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的耳朵。”

“一个不靠谱的文身师弄的。”

她没心情听我油嘴滑舌。“你在监视我吗？”

“没有。干吗这么问？”

她耸了耸肩。“有人在监视我们。”

“警察吧。”

“不是警察。别人。”

“乔克说，有人想闯进咱们家。”

“d.j.把那人吓跑了。”朱莉安娜这话说得好像他是条看门狗。

她身后的灯光穿过她的头发，给她笼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她穿着的拖鞋是我在一家农家乐纪念品商店买给她的，她说这是“世界上最丑的拖鞋”。我想不出该说什么。我只是呆立原地，不知道要不要伸手抱她。好在，这尴尬的一刻过去了。

“查莉圣诞节想要一只小猫。”她说，把夹克裹到身上。

“我以为那是她去年想要的圣诞礼物。”

“是，但她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要礼物的好方法：如果你想要一只小猫，那就说你想要一匹马。”

我笑了起来，她也面露微笑，定睛看着我。她的下一个问题一贯直截了当。

“你和凯瑟琳·麦克布赖德有过一腿吗？”

“没有。”

“警方拿到了她写的情书。”

“那是她写给乔克的。”

她睁大了双眼。

“他们两个在马士登医院的时候曾经有过一腿。乔克就是那个跟她见面的已婚男士。”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

“今晚。”

她仍定睛看着我。她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我。

“为什么乔克没有告诉警方？”

“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不相信他。我不希望他留在咱家。”

“为什么？”

“因为他对我撒了谎，向警方隐瞒了细节，而且在凯瑟琳遇害的那晚，他跟她约了见面。”

“你肯定在开玩笑吧！你是在说乔克，你最好的朋友——”

“拿我的妻子当他的不在场证明。”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控诉她。

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细得像毛衣针。“什么不在场证明，乔？你是在暗示他杀了人，还是他搞了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说得真好。你从来都不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你说什么都含糊其词，用括号括起来，拿引号隔开，改成开放式的问题。”她连珠炮似的朝我开火，“你要真是一个聪明的心理医生，你就该检查一下自己的毛病。我真的不想再给你的自尊心当支架了。要不要我再跟你说一次？听好了，这是清单。你跟你的父亲一点都不像。你那根东西不大不小。你已经在过度陪伴查莉了。你犯不着那么嫉妒乔克。我妈真的喜欢你。我也不怪你把纸巾放在口袋里忘了拿出来，毁了我那件黑色羊绒衫。满意了吗？”

她把十年的潜在治疗点浓缩成了六个要点。我的上帝，这个女人真了不起。邻居家的狗开始吠叫，乍听之下模模糊糊的，像是有人在哼哼：“听听，听听！”

她转身朝屋内走去。我不想她离开，于是我开始说话——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她，包括我找到了凯瑟琳的简历，搜查了乔克的公寓。我尽力把话说得理智而清醒，但我担心她会觉得，我只是想抓住救命稻草。

她那美丽的脸庞上仿佛多了一块淤伤。

“你那晚和乔克见面了。你们去了哪儿？”

“他带我去贝斯沃特区吃了顿晚餐。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把诊断的真实结果告诉我，所以我想找他问清楚。”

“你是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他的？”

“那天下午。”

“那他是什么时候从这儿离开的？”

她悲伤地摇摇头。“我已经认不出你了。你在想什么！我可没有——”

我不想听。我脱口而出：“我知道孩子的事情了。”

她轻轻抖了一下。或许是因为寒冷。就在这一刻，我从她眼里看出，我们已经互相失去对方了。我们之间的共鸣越来越弱。她或许会想我，但她再也不需要我。她那么强大，完全可以只身一人面对生活。她熬过了失去父亲的痛苦；查莉十八个月大的时候患上了脑膜炎，医生曾从她的右乳提取活组织进行检查，这些她都熬过去了。她比我更坚强。

离开时，我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气，转身望向房子后部。朱莉安娜已经走了。厨房一片漆黑。我能想象出她上楼关灯的身影。

乔克也走了。即便他把真相告诉鲁伊斯，估计也没人会相信他。警方会觉得他在帮我掩饰行踪，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穿过富兰克林家的花园，溜进旁边的小径。接着，我朝西区走去，望着自己的身影在街灯下时隐时现。

一辆黑色的出租车经过我身旁，慢了下来。司机扫了我一眼。我拉开车门把手。

埃莉萨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她不喜欢记者把她描述成拯救街上卖身女孩的福音传教士。她也不把妓女视作“堕落的女人”，或者残酷社会的受害者。

每个人都有待被发掘的隐藏的天赋，但埃莉萨发现了自己的天赋，她在自己不为人知的深处找到了瑰宝。出狱六个月后，她跌进了人生最低谷，也正是那时，她迎来了重生。颇为出乎意料地，她在马士登医院给我留了言，只留了她的地址，别无其他。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的。她化了个淡妆，剪了短发，看起来像穿深色裙子和夹克的初级行政主管。她说她有个想法，想听听我的意见。听她说话，我感觉眼前拨云见日，看到的不是外面的天空，而是她的内心图景。

她想为街上的卖身女孩设立一个临时服务中心，为她们提供人身安全、健康、住宿以及戒毒方面的建议。她有一些积蓄，已经在国王十字街站附近租了一间旧房子。

临时服务中心仅仅只是开始。没过多久，她就成立了papt组织。让我惊讶的是，她总能找到不同的人寻求建议——法官、律师、记者、社工、餐厅老板。有时我很好奇，那些人有多少是她从前的顾客。但话说回来，我也帮了她……而这和性无关。

那座她戏称为“内里朝外”的房子正笼罩在黑暗中。都铎王朝时代的横梁上霜冻闪烁，我按下门铃按钮，门铃上的小灯闪了起来。此时肯定已过午夜，我听到蜂鸣器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埃莉萨不在家。

我只想休息几小时，睡个觉。我知道埃莉萨把备用钥匙放在哪儿。她不会介意的。我会把自己的衣服洗好，早上起来给她弄个早餐，然后告诉她，我决定拜托她帮我做不在场证明。

我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钥匙，把它插入锁孔，转了两下。门上还有一个锁，我换了个钥匙。门开了。邮件翻盖下掉出许多信件，铺满了地毯。看来，她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我的脚步声在抛光地板上回荡。房子的起居室里放着绣花枕头，铺着印度地毯，给人一种走进礼品店的感觉。电话答录机上的灯在闪烁。磁带已经满了。

我先看到了她的脚。她瘫坐在那把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鸳鸯椅上，脚踝被人用棕色纸胶带绑了起来，身体向后倾斜，头上套着一个黑色塑料垃圾袋，脖子上还被人用胶带缠了一圈，把塑料袋封死。她的手被压在身下，缚在背后。她的短裙褪到了大腿上，挤作一团，长筒袜上都是抽丝，被人扯烂了。

我的心怦怦狂跳，慌乱中，我又成了医生，撕开她头上的塑料袋，摸她脉搏，耳朵贴到她胸口。她嘴唇发紫，身子又冷又僵，头发贴在前额上。她的双眼未闭，好奇地注视着我。

胸口猛地传来一阵冰冷的剧痛，仿佛有人正拿钻孔机在我身上打洞。我再次目睹了在她身上发生的一切：拼尽全力反抗束缚，挣扎，最后死去。塑料袋里的氧气能支持她呼吸多久？最多十分钟。她有十分钟的时间反抗，十分钟的时间死去。她一边扭动身子，一边蹬脚，每一次呼吸，塑料袋都会塞住她的口鼻。地板上散落着cd盒，一张搁板桌底朝天倒在地上，桌下一地碎玻璃。她那条细金链的扣子都断了。

可怜的埃莉萨。此刻，我仍能回想起那天在酒店分别时，她的嘴唇在我脸颊上留下的柔软的触感。她还穿着那件深蓝色的贴身背心，以及那条和背心相衬的迷你裙。她肯定是在周四和我道别后不久遇害的。

我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寻找有没有凶手强行闯入的痕迹。前门是从外面锁上的。凶手肯定拿了她那副钥匙。

厨房的长凳上放着一个杯子，杯子里放着满满一勺咖啡粒，咖啡粒在杯底凝结成块，好似一颗黑色太妃糖。水壶倒在一边，一把餐椅翻了。厨房抽屉没有关，抽屉里放着折叠整齐的茶巾、一个小工具箱、灯用保险丝，还有一卷黑色垃圾袋。厨房盛杂物的容器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未用过的袋子。

门边挂着埃莉萨的大衣，她的车钥匙在桌上，紧挨着她的钱包、两封未拆的信和她的手机。手机已经没电了。她的围巾在哪儿？我原路返回，发现围巾在椅子后的地板上。围巾中间打了一个紧紧的单结，像一个绞索。

埃莉萨为人非常谨慎，决不会随便给陌生人开门。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她认识凶手，要么他在屋子里埋伏她。埋伏在哪里？怎么埋伏？露台的玻璃门是由强化玻璃制成的，门后通向一个小小的砖砌庭院。还有一个会触发安全灯的传感器。

楼下的办公室里塞满了东西，但很整洁。一眼看去，凶手似乎没有拿走什么，dvd和埃莉萨的便携式电脑仍在原处。

我又检查了一遍楼上第二间卧室里的窗户。埃莉萨的衣服稳稳当当地挂在衣架上。她那个镶嵌着珍珠母的珠宝盒仍放在梳妆台最下面的抽屉里。若是有人想找，很快就能找到。

浴室里，马桶垫被放下。晾衣竿上挂着浴垫，下方铺了一条蓝色大毛巾。下议院送的纪念品杯里放着一管新牙膏。我踩住脚踏式垃圾桶的踏板，垃圾盖翻开，里面空无一物。

我正准备离开，忽然注意到，水槽下面的白色瓷砖上有一层黑色粉末。我用手指摸了摸粉末表面，摸下来一些细小的灰色残渣，闻起来有玫瑰和薰衣草的味道。

以前，埃莉萨会把一只上过漆的陶罐摆在窗台上，用来放百花香，现在却不在了。或许她不小心把陶罐打碎了。如果是的话，那她肯定会把陶罐碎片扫进簸箕，倒进垃圾桶。接着，她会把垃圾桶里的垃圾倒到楼下，但厨房盛杂物的容器里什么都没有。

我仔细端详窗户，窗口边缘的补漆早已脱落，上面残留着几片裸露的木料。窗户本来是用油漆封上的，后来被撬开过。我把手指钩进窗户底座，咬紧牙关，用力一撬，膨胀的木头和窗框摩擦，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我成功打开了窗户。

我望向窗外，污水管顺着十英尺之下的外墙和洗衣房的屋顶铺设。紫藤爬满了庭院右侧的砖墙，很容易就能爬上去。倘若有人想爬进窗子，他能踩着污水管爬上来。

我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想象当时的场景，某人站在污水管上，对窗户虎视眈眈。他不是来偷东西的，也不是来搞破坏的。从窗口钻进去的时候，他撞翻了百花香陶罐，只得把现场打扫干净，因为他不想让场面看起来像非法闯入。接着，他静心等待。

楼梯下面的壁橱装有一个滑动门闩，专门用来放拖把和扫帚——壁橱是一个足够大的藏身之所，能容纳一个人蹲在里面，透过铰链的缝隙向外窥视。

埃莉萨回到家。她从地板上拿起信件，走到厨房。她把大衣挂在门边，然后把东西扔到桌子上。接着，她把水壶装满，把几勺咖啡舀进马克杯里。那个马克杯。他从她身后袭击了她——用围巾勒住她的脖子，并确保围巾上的结压住了她的气管。等她失去意识，他把她拖到起居室，在地毯的纹路上留下了浅痕。

他拿胶带绑住她的手脚，小心翼翼地剪下胶带，并把落在地上的胶带碎片清理掉。接着，他把塑料垃圾袋套到她头上。在某个时刻，她恢复了意识，睁眼却只看到了黑暗。那时，她已经离死亡不远了。

一阵攻心的怒火逼得我睁开眼睛。我看到浴室镜子里的自己——一张绝望的脸，布满疑惑与恐惧。我跪了下来，对着马桶呕吐，下巴狠狠地撞在了马桶垫上。接着，我踉踉跄跄地走出门，进了主卧。窗帘被拉上了，床单被褥又皱又乱。我的目光被废纸篓吸引，里面有六张皱皱巴巴的白色纸巾。一些记忆浮上脑海。

我在纸篓里翻找起来，把纸巾拿走。我望向房间的各个角落。我碰过那盏台灯吗？我碰过牙刷和门吗？我碰过窗台吗？栏杆呢……？

一切都变得不可理喻起来。我不可能给整个犯罪现场消毒。房子里上上下下都有我的痕迹。她摸过我的头发。我睡过她的床。我往酒杯里倒过红酒，用马克杯喝过咖啡。我碰过电灯开关，碰过cd盒，我的天，我们甚至还在她沙发上做过。

电话响了。我的心几乎跳出了胸膛。我不敢接。绝对不能让人知道我在这儿。我静静等待，听着铃声响个不停，甚至有些希望埃莉萨会突然动一动身子，然后说：“能麻烦去接一下电话吗？可能挺重要的。”

铃声停了。我呼出一口气。我该怎么办？报警？不行！我必须离开这里。但同时，我也不能把她扔在这里不管。我必须告诉某人。

我的手机响了。我笨手笨脚地从夹克口袋里摸出手机，两手并用才把手机拿稳。我不认得这个号码。

“是约瑟夫·奥洛克林教授吗？”

“是谁？”

“这里是伦敦警察厅。有人向我们报警，称有歹徒闯入了拉德布鲁克格罗夫的一处住所。报警人留下这个手机号码作为联系电话。请问是您吗？”

我喉咙一紧，连一个元音都发不出来。我嘟囔了些什么我根本不在那附近之类的话。不行，不行，这么说还不够！

“抱歉，我听不清你说话。”我口齿不清地说，“你之后再打过来吧。”我挂掉电话，惊恐地盯着空白的屏幕。我的脑袋里有某个声音在吼叫，声音大得我根本听不清自己在想什么。这吼叫声一直埋伏在我脑内，声音慢慢变大，而此刻，它已成了隆隆轰鸣，仿佛一列货运列车开进隧道。

我必须离开这里。跑！我一步两级阶梯，朝楼梯底跑去，结果摔了一跤。跑！我抄起埃莉萨的车钥匙，什么都不想，只想要新鲜的空气，某个遥远的彼方，还有上天的恩赐，能让我安然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