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啊，妈妈，”有一次我听见里克说，“我只是看着他。”

“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其实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当我又一次向克莱尔坦白我对博的反感后，她这样说。

“根本不是！”我说，“如果我仅仅因为这个虚伪的小子的肤色和出身就觉得他可爱，那我才叫种族主义者，而且是正面的歧视；如果我把我们这个义侄身上的虚伪扩大到指责整个非洲，尤其是布基纳法索，那我才叫种族主义者。”

“只是说笑而已。”

一辆自行车出现在桥上。一辆带灯的自行车。只能看到一个骑车人的黑影，但就算在黑暗里，我也能从几千人当中认出自己的孩子。他像个赛车手一样俯身于车把手之上的姿势，灵巧地让车子左右摆动而人几乎不动的本领……像一只猛兽——这个念头突然射穿我的脑子，压都压不回去。我本想说“像一个运动员”的，“一个体育健将”——本想这样“想”的。

米歇尔踢足球，打网球，半年前他还参加了一个健身俱乐部。他不抽烟，几乎不喝酒，也多次表达过他对毒品的反感，不论是软性毒品还是硬性的。“笨蛋！”他这样叫他班级里吸大麻的人。而我们，克莱尔和我，真的很高兴，高兴我们的儿子没有出格的行为，不逃学，还做作业。他不是那种突出的好学生，从不拼命地努力学习，事实上除了迫切需要的情况以外，他不会多努力一分，但另一方面也从来听不到对他不满的声音。他的分数和成绩一般都是“尚可”，只有体育他总是得优。

“旧信息。”留言信箱的语音在说。

直到现在我才反应过来，我还一直拿着米歇尔的手机在耳边，站在桥上。我转过身，背对着桥，开始往餐厅走。不管怎样，我现在必须赶紧切断连接，让手机重新消失在口袋里。

“今晚可以，”里面响起里克的声音，“我们今晚做。给我电话。拜拜。”

然后就是留言信箱女播报员的声音，说出留言的时间和日期。

“旧信息。”那个声音又说了一遍。

米歇尔从我身边驶过。他看见了什么？一个男人，泰然自若地在公园里溜达？拿着个手机在耳边？还是他看见了他的父亲？有或没有手机在手上？

“嘿，亲爱的。”现在我耳边又响起了克莱尔的声音，就在我儿子从我身边驶过的那一刹那。他继续骑向前，直到来到被照亮的石子路，下了车。他看了看四周，然后走向停车点，在餐厅大门的左边。“我一个小时后回家来。爸爸和我七点钟去餐厅吃饭。我负责让我们在外面待到午夜过后。你们得今晚做。爸爸对此一无所知，就该这样。拜拜，亲爱的，晚点见，亲一个。”

米歇尔锁好他的车，走向餐厅大门。播报员报下刚才那条留言的日期（今天）和时间（下午两点）。

爸爸对此一无所知。

“米歇尔！”我叫道，很快将手机塞进了口袋。他站住了，四下找寻我的踪迹。我挥了挥手。

就该这样。

我儿子越过石子路跑了过来。我们在路开始的地方碰的头，那儿被照得通亮。也许我正需要这些灯光，我想。

“嘿。”他说。他戴着那顶黑色的耐克帽，脖子上晃着动圈式耳机，耳机线埋在外套领子里，一件绿色的dolce&gabbana（杜嘉班纳）棉袄是不久前他用自己的服装基金买的，然后就没有钱买袜子、内裤了。

“你好，我的小伙子，”我说，“我还想走过去找你的呢。”

我儿子看着我。他的诚实的双眼，用无邪来形容他的目光是最恰当的。爸爸对此一无所知。

“你刚刚打电话了？”他说。

我没说话。

“和谁呀？”

他试着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尽可能轻松，但我还是听出了其中的弦外之音，一种我以前从未听过的逼迫的语气，而我能感觉到我的汗毛竖了起来。

“我是想给你打电话，”我说，“刚才还觉得奇怪，你怎么需要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