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辆路虎的最高时速只有四十英里，并且随时会因转向过度而驶向道路中央。它看起来不像一辆车，更像是个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展品。后车超车时，纷纷向我鸣笛致意，仿佛我在开车做慈善。开这辆车逃跑最合适不过了，毕竟没有哪个通缉犯会开得这么优哉游哉。
我决定走偏僻小路开往兰开夏郡。我靠杂物箱里的一张破旧且发霉的地图认路，这张地图大概是一九六五年的产物。经过平定湖镇和伍德普兰普顿，我来到布莱克浦郊区的一间加油站，加油站几乎空无一人。我在洗手间里洗掉身上的污垢，擦去牛仔裤上的泥巴，在干手机下烘干裤子，然后换了件衣服，清洗手上的伤口。
斯夸尔斯临终医院建在乱石嶙峋的岬角上，仿佛要被充满盐分的空气腐蚀掉。医院的六角转台、拱形窗户和板岩房顶似乎在诉说着它是英王爱德华时代的建筑，但医院旁的楼房则是新建的，而且看起来也没那么吓人。
路两边种着杨树，马路绕过医院前面，通向停车场。我跟着指示牌来到靠海一侧的保守治疗病房。走廊里没有人，楼梯几乎一尘不染。一位剃了光头的黑人护士坐在玻璃隔板后，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他在打电脑游戏。
“你们这里有个病人叫布里奇特·埃亨吧？”
他低头看着我的膝盖，那块布料的颜色与众不同。
“你是家属？”
“不，我是一位心理医生。我要和她聊聊她儿子的事。”
他抬了抬眉。“原来她还有个儿子吗，没什么人来看望她。”
我跟着他走，他步伐平稳地穿过走廊，在楼梯口处转弯，打开双重门，来到室外。随意铺砌的砾石小道穿过草坪中央，花园的凳子上坐着两个百无聊赖的护士，她们正一起吃三明治。
我们走进靠近悬崖的单层附属建筑，来到一间长长的共用病房，里面摆着十几张床，有半数床位是空的。一个瘦骨嶙峋，头发掉光的女人靠在枕头上，注视着在床尾画画的两个孩子。房间另一头的电视前有位穿着黄裙子的独腿妇女坐在轮椅上，大腿上盖着一条钩编的毛毯。
两门之外的病房远端便是私人病房。他没敲门就进去了。房间里很暗。刚进门时，我只看到了病房里的机器。显示屏和刻度盘让人错以为我们的医疗技术神通广大，似乎只要用对了机器，按对了按钮，什么病都可以治好。
一位中年妇女躺在床上，她双颊深陷，身上密密麻麻地插着各种管子和导线。她戴了顶棕色假发，乳房下垂，脖子上有焦色疤痕。她身上套了件粉色衬衣，肩上披着一件破烂的红色羊毛衫。吊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地顺着管子流进她的身体。她的手腕和脚踝上有一道道黑线，看起来不像文身，因为文身颜色没那么浅，也不像淤青，否则不会那么整齐。
“别给她烟。她不能咳嗽，一咳嗽就会把管子震松。”
“我不抽烟。”
“那还好。”他从耳后抽出一根烟，叼在嘴里，“你待会儿自己出去吧。”
窗帘紧闭。我听到音乐从某处传来。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这柔和的音乐是从床边桌子上的收音机里发出来的，收音机旁还摆着一个空花瓶和一本《圣经》。
她平静地睡着，可能是因为吗啡。她的鼻子里插着一条管子，另一条连接着肚子的某处。她面朝呼吸机。
我侧倚在墙上，头靠着墙。
“这种地方让人毛骨悚然吧。”她闭着眼说。
“是的。”
我坐下来，免去她抬头看我的麻烦。她慢慢睁开眼，脸色比墙纸还白。病房略显昏暗，我们看着对方。
“你去过毛伊岛吗？”
“毛伊岛在夏威夷。”
“我他妈的知道它在哪儿。”她咳了起来，床嘎嘎作响，“我现在应该在那里，在美国。我要是生在美国就好了。”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美国佬懂得如何享受生活。他们生产的任何东西都是大分量的，质量还更好。别人取笑他们，骂他们自大无知，但美国佬不过是诚实罢了。他们把这种小国家当早餐吃掉，午饭前就把它们拉出去了。”
“你去过美国吗？”
她转移了话题。她眼睛浮肿，口水从嘴角溢出。“你是医生还是牧师？”
“我是心理医生。”
她讥笑道：“认识我可没什么好处，除非你喜欢葬礼。”
癌细胞扩散得很快，她时日无多了。她脸色苍白，下巴小巧，脖颈优雅，鼻翼翕动。如果她不是躺在医院里，说话再温柔些，那么她还称得上是一个魅力十足的女人。
“癌症坏就坏在，它没有症状。你能感觉到自己感冒了，能感觉到腿断了，但不照x光，不做扫描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当然了，除非你摸得到肿块。肿块谁都不能视而不见吧？摸摸看！”
“不用了。”
“别糊弄过去。你又不是什么青涩的小男孩，摸摸看。你可能想问它们是不是真的吧，大多数男人都会这么想。”
她伸手扣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出乎意料。我忍住没有把手抽走，她已经抓着我的手伸进了她的衬衣。“就在这儿。你摸得到吗？一开始只有豆子那么大——又小又圆。现在像橙子那么大了。六个月前它扩散到了我的骨头，现在已经到了肺。”
我的手还放在她的胸部，她抓着它触碰自己。“如果你想，跟我上床吧。”她说得很认真，“我想感受点别的东西，不想要这种……这种腐朽的感觉。”
我同情的表情激怒了她。她把我的手甩到一边，裹紧了胸前的羊毛衫，不再看我一眼。
“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想都别想！我可不需要你给我加油打气。我已经接受事实，不想再和上帝讨价还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