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找有钱人帮他拔的？”

“对。”

我几乎把他逗笑了。在静默中，我听到马尔科姆的牙齿在打战。

“如果化疗失败，我爸妈肯定会叫医生继续尝试。他们永远也不会放过我。”

“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可以自己做决定。”

“跟我说没用，跟他们说去。”

“如果你想，没问题。”

他摇了摇头，我看到他眼里泛起泪花。他想忍住，可大滴大滴的泪珠从他长长的睫毛上掉落，他抬起前臂，擦去眼泪。

“你跟谁聊过天吗？”

“我喜欢其中一个护士。她对我一直很好。”

“她是你的女朋友吗？”

他脸红了。在他的苍白皮肤的衬托下，他的头看起来仿充满了血。

“为什么你不进屋，然后咱们慢慢聊呢？如果不给我点东西喝，我可没口水能吐了。”

他没有回答，但我看到他的肩膀垂了下去。他又沉浸在和自己的对话中了。

“我有一个女儿，她叫查莉，今年八岁。”我说着，想过去抱住他，“我记得，那时她大概四岁，我们在公园里，我在推她荡秋千。她跟我说：‘爸爸，你知道吗，如果你把你的眼睛闭得紧紧的，紧得能看到白色的星星，等你再睁开时，你就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想法挺美好的，对不对？”

“但这不是真的。”

“它可以是真的。”

“除非你自欺欺人。”

“为什么不呢？有什么在阻止你这样想吗？人们总觉得愤世嫉俗、悲观处世很简单，但真要达到那样的心境，其实异常艰难。相比之下，满怀希望地面对生活简单多了。”

“我脑子里长了一颗动手术都治不好的肿瘤。”他语气狐疑地说。

“没错，我知道。”

我的话听起来空洞无比，我不知道马尔科姆会不会也这么觉得。我曾对我说的话坚信不疑。十天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马尔科姆打断了我的思路。“你是医生吗？”

“心理医生。”

“再跟我说一遍，我为什么要下去？”

“因为这里很冷，很危险，而且我见过人从楼顶摔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子。进来吧，里面暖和。”

他往下扫了一眼，地面上，救护车、消防车、警车和媒体的面包车汇聚成了一片海洋。“吐口水比赛是我赢了。”

“行，你赢了。”

“你会劝劝我爸妈吗？”

“肯定会，我保证。”

他想站起来，但他的脚冻僵了。他左边身子瘫痪，左手根本使不了劲。他要用两只手才能站起来。

“别动。我让他们把梯子送上来。”

“不要！”他慌张地说。我看懂了他脸上的神情。他不想自己被救下来时还要面对闪光灯的洗礼，外加记者的采访。

“行。我来救你。”我大为惊讶，自己居然说出了这么勇敢的话。我侧过身，屁股抵着墙，颤颤巍巍地朝他的位置移动——我太害怕了，腿都不敢站直。我没忘记身上的安全带，不过我也坚信，没有人会那么无聊，把安全带的另一端解开。

我沿着檐沟一点一点移动，满脑子都是事情出差错的画面。如果这是一部好莱坞电影，马尔科姆将在最后一刻，脚下一滑，摔下大楼，而我则会迅速俯身，在半空中抓住他。又或者角色互换，我摔下去，他把我救上来。

但换个角度看，因为这是真实生活，不是电影，我们很可能会双双坠亡，又或者马尔科姆活了下来，而我则是一个把自己摔得粉身碎骨的救人勇士。

尽管马尔科姆没有动，但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了新的情绪。几分钟前，他已经准备好义无反顾地从屋顶一跃而下。而此刻，当他想活下去时，脚下的虚空便化作了深渊。

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他患有幽闭恐惧症）在一八八四年写了一篇探究恐惧本质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举了一个人遇到熊的例子：他是因为感到害怕而逃跑，还是他先开始逃跑然后才感到害怕？换句话说，一个人有时间去思考某件事物是否可怕吗，还是人对可怕事物做出反应会先于思考本身？

从那时起，科学家和心理学家便就这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哪样东西先出现——是人自觉产生的恐惧意识，还是剧烈的心跳和喷涌的肾上腺素，驱使我们战或逃？

现在，我知道答案了，但我太过害怕，忘却了问题。

我离马尔科姆只有几英尺远了。他双颊映着浅蓝色的光，身体不再发抖。我背抵着墙，一条腿向下伸，撑起身子，让自己站起来。

我朝马尔科姆伸出手，他望了半晌，接着也缓缓向我伸手。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将他拉了起来，臂弯箍住他纤细的腰。他的皮肤冷得像冰块。

我解开安全带前部，拉长带子。我把安全带绕过他的腰，再重新扣好，将我们俩紧紧地绑在一起。他的羊毛帽抵着我的脸颊，触感粗糙。

“你要我做什么？”他声音沙哑地问。

“祈祷带子的另一端系牢了。”

[1]1英尺约合30.48厘米。——译者注。全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之后不再一一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