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床上，臀部和肩膀下的床垫硬得像混凝土。我刚躺下，血液便开始在我的耳朵里有节奏地涌动，思绪紧张地飞转。我想让身体进入平静的空虚状态，但我做不到，我的脑子里充斥着那些危险的、被想象力放大了数百倍的想法。

此刻，鲁伊斯应该已经完成了对朱莉安娜的讯问。他会问她，我十一月十三日去了哪里。她会告诉他，我和乔克出去过夜了。她不知道，这是我撒的谎。我怎么跟她说，她就会怎么跟鲁伊斯说。

接下来，鲁伊斯会去询问乔克，后者会告诉警方，那天下午五点，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他约我出去喝酒，但我拒绝了。我说我要回家。我们几个人的话根本对不上号。

朱莉安娜在收费休息间坐了一整晚，一直想见我。鲁伊斯告诉她，她能见我五分钟，但我不敢面对她。我知道，避而不见的做法很不像话。我知道，此刻的她必定十分恐惧，不解，愤怒，并且心急如焚。她只是想要一个解释。她想听我对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比起面对鲁伊斯，我其实更害怕面对她。我怎么跟她解释我和埃莉萨的事？我怎么才能弥补我的过错？

朱莉安娜曾问我，一个我五年未见的女人被谋杀了，警察却找到我，要我帮忙辨认尸体，碰上这样的事，我觉不觉得很古怪。我随口说了一句，所谓巧合，无非就是几件事同时发生罢了。如今，巧合却一件又一件接踵而至。博比刚好是我的病人，这概率有多大？凯瑟琳刚好在遇害的那一晚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这概率又有多大？从什么时候开始，巧合不再是巧合，而是摇身一变，成为常态？

我不是疑神疑鬼。我不会说什么看到有人影从我眼角溜走的傻话，也没有想象自己中了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但是我感觉，这些巧合堆积的背后，正酝酿着某件更大的事情。

带着这个念头，我沉沉睡去，睡到半夜，我猛然醒来，呼吸急促，心脏狂跳。有东西在身后追我，我看不清那是谁，是什么，但我知道它就在我身后，虎视眈眈，等待我，嘲笑我。

每一个声音似乎都被光秃秃的墙壁放大了。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听着弹簧床垫上下摇动时发出的吱吱声，马桶水箱的滴水声，醉汉的梦中呓语声，还有走廊里回荡着的看守的脚步声。

今天就是决定我命运的一天。警方将决定是对我提起指控，还是放我走。此时此刻的我应该越发焦虑，越发不安才对。但占据我内心的，却是一份疏离感，仿佛正在发生的事情离我很遥远。我在牢房里走路，用步子量牢房的大小，思考生活是多么的离奇。看看这些迂回曲折的发展，这些巧合和霉运，这些错误和误解，我并不愤怒，也不痛苦，因为我相信国家的司法系统。很快他们就会意识到，这些证据还不足以指控我。他们必须放我走。

这种乐观的心态让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想起，每每提到法律和秩序，我总会自然而然地摆出冷嘲热讽的态度。每天都有无辜的人遭遇不公平对待。这是我亲眼所见，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我却不担心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一点，我要怪我的母亲，怪她坚定不移地相信警察、法官和政治家这类权威人士。她在科茨沃尔德的一个村子里长大，镇上的巡警骑的是自行车，认识村里的每一个人，经手的案子大多半小时内便草草结案。他是公正与诚实的典范。自那时起，我的母亲便从未改变过对他的信任，尽管常常有小道消息说，警察在伪造证据，贪污受贿，还作伪证。她常常说：“上帝造的好人比坏人多。”仿佛数数人头就能搞定一切似的。当这事似乎不大可能时，她还会加上一句：“坏人会在天堂得到应有的惩罚。”

牢房门下的一扇小窗口被打开，外面的人推进来一个木制托盘。托盘上有一个塑料瓶橙汁，一摊灰色淤泥般的玩意，我猜是炒蛋，还有两片面包，薄得像在烤面包机上飘扬的旗帜。我把托盘放到一旁，等西蒙来。

他打了一条丝质领带，领带上印着冬青和银铃铛的图案，眉眼带笑。查莉给我送圣诞礼物的话，就会送这种领带。我好奇西蒙以前结没结过婚，有没有孩子。

他不能在这儿待很久，因为他等会儿还要出庭。我看到他装在公文包里的司法假发露出来几根。他说，警方要求在我身上提取血液和头发样本。我对此无异议。警方还向法院寻求许可，希望能采访我的病人，但一位法官拒绝了他们查阅我的档案的请求。真是好样的。

目前最重大的线索是凯瑟琳给我办公室打的两次电话。米娜——祝福她的棉袜——告诉警探，她在十一月上旬曾和凯瑟琳通过两次电话。

我已经完全忘了招新秘书这回事。米娜在《卫报》的医疗预约一栏刊登了一则广告。岗位要求是“有经验的医学秘书，接受过护理培训者亦可申请”。我们收到了超过八十份回函。我开始和西蒙解释这件事，越解释越激动：“米娜的最终入围名单里有十二位候选人。”

“凯瑟琳也在入围名单里。”

“是。有可能。她肯定在入围名单里。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她会给我的办公室打了两次电话。米娜知道的。”凯瑟琳知道她是在申请成为我的秘书吗？米娜绝对提过我的名字。或许凯瑟琳想给我一个惊喜。又或者，她觉得我不会给她面试的机会。

西蒙把领带放在两指间，手指比成剪刀状，仿佛要把领带剪断。“为什么一个曾经指控你性侵过她的女人，会想申请成为你的秘书？”他听起来像一个公诉人。

“我没有侵犯她。”

他未做评论，看了看手表，合上公文包。“我觉得，你最好不要再回答警方的问题。”

“为什么？”

“你回答得越多，就会让自己陷得越深。”

西蒙一耸肩，披上大衣，弯下腰，擦掉沾在脚上那双锃亮如明镜般的黑皮鞋上的一小块污渍。“他们还有八小时。除非他们有什么新发现，否则，明晚这个时候，你已经回家了。”

我躺在床铺上，手搁在脑后，注视着天花板。有人在天花板的角落里写了一行潦草的字：“没有日光的一天，如同……黑夜。”天花板离地面肯定得有十二英尺高。那人是怎么爬上去的？

身陷囹圄，与世隔绝的滋味着实古怪。在过去的四十八小时里，我不知道外头发生了什么。我想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但愿我的父母亲已经回了威尔士；查莉的圣诞假期已经开始；锅炉已经修好；朱莉安娜已经打包好礼物，放在圣诞树下……乔克会掸去圣诞老人套装上的灰尘，像往年一样，去儿童病房表演。还有博比——过去的这段时间里，他干了什么？

下午三四点，我又被唤去了审讯室。在审讯室里等我的是鲁伊斯和先前的那位警探。西蒙来了，因为爬了一段楼梯，气喘吁吁的。他拿着一个塑料包装的三明治，还有一瓶橙汁。

“我吃午饭吃得比较晚。”他满含歉意地说。

录音机开了。

“奥洛克林教授，有个问题还得请教一下您。”鲁伊斯挤出一丝礼貌的微笑，“凶手常常会回到犯罪现场，这是真的吗？”

他问这个干什么？我扫了一眼西蒙，西蒙示意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有些时候，一些‘签名杀手’会回到犯罪现场，但多半是些都市传说。”

“什么叫‘签名杀手’？”

“每个凶手都有自己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就像留在犯罪现场的一片乌云，一个签名。所谓‘签名’，有可能是凶手打结的手法，也可能是凶手处置尸体的方法。有些凶手觉得自己必须回犯罪现场看看。”

“为什么？”

“这里面有很多可能的原因。或许他们爱幻想，想重温一下自己做过的事情，或者回来取一件纪念品。有些是因为心怀愧疚，有些只是想故地重游。”

“这就是为什么，绑匪常常会协助警方搜索受害人吗？”

“是的。”

“纵火犯帮忙灭火，也是这个原因吗？”

我点了点头。旁边的警官假装自己是复活节岛石像，面无表情。鲁伊斯打开一个文件夹，拿出几张照片。

“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日那天，你在哪里？”

原来他找到的是这条线索。

“我去拜访了我的姨婆。”

他的眼睛里燃起激动的火苗。“什么时候？”

“早上。”

“她老人家住哪儿？”

“肯萨尔绿野公墓。”

真相令他失望。“闭路电视监控画面显示，你的车停在公墓的停车场里。”他把一张照片滑过桌面。照片上，我正把一箱落叶放到查莉张开的双臂中。

鲁伊斯拿出另一张纸。“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找到尸体的吗？”

“你说是一条狗找到的。”

“打电话给我们的人没有留下名字，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他是从墓园入口附近的一个电话亭打来的。当时，你在附近看到谁了吗？”

“没有。”

“那你用过电话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