有天赋的孩子。这就是我为什么想让贝彼离开这个普通社区的原因。我不会让她像周围的小混混一样言语粗俗，到处疯跑。”
“我认识这个社区的孩子们，”比夫说，“他们挺好。对面凯利家的孩子——克兰家的男孩——”
“你心里有数，他们没有一个达到贝彼的层次。”
露西娅弄好了贝彼头上最后一个小波浪。她捏了捏孩子的小脸蛋好让它更红润。现在她把孩子抱下了餐桌。为了葬礼，贝彼穿了一条白裙子，配白鞋子和白袜子，甚至戴了白色的小手套。每当被人注视，贝彼的头总摆出一个特别的姿势，现在，她就是这种姿势。
他们在又小又热的厨房里坐了一会儿，都不说话。突然，露西娅哭了起来。“我们似乎从未像姐妹那样亲密过。我们有很多差异，也很少见面。也许是因为我比她年轻太多了。但血缘关系是特殊的，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
比夫轻声地安抚她。
“我知道你们俩人是怎么回事，”她说，“你和她并不总是甜蜜的。不过，那样的甜蜜也许会让你现在感觉更糟。”
比夫把贝彼夹到胳肢窝下，然后将她甩到自己肩膀上。这孩子越来越沉了。他小心地扛着她走到客厅去。贝彼的身子暖暖的，贴近他肩膀。她小小的丝绸裙子是白色的，衬托了他的黑衣服。她的小手紧紧地抓着他一只耳朵。
“比夫姨夫！看我做劈叉。”
他将贝彼轻柔地放回地上。她的两胳膊举过头顶，弯成弧形，她的双脚在打过蜡的黄地板上慢慢滑下，向相反的方向。一眨眼工夫，她已经坐了下来，一条腿笔直向前，另一条腿则向后。她的胳膊摆出别致的角度，眼睛斜视墙壁，做出悲伤的表情。
她爬了起来。“看我翻跟斗。看我做——”
“宝贝，安静点。”露西娅说。她坐到绒布沙发上，在比夫身旁。“她是否让你有点儿想到他——她的眼睛和脸？”
“见鬼，没有。我看不出贝彼和勒罗伊·威尔森有何相似之处。”
以露西娅的年龄，她看着太瘦和太憔悴了。也许是黑裙子的缘故，而且她一直在哭。“不管怎么说，我们得承认他是贝彼的父亲。”她说。
“你就不能忘掉那个男人？”
“我不知道。我想我老在两件事情上犯傻。那就是勒罗伊和贝彼。”
比夫新长出的胡子被苍白的脸衬得发蓝，他的声音疲惫。“你能不能将一件事情想清楚，搞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会有什么后果？你能不能用用逻辑——如果那些是前提，这就是结论？”
“对他不能，我想。”
比夫语气疲倦地说，他的眼睛几乎闭上了。“你嫁给某人时只有十七岁，之后，你们俩就是吵吵闹闹。你和他离婚了。而两年后，你又嫁给他。现在他人不见了，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在我看来，这些事实只说明一件事——你们俩不合适。除了更个人的原因——反正，某人正好是这类人。”
“上帝知道，我一直都很清楚他是个卑鄙的家伙，只希望他再不要敲这个门。”
“看，贝彼，”比夫说得很快。他十指紧扣，举起手来。“这是教堂，这是尖顶。打开门，就是上帝的子民。”
露西娅摇头。“你不用担心贝彼。我什么都和她说。这些破事她知道得一清二楚。”
“那么，他如果回来，你让他留下来吃软饭，想吃多久就多久——就像以前一样？”
“是啊，我想我会的。每次门铃或者电话铃声响，每次有人走到门廊，我都下意识地想到这个男人。”
比夫摊开手掌。“我说对了吧。”
钟敲响了两点。房间又挤又闷。贝彼在打过蜡的地板上又翻了一个跟斗，做了一个劈叉。比夫将她抱到腿上。她轻晃的小腿碰到他的小腿。她解开他的背心，将脸埋了进去。
“听着，”露西娅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能保证说真话吗？”
“当然。”
“不管是什么？”
比夫摸着贝彼柔软的金发，手温柔地放在她的脑袋上。“当然。”
“大约是在七年前。我们第一次结婚后没多久。有天晚上他从你那里回来，满头是包，说你扭住他脖子，将他头往墙上撞。他编了个故事，讲你这么做的原因，不过，我想知道真相。”
比夫旋转着手指上的婚戒。“我从来都不喜欢勒罗伊，我们打了一架。我那时候和现在不太一样。”
“不对，你这么做肯定有原因的。我们认识很久了，我知道你做的每件事背后都有原因。你的思维是有逻辑的，并不冲动。你保证过要说出实情的，我想知道。”
“现在，它一点儿意义都没有了。”
“我说了我必须知道。”
“好吧，”比夫说，“那天晚上他进来就开始喝酒，喝醉之后口不择言乱讲了你一通。他说，他每月回家一次，每次把你打得满地找牙，你都没事。过后，你还会走到门廊外大笑几声，好让邻居以为你们只是在耍闹，全都是玩笑。实情就是如此，忘了它吧。”
露西娅坐直了，脸颊上泛出红晕。“你看，巴塞洛缪，这就是我一直假装戴了眼罩的原因，这样我就不用想起过去或乱想别的事。我唯一能想的就是每天的工作、家里的三顿饭和贝彼的将来。”
“是的。”
“我希望你也这样，别去回忆过去。”
比夫的头低垂到胸前，闭上了眼睛。漫长的一天里他都没时间去想艾莉斯。当他尝试回忆她的脸，却是一片茫然，很奇怪。他脑子里唯一印象清晰的是她的脚——胖胖的、软软的、白白的，还有肥肥的小脚指头。脚底是粉红色的，左脚后跟处有一颗褐色的痣。他们结婚的那天晚上，他脱掉了她的鞋子和袜子，亲吻了她的脚。嗯，想到这个，还是值得回忆的，日本人都认为那是女人身体最美妙的部位——
比夫动了动身子，看了一眼手表。他们马上就该出发去举行葬礼的教堂了。他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仪式。教堂——和露西娅、贝彼一起坐车，跟着灵柩，以哀乐的节奏向前移动——人群站在九月的阳光下，低垂着头。阳光照在白色墓碑、凋谢的花朵和新掘墓穴的帆布帐篷上。然后回家——还有什么？
“不管怎么吵，自己的亲姐姐还是不一样。”
比夫抬起头。“你为什么没有再婚？善良的、不曾娶过妻的年轻人，能够照顾你和贝彼的人？只要你把勒罗伊忘了，你会成为一个好男人的好妻子。”
露西娅迟迟没回应。最后，她说：“你知道我们是怎样的——我们算是一直以来都彼此理解，没有其他动机。嗯，这就是我想和任何男人所保持的最亲密关系了。”
“我的感觉也一样。”比夫说。
过了半小时，有人在敲门。为葬礼准备的车停在了屋外。比夫和露西娅慢慢地站了起来。他们三个人肃穆平静地走了出去，身穿白丝裙的贝彼走在前头。
第二天，比夫的餐厅还是关着。傍晚时，他拿走了门前已经枯萎的百合花环，又开门做生意了。老顾客吊丧着脸走进来，点菜前在收银台和他聊几句。常客都来了——辛格、布朗特，这条街上的商店里做事的人，河下游工厂里的工人。晚饭之后，米可·凯利带着她的小弟弟出现了，往老虎机里投了五分钱。她输掉第一个硬币后，用拳头击打那老虎机，不停地打开出币口好确认真的没有钱掉下来。随后，她又投进了第二个五分币，这次几乎中了头奖。银币稀里哗啦地掉了下来，滚落在地板上。这孩子和她弟弟两人眼疾手快迅速将银币捡起，以免银币被别人踩上一脚。哑巴坐在餐厅中间的桌子旁，晚餐摆在面前。在他对面，杰克·布朗特正在坐着喝啤酒，穿着他的礼拜日服装，说着话。一切如常。过了一会儿，餐厅灰蒙蒙的，被烟雾弥漫，噪音在上升。比夫保持警觉，任何声音和动作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我四处走。”布朗特说。隔着桌子，他殷切地靠拢，眼睛盯着哑巴的脸。“我四处走，尝试告诉他们。他们就是笑。我不能让他们理解一丁点儿。不管我怎么说，我都没法让他们看见真相。”
辛格点着头，用餐巾擦嘴。他的晚餐已经冷了，因为他没法低头吃饭，但他很有礼貌，让布朗特继续说下去。
老虎机旁两个小孩说话的声音，在一群男人粗哑的嗓音里头，显得清脆响亮。米可正将五分币投回机器里。她的目光老往中间的桌子转，不过哑巴背对着她，没看见。
“辛格先生要了炸鸡作晚餐，但他还一块都没吃呢。”小男孩说。
米可慢慢摇下老虎机的操作杆。“别多管闲事。”
“你经常去他房间或者其他你知道他会在的地方。”
“我说了你给我闭嘴，巴伯尔·凯利。”
“你就是这么干的。”
米可摇晃他，摇得他牙齿打战，再将他身子转向门口的方向。“你回家睡觉吧。我早说过了，我白天已经受够了你和拉尔夫，晚上不想再被你缠着，这是我的自由时间。”
巴伯尔伸出他脏兮兮的小手。“好吧，那你给我五分钱。”钱放入衬衫口袋后，他就回家了。
比夫拉直了外套，摸了一下头发。他的领带是纯黑的，灰色外套的袖子上他缝了一块黑纱。他想走到老虎机那里和米可说话，却被什么困住了。他深呼吸了一口，喝下一杯水。收音机在播放一首管弦乐舞曲，他却不想听。过去十年里，曲子都差不多，他分辨不出哪首是哪首。一九二八年后，他就不再喜欢音乐了。他年轻的时候，可是弹过曼陀铃的，熟悉每首流行歌曲的歌词与旋律。
他的手指放在鼻子边上，又歪着脑袋。米可在过去一年里长得很快，马上就要比他高了。她穿着每天上学都穿的红毛衣和蓝色百褶裙。现在褶子松脱了，折边松松垮垮吊在她瘦削突出的膝盖上。她正处在看起来更像个早熟男孩的年龄。关于这点，为何那些最聪明的人通常都没注意到呢？所有人都天生是双性人。所以，婚姻和床根本不是一切。证据？青春和老年。老年男人的声音经常变得又高又细，会走碎步。老年妇女呢，发胖，声音变得粗哑而深沉，她们还会长出黑色的小胡子。他甚至能够自证——他的内心有时候希望自己是个母亲，米可和贝彼是自己的孩子。比夫突然在收银台后转了个身。
报纸乱七八糟。他有两星期没整理任何报纸。他从柜台下面拿起一叠报纸，双眼熟练地从报头扫到报尾。明天他要去检查橱柜里的几沓报纸，看能不能重新归类。做几个架子，用那些旧的、运罐头的结实箱子做几个抽屉。按时间顺序排列，从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到现在。用文件夹和贴在上面的标签标出历史事件。分三类——第一类是从停战协议直到后来的《慕尼黑协定》的国际新闻；第二类是国内新闻；第三类是本地消息，从莱斯特镇长在镇俱乐部枪杀妻子到哈德孙工厂大火。过去二十年发生的每件事都被摘录、概述，一件不漏。比夫的手擦着下巴，脸上不动声色地微笑着。之前，艾莉斯却想让他将报纸都拉走，好把储藏室变成女士专用卫生间。这是她一直唠叨没完让他去做的事，但这一次，他没有让她得逞，只有这一次。
平静而着迷，比夫投入到报纸的故事里了。他定定地读，很专注，只是，出于习惯，他还保持着对周围的警觉。杰克·布朗特还在说话，时不时用拳头击打桌子。哑巴抿着啤酒喝。米可绕着收音机无聊地走来走去，盯着其他顾客看。比夫读了第一页的每个字，在页边添加笔记。
突然，他惊讶地抬起头。他的嘴巴张开，要打哈欠，却硬生生压下去了。收音机里跳出一首老歌，是他和艾莉斯订婚那个年代的——《只是黄昏时一个宝贝的祈祷》。一个周日，他们坐有轨电车到老萨迪斯湖，还租了一艘划艇。日落时，他弹奏着曼陀铃，她在唱歌。她戴着水手帽，当他手臂去揽她的腰时，她——艾莉斯——
消失的情感被记忆之网捞起。比夫合上报纸，把它们放回到柜台下面。他一只脚站着，一会儿又换另一只。终于，他对着房间另一头的米可喊道：“你没在听吧？”
米可关了收音机。“没有，今晚没东西听。”
这一切他都不要去想，他得专注在别的事情上。他俯下身子靠着柜台，观察着一个又一个的顾客。最后，他的注意力落在了坐中间桌子的哑巴身上。他看见米可慢慢地蹭到他跟前，他邀请她坐下了。辛格指了指菜单，女侍应给她拿了一瓶可口可乐。除了哑巴这样的怪人，没人会邀请一个花季少女坐在他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喝酒的桌边。布朗特和米可都盯着辛格。他们在说话，哑巴看着他们时的表情在变化。真有意思。原因——在他们身上，还是在他身上？他非常安详地坐着，手放在口袋里，他没有说话，因此显得高高在上。这家伙在想什么，意识到什么？他知道什么？
那个晚上比夫有两次想要向中间的桌子走去，但每次都被他克制住了。他们走了之后，他还在思索琢磨这个哑巴——接近黎明，他在床上躺了下来时，还是翻来覆去地想着问题与答案，思绪不宁。谜团已在心里植根。它在意识里困扰着他，让他不安。有什么地方不对。
3
考普兰医生和辛格先生交谈过很多次。他真的不像别的白人。他是个睿智的人，他以其他白人做不到的方式去理解那强烈的、真正的使命。他聆听，脸上有着温柔的、属于犹太人的表情，一种属于被压迫民族的人的理解。有一次，他带辛格一起出诊。他领着他穿过弥漫着灰尘、疾病和炸肥肉气味、寒冷狭窄的过道。他让他看了一次成功的面部皮肤移植，病人是一个被严重烧伤的妇女。他治疗一个患梅毒的孩子，指给辛格看孩子手掌爆发的鳞屑斑、那呆滞浑浊的眼膜和歪斜的大门牙。他们去看有两个房间、容纳了十二个或十四个人的贫民窟。一间房里，橘黄色的炉火在壁炉里有气无力地烧着，其中一个老人因肺炎而咳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们很无助。辛格先生走在他后面，看着一切，理解了。他给小孩子一些五分硬币，他是那么安静和得体，不像别的访客那样打扰病人。
天气又冷又变幻莫测。镇上爆发了流感，考普兰医生白天黑夜忙个不停。他开着很高的道奇车穿越小镇的黑人区，这辆车他已经开了九年。他在车窗上扣上明胶材料的窗帘来挡风，脖子上则紧紧地围了条灰色的羊毛围巾。最近他没有见波西娅、威利或海伯尔，但时常想到他们。有一次，他不在家，波西娅过来看他，留了个字条，借走了半袋面粉。
有天晚上，他累极了，虽然还有几处患者召唤，他直接喝了热牛奶就上床睡觉了。他身体发冷又发烧，一开始睡不着。等到他快要入睡时，却听到了一个声音叫他。他疲乏地起身，穿着法兰绒睡衣去开门，是波西娅。
“主耶稣帮助我们，父亲。”她说。
考普兰医生打着寒战，睡衣在腰间裹紧。他的手捂着喉咙，看着她，等她说话。
“是我们的威利。他是坏孩子，给自己惹了大麻烦，我们得做点儿什么。”
考普兰医生踏着凝滞的脚步从门厅走过去，在卧室停了下来，找出浴袍、围巾和拖鞋，回到厨房。波西娅在那里等他。厨房冰冷，毫无生气。
“好吧。他做了什么？怎么回事？”
“给我一分钟。让我理清一下思路，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你讲清楚。”
他弄皱炉边的几张报纸，捡起几根火柴。
“让我来生火，”波西娅说，“你就坐下吧，等炉子热了，我们弄杯咖啡喝。也许，一切就没那么糟糕了。”
“没有咖啡了。我昨天喝完了。”
他说这个时，波西娅哭了起来。她粗鲁地将报纸和木柴塞入炉子，用颤抖的手去点火。“事情是这样的，”她说，“威利和海伯尔今晚去了一个地方玩耍，没什么正经事。你懂我的感觉吗，好像我得一直牢牢地看着他们才行。我当时要是在的话，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了。但我在教堂参加妇女聚会，他们男孩子坐不住。他们跑到丽芭夫人的快乐宫。父亲，这肯定是个很乱、很邪恶的地方。他们弄了个男人卖票——但也有一些趾高气扬、让人厌恶、搔首弄姿的黑人女孩。他们有红缎子窗帘和——”
“女儿，”考普兰医生急躁地说，他的手压在脑袋边，“我知道这个地方，说重点。”
“乐芙·琼斯在那儿——她是一个很坏的黑人女孩。威利喝了酒，绕着她跳希米舞，然后不知怎么回事就和人打了起来。和他打架的这个男孩叫‘甲虫’——为了乐芙。一开始他们用拳头打，后来这个‘甲虫’掏出他的刀子。我们威利没有刀子，他大喊大叫，绕着舞厅跑。最后海伯尔给威利找来一把剃刀，他有了装备，几乎将‘甲虫’的头切了下来。”
考普兰医生将围巾收得更紧了。“他死了吗？”
“那个男孩太坏了，死不了。他在医院里，不过快要出院了，没多久会再寻麻烦的。”
“威利呢？”
“警察来了，用囚车押送他到看守所里，他还关在那儿呢。”
“他没有受伤？”
“哦，他眼睛被打坏了，后背被切了一块。不过，这都不碍事。我真不懂他怎么和那个乐芙搞到一块儿去的。她至少要比我黑十倍，是我见过的最丑的黑鬼。她走路的样子就像两腿间夹了个鸡蛋，生怕打破。她也不干净。威利却为她赴汤蹈火。”
考普兰医生挨近炉子，发出呻吟的声音。他咳得脸都僵硬了。他用纸巾捂住嘴，纸巾上出现了血迹。他黑皮肤的脸变得发绿和苍白。
“当然，事情一发生，海伯尔就跑来告诉我了。我的海伯尔和这些坏女孩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只是陪着威利。他太为威利难过了，一直坐在看守所前的马路牙子上。”映着火光的泪水从波西娅脸上流下。“你知道我们三个一直是怎么过的。我们都有各自的安排，以前从未出错。甚至都不曾为钱烦恼过。海伯尔出房租，我买吃的——威利管周六晚上的活动。我们仨就像三胞胎一样。”
终于到了早晨。工厂早班的哨声吹响。太阳出来了，照亮了壁炉上面挂的洁净的平底锅。他们坐了很久。波西娅扯着耳环，直到耳垂被扯得火辣辣地疼，变成紫红色。考普兰医生的手依然捧着他的头。
“我觉得，”波西娅终于开口说话，“我们如果找些白人给威利写信，也许有用。我已经去找了布瑞农先生。他完全照着我说的来写。这事发生时，他和平时一样待在他的咖啡馆里。所以我直接进去，和他说了整件事。我把信带回了家。我把它夹在《圣经》里，这样不会丢也不会弄脏。”
“信上怎么说的？”
“布瑞农先生完全按照我说的去写。信里就是讲威利这三年来怎么为布瑞农先生工作，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黑人孩子，之前从没有惹过麻烦。信里还说他如果像别的黑人男孩那样，他可有大把机会在咖啡馆偷东西，还有——”
“哼！”考普兰医生说。“这一点儿用也没有。”
“我们总不能干坐着等消息吧。威利还关在牢里。我的威利，虽然他今晚做了错事，但他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孩子。我们不能干坐着。”
“我们只能这样。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
“哦，我可不会。”
波西娅从椅子上站起来。她的眼睛心烦意乱地到处看，仿佛要在屋里找什么。突然，她走向了大门。
“等一下，”考普兰医生说，“你要去哪里？”
“我去工作。我得保住我的工作。我得继续和凯利太太待着，保证每周拿到工钱。”
“我想去看守所，”考普兰医生说，“也许我能见到威利。”
“上班路上我会经过看守所。我得让海伯尔也去上班，否则，他肯定整个早上都坐在那儿，为威利难过。”
考普兰医生匆匆忙忙地穿衣服，赶上已在门厅的波西娅。他们走进清凉的、蔚蓝的秋天的清晨里。看守所里的人态度粗暴，他们几乎一无所获。随后，考普兰医生去咨询了一个曾经打过交道的律师。接下来的日子漫长，充满忧虑。三周之后，对威利的庭审开始了，他被指控使用致命武器袭击他人，被判了九个月的强迫劳役，并且被立刻遣送到本州北部的一个监狱里。
考普兰医生虽然还心存强烈的、真正的使命感，却没时间去细想它了。他从一栋房子走到另一栋房子，工作没完没了。大清早，他就开着车出门，到了十一点，病人都到了他办公室。呼吸过外面清新的秋天的空气后，屋里这闷热发臭的气息让他咳嗽。厅里的长凳上永远坐满了耐心等着看病的黑人，有时候，甚至前廊和他的卧室都挤满了人。他整个白天都在工作，经常还要工作到半夜。身体如此疲惫，他常常想直接躺到地上、挥舞拳头和大哭。如果能休息，他会好起来的。他有肺结核，每天自量体温四次，每个月照一次x光。但他无法休息。有一件事情比他的疲惫更重要——那就是他强烈的、真正的使命。
他惦记自己的使命，除了某些时候——一天一夜漫长的工作过后，他的脑子一片空白，那时他会暂时忘了所谓的使命。然后，它又回来了，于是，他焦躁难安，急于处理新任务。但他经常舌头打结，声音也嘶哑了，不像原来那么洪亮。他费劲地和那些生病的、耐心的黑人——他的同胞们说话。
他常和辛格先生交谈，他会与他谈化学和宇宙之谜，谈无限小的精子和成熟卵子的分裂，谈复杂的百万倍的细胞分裂，谈生物的神秘性和死亡的简单。他还和他谈种族问题。
“我的同胞从大平原和郁郁葱葱的森林被带到这里，”有一次，他和辛格说，“被铐在锁链里，他们成千上万地死在走向海岸的漫长旅途中。只有强壮的人能活下来。铐在发臭的、运载他们到这里的船上，他们又死了一大批。只有那些坚硬如石的黑人还活着。被殴打，被铁链锁住，被拍卖，这批强壮的人里最不济的又死去了。最终，经过艰苦的岁月，我最强大的同胞留在这里了。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孙辈和重孙辈生生不息。”
“我来借东西，找你帮个忙。”波西娅说。
她穿过门厅，站在过道和他说话时，考普兰医生正独自在厨房里。威利已经被送走两周了。波西娅变了。她的头发不像以前那样梳得整齐和油光滑亮，她眼睛里有血丝，仿佛喝了烈酒。她的脸颊凹了下去，她悲伤的、蜜一般颜色的脸现在很像她母亲。
“你记得你那些漂亮的白色碟子和杯子吧？”
“你可以拿走，不用还给我。”
“不，我只想来借。另外，我还想请你帮个忙。”
“你尽管说。”考普兰医生说。
波西娅隔着桌子，在她父亲对面坐了下来。“我最好先解释一下。昨天，我收到外公的信息，他们全家明天过来，和我们住一个晚上和半个周日。他们很担心威利，外公觉得我们应该重新聚一下。他也是对的。我当然也想再见见我们的亲戚。威利走后，我非常想念老家。”
“你可以随意拿走这里的碟子或别的，”考普兰医生说，“但是，女儿，挺直你的肩膀，你姿势很不好。”
“这将是一次真正的团聚。你知道，这是外公二十年来第一次在镇上过夜。他这辈子，只有两次不在家睡。他到了夜晚总是不安定。黑漆漆的大半夜，他老要起来喝水，看看孩子们有没有盖好被子，一切是否都好。我有点担心外公住这里会不自在。”
“我的任何东西你若需要——”
“当然是李·杰克逊带他们来，”波西娅说，“李·杰克逊在路上得花上一天时间才能将他们带到，我估计到达已是晚饭时间了。外公对李·杰克逊从来都很耐心，他不会去催赶它的。”
“我的天！那老骡子还活着啊？它肯定足足有十八岁了。”
“还要老。外公用了它二十年了。他和那头骡子待了那么久，他老说李·杰克逊就像他的一个亲人。他理解它、爱它就像理解和爱自己的孙子孙女。我从没见过哪个人会像外公那样懂得一头动物的想法。他对一切会走路、会吃东西的生物都有亲密的情感。”
“让骡子工作二十年是够长的了。”
“的确。李·杰克逊现在很虚弱了。但外公会好好照顾它的。他们在大太阳底下犁地时，李·杰克逊头顶上会戴一顶大草帽，就像外公那样——帽子还剪了洞让它耳朵穿过。骡子那顶草帽真的滑稽，李·杰克逊要犁地时，头上要没帽子，一步都不肯挪。”
考普兰医生从架子上拿下白色的瓷碟，并用报纸包起来。“你有足够的罐子和锅来煮所有人的饭吗？”
“够了，”波西娅说，“我不要弄得太复杂。外公，他自己就是‘体贴先生’——一家人来吃饭时，他总会带些有用的。我只要准备充足的面粉、卷心菜和两磅重的新鲜鲱鱼。”
“不错。”
波西娅发黄的手指不安地交缠着。“我还有一件事没和你说。一个惊喜。巴迪和汉密尔顿都要来。巴迪刚从莫拜尔回来。他现在农场帮忙。”
“我有五年没见卡尔·马克思了。”
“这就是我想来问你的事，”波西娅说，“你记得我刚才进门时就说过我来借东西和请你帮个忙。”
考普兰医生将指关节按得咯咯响。“对的。”
“嗯，我来是想看看你明天能否和我们聚聚。除了威利，你所有孩子都在。我觉得你应该来一趟。你要是来，我会很高兴的。”
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和波西娅——还有威利。考普兰医生取下眼镜，手指按摩着眼皮。过了一会儿，他清楚地看见那四个孩子，看见他们很久以前的样子。他抬起头，把眼镜放回鼻梁上。“谢谢你，”他说，“我会去。”
那个夜晚，他一个人在漆黑的房间里，坐在火炉边回忆往事。他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光。他的母亲生来就是奴隶，获得自由后去做了洗衣女工。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一度和约翰·布朗有交往。他们用每周挣钱所存下的两三美元供他读书。他十七岁时，他们将他送到北方，在他鞋里藏了八十元。他在铁匠作坊当过学徒，在酒店里做过侍应。他同时还学习、读书、上学。他父亲死后，母亲不久也跟着走了。经过十年奋斗，他当上了医生，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回到了南部。
他结婚成家。他挨家挨户不停地宣讲他的使命和真理。同胞们绝望的处境让他痛苦得发狂，内心生出愤怒邪恶想摧毁一切的欲望。他有时喝烈酒，呼天抢地。在他内心深处有一股野蛮的暴力，有一次，他抓起火炉边的拨火棍将妻子打倒在地。她带着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利和波西娅回了父母家。他的灵魂在和邪恶的黑暗较量、搏斗。但黛西没有回到他身边。八年之后她死了，他的儿子也不再是孩子，他们也没有回来。他成了一个孤独的老人，独自住一栋空房子。
第二天下午五点，他准时来到波西娅和海伯尔的住处。他们住在镇上一个叫糖果山的地方。房子是一栋局促狭小的村舍，有一个门廊和两个房间。屋里传来喋喋不休、嘈杂的人声。考普兰医生迈着生硬的脚步走近，站在门口，手里拿着破旧的毡帽。
屋里人很多，一开始谁也没注意他。他寻觅卡尔·马克思和汉密尔顿的脸。他们旁边是外公和两个坐在地上的小孩。当波西娅发现他在门口站着时，他依然盯着儿子的脸看。
“父亲来了。”她说。
说话声戛然而止。坐在椅子里的外公转过身来。他很瘦，腰都挺不直了，满脸皱纹。他穿着一件墨绿色的西装，是三十年前参加女儿婚礼时穿过的那套。背心上佩戴了一条光泽已失的铜表链。卡尔·马克思和汉密尔顿面面相觑，然后两人都往地上看，最终才看向父亲。
“本尼迪克特·马迪——”老人开口，“很久没见了，真的很久了。”
“可不是嘛！”波西娅说，“这是我们大家那么多年来头回团聚。海伯尔，你到厨房里拿一张椅子来。父亲，这是巴迪和汉密尔顿。”
考普兰医生和他的儿子们握手。他们两个都长得又高又壮，局促不安。蓝色衬衫和工装裤把他们的皮肤衬成和波西娅一样的深褐色。他们没看他的眼睛，他们脸上既没有流露出爱，也没有恨。
“很遗憾人没有来齐——莎拉姨妈和吉姆，还有其他人，”海伯尔说，“但今日大家是真高兴啊。”
“马车太满了，”有个孩子说，“我们只好下车走了很长的路，因为车上太满了。”
外公用火柴挠了挠耳朵。“家里得有人留守。”
波西娅紧张地舔了舔她深色的、薄薄的嘴唇。“我在想我们的威利。他从来都是各种聚会和热闹场面的主力。我老想到他。”
屋里一片窃窃私语，都表示同意。老人身子后仰靠着椅背，点着头。“波西娅，宝贝，请给我们读一点儿《圣经》吧，困难的时候，主的教导很有意义。”
波西娅从屋子中间的桌上拿起《圣经》。“外公，你想听哪一章呢？”
“整本书都来自我们神圣的主，你的目光落在哪里就从哪里开始吧。”
波西娅开始念路加福音。她读得很慢，细长柔软的手指滑过一行行字。屋里很安静。考普兰医生坐在大伙边上，将指关节按得咔咔响，他的目光四处游移。屋子很小，不通风，很闷。四面墙上挂满了日历和粗糙的杂志油画广告。壁炉架上有一个插满红色玫瑰的花瓶。壁炉里的火慢慢燃着，油灯摇曳的光影打在墙壁上。波西娅读《圣经》的节奏如此慢，那些词语沉睡在考普兰医生的耳朵里，他昏昏欲睡。卡尔·马克思懒洋洋地躺在地板上，和孩子们一起。汉密尔顿和海伯尔在打瞌睡。只有老人似乎在琢磨那些词语。
波西娅读完一章，合上书。
“我经常在想这个。”外公说。
屋里的人都醒了。“什么？”波西娅问。
“是这样的。你记得耶稣让死人复活、让病人痊愈那部分吗？”
“我们当然记得，先生。”海伯尔恭敬地说。
“当我在犁地或干活，一天里有好几次，”外公慢悠悠地讲，“我想过和推算过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间。因为我太向往了，我觉得它会在我还活着时发生的。我研究过好多次了。我是这样计划的。我会带着我所有的孩子、孙儿、重孙站在耶稣面前，对他说：‘主耶稣啊，我们都是悲伤的黑人。’主会把他神圣的手挨个放在我们头上，我们立刻就变得像棉花一样白。这个计划和推理在我心里想了很多次。”
屋里一片沉默。考普兰医生扯了扯袖口，清了清喉咙。他的脉搏跳得太快，喉咙发紧。在角落里坐着让他觉得孤立、愤怒和寂寞。
“你们谁见过神迹？”外公问。
“我见过，先生，”海伯尔说，“那时候，我得了肺炎，看见主的脸从火炉里探出来看我。那是一张宽大的白人的脸，有白胡子和蓝眼睛。”
“我见过鬼。”有一个孩子说，是个女孩。
“我有次见到——”一个小男孩要开始讲。
外公举起了手。“孩子们别说了。你，西莉亚——还有你，惠特曼——现在轮到你们听，而不是说，”他说，“我只接收过一次真正的神迹。它是这样显现的。是在去年夏天，天很热。我正挖着猪圈旁边的大橡树桩的树根，我当时弯着身子，突然，我的后背一阵剧痛。我直起了身子，眼前发黑。我用手撑着背，抬头看天，突然就看见这小天使。她是一个白人小女孩天使——大概和豌豆差不多大小——黄头发，白袍子。她就飞在太阳边上。后来，我进屋去祷告。我一下子连读了三天《圣经》，才再次到地里去。”
考普兰医生心里又蹿起熟悉的邪火。有许多没想好的话涌到喉咙，他说不出口。他们都听那老人的话，却不听人讲道理。他想劝说自己，这些是我的同胞——但他现在没吭声，这念头也毫无帮助。他紧张而阴沉地坐着。
“真是奇怪的事，”外公突然说道，“本尼迪克特·马迪，你是个好医生。我挖一会儿地和种一会儿地之后，后背时不时会痛，这是为什么？我怎么会有这烦人的痛？”
“您今年多大了？”
“大概七八十岁吧。”
老人热爱药物和治疗。过去他带家人来见黛西，总要检查一下身体，再开些药物和药膏回去给一大家子。自从黛西离开他后，老人就没再来，只能买报纸广告上的通便和保肾丸来安慰自己。现在老人看着他，既怯懦又热切。
“大量喝水，”考普兰医生说，“尽量多休息。”
波西娅走入厨房准备晚餐。温暖的香气充满了屋子。人们开始小声闲聊，但是考普兰医生既没去听，也没说话。他时不时望向卡尔·马克思和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在谈论乔·路易斯。汉密尔顿则老在说某次冰雹如何毁了农作物。他们捕捉到父亲的目光时，只是咧嘴笑，脚在地板上蹭。他愤怒又痛苦，眼睛始终盯着他们。
考普兰医生牙关咬得紧紧的。他为他们——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利和波西娅考虑了那么多，为他们的真实使命考虑了那么多。看见他们的脸，他体内黑人的感情膨胀了起来。假如他能一次和他们全说清楚，从久远的开始说到这个特别的夜晚，那么倾诉能抚平他心中深深的痛楚。但是，他们不会听，也不会理解。
他的身体绷得紧紧的，每一块肌肉都僵硬紧张。他对周围的一切置若罔闻。他坐在角落里，像一个瞎子，像一个哑巴。很快，他们走到餐桌边，老人做了祷告。但是考普兰医生没吃东西。海伯尔拿出一瓶一品脱的杜松子酒，他们都在欢笑，轮流拿过酒瓶来喝，他也拒绝了。他沉默僵硬地坐着，最后，终于拿起帽子，不辞而别。如果他不能说出那一通大道理，他也没别的话可说。
他紧张地躺在床上，彻夜未眠。第二天是周日。他出了几次诊，上午过了一半，他就去拜访辛格先生了。拜访减轻了他内心的孤独，告别时，他又恢复了宁静。
然而，还没走出房子，这宁静就离他而去。发生了一件事。当他走下楼时，他看见一个拎着大纸袋的白人，他挨着扶手，好让两人通过。但那白人一步跨两三级台阶地往上冲，也不看一眼，结果两人狠狠撞上了，考普兰医生被撞得胸口发闷，呼吸不畅。
“天啊，我没看见你。”
考普兰医生仔细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曾经见过这个白人。他记得那矮小、野蛮的身躯和巨大笨拙的手。怀着突如其来的职业兴趣，观察他的脸，在对方的眼睛里，他看见一个奇怪、固执和孤僻的疯子的眼神。
“抱歉。”那白人说。
考普兰医生手扶到栏杆上，继续往下走。
4
“那人是谁？”杰克·布朗特问，“那个高高瘦瘦，刚刚离开这里的黑人是谁？”
小房间很整洁。阳光照亮了桌上的一碗紫葡萄。辛格坐着，椅背后仰，手插在裤兜里，看着窗外。
“我在楼梯上撞到他，他看我那样子——怎么了？从来没人这样瞪我。”
杰克将一袋啤酒放在桌上。他很吃惊地发现辛格并不知道他来了。他走到窗边，轻拍了一下辛格的肩膀。
“我不是有心撞他的。他那样表现没道理。”
杰克打起了冷战。尽管阳光明媚，屋里还是很冷。辛格举起食指，向走廊走去。回来时他带了一筐黑炭和一些引火柴。杰克看着他蹲在火炉边。他熟练地将木柴棍在膝盖上折断，将它们放在纸张上，再按次序放火炭上去。一开始火没点着。火苗虚弱地晃动，被一团黑烟卷没。辛格用两层报纸封着炉栅，气流让火旺了起来。房间里响起燃烧的咆哮声。报纸在燃烧，被火吞噬。噼里啪啦作响的一团橘黄色火焰充满了壁炉。
早晨的第一桶啤酒有着怡人的醇香。杰克大口喝下他那份，用手背擦了擦嘴。
“有一位女士我认识很久了，”他说，“你让我想到她。克拉拉小姐。她在得克萨斯有一个小农场，制作果仁糖卖到各大城市。她很高，很壮，长得挺好看。整天穿那些很多口袋、长长的毛衫，脚踩乡巴佬才穿的鞋子，戴男人的帽子。我认识她的时候，她丈夫已死了。但我要说的是这个：要不是她，我不会知道。我也许就像那些愚昧的芸芸众生一样过一辈子。我也许会做牧师、棉纱工人或者是个推销员。我整个人生也许就荒废了。”
杰克诧异地摇摇头。
“要明白你得知道你先前的经历。你看，我年轻时住在加斯托尼亚。我是个罗圈腿的小矮个儿，人太小了，没法到工厂做事。我在保龄球馆打杂，混口饭吃。后来，我听说在不远的地方，有个机灵麻利的男孩扎烟叶一天能挣三十美分。我就去了，一天挣它三十美分，那时候我十岁。我就这样离开了亲人。我不写信。他们高兴我走了。你明白怎么回事。而且，除了我姐姐，没人识字。”
他在空中挥舞着手，好像要把眼前什么东西给赶走。“但我的意思是，我最初的信仰是耶稣。有一个家伙，和我在同一个工棚干活。他有一个帐篷，每晚布道。我去听了，后来就信了。我整天想着耶稣。空闲时，读《圣经》和祷告。然后，有天晚上，我拿一把锤子，手放在桌上。我很愤怒，我把整个钉子都敲了进去。我的手被钉在桌上，我看着它，手指在颤动，变成蓝紫色。”
杰克伸出手掌，指着掌心里凹凸不平、死灰色的疤痕。
“我想当一名福音传教士。我想去全国各地旅行布道，主持培灵会。同时，我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快二十岁的时候，我到了得克萨斯。我在一片山核桃林里干活，离克拉拉小姐住的地方不远。我认识了她，有些夜晚会到她家。她和我交谈。明白吗，我不是立刻就明白的。没有人会立刻明白。它有个过程。我开始读书。我工作攒够了钱我就歇一段时间来读书。这就像重生。只有我们知道的人明白什么意思。我们开眼了，我们看见了。我们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
辛格同意他的话。屋里像家一般温馨。辛格从橱柜里拿出锡盒，里面装着饼干、水果和芝士。他挑了一个橙子，慢慢地剥皮。他将橙子的衬皮都撕掉，橙子被阳光照得晶莹剔透。他一瓣瓣地掰开了橙子，两个人分着吃。杰克一次吃两瓣，响亮地将籽咳出，吐到火炉里。辛格慢慢地吃他那一半橙子，将籽都摆在一只手的掌心里。他们又开了两罐啤酒。
“我们这样的人在这个国家有多少呢？也许有一万。也许两万。或者更多。我去过很多地方，我们这样的人没遇见几个。说说一个真正的明白人吧。他看见世界的本质，他回顾几千年的历史来理解它如何演变。他观察资本与权力慢慢地聚集，如今已发展到顶点。他看到美国就是个疯人院。他看见人们为生存掠夺手足。他看见挨饿的孩子和为了吃饱一周工作六十小时的女人。他看见该死的失业大军、几亿美元和几千公里荒废的土地。他看见战争一触即发。他看见人们受苦太多而变得恶毒丑陋，失去信仰。但最重要的是他看见整个世界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尽管它就像烈日般明显——那些无知的人一直生活在谎言里而不自知。”
杰克额头上深红偾张的血管愤怒地鼓了起来。他抓起壁炉架上的煤筐，一股脑儿把煤块都倒入火里。他的脚麻了，他重重地跺着脚，地板被跺得震动。
“我走遍了这个地方，我到处去。我和人们说，尝试去向他们解释。但有什么结果呢？我的主啊！”
他凝视着火光，啤酒和热度引起的红晕让他脸色变得更深。脚麻的刺痛感蔓延到腿。他目光呆滞，注意着火苗的颜色：绿色、蓝色和明黄色。“你是唯一一个，”他梦呓般说道，“唯一的。”
他不再是陌生人。如今他熟悉每条街道，每条小巷，镇上杂乱的贫民窟里的每一道篱笆。他仍然在“阳光南部”工作。秋天时，游乐场从一处空地移到另一处空地，总是处于城市的边缘，直到将小镇绕了一圈。地点虽然常变，环境却相似——被一排排破旧的棚屋围起来的一片荒地，离工厂、轧棉厂或灌瓶厂不远。人也一样，主要是工厂工人和黑人。夜晚亮起各种彩灯，演出都很俗气。木马在机械音乐的伴奏下转着圈子。秋千飞扬，抛硬币游戏的围栏前总是挤满了人。有两个摊位卖点饮料、汉堡包和棉花糖。
他一开始被雇用为技工，但是，渐渐地，他要管的事情多了。一片嘈杂声里，他粗哑的嗓子在大声叫喊，人得不停地从一个场地晃到另一个。额头上汗津津，胡子也被啤酒弄湿。周六时，他的工作就是维持秩序。他矮墩墩的身板用蛮力挤过人群。全身上下只有眼睛中没充满暴力。他宽大的、紧皱的额头下，眼睛大睁，显得孤僻，若有所失。
他深夜十二点到一点左右回到家。他住的房子被隔成四个房间，每人房租一点五美元。厕所在后面，走廊上有个水龙头。他房间的墙壁和地板有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发黑、劣质的蕾丝窗帘挂在窗户上。他把那套好的西装放入袋子里，工装服挂在钉子上。房间里没有火没有电，只有窗外一盏街灯照进房间，留下苍白发绿的光影。只有看书时，他才将床边的油灯点着。阴冷的房间里，灯油燃烧时刺鼻的气味让他作呕。
他要是在家，就焦虑地走来走去。他坐在凌乱的床沿，野人一样啃咬自己肮脏、破损的指甲。嘴里都是污垢呛鼻的气味。孤独的感觉如此强烈，让他的内心惶恐。他通常都存有一品脱的私酿威士忌。他喝了酒原液，到天亮时还感到暖和放松。早晨五点，工厂早班的哨声传来。哨声制造了迷惘怪异的回音，只有哨声响过，他才能安然入睡。
但他一般不在家。他出门，走到狭长、空旷的街上。黎明前几小时，天空黑漆漆，星星清楚明亮。有时候，工厂还在上班。亮着黄灯的建筑里传来机器的噪音。他守在大门口，等待换早班。穿着毛衣和印花裙子的年轻女孩从厂里出来，走到黑暗的街上。男人们走出来，手里拎着饭桶。有几个人在回家前，总要去有轨电车咖啡馆喝杯可乐或咖啡，杰克跟着他们去。在嘈杂的厂房里，每个字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出来后的头一个小时，他们都成了聋子。
有轨电车咖啡馆里，杰克会喝加了威士忌的可乐。他和人交谈。冬天的黎明是白色的，烟雾弥漫，很冷。他充满醉意、急切地看着那些男人憔悴发黄的脸。他经常被嘲笑，被笑时，他会挺直敦实的身子，用轻蔑的口气说一串高深的词语。他的小指松开玻璃杯，傲慢地扭着胡须。如果人们还继续嘲笑他，他有时会打一架。他狂暴地挥舞褐色的拳头，大声地哭泣。
度过这样的清晨后，他如释重负地回到游乐场。挤在人群里让他感到放松。嘈杂的声音、汗臭味、肩膀处的肌肤接触缓和了他绷紧的神经。
镇上有“蓝规”[3]，游乐场在安息日关闭。周日，他早早就起床，从手提箱里取出他的哔叽西装。他走到主街。先去“纽约咖啡馆”，买一袋淡啤酒，接着就去辛格家。镇上，他虽然认识很多人，记得他们的名字或认得他们的样子，哑巴却是他唯一的朋友。他们会在安静的房间里消磨时光，喝啤酒。他老在说，言语滔滔不绝，它们来自在街上消磨或一个人在屋里度过的那些漆黑清晨。组织好的词语，被他尽情倾吐。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明白以后就不能随遇而安，我们得有所作为。有些人疯了。有太多的事要做，你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它让人发疯。即使是我——我也做过一些事后看来非理性的事情。有次我建立了一个组织。我选了二十个棉纱厂工人，给他们讲道理，一直讲到我以为他们明白了。我们的座右铭是一个词：行动。嘿！我们想发起暴动——尽可能地制造最大的麻烦。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自由——真正的自由，伟大的自由，只有靠人类精神里的正义感才能实现的自由。我们的座右铭‘行动’，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顶之灾。在我自己拟的宪章里，有几条条例规定，我们的任务一旦完成，我们的座右铭就要从‘行动’过渡到‘自由’。”
杰克将火柴的一头削尖，剔那烦人的蛀牙洞。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
“宪章写完后，第一批追随者也组织起来了——我接着就搭便车到处去组织我们团体的分会。三个月后我回来了，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我们第一次英雄主义的行动是什么？他们正义的愤慨盖过了我们的部署，自行冲上前了？它是毁灭、谋杀还是革命呢？”
坐在椅子上的杰克身子向前倾，停顿了一下，他沮丧地说：
“我的朋友，他们从库房里偷了五十七元三十分，去买制服帽，吃周末大餐。我撞见他们坐在会议室里，扔着骰子，头上戴着帽子，面前是火腿和一加仑的杜松子酒。”
杰克爆笑了起来，辛格也露出含蓄的微笑。过了一会儿，辛格脸上的笑凝固了，消失了，而杰克仍然在笑。他额头的青筋凸起，他的脸颊通红。他笑得太久了。
辛格抬头看了看钟，指了指时间——十二点半了。他从壁炉架上拿起手表、银色铅笔、便笺本、香烟和火柴，把它们放入不同的口袋里。午饭时间到了。
但杰克还在笑。他的笑声有点疯狂。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弄得衣袋里的硬币叮当响。他长而有力的双臂绷紧着，笨拙地摇晃。他开始念出午饭的菜单。说到食物，他的脸露出狂热的狰狞。每说一个单词，他的上唇都翘起，像一头饿极了的动物。
“带汁的烤牛排。米饭。卷心菜和白面包。还有一大块苹果派。我饿瘪了。噢，强尼，我能听见北方佬在路上了。说到吃，我的朋友，我和你说过克拉克·帕特森先生吗？就是‘阳光南部’游乐场的老板。他太胖了，都有二十年没见过自己的脚尖了，他整天坐在拖车里，玩接龙，抽大麻。他的三餐都叫附近的快餐，每天的早餐是——”
杰克往后退了一步，好让辛格离开房间。和哑巴一起出门时，他总是缩在后面。他总是跟着辛格，期望他带路。走下楼梯时，他还在亢奋地滔滔不绝地说话。他褐色的大眼睛始终看着辛格的脸。
下午是温和舒适的。他们待在屋里。杰克带回家一夸脱的威士忌。他坐在床尾，陷入沉思，不说话，时不时弯下身拿起地上的酒瓶给杯子倒酒。辛格坐在他靠窗的桌子边下棋。杰克有点放松了。他看着朋友下棋，感觉到温和安静的下午渐渐融入幽暗的暮色里。炉火在四壁投下漆黑沉默的波纹。
但是，到了夜晚，他内心的焦虑又回来了。辛格将棋盘推到一边，和他面对面坐着。杰克的嘴唇因为紧张而颤抖，他喝酒来缓解。卷土重来的不安与欲望抓住了他。他喝掉威士忌，又开始和辛格说话。话语在他心里涨潮，从他嘴里喷涌而出。他从窗户走到床边，又走回来——一遍又一遍。最终，心里的话涨潮如洪水泛滥，他醉醺醺的，向哑巴强调说：
“他们对我们做的事情！那些被他们变作谎言的真理。被他们弄脏的理想，变得邪恶。就像耶稣。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他知道。当他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时——该死的他就是这意思。但看看教会在过去两千年都对耶稣做了什么。他们怎么对待他的。他们为了自己邪恶的目的歪曲他说过的每个字。今天，耶稣如果还活着，他就会被陷害，被关到监狱里。耶稣是真正明白的人。耶稣和我会面对面坐在桌子前，我看他，他看我，我们都知道对方明白。我、耶稣和卡尔·马克思会一起坐在桌子前——
“再看我们的自由都遭受了什么。独立战争里的战士和革命女儿会的夫人们的差别就像我和那肚子鼓鼓、喷了香水的哈巴狗的差别一样。他们对自由真心实意，他们为真正的革命而战斗。因为他们的战斗，才可能有这么一个国家，人人都是自由而平等的。哈！那意味着每个人在自然面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机会。而不是说百分之二十的人可自由抢劫另外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计。也不是说一个富人追求更富裕就可以榨干一万个穷人的血汗。更不是说暴君有权将国家置于如此困境，千百万的人不择手段——欺骗、撒谎或砍掉他们的右臂——就为了一日三餐和一个可以倒头睡的地方。他们使‘自由’成了亵渎上帝的词。你听见了吗？他们使‘自由’这个词，在所有明白的人看来，臭得就像臭鼬。”
杰克额头上的青筋激烈地抽动。他的嘴巴失控地颤抖。辛格警觉地坐直了身子。杰克想再说话，但话都堵在嘴里。一阵颤栗穿过身体。他坐了下来，手指按住那一直颤抖的嘴唇。然后，声音沙哑地说：
“就是这样，辛格。发疯没有半点好处。我们能做的事都没有用。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唯一能做的是到处走，说出真相。只要足够多懵懂的人知道了真相，就没有战斗的必要了。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要让他们明白。只需要这个。但是怎么做呢？嗯？”
炉火的影子打在墙上。黑暗朦胧的波浪升高了，屋子仿佛在移动。房间起落不平。杰克感觉自己在下沉，缓慢地、如波浪般沉入那梦幻的海洋。既无助又恐惧，他努力撑开眼睛，然而，除了漆黑与猩红的波浪在头顶贪婪地吼叫，他什么都看不到。终于，他找到了他要找的。哑巴的脸很模糊，很遥远。杰克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上他很晚才醒来。辛格已经离开好几个小时了。桌子上放着面包、芝士、一个橙子和一壶咖啡。他吃过早餐就该去上班了。他情绪低落地走着，脑袋垂下来，穿过小镇回自己房间。当他走到住处所在的片区时，他穿过某条狭窄的街道，街道上一排都是被烟熏黑的砖砌的仓库。这些房子的墙壁上有什么东西隐隐约约地吸引着他。他正要继续走，突然注意力一下集中起来。有人用红色的粉笔在墙壁上写了一句话，笔迹厚重，形状奇怪：
你该啖勇士的肉，饮凡人之君的血。
这句话他读了两遍，眼巴巴地朝街头街尾张望。一个人都没有。他困惑地思考了几分钟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粗的红铅笔，在那句话下面写上：
请写字的人明天中午和我在此碰头。十一月二十九号，星期三。或后天。
次日中午十二点，他在墙前等待。时不时不耐烦地走到街角，左顾右盼。没有人来。等了一小时，他不得不离开去上班。
第三天他再等。
然后到了周五，下了一场漫长的、拖拖拉拉的冬雨。墙壁湿透了，字被淋得模糊，无法辨认。雨继续下着，灰暗、苦涩而寒冷。
5
“米可，”巴伯尔说，“我觉得我们要被淹死了。”
的确，雨仿佛永远不会停。威尔斯太太开她的车接送他们上学放学，每天下午他们都不得不待在前廊或屋里。她和巴伯尔玩飞行棋和“老姑婆”纸牌游戏，或者在客厅的地毯上打玻璃球。圣诞节快到了，巴伯尔开始念叨小主耶稣和希望圣诞老人送他红色的自行车。银色的雨打在窗玻璃上，天空湿冷发灰。河水涨得如此高，有些工人只好撤离住的房子。当雨看上去要永远地下时，它突然停了。有天清晨，他们醒来看见阳光明媚。到了下午时，几乎如夏天般温暖了。米可放学回到家时天色已晚，巴伯尔、拉尔夫和斯伯尔瑞布斯在屋前的人行道上。孩子们看上去热烘烘、黏糊糊的，他们的冬装发出酸臭的气味。巴伯尔拿着弹弓，有个衣袋里装满了石头。拉尔夫在婴儿车里坐着，帽子歪戴着，有点烦躁。斯伯尔瑞布斯拿着一把新的来复枪。天空蓝得让人惊奇。
“我们等你很久了，米可，”巴伯尔说，“你去哪儿了？”
她三步跨作两步跳上台阶，把毛衣扔到衣帽架上。“在体育馆练钢琴。”
每天下午放学后，她都留下来练习一个小时。体育馆人很多，很嘈杂，因为女篮队在打篮球。她今天有两回被球砸到了头。不过，不管被砸多少次，有多少麻烦，能坐到钢琴前都是值得的。她对音符进行各种组合直到听见她想要的声音。这比她想象的要容易。最初的两三个小时后，她就摸索出低音部的几个和弦，能配她右手弹奏的主旋律。现在，几乎每首曲子她都能弹。她也自己作曲。这比光是老调重弹要帅多了。当她手指找到这些美妙的新声音时，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愉悦。
她想学习如何读乐谱。德洛丽丝·布朗上了五年的音乐课。她每周付德洛丽丝五十美分好让她给自己上课，那钱是从午饭钱省出来的。结果是她终日饥肠辘辘。德洛丽丝弹了很多行云流水的曲子——但德洛丽丝并不能回答她所有的问题。德洛丽丝只教会她分辨不同音阶、大小调和弦、音符时值等基本规则。
米可砰地把厨房的炉子门关上。“我们就吃这些？”
“宝贝，我能给你做的就是这个了。”波西娅说。
只有玉米面包和人造黄油。她一边吃着一边喝水，以帮助下咽。
“别吃得那么猴急，没人跟你抢。”
孩子们还在屋前玩耍。巴伯尔将弹弓放进口袋，开始玩他的来复枪。斯伯尔瑞布斯十岁了，他父亲上个月过世了，这是他父亲的枪。所有的小屁孩都爱摆弄它。巴伯尔每隔几分钟就把枪扛到肩上，瞄准一个目标，发出响亮的“嘭”的声音。
“不要瞎动扳机，”斯伯尔瑞布斯说，“枪装了子弹。”
米可吃完了玉米面包，四周转悠想找点儿事干。哈利·米诺维茨坐在前廊的栏杆上读报纸。她看见他很高兴，开玩笑把手臂向前举了起来，向他大喊：“嗨！”
但哈利·米诺维茨没觉得是玩笑。他走入前厅，将门关上。他情感上很容易受伤。她觉得抱歉，近来，她和哈利已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还小的时候，就常和同一群孩子玩，最近三年他上了技校，而她还在念语法学校。同时，他课余还打工。他一下子就长大了，再也不和那些孩子在前后院玩耍。有时候，她能看见他在卧室读报纸或夜深时脱衣服。学校的数学课和历史课上，他是最聪明的学生。如今她也上了高中，他们常常会在回家路上遇见对方，并结伴同行。他们修了同一门机械课，有一次老师将他们分在一组组装一个发动机。他读书，每天读报纸，时刻关心着世界政治。他语速缓慢，当他很严肃地探讨一件事情时，额头上就会冒汗。现在，她把他气坏了。
“不知道哈利的金条还在不在。”斯伯尔瑞布斯说。
“什么金条？”
“每个犹太男孩出生时，家人都会在银行为他存下一根金条。这是犹太人的风俗。”
“呸。你搞混了，”她说，“你想的是天主教徒。有婴儿出生时，天主教徒都会买一把手枪。说不定哪天天主教徒就发动一场战争，把人都杀光。”
“我觉得修女很滑稽，”斯伯尔瑞布斯说，“每次在街上看见修女都被吓到了。”
她在台阶上坐了下来，脑袋放在膝盖上。她走进了“内屋”。她的世界仿佛分出两个地方——内屋和外屋。学校、家和每天发生的事都属于外屋。辛格先生同时在两个地方。外国、她的计划和音乐则属于内屋。脑中萦绕的歌曲在那儿。还有那部交响曲。当她一个人待在内屋时，派对那天晚上听到的音乐就会浮现。这部交响乐就像一朵饱满的花在脑袋里缓缓绽放。有时在白天，或在清晨她刚醒来时，交响乐新的片段会突然弹奏起来。为此，她得走进内屋，反复地聆听，试图将它和她所记的部分结合起来。内屋是一个很私密的地方。即使待在到处是人的房子的中央，她依然能感觉自己被锁在里面。
斯伯尔瑞布斯脏兮兮的手举到她眼前，因为她直勾勾地盯着某处发呆。她打了他一下。
“修女是什么？”巴伯尔问。
“一位天主教派的女士，”斯伯尔瑞布斯说，“从头顶开始一身黑袍的天主教派女士。”
她提不起劲和孩子们玩了。她想去图书馆，想看《国家地理》上的图片。世界上一切异域的摄影。法国巴黎。巨大的冰川。非洲丛林。
“你们看着拉尔夫，别让他上街。”她说。
巴伯尔把巨大的来复枪放在肩膀上。“给我带一本故事书回来。”
这孩子仿佛天生就知道阅读。他才上二年级，却喜欢独自读故事书——从不要别人念给他听。“这次你想要哪种？”
“给我挑一些讲到吃的故事书。有一本我非常喜欢，讲德国小孩到森林里，来到一间用各种糖果造的房子，还有女巫。我喜欢讲到吃东西的故事。”
“我去找一本。”米可说。
“但我对糖果没什么兴趣了，”巴伯尔说，“看能不能帮我带一本讲到烤肉三明治的。如果找不到，那就西部牛仔的故事吧。”
她正准备走，突然停住了，眼睛瞪着。孩子们也瞪着眼睛。他们全都站着不动，看着贝彼·威尔森从街对面她屋子的台阶上走下来。
“贝彼真可爱啊！”巴伯尔轻轻地说。
也许是因为天突然热了起来，下了几周的雨后突然来了艳阳天。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午后，他们身上深色的冬服已不合时宜。总之，贝彼穿得就像一个精灵或者电影里的人。她穿着她去年社交晚会的服装——一件小小的、粉红色的薄纱裙，短而坚挺地撑开，粉红色的束腰，粉红色的舞鞋，甚至粉红色的小坤包。除黄色的头发外，她整个就是粉红色、白色和金色的——如此娇小和洁净，看着就让人心痛。她矜持优雅地穿过马路，脸没有向他们转过来。
“过来，”巴伯尔说，“让我看看你粉红色的小坤包——”
贝彼沿着路边从他们身边经过，头扭向一边。她拿定主意不和他们说话。
在人行道和街道之间有片草地，贝彼走到上面时，停了一秒钟，接着翻了一个跟斗。
“别看她，”斯伯尔瑞布斯说，“她整天在卖弄。她是去布瑞农先生的咖啡馆拿糖果。他是她姨夫，糖果不要钱。”
巴伯尔将来复枪立在地上。他扛的这把大枪太沉了。他一边看着贝彼沿着街道走远，一边扯自己乱乱的刘海。“那个粉红色的小坤包是真漂亮啊。”他说。
“她妈妈老说她多么有天赋，”斯伯尔瑞布斯说，“她觉得自己能让贝彼去演电影。”
没有时间去看《国家地理》了。晚饭快好了。拉尔夫哭了起来，她从婴儿车里抱起他，放到地上。现在是十二月，对于巴伯尔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从夏天到现在可是很漫长的时光。整个夏天，贝彼都穿着那件粉红色的晚装出门，在街道的中央跳舞。一开始，孩子们都围拢过来看她跳舞，但很快就厌倦了。她再出来跳舞时，巴伯尔成了她唯一的观众。他会坐在马路牙子上，只要有车经过，就向她大喊。他看她跳晚会舞看了一百遍——但是夏天都过去三个月了，现在，他仿佛是第一次看到。
“我真希望有一件礼服。”巴伯尔说。
“你想要什么样的？”
“一件真正帅的礼服。有着各种颜色、绝对漂亮的礼服。像一只蝴蝶。这就是我想要的圣诞节礼物。礼服和单车！”
“娘娘腔。”斯伯尔瑞布斯说。
巴伯尔又把大枪扛到肩上，还瞄准了街对面的房子。“我要有一件，我就穿着它到处跳舞，每天穿着它上学。”
米可坐在前排台阶上，眼睛看着拉尔夫。巴伯尔并不像斯伯尔瑞布斯讲的那样娘娘腔。他只是爱漂亮的东西。她可不能轻易放过老斯伯尔瑞布斯。
“一个人要努力争取才能获得每一样东西，”她缓缓说道，“我很多次注意到，一个家庭里的孩子谁最小，谁就最出息。最小的孩子往往是最坚韧的。我很结实，就因为我上面有许多兄弟姐妹。巴伯尔——他看着虚弱，喜欢漂亮的东西，但骨子里是很勇敢的。如果我说得不假，等到拉尔夫长大后肯定是个非常强大的家伙。尽管他现在只有十七个月大，我已经在他脸上看到努力和坚韧了。”
拉尔夫知道有人在讲他，到处看。斯伯尔瑞布斯坐到地上去，摘下拉尔夫的帽子，朝着他的脸晃，逗弄他。
“好啦，”米可说，“你要弄哭了他，你知道我会干什么。你最好小心点儿。”
一切都安静了。太阳落到屋顶后，西边的天空变成紫红色。隔壁的街区传来孩子们溜冰的声音。巴伯尔靠在一棵树上，仿佛在做着白日梦。晚饭的香气从屋里飘了出来，马上要开饭了。
“看，”巴伯尔突然说道，“贝彼又来了。她穿那件粉红色的礼服真好看啊。”
贝彼向他们慢慢走来。她拿到一盒里面有奖品的爆米花糖，手正在盒子里摸奖品。她的步态照样矜持优雅。显然她知道他们在看她。
“求你了，贝彼——”她经过他们时，巴伯尔说，“让我看看你粉红色的小坤包，让我摸一下你的裙子。”
贝彼开始哼一首歌，没听他的。她穿过他们，不让巴伯尔碰到她。她只是低着头，冲他微微一笑。
那把大枪还在巴伯尔的肩上。他叫出“砰”的一声，假装射了一枪。然后，他又叫了贝彼一声——温柔而伤感的声音，仿佛在呼唤一只小猫。“求你了，贝彼——过来吧，贝彼——”
他的动作太快，米可根本来不及阻止。当那可怕的枪声“嘣”地响起，她才看见他的手指扣在扳机上。贝彼扑通倒在人行道上。她仿佛被钉在台阶上，不能移动，不能呼叫。斯伯尔瑞布斯的手臂举过了头顶。
只有巴伯尔还不清楚状况。“起来，贝彼，”他大喊，“我没生你的气。”
一切都发生在瞬间。三个人同时奔向贝彼。她弯曲的身体卧倒在肮脏的人行道上。她的裙子盖住了头，露出粉红色的内裤和白皙的小腿。她的手掌摊开——一只手上是糖果盒里的奖品，另一只手上是小坤包。她扎头发的丝带和黄黄的鬈发上全是血。她的头部中枪，脸埋在地上。
一秒钟内发生了那么多事。巴伯尔尖叫着扔掉了枪，跑掉了。米可的双手捂着脸，也在尖叫。之后，来了很多人。她爸爸第一个到来，把贝彼抱进屋里。
“她死了，”斯伯尔瑞布斯说，“子弹穿过了她的眼睛，我看到她的脸了。”
米可在人行道上徘徊，她想问贝彼是否死了，但舌头却打了结。威尔森太太从她干活的美容院沿着大街一路狂奔过来。她走进屋子，又走了出来。她在街上走来走去，一边痛哭一边把手指上的戒指摘下来套回去。之后，救护车到了，医生进去看贝彼。米可跟着医生。贝彼躺在前屋的床上。屋里安静得像一座教堂。
床上的贝彼仿佛一个漂亮的小洋娃娃。除了身上的血，看不出她受伤了。医生弯下身子去看她的头。他检查结束后，他们将贝彼放在担架上抬了出去。威尔森太太和她爸爸跟着一起上了救护车。
屋里依然很安静。大家都忘记巴伯尔了。他不见了。已过去一个小时了。她妈妈、黑兹尔、埃塔和所有房客都聚在前屋等待。辛格先生站在门口。过了很久，她爸爸回来了。他说贝彼不会死，但是头盖骨破裂了。他问巴伯尔去哪儿了。没人知道他在哪儿。外面黑漆漆的。他们在后院和大街上呼唤巴伯尔，让斯伯尔瑞布斯和别的男孩出动去找他。看起来，巴伯尔并不在附近。哈利跑到一栋房子那里，他们觉得他可能会在那儿。
她爸爸在前廊来回踱步。“我没有打过孩子，”他念念有词，“我从不相信打有用。但是，只要让我抓到他，非把他揍一顿不可。”
米可坐在栏杆上，望向黑鸦鸦的大街。“我能管教巴伯尔。他回来后，让我来处理他吧。”
“你出去找找他。你比谁都更清楚哪里能找到他。”
她爸爸刚说了这句，她突然就想到了巴伯尔所在之处。后院里有一棵大橡树，夏天的时候，他们在那儿造了一间树屋。他们拖了一个大箱子放在橡树上，巴伯尔喜欢一个人坐在树屋里。米可离开了聚在前廊的家人和房客，穿过后面的小巷走向漆黑的后院。
她在树干边站了一分钟。“巴伯尔——”她轻声地说，“是米可。”
他没有回应，但她知道他在那儿，仿佛她能闻到他的气息。她跳上最矮的树杈，慢慢往上爬。她被这孩子气疯了，得好好教训他一回。她爬到树屋后，再一次和他说话——依然没有回答。她爬进大箱子里四处摸索，终于摸到他。他缩在角落，双腿颤抖。他一直屏住呼吸，当她摸到他时，他的哭声和呼吸都立刻一起释放了出来。
“我——我不是故意要射倒贝彼。她是那么小巧可爱——我就是忍不住要射她一下。”
米可在树屋的地板上坐了下来。“贝彼死了，”她说，“他们出动很多人来找你。”
巴伯尔不哭了。他非常安静。
“你知道爸爸正在家里做什么吗？”
她仿佛能听到巴伯尔在倾听。
“你知道劳斯监狱长——你在收音机里听到过他。你也知道纽约州新新监狱。嗯，我们爸爸正给劳斯监狱长写信，等到他们捉到你将你送到新新监狱那里时，求他对你好点儿。”
这些话在黑暗里发出可怕的声音，她打了一个寒战。她感觉到巴伯尔在颤抖。
“他们那儿有小的电椅——和你尺寸一样。他们扭开电流，你会像块被烤过的培根一样，然后你就去了地狱。”
巴伯尔紧紧缩在角落，一言不发。她爬出箱子，从树上下来。“你最好待在这里，院子里有警察守着呢。也许过两天我能给你带点吃的。”
米可靠着橡树干。那些话够巴伯尔受的了。她一直能对付他，也比任何人都要了解这孩子。曾经，大概一两年前，他老是待在树丛后，小便，然后偷偷玩一会儿。她很快就发现了。只要他做这事，她就给他一记耳光，不出三天，他的毛病就治好了。从那以后，他甚至都不能像个正常孩子一样撒尿——他的手总放在背后。她一直照看巴伯尔，所以能管住他。不用多久她就回到树屋，把他带回去。之后，他这辈子再不会想摸枪。
屋里仍然是一片死寂。房客都坐在前廊，既不说话，也不在椅子里摇晃。她爸爸和妈妈在前屋。她爸爸喝着一瓶啤酒，在屋里走来走去。贝彼会好起来的，所以，他并不为她忧虑。看起来也没人担心巴伯尔。
“那个巴伯尔！”埃塔说。
“发生了这事，我都不好意思出门了。”黑兹尔说。
埃塔和黑兹尔走进中间的卧室，关上门。比尔待在屋后他自己的房间里。她不想和他们说话。她在前厅里闲站着，一个人思索整件事。
她爸爸的脚步停住了。“是故意的，”他说，“这不像是小孩子瞎弄枪而走火。每个看见的人都说他故意瞄准的。”
“不知道威尔森太太什么时候会来找我们。”她妈妈说。
“我们有的烦了，好吧！”
“我想是的。”
太阳现在下山了，夜晚又像十一月般冷了。人们从前廊进来，坐在客厅里——但没人生火。米可的毛衣挂在衣帽架上，她将它穿上，站在那里，两肩缩着取暖。她想到巴伯尔正坐在又冷又黑的树屋里。他真的相信她说的每句话。不过，这是他活该。他差点儿杀死了贝彼。
“米可，你能想到巴伯尔会待在什么地方吗？”她爸爸问。
“他就在附近，我猜。”
她爸爸手里抓着空啤酒瓶走来走去。他就像个瞎子一样走，脸上有汗。“可怜的孩子吓得不敢回家。如果能找到他，我会好受点儿。我从没有打过巴伯尔，他不该怕我的。”
她要再等一个半小时。到那时，他对自己所作所为应该感到很难过了。她总能对付巴伯尔，给他教训。
过了一会儿，屋里一阵激动。她爸爸又给医院打了电话问贝彼的情况，几分钟后，威尔森太太回了电话。她说想和他们谈谈，会上门来。
她爸爸依然像个瞎子般在前屋走来走去。他又喝了三瓶啤酒。“按这事态，她能将我们告到内裤都不剩。本来，除去抵押，她最多能得到这房子。现在事情这个样子，我们一点儿反驳的理由都没有。”
米可突然想到什么。他们也许真的会审判巴伯尔，再把他送到少年监狱。威尔森太太可能会把他送到感化院。他们可能真会对巴伯尔做出可怕的事。她想马上到树屋，和他坐在一起，叫他别害怕。巴伯尔一直是那么羸弱伶俐。谁要让他离开家，她会杀了谁。此刻她想亲他咬他，她是多么爱他啊。
但她不能错过任何事情。威尔森太太没几分钟就要到，她得知道事态的发展。然后她再跑过去告诉巴伯尔，之前讲的全是骗人的。这样他才会真正吸取这次自找的教训。
一辆“十分钱出租车”开到人行道边上。所有人都在前廊等待，既安静又害怕。威尔森太太和布瑞农先生一起从车里出来。他们走上台阶时，她能听见她爸爸紧张的磨牙声。大伙走入了前屋，她也在后面跟着，站在门口。埃塔、黑兹尔、比尔和房客们待在外面。
“我是来和你彻底谈谈这事的。”威尔森太太说。
前屋看上去肮脏俗气，她看见布瑞农先生正东张西望。破烂的合成树脂玩偶、珠子和拉尔夫玩的廉价货散落在地上。她爸爸的工作台上有啤酒，她爸妈睡的枕头已脏成灰色。
威尔森太太不断地把手指上的婚戒拿下又戴回去。她身旁的布瑞农先生很冷静。他双腿交叉地坐着。他的下巴是青黑色的，看起来像电影里的匪徒。他对她一直怀有恶意。和她说话的方式与众不同，格外的粗声粗气。也许是因为他知道她和巴伯尔有次在他柜台顺手牵羊拿过一包口香糖？她讨厌他。
“说到底，”威尔森太太说，“你孩子是故意射我家贝彼的。”
米可走到屋子中央。“他不是故意的，”她说，“我当时在场。巴伯尔拿枪瞄准过我和拉尔夫，以及周围的一切。他只是碰巧瞄准贝彼，失手扣了扳机。我在场。”
布瑞农先生擦了擦鼻子，难过地看着她。她真是恨死他了。
“我知道你们的感受——所以我想直截了当地说。”
米可妈妈将一串钥匙弄得哗啦哗啦响，她爸爸坐得笔直，一双大手搁在膝盖上。
“巴伯尔事前是没有想过的，”米可说，“他只是——”
威尔森太太把指环套上去又拿下来。“等一等。整件事我知道。我可以到法庭将你告得一文不剩。”
她爸爸面无表情。“我告诉你一件事，”他说，“我们没有多少可赔偿，我们所有的家当是——”
“听我说，”威尔森太太说，“我没带律师来这儿告你。巴塞洛缪——布瑞农先生——和我来前已经谈好了，我们就事情重点达成共识。首先，我想公平诚实地解决——其次，我不想让贝彼这么小的年纪卷入不寻常的诉讼里。”
鸦雀无声，房间里所有人都僵硬地坐在椅子上。只有布瑞农先生对着米可似笑非笑，但她斜了一眼，态度强硬地回敬了他。
威尔森太太紧张兮兮的，点烟时手在抖。“我不想迫不得已去起诉你或干类似的事。我只想要公平。我不要求你们补偿贝彼经历的一切痛苦和哭泣，他们得喂药她才能睡着。什么也补偿不了这些。我也不要求你们赔偿对她事业以及我们的计划将造成的损害。她得绑绷带几个月，也去不了晚会跳舞——她头上甚至会有一块秃掉。”
威尔森太太和她爸爸相互看了一眼，好像都被催眠了。接着，威尔森太太摸索她的钱包，从里面取出一张纸来。
“你们只要赔偿我们实际所花费的金钱。贝彼出院前在医院有单人间和专门的护士。手术室和医生的账单——就这一次我希望立刻支付给医生。另外，他们还把贝彼的头发都剃光了，你要付我上次带她到亚特兰大烫头发的费用——等她的新发长出来后能再做一次。还有她的晚会礼服和其他琐碎的、诸如此类的费用。我搞清楚之后会写出一个清单。我尽可能做到公正和诚实，把清单给你们时，你们得赔偿清单上的所有。”
她妈妈抹了抹膝盖上的裙子，急促地吸了口气。“我觉得儿童病房比单人间要好很多。米可得肺炎时——”
“我说了，是单人间。”
布瑞农先生伸出他粗短白皙的手，摆出在天平上的平衡状。“也许过一两天，贝彼可以搬进和别的孩子共用的双人间。”
威尔森太太冷冷地说。“你们都听见我说的了。是你家孩子射我们贝彼，她理应得到最好的照顾，直到康复。”
“这是你的权利，”她爸爸说，“上帝知道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也许我能勉强凑集。我明白你没有趁机勒索，我很感激。我们会尽力的。”
她想留下来听他们说的每句话，但心里惦记着巴伯尔。念及他正坐在漆黑寒冷的树屋里想着新新监狱，她就感到不安。她走出前屋，沿着走廊向后门走去。风正吹着，后院很暗，只见厨房透出的黄光。她回头看见波西娅坐在桌边，瘦削的手支撑着下巴，很安静。后院是寂寥的，风吹起闪烁吓人的影子，黑暗里响起呜咽的声音。
她站在橡树下。正要爬上第一个树杈时，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了。她突然意识到巴伯尔走了。她喊他，没有回应。她像猫一样爬得又快又轻盈。
“巴伯尔，说话！”
无需在箱子里摸索，她知道他已经不在了。为了确认这点，她爬进箱子里，把角角落落都摸遍。这孩子不见了。肯定是她刚走，他就爬下去了。现在可以肯定他已经跑掉了，像巴伯尔那么聪明的孩子，谁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
她爬下了树，跑到前廊。威尔森太太正要离开，他们都出来送她到台阶上。
“爸爸！”她说，“我们得为巴伯尔做点儿什么。他跑了。我肯定他已离开我们这区。我们都得出去找他。”
没人知道去哪儿找或如何找。她爸爸在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走，检查每条小巷。布瑞农先生帮威尔森太太叫了一辆十分钱出租车，自己留下来帮忙找人。辛格先生坐在前廊的栏杆上，他是唯一保持冷静的人。他们都在等待米可拟出寻找巴伯尔的最佳地点。但是小镇那么大，这孩子又如此聪明，她束手无策。
他也许去了波西娅在糖果山的房子。她返回厨房，波西娅正坐在桌前，双手撑着脸。
“我突然有个想法，他去了你家。帮我们找他去。”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打五分钱的赌，我吓破胆的小巴伯尔肯定一直在我家。”
布瑞农先生借来一辆汽车。他、辛格先生、米可爸爸、米可和波西娅都钻入车里。除了她，没人知道巴伯尔的感受。没人知道他真的是在逃命。
波西娅的房子黑漆漆的，只有地上的一方月光。他们一走进屋里就知道两个房间都没有人。波西娅点亮前面的灯。屋里有股黑人的气味，他们被墙上的剪贴画、蕾丝边桌布和床上的蕾丝枕头簇拥着。巴伯尔并不在。
“他来过，”波西娅突然说道，“我能感觉到有人来过。”
辛格先生在厨房的餐桌上发现了一支铅笔和一张纸。他飞快地看了一眼，然后大家都看到了。字写得圆润而潦草，这聪明的孩子只拼错了一个单词。纸条上写着：
亲爱的波西娅，
我去佛拉里达[4]了。告诉大家。
你真诚的，
巴伯尔·凯利
他们站在边上，都惊呆了。她爸爸向门口看去，发愁地用拇指抠着鼻头。他们都准备上车，朝南出发上高速。
“等一下，”米可说，“巴伯尔尽管才七岁，假如真要跑，也不会笨到要告诉大家去哪里。那个佛罗里达是个圈套。”
“圈套？”她爸爸说。
“对。巴伯尔只熟悉两个地方。一个是佛罗里达，另一个是亚特兰大。我、巴伯尔和拉尔夫上过亚特兰大公路好多回。从那里他知道怎么走，那就是他去的地方。他经常说到有机会去亚特兰大的话他要做什么。”
他们又走向外面的汽车。她要爬进后座时，波西娅捏了捏她的手肘。“你知道巴伯尔做了什么？”她小声地说，“别和其他人说，巴伯尔在我的梳妆台上拿走了一对金耳环。我压根没想到巴伯尔会对我做出这样的事。”
布瑞农先生发动了汽车。他们开得很慢，沿路寻找着巴伯尔，朝着亚特兰大公路驶去。
的确，巴伯尔身上有种粗暴、残忍的倾向。他今天的行为和过去大不一样。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个安静的小孩，从未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有谁感到受伤害了，都会让他羞愧和不安。总之，他怎么会做出今天这样的事情？
他们在亚特兰大公路上缓慢地开着。他们经过了最后一排房屋，进入了漆黑的田野和林地。沿路，他们一直停车问有没有见过巴伯尔。“有没有一个赤脚的、穿着灯芯绒裤的小孩经过？”但是，他们都已经开了十英里，却没有人见过或注意到他。冷冽的风从敞开的车窗灌了进来，夜已深。
他们往前继续开了一会儿，就掉头开回小镇。她爸爸和布瑞农先生想去找所有上二年级的孩子，但她让他们掉头，继续在亚特兰大公路上开。她想起对巴伯尔说过的话，关于贝彼已经死了、新新监狱和劳斯监狱长等。关于吻合他尺寸的小电椅和地狱。黑暗里，这些话听起来真可怕。
他们开得很慢，离开小镇大概半里左右，突然，她看见了巴伯尔。车灯将前面的他照得很清晰。真有趣。他在公路边上走着，拇指伸了出来，想要搭便车。波西娅的厨刀别在腰带上，宽阔黑暗的公路衬得他如此的小，像个五岁孩子，而不是七岁。
他们停车，他跑了过来要上车。他看不清他们是谁，他的脸上有着一贯的、瞄准玻璃球时的表情——斜着眼睛。她爸爸抓住他的衣领。他又踢腿又挥拳，之后将厨刀抓到手里。他们的爸爸及时地将刀拔走。他像个被困的小老虎一样搏斗着，但最终还是被弄进了车里。回家路上，他们的爸爸将他抱在腿上，巴伯尔坐姿挺立僵硬，没有倚靠任何东西。
他们得将他拖进屋里，所有的邻居和房客都出来看热闹。他们把他拽到前屋，进屋后，他退到一个角落，拳头紧紧握着，斜眼看着每个人，仿佛随时要和所有人战斗。
进屋之后，他一直没说话，直到后来突然大叫：“是米可干的！我没干。是米可干的！”
从没有听过巴伯尔这样的叫喊。他脖子的血管突了出来，他的拳头像石块一般硬。
“你们抓不到我！没人能抓到我！”他不断地叫喊。
米可去摇晃他的肩膀。她告诉他之前说的全是编的。他好不容易明白了她的话，却安静不下来，仿佛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那尖叫。
“我恨所有人！我恨所有人！”
他们只是站在一旁。布瑞农先生摩擦他的鼻头，目光朝下落在地板上。最后，他静悄悄地离开了。辛格先生似乎是唯一明白情况的人。也许是因为他听不见那些可怕的声音。他的表情仍然平静，巴伯尔每看他一眼，似乎就稍微安静一点。辛格先生和其他人都不一样，这样的事情如果放手让他来处理就会好多了。他更具有理性，知道一般人不可能知道的东西。他只是看着巴伯尔，过了一会儿，这孩子安静下来了，他们的爸爸总算能将他弄上床睡觉了。
在床上他脸朝下趴着哭泣。他的抽噎长久响亮，全身颤抖。他哭了一个小时，三个房间的人都无法入睡。比尔挪到了客厅的沙发上，米可钻到巴伯尔的床上来。他不让她碰或者依偎。他又哭了一个小时，还打嗝，终于睡着了。
她久久睡不着。黑暗里，她用双臂紧紧抱着他。她抚摸他的身体，到处亲吻。他是如此娇柔，身上散发着海盐般的男孩气息。她的爱如此强烈，不得不使劲地抱紧他，直到胳膊都酸了。在她心里，同时想到巴伯尔和音乐。好像无论她做得怎么好都不足以配他。她再也不会打他或者逗他。她用胳膊抱着他的头睡了一整夜。然后在清晨醒来，发现他已不见。
那晚之后，她也没有什么机会再去逗弄他——她或者别人。自从枪击了贝彼后，这孩子再也不像以前的小巴伯尔了。他沉默寡言，也不和谁玩了。大多数时候，他独自坐在后院或储煤室。圣诞节越来越近了。她真想要一架钢琴，不过，她当然不会说出来。她告诉所有人她想要一块米老鼠手表。当巴伯尔被问到想要什么圣诞节礼物时他说什么都不想要。他藏起自己的玻璃球和折刀，不让任何人碰他的故事书。
那晚之后，没有人再叫他巴伯尔。附近的大孩子开始叫他“贝彼杀手凯利”。但他和谁都不太说话，似乎对一切无动于衷。家里人叫他本名——乔治。一开始，她改不了巴伯尔的称呼，也不想改。有意思的是大约一周后，她就很自然地叫他乔治，和别人一样。他真成了另外一个孩子——乔治——总是独来独往，看着老成了很多，没有人——甚至是她——知道他脑子里都想些什么。
平安夜她和他一起睡。他缄默不语躺在黑夜里。“别这么古怪了，”她说，“我们聊聊聪明人吧，那些荷兰孩子不是把袜子挂起来，而是将木鞋子放在外面。”
乔治不回应。他睡着了。
她凌晨四点起来了，将家里人都闹醒。他们的爸爸在前屋点着火炉，让他们都到圣诞树跟前，去看收了什么礼物。乔治的是一套印第安人的服装，拉尔夫收到一个橡胶玩偶。其他人收到衣服。她翻遍了袜子找米奇老鼠手表，没有。她的礼物是一双褐色的牛津鞋和一盒樱桃糖。天依然漆黑，她和乔治出去站到人行道上，砸巴西坚果吃，放鞭炮，将一整盒双层的樱桃糖都吃光。天亮时，他们的肚子都不舒服，也玩累了。她躺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沉入内心的世界。
6
早晨八点钟，考普兰医生坐在办公桌前，借着窗外微弱的晨光，研究一沓文件。他身旁的树，一棵雪松，深绿色的叶子长到天花板。从第一年行医起，每年圣诞节他都办一个年度派对，现在，一切就绪。前屋的长凳和椅子靠墙排列成行。整个屋子弥漫着新鲜出炉的烤蛋糕和冒着热气的咖啡的香甜气息。办公室里，波西娅和他一起坐在靠墙的长凳上，她的手托着下巴，她的身体几乎弯成两段。
“父亲，你五点钟就趴在桌子上。你并无事情要处理。你该等到要做事了再起来。”
考普兰医生用舌头润了润嘴唇。他的脑子里装了那么多事情，根本顾不上波西娅。她在边上让他心烦。
终于，他烦躁地对她说。“你为什么坐在那儿闷闷不乐？”
“我就是担心，”她说，“首先，我担心我们家威利。”
“威利？”
“你知道，他每周日都给我写信。信一般在周一或周二就到了。但他上周没写。当然，我也没有太焦虑。威利——他性格那么好，那么讨人喜欢，我相信他会没事的。他已经从监狱转去服劳役，他们要到亚特兰大北部某个地方干活。两周前，他写了封信说今天要到教堂服务，让我给他送去一套衣服和他的红领带。”
“威利就说了这些？”
“他还说了这个梅森先生也在监狱里。他还碰到了巴斯特·约翰逊——威利过去认识的一个男孩。他也让我把他的口琴一起送去，没有口琴吹他开心不起来。我全都送去了。还送去一副棋子和一个白糖霜蛋糕。我真希望过几天能收到他的信。”
考普兰医生的眼睛闪烁着激动的光，他的手无处安放。“女儿，我们晚点再讨论吧。现在有点迟了，我得打住了。你到厨房去看看是不是一切妥当了。”
波西娅站了起来，努力装出开朗快乐的神情。“那五美元的奖金你决定发给谁？”
“我现在还不能决定哪个是最好的。”他谨慎地说。
他的某个朋友，一个黑人药剂师，每年拿出五美元的奖金，颁给命题文章写得最好的一名中学生。药剂师从来都让考普兰医生独自裁决，并在圣诞派对上宣布获胜者。今年的作文题目是：“我的野心：我如何让黑人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只有一篇文章值得认真考量。然而这篇文章太幼稚，太不明智了，把奖金颁给它很难说是审慎的决定。考普兰医生戴上眼镜，再次集中精神阅读此文。
这是我的野心。首先，我想去塔斯基吉大学，但我不想成为布克·华盛顿或卡佛博士那样的人。当我完成学业后，我想去当一名好律师，就像为“斯科茨伯勒男孩”辩护的律师一样。我只接黑人起诉白人的案子。我们的同胞每一天都被迫觉得自己是低等的，在每个方面，以每一种方式。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种族。我们不能长久地在白人的压迫之下流汗。不能总是我们耕耘他人收获。
我想成为摩西那样的人，他带领着以色列的儿女离开压迫者的土地。我想建立一个“黑人领袖与学者秘密组织”，所有的黑人都由甄选出来的领导带领，组织起来准备抗争。关注我们种族困境的、愿意看见美国分裂的其他国家会来帮助我们。所有黑人会组织起来，将会有一场革命，最终黑人会取得密西西比河以东、波托马克河以南的所有领土。我要建立一个在“黑人领袖与学者秘密组织”控制下的强大国家。不给白人签证——如果他们进入国土，不会有任何合法权利。
我恨整个白人种族，我会一直奋斗，直到黑人种族为他们所有的苦难复了仇。这就是我的野心。
考普兰医生感到血液沸腾。桌上的钟嘀嘀嗒嗒走得很响，那声音让他烦躁不安。他怎么能够把奖给这么一个想法疯狂的男孩子？他该如何决定？
其他文章毫无实质内容。年轻人并不思考。他们只是写出自己的野心，对题目的后半部分完全忽略。只有一点是有点意义的。二十五个人里有九个如此开头：“我不想成为仆人”接着，他们会写想开飞机、当一个职业拳击手、牧师或者舞者。一个女孩唯一的梦想是对穷人友善。
困扰他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兰斯·戴维斯。无需翻到最后一页看签名，他已知道作者的身份。他之前就和兰斯·戴维斯打过棘手的交道。他的姐姐十一岁时外出当女仆，被她的雇主，一个中年白人强奸了。大概一年后，他接到出急诊的电话，治疗兰斯。
考普兰医生走近卧室的档案柜，里面存放了他所有病人的资料。他抽出一张卡片，上面标注有“丹·戴维斯太太及全家”，他浏览备注，直到找到了兰斯的名字。时间是四年前。他的记录是用墨水写的，比其他人都要详尽：“十三岁——已过发育期。自我阉割未遂。性欲过剩和甲状腺亢进。两次探视，身体无痛却又哭又闹。喋喋不休——喜欢说话，但有偏执狂。有一点例外，成长环境正常。参看露西·戴维斯——母亲是洗衣妇。聪明，值得观察和尽可能给予帮助。保持联系。费用：一美元。”
“今年要做的裁决很困难，”他和波西娅说。“但是，我估计我得把奖给兰斯·戴维斯。”
“如果你已经决定了，那么——和我说说这些礼物吧。”
要在派对分发的礼物都放在厨房里。有许多装食物和衣服的纸袋，上面都附着红色圣诞卡。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参加派对，但那些真要来的人都已经顺道过来在门厅桌上的宾客册上签了他们的名字（或许是让朋友帮忙签的）。纸袋堆放在地板上。大约有四十个，袋子大小取决于收礼物人的需求。有些礼物只是一小袋坚果或葡萄干，另一些是重得几乎抬不起的箱子。厨房被好东西堆满。考普兰医生站在门口，鼻翼因洋洋得意而颤动。
“我觉得你今年做得很好。大家也表现不错。”
“哼！”他说，“这还不到需求的百分之一。”
“喂，你又来了，父亲！我知道你其实高兴极了。你就是不想表现出来。你非得鸡蛋里挑骨头。我们有四配克豌豆、二十袋面粉、约十五磅的咸肉、乌鱼、六打鸡蛋、充足的燕麦面粉、西红柿和桃子罐头，苹果和二十四个橙子。还有衣服。两个床垫和四张毛毯。很了不起！”
“杯水车薪。”
波西娅指着角落里的一个大箱子。“这个——你打算怎么处理？”
箱子里就是一些垃圾——无头的玩偶、龌龊的蕾丝和一张兔皮。考普兰医生检查了每一样东西。“别扔掉。每一件都有用。这是客人的礼物，他们送不出更好的东西。我迟点会发现它们的用处。”
“那么你来看看这里的箱子和袋子吧，这样我可以开始打包了。厨房快没地方了。他们就快进来吃点心了。我要把这些礼物拿到后面的台阶和院子里。”
旭日已经升起。这是晴朗而寒冷的一天。厨房里飘着浓郁的香甜气息。一大盆咖啡放在炉子上，奶油蛋糕摆满了橱柜的架子。
“没有一样是白人送的，全是黑人。”
“不，”考普兰医生说，“不完全准确。辛格先生送了十二元的支票，让我们买煤。我今天邀请了他。”
“我的天啊！”波西娅说，“十二元！”
“我觉得应该请他来。他不像别的高加索人[5]。”
“你说得对，”波西娅说，“但我一直在想我的威利。我真希望他今天能参加这个派对。我真希望收到他的信。这念头折磨着我。但眼下！我们别说这些了，得准备了。派对快要开始了。”
时间还足够。考普兰医生仔细地沐浴更衣。他花了一点时间演练了一遍宾客到齐时他的发言。可是，期待与不安让他无法集中精神。到十点了，第一批客人来了，接着不到半小时，所有人到齐了。
“圣诞快乐！”邮差约翰·罗伯特说。他在拥挤的屋里欢喜地转，肩膀一高一低的，用一条白丝绸手帕擦脸。
“节日快乐！”
门庭若市。客人们被堵在门口，他们三五成群地站在前廊和院子里。既没有推搡也没有粗鲁的举止。乱得井然有序。熟人们打着招呼，陌生人相互介绍并握手。小孩和年轻人聚在一起，向后面的厨房走去。
“圣诞礼物！”
考普兰医生站在前屋的中央，圣诞树边上。他晕乎乎的。他糊里糊涂地握着手，回应着问候。给他的礼物都塞到他手里，有的用丝带精心包扎，有的用报纸包。空气变得厚重，声音越来越响。面孔绕着他转，他谁也认不出来。渐渐地，他恢复了镇定。找了个地方放下怀中的礼物。晕眩有所缓解，屋里清晰了。他拨弄了一下眼镜，开始观察周围。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药剂师马歇尔·尼科尔斯穿着长燕尾服，正和他开垃圾车的女婿聊天。“至圣升天教会”的牧师也来了。还有其他教会的两个执事。海伯尔穿一身夸张的格子西装，善于应酬地在人群里穿梭。健壮年轻的花花公子们对身穿靓丽长裙的年轻女人献殷勤。有带着孩子来的母亲，有矜持的老人，他们往花哨的手帕里吐痰。屋里暖烘烘、闹哄哄的。
辛格先生站在门口。很多人盯着他看。考普兰医生记不得自己是否迎接过他。哑巴就一个人站着。他的脸看起来有点像斯宾诺莎的一幅画像。一个犹太人的脸。见到他真好。
门和窗户都开着。风吹过房间，炉火噼啪响。声音小了。座位都坐满了人，年轻人并排坐在地上。大厅、前廊，甚至是院子里都挤满了沉默的客人。到他讲话的时间了——他要说什么呢？慌乱让他喉咙发紧。一屋人在等待。约翰·罗伯特做了个手势，一下子全场安静了。
“我的同胞们。”考普兰医生茫然地开始。停顿了一下。突然，话就涌了出来。
“这是第十九年了，我们在这间屋里一起共度圣诞节。我们的同胞第一次听说耶稣的诞生时，那还是个黑暗时代。我们的同胞在这个镇的市政广场上作为奴隶被售卖。从此以后，我们听了无数遍他的故事，讲了无数遍他的故事，次数多得记不得了。因此，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不同的故事。
“一百二十年前，另一个人诞生在一个叫德国的国家——大西洋彼岸一个遥远的国家。这个人和耶稣一样明白。但他思考的并非天堂或来世。他的使命是为活着的人。为那些一生工作、受苦、工作的大众。为那些洗碗的、掌勺的、摘棉花的人，以及工厂里滚烫的染缸旁工作的人。他的使命是为我们，这个人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是一个智慧的人。他学习、工作和理解周围的世界。他说世界分为两个阶级，穷人和富人。每个富人都有一千个穷人为他干活，他因此变得更富。他没有把世界分成黑人、白人或黄种人——对卡尔·马克思而言，一个人是属于数以百万计的穷人还是极少数的富人阶级比他的肤色更重要。卡尔·马克思毕生的使命是让全人类平等和平均分配财富，世上再无穷人或富人，每个人都得到他的一份。这是卡尔·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一条戒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大厅里一只皱巴巴的、发黄的手怯怯地举了起来。“他是《圣经》里的马克思吗？”
考普兰医生作了解释。他拼出两个名字，引用了日期。“还有问题吗？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自由参与或开始讨论。”
“我想，马克思先生是基督教会的人？”牧师问。
“他相信人类灵魂的神圣。”
“他是白人？”
“是的。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个白人。他说，‘我以为没有人是我的异族’，他把自己看作所有人的兄弟。”
考普兰医生停顿了更久。他周围的面孔在等待。
“我们任何的资产、在商店买的任何商品的价值是什么？价值只取决于一样东西——那就是制造它或培植它所需要的劳动。为什么一栋砖房比一棵卷心菜贵？因为造一栋砖房投入了许多人的劳动。有人要做砖头和灰浆，有人要砍树来做地板的木条。有人要解决建造房屋的可行性。有人要运送材料到建筑工地。有人要造手推车和卡车来运送材料。最后，还有建筑工人。一栋砖房让很多很多人投入劳动——而我们随便哪个都可以在他的院子里种卷心菜。一栋砖房比一棵卷心菜贵是因为它需要更多的劳动。所以一个人买这栋砖房，他是为制造它的劳动买单。但谁赚了钱——利润？不是付出劳动的许多人——而是支配他们的老板。如果你更深入研究，你会发现老板上面还有老板，那些老板又有更高的老板——所以，真正操控所有这些劳动、让这些东西值钱的人，很少很少。这个明白了吗？”
“我们明白了。”
他们真的明白了吗？说过的话他从头开始又讲了一遍。这次有人提问题了。
“但是造砖用的泥土不也要花钱吗？租地种作物不也要花钱吗？”
“这点提得很好，”考普兰医生说，“土地、泥土、木材——这些被叫作自然资源。人不制造自然资源——人只是开发它们，利用它们来劳动。因此，哪个人或集体有权拥有它们？一个人怎能拥有种植所需要的土地、空间、阳光和雨露？一个人怎么能说这些‘是我的’而不让别人使用？因此马克思说这些自然资源属于每个人，并非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而是根据各尽所能来让所有人共同使用。类似这样。譬如说一个人死了，把他的骡子留给四个儿子。儿子们不会将骡子割成四块各取一份。他们会一起拥有和使用骡子。这就是马克思讲的一切的自然资源被占有的方式——不是被一群富人而是世界上所有的劳动者共同拥有。
“在这间房子里我们没有私有财产。也许我们中有一两个人拥有自己住的房子，有一元两元的闲钱——但我们所有的无一不是维持生存之物。我们所拥有的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活着的每天都出卖身体。我们早晨去干活，我们整天工作，就是在出卖它。我们被迫接受任何价格、任何时间和任何目的来出卖它。我们为了吃、为了活着而不得已出卖身体。我们为此得到的酬劳仅够我们维持体力以工作得更久，给别人挣更多的利润。今天，我们不再摆放在展台上，在市政广场上出售。但我们几乎在活着的每时每刻都被迫出卖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灵魂。我们从一种奴隶制度中解放只为了进入另一种。这是自由吗？我们是自由人了吗？”
一个深沉的声音从前院传来。“这就是真理！”
“这就是本质。”
“在这种奴隶制里，我们并不孤单。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同样的人，来自所有肤色、种族和信仰。我们必须记得这点。我们的同胞中有很多人憎恨贫穷的白人，也恨我们。镇里那些住在河边、在工厂工作的人。他们的需求和我们几乎一样。这种憎恨是巨大的恶意，不能带来任何好处。我们必须记住卡尔·马克思的话，按照他的教导来认识真理。分配的不公正让我们团结起来，而不是分离。我们得记住是我们大家通过劳动来创造这个地球上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要铭记卡尔·马克思的真理，不要忘记。
“但是我的同胞们！这间房子里的我们——我们黑人——还有另一个只属于我们的使命。在我们之中有一个强烈的、真正的使命。我们如果失败，将要永远输了。那么，让我们看看，这个特殊使命究竟是什么？”
考普兰医生松了一下衬衣领子，他的喉咙有窒息的感觉。他内心的爱过于沉重。他看着四周沉默的客人。他们在等待。院子和前廊上站立的人群也像屋里的人一样专注安静。一个耳聋的老人身子前倾，手托着耳朵。一个女人用橡皮奶嘴安抚着烦躁的婴儿。辛格先生站在过道上专心地听。年轻人大多数坐在地板上。兰斯·戴维斯也在里面。男孩的嘴唇紧张而苍白。他的胳膊紧紧地抱着膝盖，他年轻的脸神情阴郁。房间里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目光里都是对真理的渴求。
“今天我们要把五美元奖金颁给那个将命题作文‘我的野心：我如何让黑人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写得最好的中学生。今年的得奖者是兰斯·戴维斯。”考普兰医生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显然，无需我说，这个奖的价值并不完全在于它的奖金——还在于它所体现的神圣的信任和信念。”
兰斯笨拙地站了起来。他阴郁的嘴唇颤抖着。他鞠躬，领奖。“你希望我朗读这篇文章吗？”
“不，”考普兰医生说，“但我希望你这周来找我谈谈。”
“是的，先生。”屋里又安静了。
“‘我不想成为一个仆人！’我在这些文章里一次次读到这个愿望。仆人？我们中一千个人里只有一个被允许成为仆人。我们没有工作！我们没有服务！”
房间里的笑声不自然。
“听着，我们这些劳动者，五个中有一个在修路，或者做环卫工，或者在锯木厂和农场工作。另有一个找不到任何工作。剩下的五分之三呢——我们的大多数同胞？许多人为那些没有能力给自己准备食物的人做饭。许多人为了一两个人的愉悦，毕生都在打理花园。我们中的许多人为豪宅的地板打蜡。或者为那些懒得自己开车的富人当司机。我们的一生都耗费在上千种毫无意义的工作上。我们劳动，但我们所有的劳动都是浪费。那是服务吗？不，那是奴役。
“我们劳动，但我们所有的劳动都是浪费。我们没有机会服务。这个上午在场的学生，你们代表着我们种族里幸运的少数。我们大多数的同胞根本没有机会上学。你们每个人的背后是几十个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的年轻人。我们学习和智慧的尊严被剥夺了。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们大家都为温饱而受过苦。那是巨大的不公正。但有一种不公正比它更令人痛苦——那就是被剥夺了各尽所能的工作权利。一辈子庸庸碌碌。被剥夺了服务的机会。比起被富人抢劫我们的头脑和灵魂，我宁愿他们来抢我们钱包里的钱。
“这个上午在这里的年轻人，你们有些可能想当老师、护士或是同胞的领导者。但是你们大多数人会被拒绝。为了活着，你们将不得不为了无用的目的而出卖自己。你们要被排挤，感受挫败。年轻的化学家摘棉花。年轻的作家没机会学习阅读。教师成为熨衣板上的奴隶。我们在政府里没有发言人。我们没有投票权。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我们是最受压迫的人。我们不能大声疾呼。我们的舌头没机会使用而腐烂在嘴巴里。我们的内心变得空虚，失去了为个人奋斗的力量。
“黑人同胞们！人类的思想和灵魂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财富。我们给予了最珍贵的礼物。我们的付出却遭到嘲笑和蔑视。我们的礼物被践踏在泥地里，成了废物。我们被安排去做比畜生还要低级的工作。黑人！我们必须站起来，重新团结一致！我们必须获得自由！”
屋里一片低语声。狂热的情绪在高涨。考普兰医生声音哽塞，拳头握紧。他感觉自己仿佛膨胀成一个巨人。他内心的爱使得胸腔成了发电机，他想大喊，好让他的声音传遍小镇。他想跪下来，用巨兽般的声音大喊。屋里充满了悲叹和叫喊。
“拯救我们吧！”
“全能的主啊！带领我们走出死亡的荒野吧！”
“哈利路亚！主，拯救我们！”
他努力控制自己。他一再努力，终于恢复了自制力。他压下内心的呐喊，找出真正有力的声音。
“请注意！”他喊道，“我们必须自我拯救！不是通过悲痛的祷告。不是通过懒散和烈酒。不是通过欲望或无知。不是通过服从和谦卑。而是通过自尊。通过尊严。通过成为坚韧有力的人。我们必须为了我们真正的使命而积聚力量。”
他突然停住，身体挺得笔直。“每年这个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去阐明卡尔·马克思的第一戒条。来聚会的每个人都事先带了礼物来。你们许多人为了减轻他人的贫困而放弃了自己的舒适。你们每个人都各尽所能，没有考虑回报礼物的价值。我们很自然地和他人分享。我们长久以来就认识到施比受有福。我们内心一直记得卡尔·马克思的话：‘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考普兰医生沉默了很久，好像说完了。随后又说道：
“我们的使命是，带着力量与尊严穿过那些羞辱的岁月。我们应有强大的自尊心，因为我们知道人类精神和灵魂的价值。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必须牺牲，让他们获得学习和智慧的尊严。时机会到来。我们的财富不再被嘲笑和蔑视的那天会到来。我们能够服务的那天会到来。我们将要劳动，而我们的劳动不再被浪费的那天会到来。我们的使命就是用力量和信念等待这一天。”
他说完了。人们鼓掌，在地板和外面坚硬的冬天的地面上跺脚。滚烫、浓郁的咖啡香气从厨房飘了过来。约翰·罗伯特负责分发礼物，喊着卡片上的名字。波西娅用长柄勺把咖啡从炉上的盆里打出来，马歇尔·尼科尔斯负责派发一块块蛋糕。考普兰医生在客人中间穿梭，身边总跟着一小群人。
有个人碰他胳膊：“你的巴迪的名字就是从他那里来的？”他说是的。兰斯·戴维斯跟着他问问题。他对一切问题都回答“是”。快乐让他感觉自己像个醉汉。为他的同胞们提供教导、勉励和解惑——使他们明白道理。这是最棒的事。说出真理，被聆听。
“今天的派对，我们真的很高兴。”
他站在门厅和大家告别。一遍遍地握手。他沉沉的身体靠在墙壁上，只有眼珠子转动，他很累了。
“我非常感激。”
辛格先生是最后一个走的。他真是非常好的人。他是一个具有智慧和真知的白人，丝毫没有那刻薄的傲慢。所有人都走了，他是最后一个留下来的。他等待着，似乎还想听他最后说点什么。
考普兰医生手放在喉咙上，他的嗓子疼。“老师，”他声音沙哑地说，“这是我们最大的需求。领导者。团结和带领我们的人。”
庆祝活动过后，屋里一片狼藉。室内很冷。波西娅在厨房里洗杯子。圣诞树上的银雪花落在地上被人踩出轨印，有两个装饰坏掉了。
他很累，但是依然沉浸在快乐和兴奋里。他从卧室开始收拾整个屋子。档案柜上面有一张快掉出来的卡片——兰斯·戴维斯的记录。他想对他说的话在脑子里开始成形，他很焦躁，因为现在无法说出来。男孩那阴郁的脸充满了他的心，让他无法摆脱。他打开档案柜上面的抽屉，将卡放好。a，b，c——他的拇指紧张地翻动着字母。接着，他的目光落在了自己的名字上：本尼迪克特·马迪·考普兰。
文件夹里是几张肺部的x光片和简短的病历。他将x光片举到光下。肺的左上部有很亮的一块像被钙化的星星。向下有很大的一块阴影，沿着右肺向上扩展到双倍大的面积。考普兰医生麻利地将x光片放回文件夹。只有他为自己写的简短病历还在手里。字写得大而潦草，他自己都认不出。“1920年——钙化。淋巴腺——淋巴门有明显的增厚。病灶被控制——功能恢复。1937年——病灶再度打开——x光片显示——”他读不懂这病历。一开始辨认不出字，后来能清楚认出了，却搞不懂。末了只有四个字：“预后不定。”
往日那黑暗的、狂野的感觉又回来了。他弯着身子，猛地拉开档案柜最下面的抽屉。一堆杂乱的信。来自“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信。已发黄的一封黛西的信。汉密尔顿和他索要一点五美元的信。他在找什么？他的手在抽屉里翻找，最后僵硬地站了起来。
时间浪费了。一个小时没了。
波西娅在厨房的餐桌上削土豆皮。她萎靡不振，脸色哀伤。
“挺起肩膀，”他生气地说，“别再闷闷不乐。你一会儿消沉一会儿兴奋的，让人看不下去。”
“我只是在想威利，”她说，“当然，信只拖了三天。但他没理由让我如此担心。他不是那种男孩。我觉得怪怪的。”
“耐心点，女儿。”
“我想我也只能这样。”
“有几个病人我得去看，不过，很快回来。”
“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他说。
在中午明亮、寒冷的日光下，他的快乐几乎都消失了。脑子里胡乱地想着病人的病情。肿大的肾。脑膜炎。脊柱结核病。他升起汽车后座上的曲柄。通常，他会喊路过的黑人帮他转动曲柄好发动汽车。他的同胞也总是乐意帮助。但今天他自己调整曲柄，大力地转动着。他用外衣袖擦去脸上的汗珠，匆忙坐到方向盘前上路了。
他今天说的话有多少能被理解？有价值的又有多少呢？他回忆自己的措辞，它们显得苍白而无力。留在心里不曾说出口的话更沉重。它们涌到嘴边，让人焦躁。他受苦同胞的脸聚集着，不断膨胀，在眼前移动。他沿着大街缓慢地驾驶，心里充满了愤怒不安的爱。
7
小镇许多年未遇见这么寒冷的一个冬天。窗户的玻璃结满了霜，屋顶白茫茫一片。冬日的下午散发着朦胧的、柠檬色的光，阴影则是淡淡的蓝。街上的水坑结了一层薄冰，据说圣诞节的第二天，在北边十英里处下了场小雪。
辛格变了。安东纳帕罗斯离开后的最初几个月，他常忙于出门散很久的步。他散步远达数英里，小镇的四面八方他都走遍了。他漫游过河边稠密的居民区，这个冬天工厂变得萧条后，此处比往日更脏了。很多人眼里流露出阴沉的孤独感。人们现在无事可做，能感觉到他们身上的某种焦虑。一种新的信仰突然热烈地传播开来。一个曾在染织厂干活的年轻男人忽然声称一股伟大神圣的力量进入他身体。他说，传播主的一套新戒条是他的义务。这个年轻人设了一个帐幕，每晚都有几百人来，在地上打滚，相互摇晃身体，他们相信自己正和某种超人类的事物在一起。还发生了谋杀。一个吃不饱的女人认为工头克扣了她的工钱，朝他的喉咙插了一刀。有一家黑人搬到最阴暗的街道上最角落的房子里，此事引发了巨大的愤怒，房子被烧，黑人被他的邻居殴打。不过，这些都是小插曲。没什么实质的改变。挂在嘴边的罢工从未付诸行动，因为人总凑不齐。一切基本是老样子。即使最冷的夜晚，“阳光南部”游乐场依然开放。人们和原来一样，继续做梦、打架和睡觉。出于习惯，他们不愿多想，免得迷失在明天之后的黑暗里。
辛格穿越气味难闻的黑人聚集区。此处有更多的欢乐和暴力。小巷里常常飘荡着杜松子酒辛辣的香气。温暖的、让人昏昏欲睡的炉火给窗户添了光彩。教堂几乎每晚都有聚会。褐色的草地衬托着舒适的小屋——辛格也经过此处。这里的孩子更强壮，对陌生人更友善。他漫步经过富人区。那里的房子雄伟而古老，有白色的圆柱和错综复杂的铁栅栏。他走过高大的、砖砌的房子，车道上的汽车响着喇叭，烟囱里冒出挥霍的浓烟。他走到从小镇通向杂货铺的公路边缘，农民周六晚聚集在杂货铺，围炉而坐。他经常漫游在四个主要的商业区，它们灯火通明，然后再穿过后面黑暗空旷的小巷。小镇没有哪个角落是辛格不知道的。透过窗户，他看过万家灯火。冬天的夜晚很美。天空是冷冽的蓝，星光闪亮。
如今他散步路上常被人叫住聊天。人人都认识他。如果有陌生人和他说话，辛格就掏出一张卡片解释自己的沉默。他在镇上无人不知。他走路时肩膀挺直，双手永远插在口袋里。他灰色的眼睛仿佛将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他的脸上永远是平静的表情，那些非常睿智而忧伤的人们独有的表情。无论谁想和他待一会儿，他都会愉快地停下脚步。毕竟，他只是在漫无目的地散步。
现在镇上开始流传关于哑巴的各种流言蜚语。几年前，和安东纳帕罗斯一起时，他们来来回回走在上班路上，除此之外，两人总是待在房间里。那时候，没有人打扰他们——若有谁留意到他们，也是因为那个胖希腊人。那些年里，辛格是被人遗忘的。
关于哑巴的谣言丰富多样。犹太人说他是犹太人。大街上的商人说他继承了一大笔钱，是个富翁。一个被打压的纺织协会私下传说哑巴是产业工会的组织者。一个孤独的土耳其人，许多年前流浪到小镇来，和家人在一家小店里生活潦倒，售卖亚麻，他兴奋地告诉妻子哑巴是土耳其人。他说哑巴能听懂他的土耳其语。他说这些时，声音变得富含感情，也忘了和孩子拌嘴，脑子里都是计划和行动。一个乡下老人说哑巴来自离他家不远的地方，哑巴的父亲种的烟草作物是全郡最好的。所有这些事说的都是哑巴。
安东纳帕罗斯！辛格的心里永远有伙伴的记忆。夜晚，当他合上眼睛，希腊人的脸就浮现在黑暗中——圆圆的、油光滑亮的，有着狡黠和温柔的微笑。他的梦里，他们永远在一起。
现在，他的伙伴已经走了一年多了。这一年感觉既不长也不短。它只是有点脱离平常的时间观念——就像一个人喝醉了或是半梦半醒时。每时每刻都有他的伙伴。和安东纳帕罗斯的这段隐秘生活也随着周围的事物在变化延续。一开始的几个月他老在想安东纳帕罗斯被带走前最可怕的那几周——他生病后引起的麻烦，他被抓走，企图阻止伙伴疯狂念头的痛苦。他想到过去和安东纳帕罗斯不快乐的时刻。其中一个场景，很久以前的场景，多次回到眼前。
他们没有朋友。他们有时去见其他哑巴——在过去十年里他们和三个哑巴成了熟人。但总有变故发生。有一个见面才一周就搬到另一个州。另一个结婚了，生了六个孩子，腾不出手来交谈了。伙伴走后，辛格回忆最多的就是他们和第三个哑巴的关系了。
这个哑巴名叫卡尔。他是个面色蜡黄的年轻工人。他的眼珠子是淡黄色的，牙齿脆薄透明，也是淡黄色的。他的蓝色工装服松松垮垮地罩着他瘦骨嶙峋的身体，看上去就像一个用蓝碎布与黄碎布拼的玩偶。
他们请他吃饭，并安排预先在安东纳帕罗斯工作的店铺会合。他们俩到时，希腊人还在忙。他在店后的厨房里，快做好一批太妃软糖了。金黄光泽的软糖搁在长长的大理石桌上。温暖的空气里有着浓厚的香甜气息。安东纳帕罗斯似乎很乐意卡尔看他如何用刀滑过热乎乎的软糖，将它们切成一块块。他将一小块粘在油腻的刀刃上的软糖递给他们的新朋友，还给他表演了一个只有想取悦对方时才表演的小把戏。他指了指炉子上沸腾的糖浆缸，扇了一下脸，眯起眼睛表示它非常烫。接着，他将手浸入一盆冷水，再突然插到沸腾的糖浆里，又迅速地把手放回冷水里。他的眼珠鼓起，舌头翻了出来，仿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甚至绞着手，单脚在跳，房子被他震得发抖。然后，他忽然笑了，伸出了手，表明这是个玩笑，还拍了一下卡尔的肩膀。
这是个黯淡的冬日黄昏，他们手挽着手走在街上，呼吸在冷空气里如云如雾。辛格走在中间，途中有两次将他们留在人行道上，他自己进了商店买东西。卡尔和安东纳帕罗斯拎着大袋小袋，辛格紧紧挽着他们的胳膊，一路微笑着回家。他们的房子很舒适，他在屋里高兴地走动，和卡尔聊天。晚饭过后，他们俩说话，安东纳帕罗斯在一旁看，笑容温和。通常，胖希腊人会挪到储藏室，倒点杜松子酒。卡尔坐在窗边，只有安东纳帕罗斯把酒杯推到他眼前，才会犹豫地喝上几口。辛格不记得他的伙伴对陌生人有过如此热情，他愉快地想象卡尔今后常来看他们的时光。
过了午夜，发生了一件事情毁掉了这个仿佛过节的派对。安东纳帕罗斯有一次从储藏室回来后，满脸怒容。他坐在床上，不断瞪着他们的新朋友，表情既愤怒又厌恶。辛格说个不停，想掩饰这个怪异的行为，但希腊人很固执。卡尔缩在椅子里，摸着他骨瘦如柴的膝盖，被胖希腊人的鬼脸弄得迷惑不已。他的脸红了，小心翼翼地喝着酒。辛格不能再放任不管了，他终于开口问安东纳帕罗斯是胃痛还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上床睡觉。安东纳帕罗斯摇头。他指着卡尔，把知道的下流手势都做了个遍。脸上的厌恶表情不堪入目。卡尔吓得缩成一团。最后，胖希腊人咬牙切齿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卡尔慌张地拿起帽子离开了。辛格跟着他下楼。他不知道如何向这个陌生人解释他朋友的行为。卡尔缩着身子站在楼下的门廊上，无精打采，帽舌遮住了脸。最后，两人握了握手，卡尔离开了。
安东纳帕罗斯告诉他，他们的客人趁他们没注意跑到储藏室，将杜松子酒都喝光了。再多的劝说也没法让安东纳帕罗斯相信是他自己将酒喝光的。这胖希腊人坐在床上，他的圆脸阴沉着，充满怪罪的意味。大颗的泪珠缓缓流到他的内衣领口，如何也安慰不了。最后，他去睡觉了，但辛格却在黑暗中久久不能入睡。他们再也没见过卡尔。
几年以后，安东纳帕罗斯开始从壁炉架上的花瓶里取出房租的钱去玩老虎机。夏天的午后，安东纳帕罗斯赤身裸体地走下楼拿报纸。暑热让他难受死了。他们分期付款买了一台冰箱，安东纳帕罗斯的嘴老是含着冰块，甚至在睡觉时让冰块融化在床上。安东纳帕罗斯要是喝醉了，会当着他面把一碗通心粉都扔了。
最初的几个月里，那些不堪的记忆就像地毯里的破线头般，交织于他的思绪里。然后，它们就消失了。他们所有不愉快的时刻都被遗忘了。随着时间推移，对伙伴的记忆渐渐沉淀下来，留下一个只有他才了解的安东纳帕罗斯在心上。
这就是那个能让他倾吐肺腑之言的伙伴。这就是安东纳帕罗斯，他的聪明唯独他知道。随着那年过去，他的伙伴似乎在他脑海里拥有了更多位置，漆黑的夜晚里，他的脸会极其缓慢又微妙地浮现出来。关于伙伴的记忆都变了，所有不好的、犯蠢的事全忘了——只余下机灵的、好的。
他看见安东纳帕罗斯在跟前，坐在一把宽敞的椅子里。他坐得很安稳，一动不动。他的圆脸难以捉摸。他的嘴角在微笑，意味深长。他的眼神深奥。他看着那些向他诉说的事。他以他的方式领会了。
这就是如今在他脑中盘桓的安东纳帕罗斯。这就是那个让他想诉说一切的老伙伴。为了今年发生的一些事，他被留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了。独自一个人。他睁开了眼睛，周围的世界难以理解。他感到困惑。
他观察他们说话的嘴形。
我们黑人需要一个最终获得自由的机会。自由，只是奉献的权利。我们想服务和分享，想工作和消费我们应得的回报。但你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能认识到我同胞的迫切需求的白人。
你明白吧，辛格先生。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音乐。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也许，我现在啥也不懂，但到了二十岁，我就懂了。明白吗，辛格先生？到时候，我要去一个下雪的国家旅行。
我们喝完这瓶酒吧。我要小瓶的。因为我们在想自由的问题。这词就像我脑中的蠕虫。是？不是？多大？多小？这个词就是抢劫、偷窃和狡诈的暗号。我们将会自由，然后最聪明的人又能奴役他人。但是！但是这个词还有另一重含义。所有词语里面，这个词最危险。我们知道的人必须警惕。这词让我们感觉良好——事实上，这个词是巨大的理想。然而，伴随这个理想的是为我们而准备的、最丑陋的罗网。
最后一个揉了揉鼻子。他不常来，话也不多。他问问题。
这四个人一直来他房间超过七个月了。他们从不一起来——总是单独来。他一贯在门口迎接他们，带着真诚的微笑。需要安东纳帕罗斯的念头从未消失——和他伙伴走后的头几个月没两样——随便和谁在一起都比长期一个人好。就像几年前，他向安东纳帕罗斯做了保证（甚至写了保证书，还贴在床头的墙壁上）——保证要戒一个月的烟、酒和肉。刚开始几天非常难过。他静不下来，躁动不安。他老跑去水果店找安东纳帕罗斯，查尔斯·帕克对他很不耐烦。他一完成手头上的雕工活，就到店铺前和表匠、售货的女孩子消磨时间，或者逛到冷饮机那儿喝一罐可口可乐。那段时间里，随便和哪个陌生人待着都比一个人挂念香烟、啤酒和肉要好。
最初，他一点儿也不理解这四个人。他们说来说去——随着日积月累，他们说得更多。他对他们的唇形变得很熟悉了，便明白了他们说出的每个字。后来，又过了一阵子，他们还没开口，他就知道他们要说什么，因为基本是老调重弹。
他的手让他备受折磨。它们不肯休息。它们在梦里抽搐，有时候，他醒来发现双手在面前比划着梦里说的话。他不喜欢看他的手，也不愿想它们。它们修长、褐色，非常有力。前些年，他还很细心地护理它们。在冬天，他要抹油以防皲裂，还经常磨掉表面的死皮，指甲也都修得刚好到指头处。他喜欢洗手和护理它们。现在，他只是一天两次用刷子随意刷一下，然后又将手放回口袋里。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时，会用力按指关节，或猛拉它们，直到手指发痛。要不然就是用一只拳头去击打另一只手的掌心。有时，他一个人在家，想到他的伙伴，他的手不知不觉就开始比划手语。等他意识到，就仿佛一个正高声自言自语的人被发现一样。感觉好像犯下了什么道德错误，羞愧混杂着悲伤，他的双手并拢放到身后。但它们不会放过他。
大街上，辛格站在他和安东纳帕罗斯曾住过的房子前。傍晚是烟灰色的。西边有一缕缕淡黄色和淡玫瑰色的烟。烟雾缭绕的天空下，一只叫声刺耳的冬雀在花式飞行，最终落在一座房子的山墙上。街道荒凉。
他直勾勾地看着二楼右边的一个窗户。这里原来是他们的前屋，后面就是宽大的厨房，是安东纳帕罗斯做饭的地方。透过亮灯的窗户，他看见一个女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很高大，被灯光照得轮廓模糊，裹了一条围裙。一个男人坐着，手里拿了份晚报。一个孩子拿着一片面包，来到窗前，鼻子压在玻璃上。辛格看见房间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安东纳帕罗斯睡的大床和他睡的折叠床，圆鼓鼓的大沙发和折叠椅。拿来当烟灰缸用的打破的糖罐，屋顶漏雨在天花板上的湿痕，墙角放洗衣物的盒子。像这样的傍晚，厨房里一般没有灯光，只有大炉子上的几个烧油的灶眼发出的火光。安东纳帕罗斯老将油芯调小，只有灶眼里才能看见那金色和蓝色斑驳的火苗。房间温暖，充满了食物的香气。安东纳帕罗斯用木勺子品尝每道菜，他们喝许多杯红酒。炉前的亚麻油毡上，火苗照出了明亮的倒影——五个金色的小灯笼。浑浊的黄昏越来越暗，小灯笼则越来越清晰，夜晚终于降临时，它们都燃烧起来，耀眼鲜明。那时晚饭都做好了，他们打开灯，把椅子拉近桌子。
辛格低头看那黑暗的大门。他回想起他们早上一块儿出门，晚上一块儿回家。人行道坏了一块，安东纳帕罗斯有次摔了一跤，擦破了胳膊肘。有一个邮箱，供电公司的账单每月都寄到那里。他能感觉到手指上还残留着伙伴胳膊温暖的触摸。
街道现在黑下来了。他又抬头看了一眼窗户，他看见陌生的女人、男人和孩子在一块儿。空虚感在他体内蔓延。一切都流逝了。安东纳帕罗斯走了。他不在这里，这不是回忆他的地方。对伙伴的思念在别处。辛格闭上眼睛，尽量去回想疯人院和安东纳帕罗斯今晚待的房间。他想起了狭窄的白床，角落里玩纸牌的老人。他紧紧闭住双眼，可是房间并没有因此而更清晰。他的内心有着深深的空虚，过了一会儿，他又向窗户投去一瞥，然后沿着他们曾一起走过无数次的、黑暗的人行道走了。
这是周六的夜晚。大街上人很多。瑟瑟发抖的黑人穿着工装服，在“十分钱店”的橱窗前徘徊。电影院的售票处排了许多拖家带口的，年轻的男孩和女孩盯着外面贴的海报。穿过的车流变得很危险，他不得不等了很久才过了马路。
他经过了水果店。橱窗里的水果很好看——香蕉、橘子、鳄梨和鲜艳的小金橘，甚至有几个菠萝。但是查尔斯·帕克在里面招呼一个顾客。他觉得查尔斯·帕克的脸很丑陋。有几次查尔斯·帕克不在时，他走进店里，在里面待了很久。他甚至走到后面安东纳帕罗斯做糖的厨房。查尔斯·帕克在的时候，他从不进去。自从安东纳帕罗斯坐巴士离开的那天起，他们就小心地避开对方。他们在路上遇到时，会扭过头去，不和对方点头。有一次，他想给老伙伴寄去一罐他最喜欢的蓝果蜜时，他写信向查尔斯·帕克订购，那样就不用见到他了。
辛格站在窗前，看着他伙伴的表亲在招呼一群客人。周六晚上的生意一向很好。安东纳帕罗斯有时得干到晚上十点。那巨大的自动爆米花机离门口很近。店员将一杯量的玉米粒倒入机器，爆米花像大片的雪花在里面飞舞。商店的气味温暖而熟悉。地板上有被踩碎的花生壳。
辛格沿着大街往前走。他小心迂回地穿过拥挤的人群，免得被撞。因为过节，街上挂着大红大绿的灯。欢笑的人们三五成群地聚集，互相拥抱。年轻的父亲照料着肩膀上因受凉而哭闹的婴儿。街角有个头戴红蓝色童帽的救世军女孩摇着铃铛，她看着辛格，让他觉得非投一个硬币到她身边的罐里不可。街上还有乞丐，有黑人和白人，递出帽子或伸出粗糙的手。霓虹灯广告在人们的脸上投下了橘黄的光。
他走到一个角落，他和安东纳帕罗斯曾在某个八月的下午在这里遇到一条疯狗。然后，他经过了海陆军商店，安东纳帕罗斯原来每逢发薪日都会到它楼上拍张照片。他的口袋里现在就带着许多照片。他向西边的河流走去。他们曾经有过一次野餐，穿过桥，在对岸的草地上。
辛格沿着大街走了大约一小时。整个人堆里，他看起来是唯一没同伴的人。最后，他掏出手表，朝住处的方向走去。也许今晚会有人来他房间看他。但愿如此。
他给安东纳帕罗斯寄了一大箱圣诞礼物。他也给那四个人每人一份礼物，还有凯利太太。他给大家买了一台收音机，放在靠窗的桌子上。考普兰医生没有注意到收音机。比夫·布瑞农马上就注意到了，眉毛抬了抬。杰克·布朗特只要在，就会让它一直开着，调着相同的台，说起话来，声音仿佛要盖过那音乐不可，额头的青筋都跳了出来。米可·凯利看到收音机时有点蒙。她的脸颊通红，一遍遍地问是否真是他的，她可不可以听。她调了几分钟，终于调到她想听的台。她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倾，手搁在膝盖上，嘴巴张开，太阳穴的脉搏跳得激烈。无论放什么她似乎都听进去了。她在那儿坐了一下午，冲着他微笑时，眼眶湿了，用拳头擦了擦眼睛。她问他，能不能趁他上班时偶尔来听，他答应了。接下来几天，他一开门就看见她在收音机旁。她用手梳着凌乱的短发，脸上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表情。
圣诞节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四个人恰好一起来看他。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辛格在屋里忙个不停，微笑地款待他们吃喝，以最大的热情想让客人们感到自在。却有什么不对劲。
考普兰医生不肯坐下来。他站在走道上，手里拿着帽子，对其他人冷淡地点点头。他们看着他，对他的出现似乎感到奇怪。杰克·布朗特打开带来的啤酒，泡沫溅到了胸前的衬衣上。米可·凯利在听收音机里放的音乐。比夫·布瑞农坐在床上，翘着腿，他的目光扫过眼前的人，随之眯起了眼睛，不动了。
辛格感到疑惑。他们每个人平时都那么健谈。现在，他们碰到一起，却沉默了。他们来的时候，他预感着某种爆发。他隐约感觉那会让什么东西结束。但屋里只有一种紧张的气氛。他紧张地比划着手语，好像要从空气里抽出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再将它们绑在一起。
杰克·布朗特站在考普兰医生身旁。“我认得你。我们之前撞到过一次——在外面的台阶上。”
考普兰医生的发音清晰准确，说出的话好像被剪裁过一般。“我不记得我们见过。”他说。他僵硬的身体似乎在退避。他往后撤，一直退到门边上。
比夫·布瑞农镇定自若地抽他的烟。房间里弥漫着薄薄的一层蓝色烟雾。他转向米可，看到她时，脸上浮起了红晕。他半闭着双眼，转眼他的脸又恢复苍白。
“你的生意现在进展得怎么样了？”
“什么生意？”米可警觉地问。
“就是生活中的事啦，”他说，“学校，诸如此类。”
“还行，我想。”她说。
人人都期待地看着辛格。他很迷惑。他递给他们酒水，微笑着。
杰克用掌心擦了一下嘴。他放弃了和考普兰医生交谈的想法，坐到床上，挨着比夫。“你知道是谁用红色粉笔在工厂附近的墙和篱笆上写那些吓人的话吗？”
“不知道，”比夫说，“什么吓人的话？”
“那些话多数来自《旧约》，我好奇很长时间了。”
每个人都主要在和哑巴说话。他们的想法在他那里聚合，就像车轮的轮辐指向轴心。
“天冷得很不寻常，”比夫终于说道，“前几天我查了一下旧记录，发现一九一九年气温降到过华氏十度。今天早晨只有十六度，是那年寒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今天早晨储煤室的屋檐挂了冰柱。”米可说。
“我们上周收入不够，工资发不出。”杰克说。
他们又议论了一会儿天气。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走。然后，突然一股冲动让他们全都同时起身要离开。考普兰医生最先走，其他人马上跟在后头离开。他们走了后，辛格独自站在房间里，他理解不了这状况，干脆想要忘记。那个夜晚，他决定给安东纳帕罗斯写信。
安东纳帕罗斯不识字的事实并不妨碍辛格给他写信。他一直都知道伙伴看不懂白纸黑字，但几个月过去后，他开始想象原先也许搞错了，安东纳帕罗斯也许向所有人隐瞒了他认字的秘密。而且，也许疯人院中有识字的聋哑人，可以给他读信。他想了几个写信的理由，每当他感到困惑或难过，都有强烈的欲望想给伙伴写信。只是写好后，从没有寄出过。到了周日，他会把从晨报和晚报上剪下来的漫画寄给伙伴。每个月，他寄一张邮政汇票。而他写给安东纳帕罗斯的长信在口袋里越积越多，最终付之一炬。
那四个人走后，辛格披上他暖和的灰外套，戴上灰呢帽，离开了房间。他习惯了在店里写信。而且，他答应明天早上要交货，他想立刻完成，免得耽误。夜是寒冷刺骨的。镶了金边的满月在天上。星光闪烁的夜空下是漆黑的屋顶。他一边走一边想着信的开头，第一句还没想好怎么写，人已经走到店铺了。他用钥匙开了门，走进黑暗的店里，打开前头的灯。
他在店的最里面工作。一块布帘将他的地盘和店铺其他部分割开，因此像一个小小的私人空间。他的工作台和椅子旁边，有一个沉重的保险柜放在角落；一个洗手间，内有一面发绿的镜子；摆满箱子和旧钟的货架。辛格升高了工作台，从毛毡盒里拿出答应交付的银盘。店里虽然很冷，他还是脱了外套，卷起了衬衫的蓝边袖口，好方便干活。
他在盘子中心的图案上费了很大功夫。他熟练专注地用刻刀刻着银器。工作的时候，他的眼里透出一种奇怪的、敏锐的渴望。他在想着给老伙伴安东纳帕罗斯的信。把活干完时已过了午夜。他将盘子收起，额头因为兴奋而冒汗。他清理了工作台，开始写信。他喜欢运笔写字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写着，仿佛那不是信纸，而是银器。
我唯一的朋友：
我从我们的杂志上看到社团今年要在梅肯开会。会有主持人和一席四道菜的晚宴。我在想象它。记得我们一直想要参加一次会议，但从没去过。我现在多希望我们去过。我希望我们能参加这次会议，我想象着它的样子。当然，没有你我不可能去的。他们从各大州来，带着满肚子的心里话和长久的梦想。某家教堂里还会有一次特别的仪式，如发金牌的竞赛活动之类的。我写我想象的这一切。我既想也没有想。我的手不动的时间太长了，想不起来它究竟是什么样子。当我想象这次大会，就觉得所有的宾客都像你，我的朋友。
有一天我站在我们家门前。那里有别人住了。你还记得门前那棵大橡树吗？为了不影响电话线，树枝被剪了，树就死了。树枝烂了，树干的心空了。还有，店里的猫（你以前常抚摸的那只）吃了有毒的东西，死了。让人很难过。
辛格握笔悬在纸上。他挺直身子，以紧张的姿态坐了很久，信没有接着写。他站了起来，点了根烟。房间很冷，空气里有一股酸臭的气味——混合着煤油、银器清洗剂和烟草。他穿上外套，戴上围巾，又开始磕磕巴巴地写信。
你记得我在你那边时提过的四个人。我给你画过他们的像，那黑人、那小姑娘、留小胡子的人，还有“纽约咖啡馆”的老板。我想和你说说他们，不过，不知道从何说起。
他们都很忙。实际上，他们太忙了，让人难以去描述。我不是说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而是说他们脑子里都想了太多问题，片刻不得安宁。他们到我房间来，说个不停，我都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不知疲倦、喋喋不休。（但“纽约咖啡馆”的老板不同——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的胡子非常浓厚，一天得刮两回，他有一把电动剃须刀。他喜欢观察。其他人都有憎恨的事。他们也都有除了吃喝拉撒和交友外更热爱的事。这就是他们忙忙碌碌的原因。）
留小胡子的人我想不太正常。他有时说话很明晰，像我很久以前上学时的老师。其他时候净说些我理解不了的话。有时他穿着得体的西装，下次再见，他会穿着上班的工装服，又黑又脏又臭。他会挥舞拳头，说不堪入耳的酒后浑话，我可不想你听见。他觉得我和他拥有一个共同的秘密，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告诉你一件难以置信的事吧。他能喝掉三品脱的“幸福时光威士忌”，依然走来走去说个不停，不愿睡觉。你不会信的，但这是真的。
我从女孩的妈妈那里租了房间，每月十六元。这女孩原来喜欢穿短裤，像个男孩，但现在她穿蓝裙子和罩衫。她还不算是年轻的女子呢。我喜欢她来看我。我为他们买了台收音机后她整天来。她喜欢音乐。我想知道她在听什么。她知道我是个聋子，但她觉得我懂音乐。
那个黑人有肺结核，但在本地找不到好医院，因为他是个黑人。他是个医生，比我见过的人都要勤奋。他说话完全不像黑人。其他黑人说话不好懂，舌头的移动老不到位。这个黑人有时让我害怕。他的眼睛又热烈又明亮。他邀请我去一个派对，我去了。他有很多书。但他没有侦探小说。他不喝酒，不吃肉，不看电影。
是啊，自由和掠夺者。是啊，资本和民主党，留小胡子的脏家伙说。他接着自相矛盾地说，自由是最伟大的理想。我只要有一个机会，写下我心里的音乐，成为一个音乐家。我只要这么一个机会。那女孩说。我们不能服务，黑人医生说。我的同胞像渴求主一般渴求这个。啊哈，纽约咖啡馆的老板说。他是个有想法的人。
这是他们来我房间时说话的方式。他们心里的话让他们无法宁静，一直很忙。你可能会想他们要在一起会像本州来参加梅肯大会的社团的人吧。并非如此。今天他们同时到我房间了。他们坐在那儿，仿佛来自不同城市。他们甚至很无礼，你知道我向来说无礼和不顾及别人感受是不对的。今天就是这样。我不明白，我给你写信，想你会明白的。我有奇怪的感觉。不过，关于这些我写得太多了，我知道你要厌烦了。我也是。
已经五个月又二十一天了。你不在，我一个人过着孤单的日子。我唯一能想象的就是和你重新在一起。我如果不能尽快见到你，不知道如何是好。
辛格的头趴在工作台上休息。木板的味道和贴在脸上的光滑感觉让他想起了在学校的日子。他的眼睛合上，感到不舒服。脑子里只有安东纳帕罗斯的脸，对伙伴的想念是如此强烈，他屏住了呼吸。过了一会儿，辛格坐直了，伸手去拿笔。
我给你订的圣诞礼物没有及时寄到。我希望它立刻就到。我相信你会喜欢，会高兴的。我一直在想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都记得。我想念你常做的饭菜。“纽约咖啡馆”比过去糟糕多了。不久前，我在汤里发现一只苍蝇，和蔬菜面条混在一起。不过这没什么。我是如此需要你，这份孤独我承受不了。我很快会再来看你。我的假期还有六个多月才能休，但我可以安排早点去。我想我只能这样了。我不想独自一人，没有你这个知己。
永远的，约翰·辛格
他回到家已经凌晨两点了。大而拥挤的屋子黑漆漆，他小心地摸索着上了三层楼梯，没有摔跤。他掏出口袋里携带的卡片、手表和圆珠笔。他将衣服叠整齐放在椅背上。他的灰色法兰绒睡衣暖和柔软。他把毯子刚拉到下巴，就立刻睡着了。
黑暗的睡眠催生了梦。有一盏黯然的黄灯笼照亮一段石阶。安东纳帕罗斯跪在石阶的顶部。他赤裸着，笨拙地摸着头顶上举着的东西，凝视着它，仿佛在祈祷。他自己跪在石阶的中部。他赤裸着，感到冷，目光离不开安东纳帕罗斯和他头上的东西。他感觉到身后的地面上有小胡子男人、小女孩、黑人和剩下那个人。他们裸跪着，他感觉到他们都看着他。在他们身后则是无数黑暗里跪着的人。他的手像巨大的风车，如着迷般盯着安东纳帕罗斯举着的未知之物。只有黄灯笼在黑暗中摇曳，其余一切都静止不动。突然间，一阵骚动。动乱中，石阶坍塌了，他感到自己在坠落。他被惊醒。晨曦的光线染白了窗户。他感到恐惧。
过了那么久，他的伙伴也许出了什么事。安东纳帕罗斯不给他写信，他也不知道。老伙伴也许摔伤了。他想再见到他的愿望如此强烈，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实现——立刻。
那天早上在邮局里，他发现一张通知单，他的包裹到了。那是他为安东纳帕罗斯订购的、迟到的圣诞节礼物。这礼物很棒。他用两年多的分期付款买的。礼物是一个个人用的电影放映机，里面有半打安东纳帕罗斯喜欢的《米老鼠》和《大力水手》喜剧片。
那天辛格是最后一个到商店的。他递给他的珠宝商雇主一封正式的请假信，请周五、周六两天假。虽然那周手头上有四个婚礼，珠宝商还是点头同意了。
这次旅行他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只在出发那天钉了一张字条在门上，说他要出差几天。他在夜晚出发，火车抵达他的目的地时，冬天那闪着红光的拂晓才散开。
下午，很快就到探视的时间了，他向疯人院走去。他双手拎着电影放映机的部件和一篮给伙伴买的水果。他直接走到上次探视安东纳帕罗斯时的病房。
走廊、大门、一排排病床，都和记忆中没两样。他站在门口，着急地寻觅他的伙伴。但他一眼就看见，虽然椅子都坐满了，却没有安东纳帕罗斯。
辛格将礼物放下，在他的卡片下面写道：“斯皮诺斯·安东纳帕罗斯在哪里？”一个护士进来，他把卡片交给她。她没明白，摇了摇头，耸了耸肩。他走到外面的走廊，将卡片递给遇到的每个人。没人知道。他的内心如此恐慌，开始挥舞着手势。最后，他遇到了一个穿白大褂的实习医生。他拉着医生的胳膊，把卡片交给他。实习医生仔细读后，带领他穿过几个大厅。他们来到了一个小房间，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堆放文件的桌子后。她读了卡片，随后在抽屉里翻找档案。
辛格的眼里涌起不安与恐惧的泪水。年轻的女人在便笺本上认真地写着，他忍不住扭过身子去看，想立刻知道老伙伴怎么了。
安东纳帕罗斯先生被转到医务室了。他得了肾炎。我会让人带你去的。
经过走廊时，他停了一下，拿回放在病房门口的礼物。水果篮被偷了，不过其他的还在。他跟着实习医生走出大楼，穿过草坪来到医务室。
安东纳帕罗斯！他们到达病房时，他一眼就看见了他。他的床在屋子中间，他用枕头撑着坐起来。他穿着猩红色的晨衣和绿色的丝绸睡裤，戴着绿松石戒指。他的皮肤蜡黄，眼睛迷茫而乌黑。他太阳穴上的黑发抹了点银粉。他在织东西，胖乎乎的手指缓慢地摆弄着那长长的象牙针。一开始他没有看见他的朋友。然后，当辛格站在他的跟前，他安详地笑了，没有惊讶，并伸出他珠光宝气的手。
辛格感到羞涩和拘束，这是过去不曾有的。他在床边坐下，他双手并拢放在床罩边缘。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老伙伴，他的脸像死人一样苍白。老伙伴服饰的华丽让他吃惊。这每件衣服是他陆续寄给他的，但他没想过将它们都穿上时的样子。安东纳帕罗斯比他记忆中更胖了。丝绸睡裤显出他腹部层层叠叠的肉。他巨大的脑袋靠着白色枕头。他脸上平和淡然的表情是如此深邃，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辛格在一旁。
辛格羞怯地举起手，开始说话。他熟练有力的手指含情脉脉地打着精确的手势。他说到一个人度过的寒冷漫长的日子。他提及往事，死去的猫，商店，他的住处。每个停顿处，安东纳帕罗斯都和蔼地点一下头。他讲到那四个人和他们在他房间里长时间的逗留。他伙伴的眼睛湿润乌黑，在那里面他看见自己小小的长影子，这影子他看过上千次。他的脸上又浮现出温暖的血色，他的手势加快。他花了很多时间谈到黑人、小胡子翘起来的人和小女孩。他的手势越来越快。安东纳帕罗斯缓慢迟钝地点着头。辛格热切地靠近，深长地呼吸，眼睛里冒出晶莹的泪花。
安东纳帕罗斯突然用胖胖的食指在半空缓缓地划了一个圆圈。他的圈圈向辛格划过来，然后戳到他肚皮上。胖希腊人咧嘴而笑，吐出他肥厚、粉红的舌头。辛格大笑，以狂野的速度挥舞着手语。他的肩膀因大笑而颤抖，他的脑袋往后仰着。他不知道在笑什么。安东纳帕罗斯翻了个白眼。辛格继续狂笑，直到上气不接下气，手指颤抖。他抓着伙伴的手臂，想让自己平静下来。他的笑渐渐慢下来，像在打嗝般难受。
安东纳帕罗斯先镇定下来了。他胖胖的小脚蹬开了床脚的罩单。他的笑意消失了，鄙夷地踢着毯子。辛格连忙去整理，但安东纳帕罗斯皱着眉头，像帝王般向走过病房的护士竖起指头。她按照他喜欢的样子整理床铺，胖希腊人刻意地低下头，那姿态更像赐福，而不是简单的点头致谢。然后，他庄重地将脑袋转向他朋友。
辛格说话时没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当护士拿着托盘将安东纳帕罗斯的晚餐送来时他才意识到很晚了。病房里的灯打开了，窗外几乎全黑了。其他病人面前也有装在托盘里的晚餐。他们放下了手中的事（有人编篮子，其他人做皮具或织毛衣），无精打采地吃起来。除了安东纳帕罗斯，他们都看上去病恹恹的，面无血色。他们大多数人需要理个发，他们穿着破烂的灰睡衣，背部裂了一个长口子。他们惊奇地看着这两个哑巴。
安东纳帕罗斯揭开盖子，仔细检查食物。里面有鱼和蔬菜。他用手拿起了鱼，将它举到灯光下检查了个遍。然后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他一边吃饭一边对房间里的人指指点点。他指着角落的一个男人，做了一个厌恶的表情。那男人向他咆哮。他指着一个年轻的男孩，微笑点头，挥舞他胖乎乎的手。辛格太快乐了，也就感受不到尴尬了。他从地上拿起礼物，将它们放到床上转移伙伴的注意力。安东纳帕罗斯拆开了包装，但他对那台机器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他接着吃他的晚餐。
辛格给护士递了张字条，解释这台电影放映机。她叫来了一名实习医生，他们又叫来了一名医生。他们三个人一边商量，一边好奇地看着辛格。病人知道了这个消息，都兴奋地用手肘支起身子。只有安东纳帕罗斯不为所动。
辛格之前已经调试过机器。他将屏幕升高好让所有病人都能看见。然后，开始摆弄放映机和胶片。护士将晚餐托盘拿了出去，病房里的灯熄了。屏幕上亮起《米老鼠》。
辛格看着他的伙伴。起初，安东纳帕罗斯很吃惊。为了看清楚些，他的身子挺起，如果不是护士阻止，他几乎要从床上站起来。他看得眉开眼笑。辛格看到其他病人互相嚷嚷，大叫大笑。护士和护工从大厅进来，整个病房一片骚动。《米老鼠》演完后，辛格接着放《大力水手》。待影片结束时，辛格第一次觉得作为娱乐，这时间够长了。他把灯打开，病房又安静下来。实习医生把机器放到伙伴的床下时，他看见安东纳帕罗斯不动声色地环视病房以确定每个人都知道机器的归属。
辛格又开始用手交谈。他知道很快就得离去，但他脑子里那团想法太庞杂，一下子说不完。他狂躁急促地说着。病房里有个老人，头因中风而颤抖，正软弱无力地拔着眉毛。他嫉妒那老人，因为他能天天和安东纳帕罗斯一块儿住。辛格会很乐意和他交换位置。
他的伙伴在怀里摸索着什么东西。是他常佩戴的黄铜十字架。脏兮兮的绳子已换成红绶带。辛格想到那个梦，把它也说给伙伴听了。因为匆忙，手语有时候打含糊了，他只好摇摇手，重新来过。安东纳帕罗斯用他乌黑的、充满睡意的眼睛看着他。穿着光彩华丽的服装，纹丝不动地坐着，他看起来像传说中睿智的君主。
负责病房的实习医生允许辛格在探视时间结束后多待一小时。终于，他伸出瘦削、多毛的手腕给辛格看手表。病人准备睡觉了。辛格的手变得迟疑。他抓住伙伴的胳膊，专注地看着他的眼睛，就像他们原先在清晨分别去上班时那么做。最后辛格退出了房间。在门口，他的手划出了一个伤心的告别，然后握紧拳头。
一月里那些有月光的夜晚，只要没事，辛格会继续在镇里的街道上散步。关于他的流言越来越荒唐。一个黑人老妇和无数的人说他知道如何让死人的灵魂回来。一个计件工声称他曾和哑巴在一个外地的厂里工作过——他讲的故事前所未闻。有钱人觉得他是有钱人，穷人认为他是和他们一样的穷人。由于没法去反驳这些流言，它们变得既精彩又真实。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描述这个哑巴。
8
为什么？
这个问题一直流淌在比夫心间，不知不觉，就像血管里的血。他想到人、物和思想时，疑问就产生了。午夜，幽暗的清晨，中午。希特勒和战争的流言。猪里脊肉的价格和啤酒税。他特别沉溺于哑巴之谜。比如，为什么辛格要坐火车离开，被问到去哪里时又装作没听懂问题？为什么人人都坚持认为哑巴是他们心里所希望的那个人——明明八成是一个极可疑的错误？辛格一天来三次，坐在中间的桌子。无论摆在面前的是什么，他都会吃下——除了卷心菜和牡蛎。喧嚣不已的噪音里，只有他是沉默的。他最喜欢吃软软的小绿青豆，他将它们整齐地摆在刀叉上。还将饼干泡在肉汁里。
比夫也思考死亡。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有一天，他在卫生间的壁橱里翻找东西，发现了一瓶“佛罗里达水”，他给露西娅送去艾莉斯留下的化妆品时，把它遗漏了。他若有所思地将香水瓶握在手里。她已经死了四个月——每个月都如此漫长、无所事事，度月如年。他很少想起她。
比夫扭开瓶盖。他打着赤膊站在镜子前，往他那黑乎乎、毛茸茸的腋窝涂了一点香水。那香气让他僵硬。他用极其晦涩的目光看了一眼镜中的自己，纹丝不动。他被香水带来的记忆击中，并非它们多清晰，而是它们聚合成整段漫长岁月，那么完整。比夫擦了擦鼻子，斜眼看自己。死亡的边界。他的内心感受到和她在一起时的每分每秒。只要过去完整，现在他们在一起的生活也完整。比夫突然掉过头去。
卧室收拾好了。如今完全属于他了。它原先很俗气、乱糟糟，单调乏味。总有长筒袜和有洞的粉红色人造纤维灯笼裤挂在穿过房间的晾衣绳上。铁架床快散架了，生满了锈，摆着脏兮兮的蕾丝枕头。一只瘦得皮包骨的猫，弓着背，凄凉地蹭着污水桶。
这一切都被他改变了。他用铁床换回来一张沙发床。地上铺了一块厚实的红地毯，他还买了一块漂亮的中国扎染挂在裂缝越来越大的墙面上。他打开了火炉，里面放了一些松木料。火炉上是贝彼的一幅小照片和一个穿天鹅绒、手里握球的男孩子的彩画。角落的一个玻璃箱子里放了许多他的奇怪收藏——蝴蝶标本，一个罕见的箭头，一块人形的怪石。沙发上放着蓝色丝绸抱枕，他借了露西娅的缝纫机给窗户缝制了深红色的窗帘。他爱这房间。它既奢华又平淡。桌子上有一座小小的日本宝塔，一阵风吹过时，那玻璃的悬铃叮叮当当地发出陌生的乐调。
这间房里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想到她。但他经常拔掉“佛罗里达水”的瓶塞，将塞子在耳垂或者手腕那里点一下。那气味融入他缓慢的默想里。对过去的感应在滋长。回忆几乎以建筑的体系来建构。在他存放纪念品的一个盒子里，他偶然看见他们婚前的老照片。艾莉斯坐在雏菊花地里。艾莉斯和他在河上泛独木舟。纪念物里还有一个他母亲的大骨簪。他小的时候，很爱看他母亲梳头盘髻。他觉得发簪的曲线模仿了女人的身体，有时候会像摆弄洋娃娃那样摆弄它们。那个时候，他有个雪茄盒，里面放满了各种碎布。他热爱那些漂亮布料的手感和色彩，能够坐在餐桌下，和他的碎布玩大半天。然而，他六岁的时候，母亲把碎布拿走了。她是一个高大的女人，有着男人的责任心。她尽全力去爱他。哪怕到现在，他还时不时梦见她。她那陈旧的金婚戒一直在他手上戴着。
除了“佛罗里达水”，他还在橱柜里发现一瓶艾莉斯以前常用的柠檬洗发水。有一天他拿来洗自己的头发。那柠檬洗发水让他斑白的头发看上去蓬松和厚密。他喜欢。他扔掉了以前防秃头用的头油，开始定期用柠檬水洗头。原来他嘲笑艾莉斯的那些心血来潮的念头现在成了他自己的。为什么？
每天早上，楼下那个黑人男孩路易斯，会端一杯咖啡到他床头。他经常靠着枕头坐上一个小时才起来穿衣。他抽雪茄，观察光影投射在墙壁上的图案。陷入沉思时，他的食指抚摸着弯曲的长脚指头。他在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