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年，我回想起那天下午剩余的时间、那一晚以及第二天，只记得一拨又一拨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从盖茨比家的前门进进出出。外面的大门口拉起一根绳子，旁边站着一名警察拦住看热闹的人，但是小男孩们很快就发现可以从我的院子里绕进去，因此总有几个孩子目瞪口呆地挤在游泳池旁边。那天下午，一个胸有成竹的人，大概是个侦探，俯身查看威尔逊的尸体时用了“疯子”这个词，由于他的语气颇显权威，第二天早上的报纸便以此为基调作了报道。

大多数报道都如同噩梦一般——古怪离奇，捕风捉影，用词夸张，内容失实。验尸时，米凯利斯在证词中透露了威尔逊对他妻子的怀疑，我以为整个故事很快就会被黄色小报添油加醋地刊登出来——没想到凯瑟琳，这个本来可以信口胡言的人，却保持了沉默。她表现出一种惊人的魄力——她用描过的眉毛下面那双坚定的眼睛看着验尸官，发誓说她姐姐从没见过盖茨比，她姐姐跟丈夫生活在一起非常幸福，从来没有过不正当的行为。她说得连自己也信以为真，用手帕捂着脸哭了起来，就好像提出这种疑问都让她无法忍受似的。威尔逊就这样被认定为一个“悲伤过度、精神错乱”的人，整个事件也因此而简单明了。案子告一段落。

然而这些过程全都显得那么遥远而无关紧要。我发现自己形单影只地站在盖茨比这一边。从我打电话到西卵村报案的那一刻起，每一个关于他的揣测，每一个实际的问题，都会向我提出。起初我感到惊讶而困惑，后来一个又一个小时过去，他躺在他的房子里，没有动静，没有呼吸，没有言语，我才渐渐明白自己负有的责任。因为除我以外没有人对他表示关心——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死后或多或少理应得到别人真切的关心。

发现盖茨比的尸体半个小时之后，我就打电话给黛西，出自本能、毫不犹豫地打电话给她。但是她和汤姆那天下午很早就出门了，还带上了行李。

“没留地址吗？”

“没有。”

“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没说。”

“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怎么才能找到他们？”

“我不知道。说不上来。”

我想为他找个人来。我想走进他躺着的房间去安慰他说：“我会给你找个人来的，盖茨比。别担心。相信我，我会给你找个人来——”

迈耶·沃尔夫山姆的名字不在电话簿里。管家给了我他在百老汇的办公室地址，我又打电话到电话局问讯处，但是等我拿到号码已经过了五点，没有人接电话了。

“请你再接一次线好吗？”

“我已经接过三次了。”

“我有很要紧的事。”

“对不起，那儿恐怕没人。”

我走回客厅，屋里突然挤满了人，开始的一刹那我还以为是些偶然来访的客人，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官方人员。他们掀开被单，用惊恐的目光看着盖茨比，可我耳边不断回响的却是他的抗议声：“我说，oldsport，你一定得给我找个人来。你得想想办法。我一个人扛不住啊。”

有人开始向我提问，但我脱身跑上楼去，匆匆翻了一下他书桌上那些没锁的抽屉——他从未明确告诉过我，他的父母已不在世。但是我什么也没找到，只有丹·科迪的那张照片，一段被人遗忘的狂野生活的象征，从墙上向下凝视着。

第二天早上，我派男管家去纽约捎封信给沃尔夫山姆，向他打听一些情况，请他马上搭下一班火车过来。我写的时候觉得这个要求似乎是多余的。我相信他一看到报纸肯定会赶过来，正如我相信中午之前黛西一定会发来电报——但是电报没来，沃尔夫山姆先生也没到。除了更多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什么人都没有来。当男管家带回沃尔夫山姆的回复，我开始有一种藐视一切的感觉，感到盖茨比和我之间的情谊可以对抗他们所有人。

亲爱的卡拉韦先生，

这个消息让我万分震惊，我简直难以相信。那个人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很值得我们深思。我现在无法前往，因为我有重要的业务在身，不能跟这件事发生牵连。过些时候，如果有我能帮上忙的事情，请派埃德加送信通知我。听到这件事之后，我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感觉天昏地暗。

您忠实的，

迈耶·沃尔夫山姆

下面又匆匆添了一句：

请告知关于葬礼的安排。又及：我根本不认识他家里人。

那天下午电话铃响，长途电话局说芝加哥有电话来，我想黛西终于打过来了。但是接通之后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又轻又远。

“我是斯莱格……”

“什么事？”这个名字很陌生。

“那封信真糟糕，对吧？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没收到什么电报。”

“小派克有麻烦了，”他语速很快，“他在柜台上递证券的时候被逮住了。五分钟前他们刚从纽约接到的通知，给了证券号码。这事你想得到吗，嗯？在这种乡下地方根本想不到——”

“你好！”我气急败坏地打断了他，“我说，我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死了。”

电话线那头沉默了好久，接着是一声惊叫……然后咔的一声，电话就挂断了。

我想大概是第三天，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发来了一封署名为亨利·c.盖兹的电报。上面只说发报人马上出发，要求等他到达后再举行葬礼。

来的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肃穆的老人，非常无助，神情沮丧，在这暖和的九月里，裹着一件廉价的长外套。他激动得眼泪不住地往下流，我从他手里接过旅行包和雨伞的时候，他不停地用手去捋那稀疏的灰白胡子。我好不容易才帮他脱下外套。他快要挺不住了，于是我把他带到音乐厅，让他坐下，派人去拿了点吃的东西。但是他不肯吃，杯里的牛奶从他颤抖的手中泼了出来。

“我在芝加哥的报纸上看到的，”他说，“芝加哥报纸上全都登了出来。我马上就出发了。”

“我不知道怎么联系您。”

他的眼睛一片茫然，却不停地朝屋里四下张望。

“是个疯子干的，”他说，“一定是个疯子。”

“您要点咖啡吗？”我劝道。

“我什么也不想要。我现在很好，您是——”

“卡拉韦。”

“哦，我现在很好。他们把吉米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

“是这样的。”我不自在地说。

他笨手笨脚地拉着绣花床罩，想把它从床上拽下来，接着直挺挺地躺下去——很快就睡着了。

那天晚上，一个明显担惊受怕的人打来电话，一定要先知道我是谁才肯说出他的名字。

“我是卡拉韦。”我说。

“哦！”他听上去松了一口气，“我是克里普斯普林格。”

我也松了一口气，因为盖茨比的葬礼上似乎可以多一位朋友了。我不愿意登报，引来一大群看热闹的观众，所以就自己打电话通知了几个人。他们可真是难找。

“葬礼明天举行，”我说，“三点，在他家这边。我希望你转告有意参加的人。”

“哦，我会的，”他慌忙说道，“其实，我不太可能见到什么人，但如果见到的话我会转告。”

他的语气让我有点怀疑。

“你自己肯定是要来的。”

“嗯，我一定想办法去。我打电话是——”

“等等，”我打断他，“先说好，你一定会来，怎么样？”

“呃，事实上——是这样的，我现在在格林威治的一个朋友家里，他们想让我明天一起出去玩，去野炊或者什么的。当然，我一定会想办法走开。”

我忍不住发出一声“哼”，他一定也听见了，因为他紧张地继续说道：

“我打电话来是因为我把一双鞋落在那儿了。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让管家给我寄来。你知道，那是双网球鞋，我离了它简直没办法。我的地址是——”

我没听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从那之后，我为盖茨比感到羞愧——还有一个人我打电话去找他，他竟暗示盖茨比是死有应得。不过，这是我的错，因为他当初就是那种喝了盖茨比的酒就大骂盖茨比的人，我本不应该打电话给他。

葬礼的那天早上，我到纽约去找迈耶·沃尔夫山姆，似乎没有别的办法能找到他。我在一名电梯工的指点下，推开了一扇写着“万字控股公司”的门，一开始里面好像没有人。但是我高喊了几声“喂”没人答应之后，一扇隔板后面突然传来一阵争论声，一个漂亮的犹太女人出现在里屋的门口，用带有敌意的黑眼睛打量我。

“没人在，”她说，“沃尔夫山姆先生去芝加哥了。”

前一句话显然是撒谎，因为有人开始在里面哼起不成调的《玫瑰经》。

“请告诉他卡拉韦先生想见他。”

“我不可能把他从芝加哥叫回来，对吧？”

正在这时一个声音，毫无疑问是沃尔夫山姆的声音，从门那边喊道：“斯特拉！”

“你把名字留在桌上，”她很快说道，“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但我知道他在里面。”

她向我面前迈了一步，两只手气冲冲地在臀部上下搓动。

“你们这些年轻人，以为随时可以闯进来，”她厉声说道，“我们都烦透了。我说他在芝加哥，他就在芝加哥。”

我提到了盖茨比的名字。

“哦……啊！”她又打量了我一番，“请稍等——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她转身不见了。过了一会儿，迈耶·沃尔夫山姆一脸肃穆地站在门口，伸出了双手。他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用恭敬的语气说，这种时候我们大家都很难过，边说边递给我一支雪茄。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说，“他当时是刚离开军队的一名年轻的少校，衣服上挂满了在战场上赢得的勋章。他手头十分拮据，买不起便服，只好一直穿着军装。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他走进四十三号街瓦恩布雷纳开的台球厅找工作的那天。他已经两天没吃饭了。‘跟我一起吃午餐去吧。’我说。他半个小时就吃了四美元的东西。”

“是你让他开始做生意的吗？”我问。

“让他！我是造就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