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暴风雨。白蜡树浑身颤抖，灰岩地砖怒目而视，昏暗潮湿。我记得有一次在庭院里失手摔了一只玻璃杯，它像肥皂泡一样碎掉，红酒溅在地上，流进地砖缝隙里，黑红色液体蠕动着，流向我的脚边。

有时候，天空阴沉，我会幻想自己在天上，坐在飞机里，或躺在云端，俯瞰下面这个小岛：桥自东岸跨过来，车辆挤挤挨挨驶上桥墩，如同被灯光吸引而来的飞虫。

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雨水了，还有风——风的拥抱，我忍不住这样说，哪怕听起来有点恶心，超市里的廉价爱情小说才会这样措辞。

但是，我是说真的。还有雪，不过我再也不想站在雪里了。

今天早上收到了生鲜直送包裹，史密斯奶奶苹果里混入了一只桃子。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相遇的那天晚上，艺术剧院里上映的是《三十九级台阶》。埃德和我讲述了各自的往事。我告诉他，我母亲让我断奶的方法就是看黑白恐怖片、经典黑色电影；十几岁的时候，我宁可看吉恩·蒂尔尼和詹姆斯·斯图尔特的老电影，也不想找同学们玩。“很难说这是温馨还是悲哀。”埃德如此评价，直到那天晚上，他才第一次看黑白电影。两个小时不到，他就吻了我。

你是说，你吻了我吗？在我的幻想中，他会这么说。

奥莉薇亚出生前的那几年里，我们每星期至少看一部老电影——全都是我童年时代看过的悬疑经典：《双重赔偿》《煤气灯下》《海角擒凶》《大钟》……那些夜晚，我们活在黑白世界里。对我而言，那好比故友重逢；对埃德而言，却是结识新朋友的好机会。

我们还列了观影清单：瘦子系列，从最出色的第一部到最差劲的《瘦人之歌》；大丰收的1944年的所有杰作；约瑟夫·科顿在黄金年代里的每一部经典。

当然，我也可以给自己单独列个片单。比方说，并非希区柯克本人拍的、最好的希区柯克式电影：

《屠夫》，导演克劳德·夏布洛尔的早期电影，坊间传言，希区柯克表示他做梦都想执导。《逃狱雪冤》，由亨弗莱·鲍嘉和劳伦·白考尔扮演一对情人，悬念和美景都笼罩在旧金山的柔光晨雾中，堪称剧中人以整容手术伪装自己的电影鼻祖。《飞瀑怒潮》，玛丽莲·梦露主演。《谜中谜》，奥黛丽·赫本主演。《惊惧骤起》，琼·克劳馥的演技全靠眉毛。《盲女惊魂记》，还是赫本，演绎了在地下室公寓里孤立无援的盲女。要是把我关在地下室里，我会发疯的。

接下来是后希区柯克时代的好片子：《神秘失踪》，结尾出人意料。《惊狂记》，波兰斯基向大师致敬的杰作。《副作用》，由一段冗长的反药物学讲说开场，接着就像鳗鱼般彻底滑入另一个类型。

好的，先到这里。

有些热门电影里的台词会被张冠李戴。“再弹一遍，山姆。”——据说这是《卡萨布兰卡》里的台词，但鲍嘉和褒曼都没讲过这句话。“他活着。”但弗兰肯斯坦从没点明他创造的怪物是男是女；真相是残酷的，他说的是“它活着”。进入有声电影时代，第一部福尔摩斯电影中冷不丁冒出一句“基本演绎法，我亲爱的华生”，其实，柯南·道尔的原著中根本没有这句话。

好吧。

接下来呢？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回到阿戈拉网站。曼彻斯特的米茨发来消息；亚利桑那州的迪普斯2016发来常规的近况报告。没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事。

210号的前厅里，武田家的少年手持琴弓，拉起了大提琴。再往东，格雷一家四口顶着雨，大笑着冲上四级台阶。公园那边，阿里斯泰尔·拉塞尔在厨房水龙头下接了一杯水。

8

傍晚前，我正把加州产的黑皮诺往平底酒杯里倒时，门铃突然响了起来。杯子从我手中滑落。

酒杯碎了，一道细细的红酒舔上了白桦木地板。“靠！”我骂出了声。（我注意到了这一点：身边没有人时，我骂人的次数变多了，声音更响了。这会吓到埃德的。我已经被吓到了。）

门铃再次响起时，我刚抓了一把纸巾。到底是谁呀？我心想——也可能已经骂出了声？戴维一小时前出门了，他要去东哈莱姆接个活——我从埃德的书房里看着他走的——而我呢，现在也没有快递要收。我弯下腰，胡乱地把纸巾盖在酒渍上，再快步走向门口。

门铃对讲机的屏幕上出现一个高高的男孩，穿着紧身夹克，手握一只白色的小盒子。那是拉塞尔家的男孩。

我按下通话键。“什么事？”我说道，这不像“您好”那样有礼貌，但总比“谁他妈找我”要亲切多了。

“我住在公园那边。”他回答，几乎是在喊，但不可思议的是，声音竟然还那么甜美。“我妈妈叫我把这个带给你。”我看到他把盒子推向对讲机；但他不确定摄像头在哪里，索性以脚后跟为圆心，慢慢转了转身体，双手举过头顶。

“你就……”我开了头，但没说完。应该让他把盒子放在门口吗？那样好像不太友好，但我已经两天没洗澡了，猫还可能冲他乱叫。

他还在门口站着，高举着盒子。

“进来吧。”总算说完了，我按下开锁键。

我听到门锁自动弹开，就朝门口走去，小心翼翼的模样就像庞奇——确切地说，是像它以前接近陌生人那样——当家里有陌生人来的时候。

毛玻璃上映出人影，隐约可见小树般清秀颀长的身影。我转动门把。

他确实很高，娃娃脸，蓝眼睛，茶色的头发，眉毛上有一条微微凹陷、淡得几乎看不出的疤痕指向前额。大概十五岁。他看起来很像我从前认识、还吻过的一个男孩——在缅因州的夏令营里，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我喜欢他。

“我叫伊桑。”他说。

“请进。”我再次邀请。

他进屋了：“这儿好暗呀。”

我打开墙上的开关。

我打量他的时候，他在打量这间屋子：墙上的几幅画，贵妃椅上伸懒腰的猫，堆在厨房地板上已被浸透的一团纸巾。“怎么了？”

“小事故。”我说，“我叫安娜。福克斯。”特意补上姓氏，以便他用正式称呼来叫我；毕竟，我的年纪够当他的（小）妈妈了。

我们握了握手，他把盒子递了过来。盒子上紧紧绑着鲜亮的缎带。“送给你的。”他害羞地说。

“先放那儿吧。我拿点饮料给你？”

他朝沙发走去：“可以来杯水吗？”

“当然。”我回到厨房，那儿还有一摊残局等着我去收拾，“要加冰块吗？”

“不用，谢谢。”我接了一杯水，然后再接一杯，故意不去看厨台上那瓶刚打开的黑皮诺。

纸盒端端正正地搁在咖啡桌上，紧挨着我的笔记本电脑。我还挂在阿戈拉上呢，迪斯科米奇出现了早期恐慌症状，我们聊过之后，他在屏幕上打出大号字体的谢谢。“好了，”我说着，在伊桑身边坐下，把杯子放在他面前。我把电脑合上，再去拿礼物：“让我们看看是什么好东西。”

我解开缎带，掀开盒盖，从一团软衬纸中取出一支香熏蜡烛——像琥珀一样晶莹剔透，里面有花朵和花茎的造型。我把它贴近脸庞，摆出模特作秀的标准姿势。

“薰衣草香味的。”伊桑抢先说道。

“我想也是。”我深吸一口气，“薰衣草是我的最爱。”再来一遍，“薰衣草是我的最爱。”

他笑了笑，嘴角一边往上翘，仿佛被隐形的提线拉动。我突然意识到，不久的将来，他肯定是个帅气的万人迷，顶多再过一两年吧。至于那道疤——女人们会爱死它的。女孩们大概已经爱上了。男孩们也有可能。

“我妈妈让我把它送过来，大概几天前吧。”

“你们太客气了。应该是老邻居给新邻居送欢迎礼才对。”

“有位夫人来过了。”他说，“她对我们说，如果只是三口之家，根本不需要那么大的房子。”

“我敢说那一定是沃瑟曼太太。”

“是的。”

“别理她。”

“我们也这样想。”

庞奇已经跳下贵妃椅了，现在正一步一停地靠近我们。伊桑弯下腰，把手掌摊开，放在地毯上。公猫愣了愣，然后谨慎地往前凑，闻了闻伊桑的手指，继而舔了起来。伊桑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好喜欢猫咪的舌头。”他好像很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

“我也是。”我喝了一口水，“猫的舌头上有很多倒刺——很细小的刺。”我担心他听不懂倒刺的意思。我发现自己和十几岁的青少年讲话时并没有把握；我最年长的病人是十二岁。“我可以把蜡烛点亮吗？”

伊桑耸耸肩，笑着说：“当然可以。”

我在书桌上找到一盒火柴，樱桃红的盒子上写着“红猫”；这让我想起和埃德在书桌前共进晚餐的那一夜，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或者三年。塔吉锅炖鸡肉，我记得，他对我选的红酒赞不绝口。那时候，我喝得不多。

我擦亮火柴，点着了烛芯。“你看，”小小的火焰升起来，像一只小爪子在挠着空气；火焰开出了花朵，盛放的花朵在发光。“多漂亮啊！”

此时的沉默令人感觉温馨。庞奇扭着屁股、蹭着伊桑的小腿来回走了一圈，又跳上他的膝头。伊桑开心地笑出声。

“我觉得它很喜欢你。”

“应该是吧。”他说着，勾起手指在猫耳朵后面轻轻地挠。

“很多人逗它，它都不喜欢。脾气很坏。”

小马达似的声音响起来了。庞奇竟然真的发出舒心的呼噜声。

伊桑笑得很灿烂：“它是不出门的那种猫吗？”

“厨房门上有一扇猫门是给它用的。”我指了指那扇活动门，“但大多数时间，它都待在家里。”

“乖猫咪。”庞奇弓起身往他胳肢窝里钻，伊桑也轻轻叫唤它。

“你喜欢你们的新家吗？”我问。

他不再和猫讲话，只用指关节抚摸它的脑袋，迟疑片刻，说道：“我想念以前的家。”

“我想也是。你们以前住哪儿？”其实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波士顿。”

“怎么会搬来纽约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也知道。

“爸爸换了个新工作。”确切地说是调任，但我不会去纠正他。“我的房间变大了。”他突然说道，好像刚刚想到这一点。

“以前住那儿的那户人家进行了一次大改造。”

“妈妈说是大手笔的装修。”

“没错。大手笔。他们打通了楼上的几个房间。”

“你去过我们家吗？”他问。

“去过几次。当然，我和罗德夫妇不算很熟。但他们每年长假会办一次派对，我就是去参加派对的。”差不多是一年前的事，事实上，也是我最后一次去罗德家。埃德陪我去的。两周后他就走了。

我已经放松下来了。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这要归功于有伊桑作陪——他讲起话来温柔又轻松；连猫都愿意接受他——但我很快清醒过来，那是因为我已经调整到了分析模式：用习惯性的问答方式与对方交流。好奇和同理心是我们这行的两大法宝。

转瞬间，我好像又回到了东八十八街那间笼罩在幽暗灯光里的安静的会诊室，两把舒适的椅子面对面摆放着，中间是一块海蓝色的小地毯。暖气片发出轻响。

门悄悄地开了，候诊区摆着沙发和木质咖啡桌；桌上堆着《天才儿童》和《游侠里克》等儿童读物；玩具箱里的乐高积木都快溢出来了；角落里的白噪声机器发出嗡嗡的轻响。

还有韦斯利的房门。韦斯利，我的合作伙伴，我的大学导师，也是他把我招进了这家私人心理诊所。韦斯利·布里尔——我们都叫他“韦斯利·太厉害”，头发总是乱蓬蓬的，袜子常常配错对，却有着机智过人的头脑，以及洪亮如钟的嗓门。我看到他在自己的诊疗室里，身子陷在伊姆斯沙发椅里，伸直大长腿，脚尖指向房间的中心，膝盖上摊着一本书。窗子开着，送进冬天的清冽寒风。他在抽烟。他抬起头来。

“你好啊，福克斯。”他说。

“我现在的房间比以前那间大。”伊桑又说了一遍。

我往后坐了坐，跷起腿来。这姿势摆得有点荒谬。我都记不得上一次跷二郎腿是什么时候了：“你上哪所学校？”

“家庭学校。”他回答，“我妈妈教我。”没等我回应，他就朝边桌上的照片点点头：“那是你们的全家福吗？”

“是的。那是我先生，那是我女儿。他叫埃德，她叫奥莉薇亚。”

“他们在家吗？”

“不，他们不住在这儿了。我们分居两地。”

“哦。”他摸了摸庞奇的背，“她多大了？”

“八岁。你呢？”

“十六。到二月就十七岁了。”

奥莉薇亚也会讲这种话。他看上去要小一些。

“我女儿也是二月生的，情人节那天。”

“我是二十八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