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服务部门有遭受性虐待儿童的档案。我以前可以查到这些资料，但现在我不在体制内。隐私法越发严格了。
我得找人帮忙，这个人我已经十多年没见了。她叫梅琳达·科斯莫，我担心自己可能都认不出她来。我们约好在地方法院对面的咖啡厅见。
我第一次来到利物浦的时候，梅尔sup[1]/sup还是个义务社工。现在，她已经是这一带的负责人了（旁人称其为“孩子保护专家”）。很少有人能在社区服务岗位干这么久，因为他们要么做到精疲力竭，要么被烦得勃然大怒。
梅尔的衣着打扮是典型的朋克风格，头发高高竖起，满衣柜都是皮夹克和破破烂烂的工装裤。不管她同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她都经常和别人唱反调，因为她喜欢看别人捍卫自己相信的东西。
她在康沃尔郡长大，父亲是当地的渔民，总是用自以为是的口吻教育她，“男人的活”和“女人的活”有什么不同。不出所料，她成了一名偏激的女权主义者，还写了一篇题为《当女人穿裤子的时候》的博士论文。如果她父亲知道这件事，准要从坟墓里跳出来。
梅尔的丈夫博伊德是个来自兰开夏郡的小伙子，经常穿卡其裤和高领毛衣，抽手工卷的雪茄。他高高瘦瘦，十九岁头发就白了，但留了一头长发，扎成一个马尾辫。我只看过一次他披头散发的样子——那是我们打完羽毛球洗澡的时候。
他们很热情好客。我们周末的晚餐派对多数在博伊德家破败失修的阳台上举办，他家有座“风铃”花园，还有一口老旧的鱼池，里面种着大麻类植物。那时，虽然我们工作劳累，不受赏识，却还是很乐观。朱莉安娜弹吉他，梅尔则在一旁唱歌，她的歌声像琼尼·米歇尔。我们会举行素食大餐，一杯接一杯喝酒，再吸点大麻，一起痛批世界的不公，直到周一才能从宿醉中缓过来，胃胀气会一直持续到周三。
梅尔在窗外对着我扮了个鬼脸。她把直发别在脸后，穿着黑色牛仔裤和裁剪合身的米色夹克。她夹克的翻领上方系了条白色丝带，我不记得这是哪个慈善机构的标志了。
“这就是管理人员的打扮吗？”
“不，这是中年女性的打扮。”她笑着说，高兴地坐下，“这双鞋难穿死了。”她说着，把它们蹬到地下，揉着自己的脚踝。
“去购物了？”
“我去了一趟少年法庭，执行紧急护理令。”
“结果还不错吧？”
“没让事情变得更糟就是了。”
我去买咖啡，她负责看着我们的东西。我知道她在观察我——想看看我有没有什么改变。她可能在想，我们还有相似之处吗？为什么我突然约她？护理行业的人都格外多疑。
“你的耳朵怎么了？”
“被狗咬了。”
“不要和动物一起工作。”
“我总听别人这么说。”
她注视着我在吃力搅拌咖啡的左手。“你和朱莉安娜还在一起吧？”
“嗯。我们有了孩子，叫查莉。她八岁了。朱莉安娜可能还会怀二胎。”
“她怀不怀二胎，你不确定？”她大笑。
我跟着她一起笑了起来，但随之感到一阵愧疚。
我问起了博伊德。我把他想象成一个老年嬉皮士，和以前一样，穿着亚麻衬衫和旁遮普人的短裤。梅尔转过脸去，但我还是注意到了她眼神里飘过的痛苦神色。
“博伊德去世了。”
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继续让沉默蔓延，好让这消息不那么突兀。
“什么时候的事？”
“一年多以前了。一辆带前保险杠的大货车冲过停车栏，把他撞死了。”
我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她悲伤地笑笑，舔了口勺子里的奶沫。
“人们说，丧偶第一年是最艰难的。我跟你说，感觉就像在暴动中被五十个拿着警棍和防暴护盾的警察抛弃一样。我直到现在也没能接受他去世的事实。我甚至怨过他一阵子。我觉得是他抛下我，自己走了。我故意卖了他的唱片藏品，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傻。结果我又花两倍的价格买回来了。”她嘲笑自己，搅了搅咖啡。
“怎么不和我们说，我们都不知道这回事。”
“博伊德弄丢了你的地址。当时他着急得不行。我其实本来可以找到你的。”她抱歉地对我笑笑，“只是那段时间我谁都不想见。见到你们，只会让我追忆那段美好的旧时光。”
“他葬在哪里？”
“他在家，住在我档案柜的一个小小银罐子里。”她的措辞让人感觉他仿佛还在花园里百无聊赖地散步。“我不想把他埋到地下，太冷了。下雪了怎么办？他不喜欢寒冷的天气。”她悲凄地看着我，“我知道这么做很傻。”
“我不觉得。”
“我想过存钱，把他的骨灰带到尼泊尔。我可以在山顶撒下它们。”
“他恐高。”
“是啊。或许我应该把他的骨灰撒在默西河。”
“你能那么做吗？”
“反正没人能阻止我。”她伤感地笑笑，“所以，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利物浦？你一直不喜欢这里，恨不得赶紧走。”
“真希望你们俩能跟我一起回去。”
“南下？算了吧！你知道博伊德是怎么看伦敦的。他说，住在伦敦的人都在追逐一些别处没有的东西，但那些东西之所以在别处找不到，是因为他们没有费心去观察。”
我能想象出博伊德说这番话时的语气。
“我需要查看一份儿童保护文件。”
“红边文件！”
“对。”
我已经好几年没听过这个词了。这是利物浦的社工给儿童保护移交文件起的绰号，因为初始表格的边缘是深红色的。
“哪个孩子？”
“博比·摩根。”
梅尔立刻想起了这个名字。我能从她眼里读出来。“我那时在深夜两点打电话吵醒了一位地方执法官，叫他签一份临时护理令。他的父亲自杀了。你肯定记得吧？”
“不记得。”
她皱起眉头。“那孩子或许是厄斯金负责的。”鲁珀特·厄斯金是部门里的高级心理医生。我曾经是团队里的初级成员，每次逮着机会，他就会提醒我这点。梅尔曾是博比那个案子里的义务社工。
“是一位学校老师提交的。”她解释道，“孩子的母亲一开始什么都不肯说。等她看到医疗证据的时候，她崩溃了，和我们说，她怀疑是她丈夫干的。”
“你能帮我拿份文件吗？”
我看得出，她想问我原因。但同时，她又意识到，或许什么都不知道更安全。已经被封存的儿童照管文件会被存放在利物浦社会服务部门的总部哈顿花园。文件会保存八十年，只有职位够高的职员、经授权的机构或法庭官员才有权查看。每一次查看文件都会被记录在案。
梅尔盯着茶勺里自己的倒影。她要做决定了。帮我，还是拒绝？她扫了一眼手表。“我要打几个电话。一点半的时候来我办公室找我。”
分别时，她吻了吻我的脸颊。为了消磨等待的时间，我又点了一杯咖啡。无所事事的时候最难熬了，因为我有太多时间思考。一思考，无厘头的想法便像罐子里的乒乓球一般在我脑子里蹦来蹦去。朱莉安娜怀孕了。我们得在楼梯底部搭一个儿童门。这个夏天，查莉想去野营。博比和凯瑟琳之间有什么联系？
又一辆货车驶过——但这辆不是白色的。司机往咖啡厅前的人行道上扔了一摞报纸。头版头条上写着：“悬赏捉拿麦克布赖德谋杀案凶手。”
梅尔的办公桌很整洁，只有两摞杂乱堆叠的文书放在桌子的两边。她的电脑上装饰了些贴纸、新闻提要和卡通漫画。其中一幅画是一个抢劫犯拿枪指着被劫持者，威胁道：“要钱还是要命！”被抢劫的人只好答：“我既没钱也没命，因为我是个社工。”
我们来到三楼的社会服务部门。大多数办公室周末都没人。从梅尔的办公室向外看，可以看到还未完工的预制仓库。她帮我拿了三份文件，每份上都印着一个红色公章。在她购物回来之前，我有一小时的时间翻看文件。
我知道这种文件大概有什么内容。补全情报的首要规则是保留所有记录。社会服务就是这样。他们去干预别人的生活时，会仔细地记下每一个决定。他们会进行询问，评估家庭情况，写份精神分析报告和医学记录。他们会保留所有案例研讨会和战略会议的会议记录，以及警方声明和法院裁决的副本。
如果博比在儿童之家或者精神病院待过，肯定会被记录在案，然后我就能找到那家机构的名字、入住日期和地点。如果我运气好，拿这些文件和凯瑟琳·麦克布赖德的档案进行交叉核对的时候，说不定就能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
档案的第一页是圣玛丽小学的来电记录。我认出了梅尔的笔迹。博比最近“表现出了一些反常行为”，不仅尿裤子，把裤子弄脏，还“出现了不正常的性行为”。他拉下自己的内裤，和一个七岁的女孩模仿性交的姿势。
梅尔用传真将这些信息发给了地区负责人。她还给地区办事处的职员打了个电话，调用索引文件，查看博比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是否有不当行为记录在案，结果什么都没找到，于是，她建立了一个新文档。她最担心的是博比身上的伤。梅尔咨询了儿童事务处助理主任卢卡斯·达顿，主任决定对此事展开调查。
因为文件的边缘是红色的，我很快便找到了“红边文件”。文件上记录了博比的名字、出生日期、住所地址、他父母的资料、他的学校、他的全科医生，以及已知的疾病。上面连圣玛丽小学女副校长的资料都列得很详细，因为她是最初的报案人。
梅尔决定让博比做个全面体检。理查德·莱格德医生发现，博比“臀部上有两三处长达六英寸的伤痕”。他认为这是“由坚硬物体，如镶钉皮带，连续抽打两三下后”造成的。
接受检查时，博比情绪低落，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莱格德医生还注意到，博比肛门附近有旧疤痕。他在报告中写道：“无法判断这些伤痕是意外还是有物体插入。”在下一份报告中，他的措辞更加明确，称这些伤痕“符合遭受过虐待的特征”。
他们询问了布里奇特·摩根。一开始，她抱有敌意，骂社工多管闲事。当她得知博比的伤痕和反常举动后，她开始认真回答。最后，她给丈夫找了一堆借口。
“他是个好人，只是控制不了自己，生起气来就会失控。”
“他打过你吗？”
“打过。”
“那他打过博比吗？”
“打得更重。”
“他用什么打博比？”
“狗项圈……如果他知道我在这儿，他会杀了我的……你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当被问到父亲是否和孩子有不当性行为时，布里奇特断然否认。随着询问的深入，她反抗的情绪越来越激烈，泪眼汪汪，吵着要见博比。
关于性虐待的指控都必须上报警方。布里奇特·摩根得知后，越发焦躁不安。她痛苦地承认，自己确实担心过丈夫和博比的关系。但她不想说，也不能细说。
博比和母亲被带去马什巷警察局接受正式询问。警察局开了个战略会议，与会人员有梅尔·科斯莫、她的直属上司卢卡斯·达顿、侦缉警长海伦娜·勃朗特和布里奇特·摩根。摩根夫人和博比单独待了几分钟后，决定接受警方调查。
我翻看了一下警方声明，想找到她陈词的重点。她说两年前看见过博比没穿内裤，坐在她丈夫的大腿上。她丈夫只在腰间围了一条毛巾，似乎在抓着博比的手，伸向自己的两腿间。
前些年，她经常看到博比脱衣服准备洗澡时，没有穿内裤。问起为什么不穿，博比说：“爸爸不喜欢我穿内裤。”
布里奇特还声称，丈夫只会在博比还没睡的时候洗澡，而且不关浴室门。他还经常找博比一起洗，但博比会找借口不去。
尽管她的陈词中没有明确证据，但把这些陈词交给一位称职的检察官，已经足够给伦尼定罪了。我以为下一份就是博比的声明，结果没有。我翻了几页都找不到，博比没有做过正式陈词，这或许就是伦尼·摩根没被起诉的原因。不过，我找到了一盒录像带和一份手写笔记。
孩子的证据很关键。除非他或她承认被性骚扰，否则定罪的可能性很低。这种情况下，只能等施虐者亲口认罪，或者依赖无可置疑的医学证据。
梅尔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录像机和一台电视。我把磁带放进卡槽。磁带上的标签写着博比的全名、录像日期和询问的地点。录像带开始播放，左下角显示了时间。
由于时间限制，儿童保护评估和一般的病人会诊十分不同。需要花费好几周和儿童建立起信任关系，然后他们才会慢慢向你透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但评估必须快速完成，因此询问者会提出更加直接的问题。
儿童询问室的地板上放着玩偶，墙壁的颜色明亮多彩。桌子上放了画纸和蜡笔。一个小男孩紧张地坐在塑料椅上，盯着空白的画纸。他穿着校服、宽大的短裤和破烂的鞋子。他扫了眼摄像头，我清晰地看到了他的脸。十四年来，他变化很大，但是我还是能认出他。他无精打采，一副向命运屈服的样子。
不仅如此，我想起了更多东西。记忆深处的细节像投降的士兵，乖乖地回到了我的脑海中。我想起来了，我以前见过这个男孩。鲁珀特·厄斯金找我复审过一个案件。那个小男孩不肯回答他的任何问题。他只好采取别的办法。或许，换个人来问能奏效。
录像带继续播放。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你喜欢听别人叫你‘罗伯特’、‘罗伯’还是‘博比’？”
“博比。”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对吧，博比？”
他没有回答。
“我得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
“我想回家。”
“暂时还不行。告诉我，博比，你明白真话和谎话的区别，对不对？”
他点头。
“如果我说我长了个胡萝卜，没长鼻子，这算真话还是谎话？”
“谎话。”
“没错。”
录像带继续播放。我泛泛地问了几个关于学校和家庭的问题。博比讲起他最喜爱的电视节目和玩具。他放松下来，边讲边在纸上乱画。
我问他，如果有魔法能帮他实现三个愿望，他会许什么愿望？他随口说了两个，又变了主意，最终确定的三个愿望是：（1）拥有一座巧克力工厂；（2）去野营；（3）造一个让所有人都快乐的机器。我又问他，他最想成为谁？他说，他想成为刺猬索尼克，因为“它跑得超快，可以救下朋友”。
从这个录像中，我看到了成年博比身上的某些言谈方式和身体语言。他很少微笑或者大笑，只会短暂地和你进行眼神接触。
我问起他父亲。一开始，博比回答得比较积极坦率。他想回家见爸爸。“我们现在一起发明东西，防止购物袋里的东西撒在后备厢里。”
博比画了一幅自画像，我让他说出身体各个部位的名字。说到“隐私部位”的时候，他支支吾吾。
“你喜欢和爸爸一起洗澡吗？”
“喜欢。”
“为什么喜欢呢？”
“他会挠我痒痒。”
“挠你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