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说法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头歪向一边，我几乎能看到，他在脑海里梳理着信息。他的右手推开一盒火柴，然后又合上。推开，又合上。

我胡乱翻了几页，扫了眼完整的验尸报告。报告里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尸体的左右前臂及大腿内侧有旧的撕裂伤口。疤痕程度表明，她曾尝试自己缝合伤口。这些伤口极有可能是自残所致，这表明，她过去曾尝试自伤或自残。

“我要看照片。”

鲁伊斯把那沓用橡皮筋捆着的文件夹推给我，紧接着说：“我要打个电话。我们可能找到了一个关于这个失踪女性的线索。一个住在利物浦的x光技师称，她已经有两周联系不上她的室友了。根据她的描述，她室友的年龄、身高、发色均跟我们这具无名女尸相符。而且，想不想听听这里面的巧合，夏洛克？她的室友是一个护士。”

他离开后，我打开第一个装着照片的文件夹，快速翻动。刚刚观察尸体的时候，她的手贴在身体两侧，我无法看到她的手腕或大腿内侧。一个自残者，身上有多处刀伤，均是自残所致……这肯定只是个巧合。

第一张照片是一块空地的广角照片，空地上散落着生锈的四十四加仑铁桶、几卷铁丝和脚手架杆子。照片的背景是大联盟运河，但在照片远处，我看到几棵老树，树的中间立着墓碑。

后面的照片逐渐聚焦在运河的河岸上。蓝白相间的警戒线缠绕在金属桩上，把这片区域围了起来。

第二组照片拍的是埋尸体的浅坑，浅坑上有一小块白色的东西，看起来像是被人丢弃的牛奶罐。镜头拉近，原来那是一只手，五指张开，从泥土中伸出，指向天空。探员们将尸体旁的土小心地刮走，筛选，并装袋。终于，探员们看到了尸体的全貌：一只脚被扭成诡异的角度，压在身下，左臂挡在眼前，仿佛在遮挡刺眼的弧光灯。

我迅速地扫过去，翻到了尸检照片。相机将尸体上的每一处污点、划痕和淤伤都拍了下来。我在找一张照片。

终于，我找到了。她前臂外翻，平躺在暗银色的手术台上。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沿着走廊往回走。我的左脚突然不听使唤了，我只好把它像个钟摆一样，从后面来回甩到前面。

操作员按下按钮，示意我进入安全房，我的目光在同一排金属停尸柜上停留了几秒。四个在上。三个在下。我看了看标签，双手握紧把柄，把停尸柜拉了出来。这一次，我强迫自己直视她严重毁容的脸。仿佛一颗小火花点燃了记忆的引擎，我认出了她。回忆在我脑海中咆哮。她的头发比以前短。她变胖了一些，但也只是一点点。

我伸手抓住她的右臂，翻了过来，指甲掠过乳白色的伤口。在苍白的皮肤的衬托下，这些伤口状若犬牙交错的褶皱浮雕在皮肤上蔓延，逐渐淡去。她曾反复撕开这些伤口，拆开缝线，或者重新把它们缝一遍。她一直在偷偷做这种事，但很久以前，我也曾知晓她这个秘密。

“还想再看一遍？”鲁伊斯站在门口说。

“嗯。”我无法阻止自己的声音颤抖。鲁伊斯站到我面前，关上停尸柜。

“你不应该一个人来这里。你应该等我。”他语气凝重。

我含含糊糊地道了歉，在水槽里洗手，感觉他正盯着我。我要说些什么。

“利物浦那边呢？你找出是谁了吗？”

“那位室友被当地刑事调查部的人带到了伦敦。今天下午，我们应该就能确定死者的身份。”

“所以，你们已经推测出是谁了？”

他没有回答，催促我去走廊，让我等他整理好验尸报告和照片。我跟着他穿过错综复杂的地下迷宫，推开双层门，走到了停车场。

我一直在想，现在应该说点什么。我应该告诉他更多信息。然而我脑子里有另一个声音叫嚣着，别说了，事到如今，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反正他知道她的名字了。过去的事已成往事。那些事太遥远了。

“我说过请你吃早餐的。”

“我不饿。”

“嗯，不过我饿。”

我们穿过被烟熏黑的铁路拱桥，走进一条狭窄的小巷。鲁伊斯好像对这些小街了如指掌。虽然身形庞大，但是他走路很轻快，巧妙地避开了水坑和狗粪。

咖啡馆门前大大的窗户上凝结了一层薄雾，也可能是炸薯条机蒸出来的一层油脂。我们走进店里，头顶的铃铛丁零当啷地响了起来。店内空气浑浊，弥漫着香烟的气味，还闷热得让人难以忍受。店里没什么顾客，只有两个穿着羊毛衫，双颊凹陷的老头在角落打牌，还有一个围裙上沾着蛋黄渍的印度厨师。虽然现在已经算不上早上了，但这家咖啡店全天供应早餐。菜单上无非是西红柿酱烘豆、薯条、鸡蛋、培根和蘑菇的各种组合。鲁伊斯挑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下。

“你想点什么？”

“咖啡就行。”

“这家店的咖啡很难喝。”

“那我还是喝茶好了。”

他点了全套的英式早餐，外加一份吐司和两壶茶。他摸索了一下口袋，想必在找烟，然后他装模作样地小声说忘带手机了。

他说：“我也不想把你扯进这件事中。”

“不，你乐在其中。”

“好吧，是有点。”他眼角带着笑意，却一点也没有沾沾自喜的意味。他完全没有前天晚上的不耐烦，而是更轻松自在，沉着冷静。

“奥洛克林教授，你知道怎样才能当上侦缉探长吗？”

“不知道。”

“以前看的是你破了多少案，抓到了多少犯人。现在呢，则完全取决于你收到过多少投诉，越少越好，还取决于你能不能在预算内把案破了。我太过时了。自从《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实施以来，像我这样的警察就很难生存下去了。

“现在他们说，警察要积极破案。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给一宗案件分配的探员数目，取决于这起案件能不能在报纸头条占一席之地，能不能引起轰动。现在好像是媒体在搞调查，而不是警方。”

“我还没在报纸上看到这起案子的相关信息。”

“因为大家都觉得，受害者是个妓女。如果发现她是他妈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或者是个公爵的女儿，我手下就会有四十个探员，而不是十二个了。助理警察局长会出于‘案情复杂的需要’亲自带队。到那时，每份报道都要经过警察局的审查，每字每句都要得到他们的批准。”

“为什么他们找你来负责这桩案子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觉得死者是个妓女。‘扔给鲁伊斯就好了，’他们说，‘他会和几个警探一起查个水落石出的，好好吓唬吓唬那些嫖客。’有人反对，他们也不在乎。我的档案袋里已经装了一大堆投诉信了，多到内部事务处已经帮我多备了一个档案柜，专门用来放信。”

几个日本游客经过窗口，停下来看看黑板上的菜单，又看看鲁伊斯，决定不在这家吃了。服务员把早餐送过来了，刀叉用餐巾纸包着。鲁伊斯在鸡蛋上挤了点棕色酱料，再把鸡蛋切碎。我尽量不去看他的吃相。

“你看上去好像有问题想问。”说话时，他的嘴巴里塞得满满的。

“她的名字。”

“你也知道规矩。在确认尸体身份，通知死者家属前，我决不能把细节信息泄露出去。”

“我只是觉得……”我把说了一半的话咽回了肚子。

鲁伊斯抿了口咖啡，给面包抹上黄油。“她叫凯瑟琳·玛丽·麦克布赖德。上个月她刚满二十七岁。她是一名社区护士，不过这个你早就知道了。根据她室友的说法，她这次来伦敦，是来参加一场工作面试的。”

即便早已猜到真相，但亲耳听到时，我依然大为震惊。可怜的凯瑟琳。在这一刻，我该告诉他了。我本应该立刻告诉他。我为什么想给所有事都找个合理的解释？我为什么就不能想到什么说什么？

鲁伊斯身体前倾，盖过盘子，把西红柿酱烘豆舀到烤面包一角上。他张开嘴，正准备把叉子往嘴里送，手却突然凝滞在半空。“你为什么说，‘可怜的凯瑟琳’？”

我肯定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我的眼神暴露了我的想法。鲁伊斯手一松，叉子“当啷”一声掉在盘子上。愤怒和怀疑在他的脑海里肆意穿行。“你认识她。”

这不是一句陈述，这是控诉。他生气了。

“一开始，我没认出她来。昨晚那幅速写缺少特点，看着谁都像。我以为你们找的是一个妓女。”

“那今天呢？”

“她的脸肿胀得太厉害了。她伤得太重，都已经……都已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看到那些伤疤的时候，我才确定那就是她。她以前是我的病人。”

对于我这番解释，他并不满意。“您要再敢对我撒谎，教授，我会把我的靴子狠狠地塞进您的屁股，让您鼻子都闻得到我鞋油的味道。”

“我没撒谎。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他一直盯着我。“如果我不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

“我肯定会找时间告诉你的。”

“对对对，是是是。”他把盘子推到桌子中间，“说，为什么凯瑟琳是病人？”

“她手腕和大腿上的伤疤——那都是她自己割的。”

“她曾试图自杀？”

“不是。”

我看到，鲁伊斯正琢磨着这几句话。我稍稍朝他倾身，试图跟他解释，当人被迷惑以及被负面情绪压垮时会做何反应。有些人会酗酒。有些人会暴饮暴食，或殴打妻子，或踢猫泄愤。还有很多人会选择把手贴在滚烫的烤盘上，或者用剃刀割开自己的皮肤，而且这类人的人数之多令人咋舌。

这是一种极端的应对机制。他们称之为“把内部痛苦转移到外部”。这类人发现把痛苦具象化，会让它们变得更容易应对。

“凯瑟琳想应对的是什么？”

“主要是自卑。”

“你是在哪里遇到她的？”

“她在皇家马士登医院当护士。当时，我是医院里的高级顾问医师。”

鲁伊斯搅动着茶杯里的茶水，目不转睛地盯着，仿佛它能告诉他什么。突然，他把椅子往后一推，提了提裤子，站了起来。

“你真是个古怪的浑蛋，你知道吗？”他往桌上扔了张五英镑的钞票。我跟着他走到外面。他沿人行小道走了几十步，又转身面向我。“行，你告诉我，我现在调查的到底是一桩谋杀案，还是自杀案？”

“她是被人谋杀的。”

“这么说，她是被逼这么做的——把自己割成那副模样？除了她的脸，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曾被人绑住，塞住嘴巴，或被迫割烂自己的身体。你能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摇了摇头。

“哦哟，你不是心理医生吗！你应该能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才对啊！我只是一个警探，这已经他妈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