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身。”
“他会不会以你讨厌的方式碰你？”
博比皱着眉说：“不会。”
“他碰过你的隐私部位吗？”
“没有。”
“帮你洗澡的时候也没有吗？”
“可能有吧。”他又咕哝了一句，但我没听清。
“那妈妈呢？她碰过你的隐私部位吗？”
他摇了摇头，说要回家。他把画纸揉皱，不再回答任何问题。他没有表现出烦躁的情绪，也没有表现出害怕。这种“疏离”的现象在遭受性虐待的孩子身上很普遍，他们试图将自己变得渺小，因为不想被别人当作目标。
询问结束了，这次询问显然无法给出任何定论，单凭博比的身体语言和言谈举止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我回过头来翻看文件，大概拼凑出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梅尔建议把博比登记在《儿童保护登记手册》上——一份记录在该地区被认为处于危险情况的儿童的清单。她申请执行了临时护理令——在深夜两点，把地方法官叫起来干活。
警方逮捕了伦尼·摩根。他们搜查了房子、公交站场的储物柜和邻居的车库，他把车库租来当车间。他全程都没有认罪。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慈爱的父亲，从没犯过事，也没惹过警察。他断言自己不知道博比的伤痕，但承认在博比拆坏了一个完好的闹钟时，“揍过他一顿”。
我对这些一无所知。进行了那次询问后，我没有再跟进这件事。这是厄斯金负责的案子。
八月十五日周五举行了一次儿童保护个案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卢卡斯·达顿，与会人员有当值的社工、心理学顾问鲁珀特·厄斯金、博比的全科医生、圣玛丽小学副校长和侦缉警长海伦娜·勃朗特。
会议记录表明，卢卡斯·达顿执行了诉讼程序。我记得他。在我第一次参加案例研讨会时，我提出了跟他不同的建议，他便怒气冲冲地对我进行言语攻击。几乎不会有人质疑负责人的话——特别是初级心理医生，他们没多少经验，只有一张文凭，轻而易举便能被打倒。
虽然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伦尼·摩根，但还是会继续进行刑事侦查。基于实物证据和布里奇特·摩根的证词，大会决定，除非博比的父亲同意自愿离家，否则应该让博比暂时离开家，住在寄养中心。他们会安排父子每日见面，但不会让他们单独相处。
博比在寄养中心住了五天，伦尼才同意离开家，不和博比一起住，在警方完成对指控的全面调查前都不会回去。
第二个案件档案的开头是目录。我扫了一眼大致内容，接着读下去。整整三个月，社工和心理学家紧紧地盯着摩根一家，想了解家庭的内部情况。他们监控并评估博比的行为，特别是他和父亲见面的时候。同时，厄斯金单独询问了布里奇特、伦尼和博比，并详细记录了内容。他还找到了博比的外祖母保利娜·埃亨，以及布里奇特的妹妹。
她们似乎都证实了布里奇特对伦尼的怀疑。特别是保利娜·埃亨，她声称自己见过伦尼的不当行为，父子俩睡前在摔跤，她看到他把手伸进了博比的睡衣里。
当我把她的陈词和布里奇特的进行对比时，我发现，她们用了很多相同的描述方式和短语。倘若这是我的案子，我马上就会有所怀疑。毕竟，血浓于水——特别是在涉及儿童监护权的案件里。
伦尼·摩根的第一任妻子死于车祸。他在第一段婚姻里生的儿子名叫达菲德·摩根，十八岁时在社区服务中心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家出走。
有人尝试过找他，儿童护理工作者找到了他的老师和游泳教练，但他们都没发现他有异常行为。达菲德十五岁便辍学了，在一家建筑公司当学徒，后来他离开了公司。他们只知道他曾经在澳大利亚南部的背包客青年旅舍住过，后来的行踪就不得而知了。
档案上记载了厄斯金的结论，但没有他的诊疗记录。他认为博比“焦虑、烦躁、性格懦弱”，并且还“表现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
“当被问到有没有遭受性虐待时，博比会变得越发防备，并且更加焦虑不安，”厄斯金写道，“当有人暗示他的家庭不够美满时，他就会对那人怀有戒心，仿佛在极力隐瞒什么。”
至于布里奇特·摩根，他写道：“儿子是她的心头肉，她不想我们继续询问博比，因为博比会因此感到焦躁。据她所说，博比最近经常尿床，而且难以入睡。”
她的担心也不是无稽之谈，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博比已经接受了十几次询问，他一次又一次地面对治疗专家、心理学家和社工的问话。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问着同样的问题，或者变个法子再问一次。
在他自由游戏的时间里，医生看到他脱掉了娃娃的衣服，并说出了每个身体部位的名字。这些活动都没有被记录下来，但一位治疗专家报告称，他把一个娃娃压在另一个上面，嘴里还在咕哝着什么。
厄斯金在档案中收录了博比的两幅画，我把它们拿到一臂之遥的距离观察。就抽象画而言，着实不错，混合了毕加索和动画片《摩登原始人》的风格。他把人画得像机器人，面部扭曲，大人画得极其庞大，小孩则画得很渺小。
厄斯金得出结论：
在我看来，有大量的有力证据表明，摩根先生可能和其子发生过性接触。
首先是布里奇特·摩根及其外祖母保利娜·埃亨提供的证据。这两位女性均没有理由在其证词上加以偏袒或修饰。她们均目睹过摩根先生在其子面前赤身裸体，并除下其子内裤。
其次是理查德·莱格德医生提供的证据，医生发现，“孩子的臀部上有两至三条被皮带抽打后留下的约六英寸长的伤痕”，而孩子肛门附近的疤痕组织则是更加令人不安的证据。
此外，博比的行为方式的改变亦是证据之一。他对性表现出了病态的兴趣，且相关的应用知识远超正常的八岁儿童。
基于以上事实，我认为，博比遭受过性虐待的可能性非常大，施虐者极有可能是其父亲。
十一月中旬肯定还开了另一场研讨会，但我找不到会议记录。警方调查中止了，但文件并没有被封存。
第三份文件全是法律文书，其中一些还用带子捆了起来。社会服务部门确信博比处境危险，于是申请发布永久护理令。后面的事就交由律师来处理了。
“在嘀咕什么呢？”梅尔逛完街回来，把两杯咖啡稳稳地放在一本账簿上，“抱歉，我只有这种提神饮料了。你还记得以前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偷带了几箱葡萄酒来这儿吗？”
“我记得博伊德喝醉了，去给门厅里的塑料植物浇水。”
我们一同大笑。
“找回什么往事了吗？”她指了指那些文件。
“找到了悲伤的往事。”我的左手在颤抖。我用膝盖夹住它。“你觉得，伦尼·摩根是个怎样的人？”
她坐下来，踢掉鞋子。“我觉得他是头猪，言语污秽，举止粗暴。”
“他是做什么的？”
“他在法庭外跟我对峙。我去门厅打电话。他质问我为什么打电话，好像关他什么事似的。我想绕开他，他居然把我按到墙上，捏住我的喉咙。他的眼神……”她不寒而栗。
“你没有指控他？”
“没有。”
“他很生气？”
“是。”
“那他妻子是个怎样的人？”
“布里奇特啊，衣着奢华，轻佻放荡，喜欢攀龙附凤。”
“但你喜欢她？”
“是。”
“护理令后来执行了吗？”
“一位地方执法官支持护理令，但有两位认为证据不足，指控无效。”
“所以你想让法院监护博比？”
“当然了，我可不会让那位父亲接近博比。我们直接告到了郡法院，那天下午举行了一场听证会，相关文件应该都在这里面。”她指了指文件。
“出庭作证的是谁？”
“我。”
“厄斯金呢？”
“我引用了他的报告。”
听到我不停地问问题，梅尔稍有不快。“换作其他任何一个社会工作者，都会做跟我一样的事情。跟地方执法官说不清道理，就去找法官。十次有九次，法院都会提供监护。”
“但现在不行了。”
“确实啊，”她语气失落，“规则都变了。”
法院开始监护博比后，所有关乎他人身健康的重大决策都会由法院来拍板，他的家人无权参与。未经法院允许，他不能转学，不能申请护照，不能参军，也不能结婚。同时，法院还会确保博比的父亲永远不能回到他的身边。
我一页页翻看文件，翻到了裁决书。全文大概八页，但我快速浏览了一遍，寻找判决结果。
这对夫妻均真心实意地关心自己孩子的健康。过去，他们曾以自己的方式，尽全力履行为人父母的责任，这一点无可指摘。不幸的是，在我看来，这位父亲因遭到悬而未决的指控，其履行父亲的职责，以合理且恰当的方式照顾孩子的能力受到了质疑。
我考虑了对抗性证据，即这位丈夫对指控的否认。同时我也认识到，孩子希望能和父母一起继续生活。显然，在此案中，既要设法顾及博比的愿望，也必须综合考虑其他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的因素。
儿童福利指导方针及测试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博比的利益在本案中是最为重要的。倘若法院给予父母双方其中一方以监护权或探视权，都会将儿童置于不可接受的性虐待风险中，则法院不能给予监护权或探视权。
我衷心希望，到了一定时候，当博比拥有一定的自我保护能力和理解能力，且行为成熟后，他能与父亲再次共度时光。令人惋惜的是，那个时候或许是非常遥远的将来，而在那之前，博比不宜再与父亲有任何接触。
裁决书上盖有法院印章，签署人是贾斯蒂斯·亚历山大·麦克布赖德先生，他是凯瑟琳的祖父。
梅尔在桌子另一端望着我。“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
“不完全是。你和贾斯蒂斯·亚历山大·麦克布赖德有过什么来往吗？”
“他是个好人。”
“我想，你应该听说了他外孙女的事。”
“太惨了。”
她缓缓转了转椅子，把脚伸长，鞋子抵在墙上。她定睛看着我。
“不知道凯瑟琳·麦克布赖德的文件在不在这儿？”我故作随意地问。
“你问得真巧。”
“怎么说？”
“今天还有另一个人想看凯瑟琳的文件。一天之内，我收到了两个有意思的请求。”
“是谁想看她的文件？”
“一位凶杀案调查队的警探。他想知道，你的名字有没有出现在文件里。”
她那犀利的眼神直直地盯着我。我没有对她如实相告，她有点生气。社会工作者很少向他人吐露自己的秘密。他们慢慢学会不再信任他人……特别是在跟受虐儿童、被家暴的妻子、瘾君子、酒鬼、争夺监护权的父母这类人打交道的时候。一切事情均不能只看表面。永远不要相信记者、辩方律师，还有慌了手脚的父母。永远不要拒绝询问，不要向孩子做出什么保证。永远不要倚赖寄养家庭的监护人、地方执法官、政客或高级公务员。梅尔曾经信任过我，但我辜负了她的信任。
“那位警探说，你是调查关注的目标。他还说，凯瑟琳曾指控你对她实施性侵。他还问，你有没有遭到过别的指控。”
这是梅尔的领域。她并不反感男人，只是反感男人做的事情。
“我性侵她一事是她编造出来的。我没有碰过凯瑟琳。”
我无法掩饰声音中的愤怒。泰然容忍是那些犯了错却佯装不知道的人才会做的事情。我已经受够了别人拿一些我没做过的事情指责我。
在走回阿尔比恩旅馆的路上，我试图把线索拼凑在一起。血液在我缝了针的耳朵中涌动，但这也好，能让我专注思考。这感觉就像把一台电视的音量调到最大，就能保持全神贯注。
博比失去父亲时，年纪应该跟查莉相仿。这样的惨剧能让一个孩子悲痛欲绝，但一个孩子思维的形成，绝不可能只靠一个人。影响他的，肯定还有他的祖父母、叔叔舅舅、阿姨婶婶、兄弟姐妹、老师、朋友，还有许许多多的闲杂人。如果我能把所有这些影响过他的人召集在一起，逐个询问，或许我就能找出他到底遭遇了什么事。
我遗漏了什么？这个孩子由法院负责监护。他的父亲自杀了。这确实是个悲伤的故事，但并不是特例。孩子现在已经不会再由法院来监护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法律做了更改。以前的老系统对虐待案太过来者不拒。控方无须掌握细微的关键证据，而且那时也没有制衡制度。
博比身上表现出了所有遭受性虐待的特征。遭受虐待的儿童往往会找到保护自我的方法。有些会患上创伤性失忆症；其他则把遭受的痛苦深埋在潜意识里，或拒绝回想发生过的事情。可同时，一些社会工作者只会“核实”虐待指控，而不会质疑指控，因为他们相信发起指控的人不会撒谎，撒谎的只有施虐的人。
博比越是否认发生过什么事情，人们就越相信肯定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一确凿般的假定贯穿了整场调查。
但万一我们错了呢？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将一个两岁女孩的实际案例做成一份概要，将其呈交给一个专家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八位临床心理学家，二十三位研究生，五十位社会工作者，以及几位精神病学家。研究人员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孩子并没有遭受性虐待。
孩子的母亲向法院提起虐待指控，因为她发现女儿的腿上有一块淤伤，而且女儿的尿布上有一根阴毛（她觉得像是女孩父亲的阴毛）。女孩进行了四次医学检查，均未发现有性侵的痕迹。两次测谎以及一次警方和儿童保护服务部门的联合调查证明了这位父亲的清白。
尽管如此，仍有四分之三的专家建议，要密切监视这位父亲和女儿的接触，甚至想直接禁止父亲和女儿接触。其中有几位甚至断定，那女孩被性侵了肛门。
在儿童受虐案中，根本没有什么无罪推定的说法。被告一律疑罪从有。污点看不见，却又不可磨灭。
我很清楚针对这类论点的反驳理由。例如，诬告是十分罕见的。我们判断错误的案件数量远多于判断正确的。
厄斯金是一位优秀的心理医生，也是一个好人。自从他妻子得了多发性硬化症，他便一直照顾她，直到她去世；在她死后，他还以她的名义，给研究基金会筹集到了很多资金。梅尔富有激情，有社会良知，相比之下，我常感惭愧。同时，她也从不假装自己中立。她坚信自己坚信的事情。直觉是很重要的。
我不知道这一切会带给我什么。我又累又饿。我还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博比认识凯瑟琳·麦克布赖德，更别说谋杀她了。
我离旅馆房间还有十几步的距离，就在这时，我留意到了不对劲的地方。房门敞开着，地毯上有一块酒红色的污渍，正朝楼梯方向蔓延。一棵盆栽棕榈树横倒在门口。门把手肯定是在花盆倒下时被撞断的，花盆也因此碎成了两半。
一辆清洁工的手推车停在楼梯间，车上放着两个桶、几个拖把、擦洗刷和一堆湿抹布。清洁女工正站在我房间的中央。床被上下翻转，抽屉的碎块被扔得到处都是。水槽被人从墙壁上拆了下来，躺在断裂的水管和一股细流之间。
我的衣服散落在湿透的地毯上，上面还散落着被撕毁的笔记本和被扯烂的文件夹。我的运动包被塞进了马桶里，上面还沾着一块大便。
“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实属人生最大的乐事，对不对？”我说。
清洁女工难以置信地望着我。
破坏者用薄荷牙膏在镜子上留了一条相当富有当地气息的信息：“不回家，就被打。”简单，扼要，明确。
旅馆经理想报警，我不得不拿出钱包，打消了他的想法。一地狼藉，我翻了翻，已经没什么值得抢救的了。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捆沾满墨水的湿乎乎的纸。唯一还能辨认的是凯瑟琳简历的最后一页。我曾在办公室里读过她简历的附信，但后面的内容没看。我扫了一下这一页，看到她列了一份推荐人名单，上面的名字都是三个字的。只有一个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埃姆林·r.欧文斯医生。她留了乔克在哈利街上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1]梅琳达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