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必道歉。只要不碰那些东西就好。”
“我知道。我不碰。我不碰。”
我换了话题。我们谈到了《门》——我让她读的一本夏目漱石的小说的英译版。她很喜欢那本书。我们在这篇小说是否有圆满结局的问题上看法不一。她让我跟她一起回她的住处喝杯睡前酒,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她住在涩谷附近。我要她答应我会安全行驶,她点了点头,和尚念经似的说道:“我发过誓,如果我敢说谎的话,就让我去死。我会当个模范驾驶员的。”
我想,我应该在坐上去之前先给“模范驾驶员”下一个定义。要是参加印地500英里大奖赛sup(1)/sup,她说的可能是实话。
到了她的住处,她把一张deathcabforcutie乐队的专辑放进她的立体声音响,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她点了几根蜡烛,往咖啡杯里倒了一些上好的澳大利亚红酒,端过来给我。她把她的腿架在我的腿上,身子靠着我,我一点都不介意。我搂着她的肩膀,觉得非常惬意。整首歌唱下来,我们就那样待着……在我人生中的最近几年里,让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在与这个世界和平相处的时刻为数不多,这是其中的一次。
“跟我说点什么吧,你真的还好吗,海伦娜?我听说你跟未婚夫分手了。怎么啦?你想谈谈吗?”
“操,不想谈。操他妈的狗杂种混蛋。”
“你的嘴真脏。”
“你想象不到的。如果你真的很好的话,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嘴到底有多脏,相信我,你不会后悔的。”
“我认为你是想谈一谈的。如果你能停5分钟不讲脏话,我愿洗耳恭听。”
“你真的觉得没关系?”
“当然。”
她告诉了我发生的事情。她一直在和卡尔约会,卡尔是一家外国公司在日本设立的办事处的一个交易员。他长得不错,喜欢冲浪。我只见过他一次,并不十分了解他。他好像真的很喜欢她,他们已经订婚有一段时间了。
卡尔在她的钱包里发现了她工作的性爱俱乐部的名片之后,起了疑心。他让他的一个日本同事去那家俱乐部看看。他自己去不了,因为外国人是禁止入内的。
“嗯……”海伦娜说到这里有点迟疑起来,“他的日本朋友来到了俱乐部,操了我,还录了整个过程。够恶心的吧?我的意思是说,他干了件多么变态的事情啊。我真他妈的丢尽了脸。你想啊,卡尔不必偷偷背着我做那种事情就应该想到的。他以为我们去巴厘岛的钱是从哪来的?是我付的钱啊。一个英语教师的工资能付得起豪华度假酒店的费用吗?”
“后来呢?”
“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他在等我,在公寓的外面。他起初面带微笑,跟平常一样。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说,‘喂,我有一样东西你应该听一听’,然后他就把磁带放进立体声音响里去播放。天哪,真他妈的太可怕了。我想要解释。”
她停了下来,端起满满的一杯酒,一饮而尽。我又给她倒了一杯。她不看我了,把目光转移到墙上去了。
“他是真的生气了。他骂了我很多非常难听的话,然后还打了我,打了好几下。最后,他把我推倒在床上,掀起我的裙子,拉下我的内裤,操了我,嘴里一直叫我妓女。他完事了,走了。别的就不必再多说了。”
我知道了我要问的事情的答案,我的问题卡在喉咙里,可刚开口就被她打断了。
“嗯,我真的没有时间填写同意书——真有点糟糕。”她哭了起来,又含着眼泪笑了起来,“你知道吗,他也啜泣了一阵子呢。真是个脓包!我觉得他还是真心爱我的,我也哭了。我很伤心,伤心透了。”
有的时候,沉默是金。平常,我无论如何都会说上两句的;但这一次我沉默了。我把她搂紧了点,抚摸着她的头发,握着她的手。cd已经停止了播放,我所能听到的就是外面汽车驶过的声音和海伦娜克制的几乎有点怯懦的哭声。我就这样搂着她,一直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第二天,我们在星巴克见了面,一起喝咖啡。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我有一些可靠的线索,该谈正事了。有一个叫做“国际演艺协会”的非营利性组织就在离奢华而极其昂贵的六本木新城公寓综合楼不远的地方运营着。它本该是促进国际友谊的,其实却干着为性交易提供外国妇女的勾当。它的一个职员还有曾因为跟贩卖外国妇女和卖淫有关的违反劳动法行为被起诉过。我想不通这个组织怎么能够得到非营利性经营许可。
我让海伦娜帮我去调查一下这个组织。她有很多的关系,而且认识六本木的每一个人。我提醒她要非常小心,但我想她没有真正地把我的话听进去。她兴奋不已,想尽力协助我把这件事做好。
我们的分手让人觉得不太自在。
“听着,”我对她晃了晃手指说道,“如果你听到什么消息,那很好。但不要做过了头。我不太清楚运营这个非政府组织的人的情况,只知道他们不怎么样。”
“我知道了。我会小心的。”
“稍微打听一下就好了。只要有一点点觉得自己处境危险或者什么的,就马上终止一切行动。你有我的电话号码,随时给我打电话,不论我是在美国还是在这儿。”
“我保证会小心的。”
“很好,就这样。”
我问她计划还要在日本待多久。她说她准备在春天离开。她在澳大利亚买了一栋房子,正在考虑回大学读书——也许去学点“文学或其他没用的东西”。
我给了她一些材料之后就起身准备离开。她拍了拍我的肩膀,伸出双臂,扭了扭屁股。
“来一个离别的拥抱?”
“当然。”
3月,我在美国的家中接到了她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她一直在打听消息,她认为国际演艺协会是后藤组的一个幌子组织。
我手上的听筒差一点掉了下来。
我叫她别再往下查了,她就不高兴了——或许是认为我的反应过激,或许是认为我瞧不起她。她本来是个遇事很容易激动的人,而我一定是指责了她的这种状态。总之,我们的谈话慢慢变成了争吵,然后她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试着跟她取得联系,但她不接电话。第二天,我又打了一整天的电话。我还打电话让一个朋友去看看她的情况。他答应了,也去了——她的公寓里没有人。我害怕如果我打电话叫正规警方去找她,她会因为妓女的身份而被捕。我必须亲自去找她,一天也不能耽搁了。我花高价买了去日本的机票,这把淳气得大发雷霆。
在漫长的旅途中,我不停地发送电子邮件给她。抵达成田机场后,我立即跑到她过去干活的地方。只是我到了那儿时她已经不在了,根本就没有外国妇女在那儿干活了。她的电子邮件账户也没有回应,她的电话也停了。我去了她的公寓,房东说她已经有两三天没有回来了。
一周之后,我确信在她的公寓和她平时教英语课的地方(我也去查了)完全找不到她的踪影了。她没有留下托运地址,所有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留在公寓里。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做了自己唯一能够想到的事情——去工作。国际演艺协会与后藤组有关联,我必须去看看,就这么定了。我必须把海伦娜的线索追查到底。
假如后藤对她的消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我还没有了解到他有责任——我必须去了解清楚。即使他没有责任,我也应该回去调查他很久以前进行的肝脏移植的真相。这偏离了人口贩卖调查研究的方向,但并没有完全跑题。我知道这样做会让自己冒生命危险,有可能会再次得罪后藤,但我真的不太在乎了。我大概已经得罪他了吧。
就像日本人常说的,既然已经服下了毒,再舔一下盘子又何妨。
(1)每年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的国际性的赛车比赛,世界三大赛车赛事之一。——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