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面前的方形光源。盯了太久，合上眼时，我仍能看到光在我眼睑里闪耀。墙壁的高处有一扇窗户，在门的上方。偶尔，我会听到走廊里传来的脚步声。房门上的铰链式观察窗被打开，后面冒出一双眼睛，盯着我看。几秒后，观察窗又被关上了，我只好继续盯着它。
我不知道现在几点。我被迫交出了自己的手表、皮带和鞋带，换回来一张灰色的毯子，毯子摸起来像砂纸，不像羊毛。我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隔壁牢房里马桶水箱的漏水声。
自从最后几个酒鬼来了之后，这里一直很安静。肯定是酒吧打烊之后闹事的——还不算晚，足以让一个人在夜间公交车上睡一觉，跟一个出租车司机打上一架，最后被抓进警车后座。我仍能听到他一边踢牢房门，一边大吼“我他妈的没有碰他”的声音。
我的牢房有六步长，四步宽。牢房里有一个厕所、一个水槽，还有一张双层床铺。四面墙上到处都是涂鸦，有画出来的，划出来的，凿出来的，也有胡乱涂抹的，看得出，有人曾大胆尝试用油漆把这些涂鸦盖住，但于事无补。
我不知道鲁伊斯去哪儿了。或许正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做着维护世界和平的美梦。他审讯我只用了几分钟。当我和他说，我需要一个律师时，他劝我：“找个他妈好点的。”
我认识的大部分律师都不会在晚上这个点提供上门服务。于是，我打给了乔克，把他吵醒了。我隐约听到电话另一头传来一个女人抱怨的声音。
“你人在哪儿？”
“哈罗路警察局。”
“你在那儿干什么？”
“我被逮捕了。”
“哇哦！”也只有乔克，在听到别人被捕的消息时，会发出钦佩的赞叹声。
“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我要你打给朱莉安娜，告诉她我没事。跟她说，我在协助警方进行调查。她知道我说的是谁。”
“为什么不直接把真相告诉她？”
“拜托了，乔克，别问这么多。我需要花点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打完电话后，我一直在牢房里来回踱步。我起立，坐下，走路，坐在马桶上。我便秘了，或许是神经紧张的缘故，也有可能是因为吃的药。鲁伊斯觉得，我要不就是在掩饰什么，要不就是没有把真相和盘托出。“后见之明”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此刻，我回想着先前的错误之举，这些念头不断兵分多路，率领着所有疑问，在我的脑海中攻城略地。
人们常说，疏忽乃罪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谁能决定，什么是罪过，什么不是？我知道，我只是在语义上吹毛求疵，但人们总是凡事先行道德评判，然后仓促下结论，这种行为方式任谁都会觉得，真相必然是一样真实、可靠的东西；真相可以被人拾起，传阅，称重，测量，最后得到世人的一致认可。
但真相从来就不是这样。这个故事，如果我明天讲给你听，它就不会再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会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选择性地漏掉一些细节，并给自己的所作所为做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真相就是一种能从语义上被曲解的东西。
我没认出那幅速写上的女人是凯瑟琳。我在停尸房里看到的那具尸体，连人样都没了，更像是一具被人肆意糟蹋过的商店橱窗模特。我和她已有五年未见。当我确认那是她时，我立刻告诉了鲁伊斯。是，我确实可以早点告诉他，可那时他已经知道她的名字了，我说不说都没什么区别。
没人喜欢承认错误。我们都不想承认，自己应该做的事和实际做了的事相去甚远。于是，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改变自己的行为，要么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们给自己找借口，站在一个更加讨喜的角度，重新界定自己的行为。在我们这一行，我们称之为认知失调。但这在我身上不管用。我内心里有个声音——称它为我的良心、灵魂或守护天使都行——一直在对我喃喃低语：“骗子，骗子，火烧裤子……”
鲁伊斯说得没错。我这回麻烦大了。
我躺在狭窄的帆布床上，弹簧抵着我的后背。
为了让姐姐的新男友觉得自己是这个家庭的一分子，我在清晨六点半把他叫到了警察局，不得不说，这个法子真是古怪极了。我认识的刑事律师没几个。和我打交道的，通常是政府事务律师，他们见了我，有些像是遇到了新交的挚友，有些则如临大敌，这取决于我会在法庭上发表什么意见。
一小时后，西蒙到了警察局。我们连寒暄都省了，我没问候帕特里夏，他也没对周日午餐表示感谢。他示意我坐下，从旁边拉来一把椅子。这是生意。
拘留室在楼下。收费休息间肯定在这附近，因为我闻到了咖啡的香味，还听到了敲打计算机键盘的声音。审讯室的窗户上挂着百叶窗。百叶窗的帘子间透过一道道渐亮的日光。
西蒙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个蓝色的文件夹和一本硕大的律师用笔记本。望着这个集圣诞老人体格和律师风度于一身的人，我深感叹服。
“我们要先确定一些事宜。他们想尽快开始审讯。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我感觉自己在快速地眨眼睛。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以为我要招供吗？
“我希望你能把我救出去。”我说，这句话说得有些太过唐突了。
他开始解释说，根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警方有四十八小时决定是对嫌疑人提起指控，还是放他们走，除非法院准许嫌疑人提前离开。
“这么说，我可能要在这儿待两天？”
“对。”
“可这也太荒唐了！”
“你认识那个女孩吗？”
“认识。”
“在她遇害当晚，你有没有约她见面？”
“没有。”
西蒙在做笔记。他倾向笔记本，草草记下要点，给几个词下面画线。
“这就好办了，又是那种不用动脑子的案子，”他说，“你只要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十一月十三日当天不在犯罪现场就行。”
“我证明不了。”
西蒙疲惫地看了我一眼，他的神情就像是一个没有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的老师。接着，他拍掉西装袖子上的一点小绒毛，仿佛这个问题不值一提。他忽然站了起来，敲了两下门，示意他已经问完了。
“就没了吗？”
“对。”
“你不打算问问我，我有没有杀了她吗？”
他茫然不解地望着我。“你有什么要辩解的，留给陪审团吧。祈祷不会走到那一步吧。”
门在他身后关上，可他留下的东西——失落、坦诚，以及须后水的香气——仍弥漫在房间里。五分钟后，一位女警领着我穿过走廊，走进审讯室。这不是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在我的职业生涯早期，我有时要充当一些受审少年的“监护人”的角色。
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占据了大半个房间。远处的角落里放着一台巨大的录音机。墙壁和窗台上空荡荡的。女警立刻站到门内，视线避开了我。
鲁伊斯来了，随他而来的是一位比他高也比他年轻的警探，脸很长，一口破牙。西蒙跟在他们身后，也走进审讯室。他对我耳语道：“我碰你手肘时，你就不要说话。”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鲁伊斯坐在我对面，夹克都懒得脱。他一只手摩挲着下巴上的胡楂。
“本次审讯为针对凯瑟琳·玛丽·麦克布赖德遇害一案的犯罪嫌疑人，约瑟夫·保罗·奥洛克林教授的第二次正式审讯，”他说，这是录音里必须出现的内容，“出席本次审讯的有，侦缉探长文森特·鲁伊斯，侦缉警长约翰·基巴尔，以及奥洛克林教授的法定代理人，西蒙·科赫。时间为早上八点十四分。”
女警检查了一下录音机，确保它在正常工作。她朝鲁伊斯点点头。他把两只手放在桌子上，手指相扣。他盯着我，一言不发。我不得不承认，这真是一段意味深长的沉默。
“今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你在哪里？”
“我记不起来了。”
“你是否在家和妻子一起？”
“不是。”
“所以你能回想起来的只有这么多吗？”他挖苦道。
“是。”
“那天你上班了吗？”
“上了。”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的？”
“我和一位医生四点有约。”
接下来几个问题大同小异，都是在询问当天的具体细节。鲁伊斯想逼我就范。撒谎比说真话艰难百倍，他知道，我也知道。细节是最容易说漏嘴的地方。故事编得越详细，你就越难圆好。撒谎就像穿上一件紧身衣——它会把你束缚得越来越紧，令你越发施展不开手脚。
终于，他问起了凯瑟琳的事。沉默。我扫了一眼西蒙，他一声不吭。审讯开始以来，他就没说过一句话，和桌子对面那位坐得稍稍比鲁伊斯靠后一点的年轻警探一样。
“你认识凯瑟琳·麦克布赖德吗？”
“认识。”
“你第一次遇到她是在哪里？”
我把有关凯瑟琳自残和我给她进行心理辅导的事都说了出来，包括她是如何看似逐渐好转，最后又是如何离开马士登医院的。公然讨论临床病例的感觉无比怪异。我的声音略显强硬，仿佛我在尽力说服他们，却又太过刻意。
我把该说的说完，摊开掌心，示意我已经没什么要说的了。我在鲁伊斯的眼睛里望见了自己的面容。他还在等我继续说下去。
“为什么你没有把凯瑟琳的事通报医院高层？”
“因为我替她惋惜。我不忍心看到一个一心扑在事业上的护士丢掉工作。这么做，又有谁能获益？”
“这是唯一的原因吗？”
“是的。”
“你是否和凯瑟琳·麦克布赖德有过暧昧关系？”
“没有。”
“你是否和她发生过性关系？”
“没有。”
“你最后一次和她说话是什么时候？”
“五年前。我不记得确切日期。”
“为什么凯瑟琳会在遇害当晚给你的办公室打电话？”
“我不知道。”
“我们手头上的另一份电话记录显示，两周前，她打了你办公室的号码两次。”
“我无法解释。”
“她的日记里有你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