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雨靴跑步时，三英里是一段很长的路。倘若跑步时，袜子还溜到了足弓底下，挤成一个球，让你跑起步来像一只企鹅，那路就变得更长了。

我吃力地穿过泥泞的羊肠小道，在岩石间跳跃，沿着一条部分结冰的小溪，穿过田野。虽说靴子穿得难受，但我步子也不慢，只会偶尔回头看一眼。此刻，我的身体在机械式地往前跑。如果我停下脚步，我就完了。

童年时的假期，我天天探索这些田野。哪里有树林，哪里有小山，哪里是钓鱼的最佳地点，哪里可以藏身，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埃瑟温·琼斯十三岁生日那天，我在她叔叔谷仓的草棚里吻了她。那是我第一次与人舌吻，下面立刻硬了起来。她把舌头伸了进来，接着发出一声尖叫，狠狠地咬了一口我的下唇。她当时戴着牙套，嘴巴长得和詹姆斯·邦德电影里的反派“大钢牙”一模一样。我的嘴唇起了两周血泡，不过还是值了。

跑到a55号公路后，我溜到一座桥的混凝土桥塔下，沿着小溪继续前进。河岸越走越陡峭，我两次斜着滑进水里，压碎了溪边的薄冰。

我来到一座约莫十英尺高的瀑布前，抓着草丛和岩石爬了上去。我的膝盖上沾满了泥，裤子也湿了。我又往前走了十分钟，躲到一排栅栏下，找到了一条专门给乡村里的闲游者走的路。

我的肺疼了起来，但我的头脑很清醒，清醒得如同冰冷的空气。我不在乎自己是生是死，只要朱莉安娜和查莉安全就好。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抹布，被一只狗叼过来叼过去。有人在玩弄我，想把我撕成碎片：我的家庭、我的生活、我的事业，都逃不过他的魔掌……为什么？这太扯了。这感觉就像读镜面文字——一切都颠倒了。

我又往前走了一百码——穿过一座农场大门——走上了去往兰霍斯的路。狭窄的柏油碎石路两边围着矮树篱，这条路被农场大门和坑坑洼洼的小道截成了好几段。我朝远处的教堂尖顶走去，一路上紧贴沟渠而行。低洼处积聚了几片薄雾，像一摊溅在地上的牛奶。有两次，我听到身后有车开来，赶紧跳下路边。第二次开来的是一辆警车，警犬在网罩窗户后吠叫。

这里似乎是一座人烟稀少的村庄，村里只有一家咖啡馆开着门，还有一家房地产代理机构，门上写着“十分钟后回来”。几家窗户里装饰着彩灯，广场上有一棵圣诞树，正对着战争纪念馆。一个遛狗的男人朝我打了个招呼。我的牙齿紧紧地咬在一起，根本无法回应。

我看到一张公园长椅，坐了下来。我的防水夹克冒着蒸汽，膝盖沾满血污，手掌伤痕累累，指甲血流不止。我想闭上眼睛思考，但我必须保持警惕。广场周围的房子像极了故事书里的乡村小屋，围着尖桩篱栅和熟铁铸的藤架，每家每户的前门上都用花体威尔士语写着名字。在广场最高处，白色彩带缠绕着教堂的栏杆，湿漉漉的彩纸粘在台阶上。

威尔士人的婚礼和葬礼无甚差别。开的车是一样的，买的花是一样的，都在同一座教堂大厅里举行，拿古式茶壶的也是同一个胸部硕大，身穿宽大花裙和护腿长袜的女人。

时间一分一分过去，寒意钻进我的四肢。一辆破旧的路虎开进广场，绕着公园缓行。我望着那辆车，凝神等待。没人跟在后面。我站了起来，腿脚僵硬，被汗水打湿的衬衫紧贴着我的后腰。

年久失修的车门“嘎吱嘎吱”地打开。我迅速坐了进去。一块巨大的海绵垫子盖住了生锈的弹簧还有破破烂烂的乙烯基塑料。父亲费了好大力气才换到一挡，完全不在状态的发动机冒出了一连串“嘎嘎嘎”和“丁零当啷”的声音。

“这辆破车！几个月没开过了。”

“警察呢？”

“他们在搜索田野。我听说，他们在火车站找到了一辆车。”

“你是怎么把他们打发走的？”

“我和他们说，我有一台手术。我用奔驰换了这台路虎。感谢上帝，它还开得动。”

每次开过水洼，水就会像喷泉一样，从地板上的一个洞涌进来。弯弯曲曲的路在山谷间起起落落。西边的天空渐渐晴朗，云影乘着凉爽的微风，掠过大地。

“爸，我惹大麻烦了。”

“我知道。”

“我没杀人。”

“我也知道。西蒙怎么说？”

“他说我应该去自首。”

“听起来像是不错的建议。”

但紧接着，他又说，我肯定不会去自首，不管他说什么都无济于事。我们沿着康威谷，驶向斯诺登尼亚。稀疏的林地取代了田野，远处是更加茂密的森林。

山路蜿蜒穿过树林，俯瞰山谷的山脊上有一座大庄园。庄园铁门紧闭，门上贴着“待售”的告示牌。

“那里以前是一座酒店。”他说着，依旧望着前路，“我带你妈去那里度了蜜月。当时那座酒店气派得不得了，每周六下午都有很多人去参加茶会，酒店还有自己的乐队……”

母亲以前和我说过这段往事，但我从未听父亲说过。

“……我们借了你舅舅的奥斯汀赫利车，去旅游了一周，就是那个时候，我找到了咱们家那座农场。那时，房子还不出售，我们只是停下来买了些苹果。我们总是走走停停，因为你妈腰老疼。累得走不动了，你妈就拿个垫子垫着，坐在崎岖的路上。”

他咯咯地窃笑，我这才反应过来。母亲性生活方面的事我实在没兴趣了解，但我还是跟着他笑了起来。过后，我跟他讲了我朋友斯科特的故事，他在希腊办婚宴，结果在舞池上把他的新娘弄晕了。

“怎么弄的？”

“他想给她表演一个空中翻转，结果把她扔出去了。她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了，连自己在哪个国家都不知道。”

父亲笑了，我也笑了起来。这种感觉好极了。不仅如此，当我们笑过之后陷入沉默，却不觉得尴尬时，这种美妙的感觉又加深了一层。父亲用眼角瞟了我一眼。他想和我说些什么，却不知该如何开口。

我记得他给我做过“成年礼”演讲。他说，他有些重要的事要和我说，于是带着我去邱园散步。这件事非同寻常——和父亲共度的时光——令我豪气万丈。

那时，父亲开口磕磕巴巴地说了好几句话，却始终没有进入正题，每次都是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似乎在拖延时间。等他终于讲到性交，要我做好保护措施时，我正在他身边跑来跑去，一边努力听清他说的话，一边防止帽子从头上掉下来。

此刻，他的手指紧张地敲打着方向盘，仿佛要把想说的话用莫尔斯电码发给我。他开始跟我讲一个有关“选择、责任与机会”的故事，情节晦涩难懂。我实在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最后，他和我讲起了他以前在大学读医的事。

“……后来，我读了两年行为科学。我想主攻教育心理学方向……”

等一下！行为科学？心理学？他严肃地瞥了我一眼，我意识到，他不是在开玩笑。

“……我的求学选择被我的父亲发现了。他是大学委员会成员，不仅如此，他还是副校长的朋友。他专程来找我，威胁我说，要断了我的生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