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打个电话给蒂姆·布莱克曼，他人在英国。我答应过给他打电话的。
他希望我一知道他的女儿露茜出了什么事就告诉他。布莱克曼先生在要求寻找他女儿的问题上跟东京都警视厅闹得太僵了，他们有消息恐怕也是最后一个通知他。东京都警视厅知道，只要他们告诉他什么，他就会跑去告诉记者，而他们不喜欢他这样做。他也意识到他们再也不会把最新的消息告诉他了，所以希望从他认识的人那里得到消息，而不是在报纸上读到它。我答应过他，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有确切的消息，我随时都会打电话告诉他。现在就到这样的时候了。
他的大女儿露茜·布莱克曼在2000年7月1日那天失踪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更没承想这起案件竟成了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契机。日本色情业尽管有着逍遥自在、无所顾忌的外表，里面却充斥着卑鄙龌龊的勾当和性剥削，而我却对此一无所知。在我的人生词典里，甚至可以说在我的意识领域里还没有“人口贩卖”这个词。这起案件发生了许多年之后，我才终于理解了在寻找露茜的过程中自己应该领悟的事情。
露茜是个英国女孩，2000年5月4日来到日本。她本来一直在英国航空公司当兼职空姐，但她最要好的朋友路易丝·菲利普邀她一起去日本，说在那儿当女招待有好日子过，还能赚不少钱。露茜在英国背了一些债，而空姐的活儿也一直让很难倒时差的她觉得疲惫不堪。所以，她觉得来一次“带薪休假”或“工作假期”也挺不错。
路易丝的姐姐已经在日本当了几年的女招待，对这种行当的技巧和赚钱的潜力有所了解。露茜和路易丝拿着旅游签证一起来到日本，立即住进了一栋很不安全的外国人公寓，那是一种大部分居民都是外国人的大楼，押金低，还不用交“礼金”sup(1)/sup——通常要付给房东的一种酬金，更不存在检查签证的事情。
在法律上，持旅游签证的人是不能在日本工作的。而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当局一般对此采取容忍的态度。大多数在日本当女招待的外国女孩都是干了几个星期之后才明白她们的工作是非法的，这样，管理层就可以利用这个问题作为交涉工资以及出现别的问题时的筹码。
露茜身材高挑，一头金色秀发，是个非常迷人的女人，她和路易丝去了六本木。六本木就是“六棵树”的意思，长期以来一直是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和那些想跟外国人交往（相识，拍拖，然后结婚）的日本人出没的地方。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经济泡沫时期，这里是高档消费区，一个精心布置的迪斯科舞厅光门票动辄就得30美元，而且还有严格的着装规定。然而，经济泡沫崩溃的时候，这些场所还是一如既往，把下等人拒之门外，结果，一些更便宜的陪酒屋、小夜总会、性按摩院、卖淫酒吧、各种麻药一应俱全的深夜酒吧以及用廉价酒和免门票的噱头来迎合那些外来人口中的平庸之辈的巨型俱乐部逐渐占据了这个地区。那些上等俱乐部迁往西麻布，留下破旧的六本木在那里自认倒霉。
有个没学过几天英语的日本无名氏给六本木取了个“high-touchtown”（高层次区）的绰号，还把这几个字刻在一座跨越六本木岔口的天桥的混凝土墙面上。这里在许多方面和歌舞伎町很相似，但略显寒酸，而且到处都是老外——由此得名“老外歌舞伎町”。这里只要发生罪案，受害者就多半是外国人，麻布警方早已对整顿这个地区失去了兴趣。露茜来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地区实际上才刚刚开始从寒酸走向肮脏。
6月9日那天，露茜和路易丝就在“卡萨布兰卡”上班了。这是一家陪酒屋，就在六本木的第一家外国女脱衣舞酒吧的斜对面。当时，这家陪酒屋里还有另外9个女孩，除路易丝外，全都是金发的。她们的工资是每小时5000日元（约合50美元），外加酒水回扣sup(2)/sup以及对个人提出的特别邀请的回扣。
三个星期之后，7月1日那天，露茜从涩谷打电话给路易丝说：“我要去跟陪酒屋的一个顾客碰面，他要给我买一部手机。我太高兴了。”晚上，她再次打电话给路易丝，说她正在回家的路上。但她再也没有回来。
7月3日，路易丝的手机接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电话，是一个自称“高木晃”的日本男子打来的，他告诉路易丝：“露茜已经加入了千叶县的一个邪教组织。她不能回家，不用担心她。”
这下路易丝变得非常担心起来。她到英国大使馆去咨询了一下，然后就去麻布警署报案说有人失踪。麻布警方刚开始并不打算接这个案子，但大使馆已经得到了通知，而且对那个神秘电话也不能不闻不问。没有那个电话也许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调查了。7月9日，东京都警视厅调查科（负责凶杀、抢劫及其他暴力犯罪）正式决定接手此案。这起案件就不归当地警察管了，现在成了总部的一个难题。
就在那前后，我接到了一个资深警方记者（他叫西岛，又名“巴勃罗”）的电话，要我帮忙采访这事，尽管当时还算不上是一篇报道；东京都警视厅还没有正式公布，《读卖新闻》也是刚刚启动准备工作，露茜失踪的一些细节还相当模糊，巴勃罗提醒我暂时不要声张。
我很喜欢巴勃罗，他是个优秀的记者，而且很有教养。山本和巴勃罗当时都在负责东京都警视厅的警方采访，主要采访暴力犯罪和国际犯罪（分别由调查一科和国际犯罪科负责），巴勃罗是山本的得力助手。
巴勃罗不像日本人。他的家谱里有一个美国人祖先，让他有了一副近乎拉丁人的相貌。有个同事常常开玩笑说，国内新闻部里实际上有3个外国人：一个蒙古人（山本），一个犹太人（我）和一个墨西哥人（巴勃罗）。
电话里，巴勃罗的话坦率得令人振奋：“嘿，杰克，看来你真的派上用场了，换换口味吧。受害者是外国人，她的朋友也全都是外国人。我们需要一个人既能配合工作，还可以跟认识她和她家人的人交谈。这个人就是你了。你有兴趣吗？”
当然！我向他保证。
说实话，当时我觉得整个事情是被夸大了。我认为露茜也就是又一个被男友或她傍的大款带到泰国或巴厘岛去的老外女招待，只不过忘了通知别人罢了。
不过，我还是提交了申请——批准我把平时的工作放一放，去协助东京都警视厅采访组几个星期。7月9日，调查正式开始的时候，我去了东京都警视厅总部，警卫摆手让我进了门；我上到9楼，巴勃罗和山本已经在那儿等着我了，东京都警视厅记者俱乐部的主管兼队长三泽泥醉在沙发上。那里看上去和1993年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是麦当娜的写真集《性》早已不在书架上了。
山本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热情地跟我打着招呼：“杰克，好久不见了。还在吸海洛因？”
“不吸了，山本。我现在正把它卖给小学生呢，自己已经不用了。”
“真的？难怪你变得这么胖。”
这是真的——不是说我已经不吸（或吸过）海洛因，而是说我已经变得相当胖了。
而山本却掉了不少膘——也许掉得太多了。在警方采访的所有任务当中，凶杀案和暴力犯罪的采访是最艰苦的，这已经损害到了他的健康。关于种种风化行为的采访不容易进行，但你很少会在半夜被叫出去采访警方的突击搜查。风化行为不是不知不觉间发生的犯罪活动——我在负责采访第四管区的时候明白了这一点。警方突击搜查性爱俱乐部或没收色情光碟的社会影响充其量是象征性的，不是那种需要迅速而深入地进行报道的新闻。风化纠察队采取的大部分行动只要不公布就甭想登报。唉，但你总得写一些文章，尽管心里明白你的努力很可能都是白费力气。凶杀事件和暴力犯罪是不一样的。在一个很少发生杀人事件的国度里，这类事件几乎都会成为重大的新闻报道。这类事件的发生和发现的时间没有规律，还可能来得很不是时候，但作为新闻报道就得有真正的即时性——你必须迅速赶到现场，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到那轰动社会的独家新闻报道。我并不羡慕山本。
而巴勃罗兴许是因为没有一官半职，似乎活得非常滋润。他很快就让我参照他的记录熟悉了案件的情况。警方当时已经掌握了下列有关露茜的情报：
露茜失踪的当天，最后的目击者看到她穿的是黑礼服、黑凉鞋，挎着一个黑包。她的钱包是棕色鳄鱼皮的、对折式，里面有一些零钱。她戴着一条心形钻石项链和一块方形阿玛尼手表。她在英国航空公司当了近一年半的空姐。她父亲并没有不让她来日本；露茜手头有钱，她父亲还会给她寄钱。她曾跟她的父母说过，她有可能去日本观光，顺便打零工挣点钱。她并没有长期逗留日本的打算。
东京都警视厅不相信跟邪教有关的说法，尤其是考虑到以前的类似事件。处理凶杀案的警察认为她很可能是被陪酒屋一个顾客绑架并杀害了，“高木晃”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极有可能是对她的失踪负有责任的人制造的一个假身份。
他们正从凶杀组调一些队员来调查这起案件，其中有几个警探会讲英语（或者说是英语讲得不怎么样却还想讲的人），都有处理性犯罪的经验。巴勃罗把负责这起案件的警探的名字给了我，里面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人。
巴勃罗还在对情况做简要介绍的时候，山本来到了我们身边。
“那你们要我来干什么？”
山本接过话头：“我们要你去找和跟她一起住在外国人公寓里的人谈谈，同时开始在六本木附近寻找认识她、有可能曾经是她的顾客的人。你在那儿应该会有些朋友吧？”
实际上，我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六本木。我的朋友大多是日本人。我觉得在歌舞伎町、涩谷、惠比寿甚至韩国街闲逛更开心。我有淳，不必（也不想）去六本木找一个放荡的、没有附带条件的女孩来搞。我不嗑药，也不迷恋大胸外国脱衣舞娘、迪斯科舞厅或昂贵的餐馆。我根本没有和其他老外交往的欲望。六本木跟我毫不相干，就像它跟巴勃罗或山本毫不相干一样。
我把这些话对山本说了。
他只是摇了摇头：“你是美国人，却不去六本木，不知道棒球的规则。你一定不是真正的美国人，其实是朝鲜间谍吧。坦白交代。”
巴勃罗加入进来：“连我现在都还偶尔去一趟六本木，我还是日本人呢。”
“巴勃罗先生，你看上去比我更像外国人。所以大家才叫你巴勃罗嘛。你是属于六本木的。我敢肯定，菲律宾女孩都会爱上你的。”
“阿德尔斯坦，真的？嘿，起码我不像伊朗人吧。”
我和巴勃罗正在拿我们的民族特征互相揶揄着，山本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现金递给了我。
“这是干什么？”
“我很少去六本木，”山本解释道，“但我知道一件事，那儿是个昂贵的游乐场。可能的话，别忘了开发票。”
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寻找，但我心想，露茜的老东家应该是个最合适的地方。遗憾的是，我到了那儿才发现门上贴着“闭店整修”的告示。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2000年7月12日，东京都警视厅正式公布它正在进行露茜·布莱克曼失踪案的调查。日本的报纸对此没有太大的反应，但没过几天，这一事件成了英国报纸的主要话题。
我每天晚上都在六本木的街头四处搜寻着认识露茜的人。我遇到了极为怪异而令人困窘的情况——谁都不跟我交谈。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一头扎在周围都是日本人的环境之中，连英语都快说不好了，结结巴巴的，听起来很可能跟日本人讲得一样蹩脚，对方一定在怀疑我是警察。
7月20日前后，麻布警方收到了一封非常奇怪的信，看上去像是露茜·布莱克曼自己寄出来的。
那封信上盖的是千叶县的邮戳，据说露茜在接受精神训练。信中告诉警察和她的家人不要再寻找她了。麻布警方认为这是一出拙劣的恶作剧，要不然就是作案人企图误导调查。我在第四管区时认识的一个队里的警察把那封信拿来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这个警察虽然是日本人，却起了一个非常怪异的名字，怪到他自己不得不在名片上标出读音，别人才懂得怎么念。我还觉得他的甲状腺有毛病——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眼睛鼓得都快掉出来了。他的警察同事凭着职业习惯注意到了这一点，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金鱼眼”。
我一看就知道，那封信是一个日本人冒充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写的。冠词的误用，行文的僵硬，加上爱用双重否定，明摆着就是个日本人写的。主意不错，但效果不佳。如果说我在日本教英语时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掌握了一套有关日式英语的怪癖的实用知识。我这样跟“金鱼眼”解释了，他看起来相信了我说的话。
第二天，蒂姆·布莱克曼开了一条电话专线来收集有关露茜的消息。
8月的第一周转眼之间就过去了。露茜是拿着90天的旅游签证来到日本的。如果她还在日本的话，现在就是个非法逗留的外国人了。
蒂姆·布莱克曼到日本来了，这是一场媒体的闹剧。在英国大使馆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声称会对能够发现或救出露茜的消息提供一笔150万日元（约合1.5万美元）的赏金。同时，警方正在尝试慢慢揭开那个“高木晃”的神秘面纱，但关于露茜目前的下落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9月1日，露茜迎来了她的生日。她要是活着的话，应该22岁了。
我也还没有发现有关露茜的任何确凿消息。唯一似乎用得着的消息是一个被人们称为“雄二”的男子的情况。“雄二”留着一头有些花白的长发，经常出没于六本木、赤坂和银座的外籍陪酒屋。他穿着讲究，在到访的每个俱乐部里都大把大把地花钱，而且比较喜欢金发女人。6月下旬以来就再也没有人见过这个“雄二”了。谁都没有得到过他的名片，也没有人有他的照片。
要获得有关露茜的消息，最好的办法就是融入六本木的夜生活。而且我还不能说自己是个记者，否则什么消息也打听不到。许多外国人都在那儿非法打工，他们都觉得警察和记者不可靠。所以，我用了一个假身份。
我装不了在六本木四处游荡的反文化人士、嬉皮士、酷老外、唱片骑师或英语教师，我不是那种类型的，能让别人觉得我是个高收入但低俗的外国商人就不错了。这类人到处都有，学着模仿一下他们并不难。我穿了件比较像样的西服，不系领带，在酒吧里跟女孩子们攀谈，不问过多的问题。我曾经思忖要不要戴上一只耳环，不过那样似乎过分了点。
我给自己取了个假名字，挑了个和我的工作比较接近的职业：保险调查员。我做了张假名片，另外准备了一部手机，每个周末都在六本木的社会渣滓里寻找认识露茜的人或者带她去过海边的顾客。
我得到了有关“雄二”的消息，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了我的上司，同时也转告给了“金鱼眼”。我本想让巴勃罗了解我的消息来源，但还是不能那样做。消息来源不能不留给自己啊。
我仅有的另一条确凿的消息是，“雄二”过去常去一个叫“抄本俱乐部”的地方。我去查了一下，这家俱乐部是一个叫“滑头”的日本人开的。
我一走进抄本俱乐部，就觉得这儿的气氛有点与众不同。咦，这不就是个典型的陪酒屋吗——灯光昏暗，有几盆假盆栽，天鹅绒的沙发和桌子，桌子上放着装有威士忌和水的雕花玻璃瓶。然而，顾客的衣着跟大多数俱乐部相比似乎寒酸了些，那里的东欧女性看起来并不开心——她们的笑容是挤出来的，个个都像惊弓之鸟。当时我并不知道俱乐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了后来我才知道。我随口跟其中一个女孩提了一下“雄二”，差一点被立刻撵了出来。我认为，这一举动证实了“雄二”曾经来过这里，而且她们都知道他正在或即将受到调查。不虚此行，我还得到了另一条消息。那个跟我攀谈过的爱沙尼亚姑娘说过一句话：“雄二？听起来好像你在说乔吉sup(3)/sup啊。”
乔吉？雄二？同一个人用不同的别名？我被弄糊涂了。
我不能确定警方是在我把得到的消息给了他们之后跟“滑头”接触的，还是“滑头”自己跟警方取得了联系。不论怎样，在这前后，“滑头”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东京都警视厅。
几年前，“滑头”店里的一个女孩被酒吧的常客“雄二”强奸了。“雄二”当时邀她开车去海边兜风，结果把她带到横滨的伊豆滨海大厦去了。最后，他把她带到他在逗子的公寓里，用下了药的酒把她迷倒后强奸了她。她事后满腔愤怒，想要去找警方报案，显然是“滑头”劝阻了她。这事发生之后，“滑头”并没有禁止“雄二”到陪酒屋来，而只是告诫女孩子们要提防他。“滑头”一股脑儿把他的店员被带去的码头名称和他知道的所有情况都说了出来。这些消息结果成了调查的突破口。
在跟当地居民交谈中，我经常听到的另一个名字是织原城二。织原是个很有钱的地产主和开发商，时年48岁，他定期频繁出入六本木的外籍陪酒屋。我觉得他很像“雄二”。我把自己听到的这个名字告诉了警察，但他们已经听说过他了。
到了10月1日，织原确实成了犯罪嫌疑人。10月12日，警方以在另一起案件中犯有性侵罪为名逮捕了他。
新闻稿非常简明扼要：
在初步调查的过程中，一系列对外国女性施暴的事件真相大白。在这些案件中，加害者一般都是先接近外国女性并提议“一起去看海吧”，然后巧妙地诱骗她们跟他去开车兜风。他给她们喝掺了药的酒，等她们意识模糊之后强奸她们。我们已经能够确定对这些案件负有责任的男子，并在这个月的12日逮捕了他。
利用催眠药使外国女性几乎完全丧失抵抗能力后多次强奸她们是一种极其恶劣的犯罪行为。对这些女性采取的作案手段和露茜·布莱克曼失踪的情况非常相似。
这种犯罪行为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此，我们正在把原来的特别调查组扩充为正式的特别调查总部，并投入100多名警员去查明这些案件。
我们认为对这些案件负有责任的男子是织原城二，时年48岁，是一名公司董事。
他以性侵无抵抗能力的人的罪名被拘捕了。他被指控于1996年3月对一名外国女性（当时23岁）实施了性侵。他在六本木第五区的一家陪酒屋里认识了那位女性。他提议一起去看海，邀她去开车兜风，然后把她带到他在神奈川县的公寓去了。他说服她进入他的公寓，让她喝酒，使她失去意识数小时，并在此期间对她实施了性侵。
新闻稿发布之后，警方举行了一个很短的记者招待会。下面就是会上的问答：
探长：露茜案和织原的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尚未得到证实。但是，罪犯接近受害人的方式很相似，都是邀请女性到海边去。这就是有必要把我们的警探队伍扩大到100名左右的原因。因为证据来源众多，这将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
问：现在已经接到多少其他的投诉了？
答：不少。有些女性已经打电话来了。如果我们扩大调查范围，有些人的情况可能会有利于警方的指控。
问：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外国人，你怎么看？
答：其中也有一些是日本人，现在正在商议之中。她们正在考虑要不要报案。
问：她们都是女招待吗？
答：案发当时是。
问：有多少物品已经被查抄了？
答：很多，约有数千件。能装满1吨位的卡车。具体的数字我说不准。
问：那里面大部分是什么？
答：有一些是我们认为诱使他犯罪的书籍。有一些文件和录像带。别忘了，我们处理的不是单一的性侵案，而是连环性侵案。
问：他下的是什么药？
答：已经证实是催眠药物。
问：酣乐欣？
答：是这一种和另外几种药物。
问：在哪里发现的？
答：在跟他有关的一些地方。
问：调查的规模有多大？
答：约有100名警探参加。
问：谁是主要警探？
答：（说了4个主要警探的名字。）
问：谁是这个部的头头？
答：（说了4个人的名字。）这就是第一科投入到这起案件中的全部警力。
问：特别调查总部是不是设在麻布警署？
答：是的。查抄的物品都放在东京都警视厅总部。麻布是负责收集情报的。
我认为“金鱼眼”对织原的总结十分精辟：“他是个死变态。”
检察官后来得出结论说：“早在1973年，织原就多次引诱女性到他在逗子的公寓，给她们喝掺有会导致嗜睡或人体机能受损的药物的酒。等她们失去了知觉，他就对她们实施非法性行为（或性侵），还将这些行为录在录像带或其他媒介上。他称这是‘征服游戏’。”
在挺身而出的第一批受害者中，有一个女性的案例可以说是织原的犯罪行为的一个样板。它显得干巴巴的，而且不带感情，但这就是他的犯罪模式。
下面就是检察官在织原的一次庭审时的开场白：
被告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
这起案件的受害人（以下称作受害者）于1998年2月20日来到日本，居住在东京都涩谷区。她晚上在港区的六本木兼职做女招待。
被告在同年3月上旬认识了受害者，当时他去了她工作的那家陪酒屋，是由她接待的。
案发时的状况
被告对受害者说：“我在东京边上有一处海边公寓，我可以带你到那儿去。我会给你做好吃的，周末一起去吧。”3月31日中午前后，他在赤坂东急饭店前面跟受害者碰面后就开车带她去了他在逗子预先准备好的住所，以大海为背景拍了她的录像。
随后，被告与受害者去了他在伊豆滨海大厦4号的公寓，房间号4314。他们一起在客厅吃了海鲜之后，被告对受害者说：“我有一点菲律宾草药泡的酒。”然后就倒了一杯掺了催眠药物的酒给她喝。受害者喝了一口就慢慢失去了知觉。
被告把不省人事的受害者抱进卧室，仰面放在床上。脱掉她的裤子和内衣之后，用一条浸泡过让人精神恍惚药物的布捂住她的嘴，延长她的无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强奸了她，录下了全过程。
案发后的状况
第二天晚上，4月1日，受害者恢复了意识，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身上只穿着浴袍。她感到剧烈的头痛，而且头晕、恶心。但她全身无力，只好从床上爬下来，一直爬到浴室里，趴在马桶上呕吐。
为了隐瞒施暴的事实，被告对受害者说：“你真能闹。喝了一整瓶的伏特加，结果吐得自己满身都是。我只好帮你把衣服脱下来，带你去洗澡。”然后让她听录音，里面有洗澡的声音和她的呻吟声。
随后，被告开车送受害者回家，一路上她又吐了两次。被告对受害人说：“你这个样子，起码两三天不能去陪酒屋上班了。让我来付你的工资损失吧。”然后付给她6万日元作为三个工作日的工资。
受害者一直觉得头晕和恶心，结果从4月1日至4月4日总共4天没有去上班。
检察机关采取的步骤
受害者不知道被告的名字和住所，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强奸了，因为她已经失去了知觉。2000年7月初，她遇到一位在东京经营餐厅的熟人，那位熟人告诉她，有个英国女性说她要去见她的一个顾客，那个顾客提议带她到海边去玩，她从此就不见了。当时，受害者对那位熟人说：“前一阵子，有个叫‘和’的家伙邀我去海边，我跟他去了。他让我喝了药，结果我失去了知觉。”在解释了随后发生的事情之后，那位熟人劝她去报警。
2000年8月9日，受害者去麻布警署举报了该犯罪情节。8月13日，受害者认出了被告的照片，29日，虽然该犯罪情节仍不明朗，但被告受到了对无行为能力的人施暴的指控。
2000年10月12日，警方下令搜捕被告，在被告的众多录像带中找到了有关该犯罪情节的记录。23日，受害者在东京地方法院公共检察官办公室里从公诉律师那里获悉了该犯罪细节，首次公布了该犯罪情节是对无行为能力的人进行了性侵。同一天，东京地方法院公共检察官办公室的公诉律师指控被告犯有性侵无行为能力的人的罪行。
这就是织原干的事——据说不下100次。sup(4)/sup
10月16日以后，随着一天天过去，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证明了织原是一个连环强奸犯，警方也把他跟露茜的失踪联系起来了。露茜失踪之后，织原出现在三浦一间他多年没有居住的公寓里，有人目击到他的手上沾着水泥，他还不让公寓的管理人进他的房间。他在想要换掉管理人的门锁时被逮住了，原来他误将管理员的房间当作自己的了。有人还在附近的海滩上看到他，手上正好拿着一把铁锹。
管理人起了疑心，向警方举报了他。警察来了，织原也不让他们进屋，后来在他的公寓里发现了水泥的痕迹。
很多人自然会觉得不可思议，警方当时为什么没有搜查他的公寓。没有合适的答案。
织原在被捕前的10月里买了一辆昂贵的摩托艇，这下不必费心去察看了。东京都警视厅认为他是准备用这艘船来销毁把他跟犯罪行为联系起来的证据。
警方分析了从织原的几个住处拿来的药物，发现了好几种不同类型的安眠药，这些药物很有可能被用在性侵上了，而受害者里不仅有外国女性，也有日本女性。
一旦受害者里还包括日本女性的消息泄露出去，舆论就会一片哗然。
最确凿的证据是录像带。警方能够确认的织原录下的性侵女性的录像带有100多盒，其中大多数是白种女性，都录在8毫米盒带和vhs盒带上。警方已经把他在世田谷区的旧宅以及他在神奈川县逗子地区的新公寓里的录像带都收了上来。所有女性看上去都是不省人事的样子，没有能力抗拒织原的强暴行为。
这些录像带里没有出现露茜。录像带按年代顺序标着日期，虽然记录不完全，但没有一盒录像带是在露茜失踪前后录制的。10月底，东京地方检察院以众多指控中的第一项正式起诉了织原。
遗憾的是，织原还是没有开口。对此谁都不应该感到惊讶，他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的法律系，既精通法律，也熟悉警方的套路。
警察试了一下常规手法：“如果你不告诉我们露茜埋在哪里，她的灵魂将永远得不到安息。”
一点都不管用。织原不仅从一开始就矢口否认自己认识露茜，他还声称，所有受害者都是得到了报酬的妓女，是心甘情愿跟他发生性关系的。
关键还是这个问题：有没有人看到织原和露茜在一起过？
大家期望我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个目击者，我们不仅有了独家新闻，还有了跟警察交换的东西——他们想要得到的消息。这就等于有了两个独家新闻。
山本非常期望我能找到点蛛丝马迹。
“阿德尔斯坦，”我们坐在六本木“传道”店的柜台前，他拍着我的后背说，“你知道‘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这句谚语吗？”
“知道。我想那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意思吧。”
“对。你是老外，受害者是老外，受害者的家属也是老外，那些证人呢，很可能也都是老外。织原本人很可能是韩裔日本人，他也算是个老外，所以，你是从非警方的角度跟踪报道的最佳记者人选了。带点好东西回来给我吧。”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别尽最大的努力啦，开动你的大脑吧。要的是结果，光努力有屁用。我会体恤你的努力，但只有结果才算数啊。”
“好吧，那我就要干蠢事了，不过，我会带点有意思的东西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