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在家跟朱莉安娜待在一起，马士登医院的屋顶可能更安全。我已经记不清她到底骂了我什么，但我似乎还记得她用过的一些词，说我“不负责任、疏忽大意、做事粗心、不够成熟、不配为人父母”。她骂我之前还往我脸上甩了一本《嘉人》杂志，接着逼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做这么傻的事情。

查莉却恰恰相反，拉着我叽叽喳喳问个不停。她穿着睡衣，一个劲地在床上蹦蹦跳跳，问我屋顶有多高，我害不害怕，消防员叔叔有没有准备好一张大网来接住我。

“太好喽！我也可以跟别人说些刺激的新闻了。”她激动地捶打我的手臂。还好朱莉安娜没听见。

每天清晨，我挣扎着起床之后就会进行一个小小的仪式：我一边弯腰系鞋带，一边思考今天会是怎样的一天。如果是一周的头两天，而且精力充沛，我的左手手指就会很愿意配合我。我能把纽扣扣进相应的扣眼，让皮带准确地穿过裤耳，甚至还能打个漂亮的温莎结。但如果我状态不好，比如说今天，那就大不一样了。我望着镜子里的男人，他要双手通力合作才能刮胡子，走到餐桌时，他的脖子和下巴上还会沾些卫生纸碎片。在这样的早上，朱莉安娜会对我说：“洗手间里有把全新的电动剃须刀，就等着你用呢。”

“我不喜欢电动剃须刀。”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泡沫。”

“泡沫有什么好喜欢的？”

“这个词听起来很可爱啊，你不觉得吗？很性感——抹泡沫。简直是靡靡之音啊。”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却还佯装嗔怒。

“人们在身体上抹肥皂，抹沐浴露。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司康饼上抹点果酱和奶油。夏天到了还得抹上防晒霜……如果我们有夏天。”

“爸爸，你怎么那么傻啊！”查莉吃着麦片，抬起头对我说。

“谢谢你，甜心。”

“你不去当喜剧演员真是浪费了。”朱莉安娜说着，把沾在我脸上的卫生纸捏走。

我坐在餐桌旁，往咖啡里倒了一勺糖，开始搅拌。朱莉安娜注视着我。勺子突然一动不动。我集中注意力，命令左手动起来，但怎奈再强大的意志力也无法催动它。我平稳地把勺子递到了右手。

“你什么时候去见乔克？”她问道。

“周五。”请不要再问我任何问题了。

“他会告诉你测试结果吗？”

“他只会告诉我们，我们已经知道的事。”

“但我以为——”

“他又没说！”我讨厌自己突然高了八度的声音。

朱莉安娜瞪着眼睛一眨不眨。“我知道我让你生气了。我还是喜欢你傻里傻气的时候。”

“是，我就是个傻瓜。谁都知道。”

我看透了她。她觉得我又在强装大男子气概，隐瞒自己的真实感受，摆出一副积极的态度，内心实则早已崩溃。我的母亲跟她如出一辙——她都成了一个坐在扶手椅上望闻问切的心理医生了。她们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些事情留给真正的专家，让他们去把一切搞砸呢？

朱莉安娜转身背对我。她把过期的面包撕成小块，撒到屋外，等鸟儿来吃。同情别人是她的爱好。

她穿着一身灰色的慢跑服，脚上穿着运动鞋，头上的棒球帽盖住了她的黑色短发，她看上去更像是二十七岁，而不是三十七岁。她并没有和我一起优雅地变老，而是找到了永葆青春的秘诀，不像我，下个诊台还得挣扎两下。她周一练瑜伽，周二练普拉提，周四和周六进行循环训练。在这期间，她要做家务，带孩子，教西班牙语课，还得挤出时间去拯救世界。她甚至让生孩子都看起来像是一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不过，除非我自寻死路，否则我永远也不会这么跟她说。

我们结婚十六年了，每当别人问我为什么想成为一个心理医生时，我都会说：“因为朱莉安娜。我想搞清楚她到底在想什么。”

我失败了。我到今天都还没搞清楚。

一般来说，周日早晨是我的自由时间。我会边喝咖啡，边读完四份报纸，一直喝到舌苔变厚。在经历了昨天的事情后，我打算避开头条新闻，尽管查莉坚持要把我的“事迹”剪下来，做成一本剪贴簿。我觉得能这样耍一次“酷”也挺酷的。明明昨天之前，查莉还觉得我的工作比打板球还无聊。

查莉今天穿得很暖和，牛仔裤、汗衫，还披了件滑雪夹克，因为我答应她今天要带她出去玩。她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早餐，然后就不耐烦地盯着我——她坚持认为我喝咖啡喝得太慢了。

装车的时候到了。我们把几个纸盒从花园棚里搬出来，放到我那台老旧的梅特罗牌小汽车旁边。朱莉安娜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膝盖上放着一杯咖啡。“你们都疯了，你们知道吗？”

“或许吧。”

“你们会被逮捕的。”

“那就是你的错了。”

“怎么就成我的错了？”

“因为你不肯跟我们一起去呀。我们需要一个跑路司机。”

查莉突然发话了：“来吧妈妈。爸爸说，你以前就是一个跑路司机。”

“那时你妈我年轻不懂事，而且还不是你们学校委员会的一员。”

“知道吗，查莉，我跟你妈第二次约会的时候，她爬上旗杆把南非国旗扯了下来，结果被警察抓走了。”

朱莉安娜对我怒目而视。“跟她说这些干吗！”

“你真的被抓走了吗？”

“我被警告了而已。那是两回事。”

车顶行李架上放着四个盒子，后备厢里有两个，后座上还有两个。查莉的上唇缀着细微的汗珠，仿若抛光玻璃般晶莹剔透。她迅速脱下滑雪夹克，塞进座椅间的空隙。

我转身面向朱莉安娜。“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去？我知道你很想来的。”

“如果我跟你们去了，那谁把你们保释出来？”

“你的母亲大人。”

她眯起眼睛，但还是把咖啡杯放回了屋里。“事先声明，我反对这件事。”

“收到。”

她朝我伸出手，示意把车钥匙给她。“我来开车。”

她从玄关的衣架上拽了件夹克，然后带上门。查莉挤在后座的纸盒间，兴奋地探过身来，说：“快再和我说说那个故事。”我们开进紧挨着摄政公园的阿尔伯特王子路，这时路上正好没什么车。“别因为妈妈在这儿就说一点不说一点哟。”

我没法把整个故事都告诉她。有一些细节，我自己都不是很确定。故事的主角是我的姨婆格雷西——她才是我成为心理医生的真正原因。她是我外婆最小的妹妹，享年八十岁，在她的一生里，有将近六十年没踏出过屋子。

我在伦敦西部长大，她的住处离我那儿只有一英里sup[1]/sup远，是一幢古老的维多利亚式豪宅，屋顶上建有小型角楼，带一个金属阳台和一个地下煤窖。前门上有两块方形彩色玻璃。我会把鼻子抵在上面，看着姨婆匆匆忙忙地穿过走廊给我开门，彩色玻璃令眼前的画面变作了数十块碎片。她只会把门打开一点，刚好够我溜进去，然后迅速把门关上。

姨婆很高，骨瘦如柴，一双眼睛清澈湛蓝，金发间夹杂着几绺斑驳的银丝。她经常穿一条黑色天鹅绒长裙，黑色的裙子衬得她的珍珠项链闪闪发光。

“芬尼根，快来！来！约瑟夫来啦！”

芬尼根是只杰克罗素梗犬，但它不会吠，因为它以前跟邻居家的德国牧羊犬打了一架，把声带打坏了。虽然它不吠，但总是喘着气，像是在试演哑剧里的大恶狼。

格雷西会和芬尼根讲话，简直把它当成人了。她读当地的报纸给它听，还会问问它关于地方问题的看法。无论芬尼根怎么回应，吸气、呼气还是放屁，她都会点头表示同意。芬尼根甚至在餐桌上也有一席之地，它坐在桌旁的椅子上，格雷西就掰碎蛋糕喂它，但一转头又责备自己怎么可以“用手喂动物”。

格雷西给我倒茶时，总是先加半杯奶，那时我还小，茶对我来说太浓了。坐在餐椅上，我的脚只能勉强够到地板。如果我往后坐，双脚就会直直地卡在白色蕾丝桌布下面。

多年以后，我的脚够得到地板了，亲格雷西的脸时也要弯腰了，她依然往我的茶里加半杯牛奶。大概是因为她不舍得我长大吧。以前，我从学校回家，她会招呼我一起靠在躺椅上，握紧我的手。她想知道我每天都做了什么，上课学了什么，玩了什么游戏，甚至想知道我吃的三明治是什么馅的。她会问清楚每个细节，仿佛要在脑海里想象出我走过的每一步。

格雷西是个典型的广场恐怖症患者——她不敢去任何公开场合。她曾试图跟我解释这个病，后来慢慢厌倦了我的问题，就会随便搪塞过去。

“你怕不怕黑？”她问我。

“怕。”

“如果灯突然熄灭了，你会害怕发生什么？”

“我怕有怪物抓我。”

“你见过那只怪物吗？”

“没有。妈妈说世界上没有怪物。”

“她说得对。怪物不存在，但你说的怪物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儿。”我拍了拍头。

“没错，我也有一只怪物。我知道它不存在，但它就是缠着我。”

“那你的怪物长什么样？”

“它有十英尺高，还带着把剑。如果我出门，它就会把我的头砍下来。”

“这是你瞎编的吧？”

她笑了，想挠我痒痒，逗我笑，但我把她的手推开了。我要的是一个坦诚的答案。

她厌倦了这对话，干脆闭上眼睛，把散落下来的缕缕白发塞进扎紧的发髻里。“你看过恐怖电影吗？主角想要逃走的时候，恰恰启动不了汽车，他不停地拧车钥匙，踩油门，但是引擎响了几声就熄火了。你看到坏人步步紧逼，手里提着把枪或刀。然后你不停地对自己说：‘快走！快走！他就要来了！’”

我点点头，睁大了眼睛。“嗯，你想象一下这种恐惧感，”她说，“再放大一百倍，你就知道我出门的感受了。”

她站了一会儿，走出房间。这次谈话结束后，我再也没有重提这个话题。我不想让她感到沮丧。

我不知道她过得如何。每隔一段时间，一家律师事务所就会寄支票过来，格雷西只是把它们放在壁炉台上，每天盯着它们，直到支票过期。我猜那是她继承的部分遗产，但是她不想和家里的钱扯上任何关系。我不知道原因，那时候还不知道。

她是个裁缝，专门制作婚纱和伴娘的裙子。我经常看到前厅悬挂着丝绸和透明硬纱，准新娘站在小板凳上，格雷西则叼着好些大头针。男孩们肯定不喜欢这个地方，除非他们想当试衣模特。

楼上的房间里摆满了格雷西称之为“收藏品”的东西。其实就是些书本、时尚杂志、一卷卷布料、棉线轴、帽盒、几包羊毛、相册集、布绒娃娃，还有一些未开封的珍贵盒子和衣箱，我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

大部分“收藏品”都是回收来的，或是她买的商品。她不会亲自出门购物，而是让别人邮寄过来。商品册子总是被摊开放在咖啡桌上，每天，邮递员会寄给她一些新东西。格雷西的世界观很狭隘，不过这倒不奇怪。电视里播的新闻时事好像都会夸大冲突和痛苦。她看到人类在自相残杀，荒野正逐渐消失，炸弹飞落爆炸，国家遭受饥荒。不过这些都不是她逃离外部世界的原因，当然，看到这种新闻，她就更不想出门了。“看到你还那么小，我就忧心忡忡，”她告诉我，“这不是一个适合当小孩的时代。”透过凸窗，她瞥了眼外面，不禁战栗了一下，好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命运在等待着我。而我只看到了一个杂草丛生、无人打理的花园，白色的蝴蝶在苹果树粗糙的枝干间上下飞舞。

“难道你从没想过到外面走走吗？”我问她，“你就不想到河边走走，抬头看看星星，或者去花园，欣赏一下大自然？”

“我已经很久没这么想过了。”

“那你最怀念什么？”

“没有。”

“一定有的。”

她想了想，说：“我以前很喜欢秋天，特别是当叶子变色，开始飘落的时候。我们以前会去邱园，我在大道上奔跑，把落叶踢起来，然后再去接住它们。弯曲的叶子一下从一边飘到另一边，像小小的船只飘浮在空中，最终缓缓落到我的手里。”

“我可以蒙住你的眼睛。”我提议道。

“不可以。”

“那如果在头上套一个箱子呢，那样你就可以假装自己在室内了。”

“我觉得行不通。”

“等你睡着了，把你的床推出去呢？”

“还要把我连人带床抬下楼？”

“嗯，那是有点难办。”

她搂着我的肩膀。“你不用担心我，我在这儿也很快乐。”

在那之后，我们还时常开这种玩笑，这成了我们的笑料。我常常给她提意见，想法子带她到户外，或者提议出去娱乐一下，比如玩滑翔伞或者翼上行走sup[2]/sup。每到这时，格雷西就会佯装害怕，说我真是个小疯子。

查莉不耐烦地问：“那她的生日呢？”我们在圣约翰伍德小区内行驶，刚好经过罗德板球场。闪烁的交通灯照亮了昏暗的外墙。

“你不是想听整个故事？”

“对啊，但我已经老大不小啦。”

朱莉安娜咯咯地笑了起来。“瞧，她这挖苦劲是从你那儿学的。”

“行吧，”我叹了口气，“那我就跟你说说格雷西的生日吧。她从没跟我说过她的年纪，但我知道她要过七十五岁生日了，因为我翻她相册的时候瞄到了一些照片的日期。”

“你说过，她很漂亮。”查莉说。

“她是很漂亮。不过，你从老照片里很难看出来，因为照片里的人从来不笑，女人们永远一副死气沉沉的表情。但格雷西不一样。她的眼睛总是闪闪发亮，仿佛下一刻就要偷笑似的。她总喜欢把腰带系得紧一些，站起来时，阳光便会从她衬裙间洒下来。”

“她可是个打情骂俏的老手。”朱莉安娜说。

“什么是‘打情骂俏的老手’？”查莉问。

“当我没说。”

查莉眉头一皱，抱住膝盖，把下巴抵在牛仔裤膝盖处的补丁上。

“要给格雷西制造惊喜很难，因为，当然啦，她从来不出门。”我解释道，“我必须趁她睡着的时候，才能——”

“你那时几岁？”

“十六岁。我还在查特豪斯公学上学。”

查莉点点头，把头发高高地扎起来。她扎头发的动作跟朱莉安娜一模一样。

“格雷西家里有个车库，但她用不上，因为她不需要开车。车库里有一扇向外打开的大木门，还有一扇通向洗衣房的内门。我先把车库打扫干净，把垃圾清走，然后把墙壁冲洗了一遍。”

“你的动作肯定很安静吧？”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