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是不可能有约会的——我跟第一个正式交往的日本女友关系的萌芽，就因为一个电话不可挽回地结束了。那个电话不是她打来的，而是山本打来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这是我连续工作了三个星期之后的第一个休息日，阿爱和我正在被窝里弥补我们久违的性生活时，电话铃响了。我只好停了下来，拿起话筒。

“阿德尔斯坦，秩父可能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我们要你到现场去。10分钟以内赶到这儿来，车就要开了。”

我开始穿衣服，阿爱气得噘起了嘴。

“对不起，心肝宝贝，”我说，“我得去上班了。”

“你这个混蛋！你去了，我还没去呢。”

（如果你认为“去”字用错了，且让我解释一下：在日本，达到性高潮的时候不是说“来了”，而是说“去了”。有个笑话讲的就是日美夫妻在沟通上频繁出现的这种麻烦事——他们无法判断他们是来了还是去了。）

“阿爱，我也不愿意让你搁浅啊，可任务来了。”

她用完美的英语回嘴道：“工作，工作，工作。让他们等他妈的5分钟不行啊！”

我已经穿好了衬衫，正在到处找我的《读卖新闻》袖标、相机和笔，心想还得挑一条没有皱的领带。“我会补偿你的。下次我让你在上面。”我认真地说。

我们的恋情最近刚刚经历过一场暴风雨的洗礼。我马不停蹄地工作，常常忘了打电话；休息日里不是累得不行，就是跑去喝得醉醺醺的，第二天都醒不过来，哪里还谈得上培养感情。我们的关系僵持了一段时间，不过我希望她会习惯我这个常常不在家的男友。我一直没有下决心去考虑“我们的未来”，这种以守为攻的方法帮不了我什么忙。

“喂，我真的很抱歉。大家都在等我呢。”

“如果你走出那扇门，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她说。

“我得走了。”我说。

我骑上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新闻组。山本已经等在车上了，我跳进驾驶座，开着车朝秩父飞驰而去。

山本在路上给我介绍了情况。受害人在秩父开了一家小酒吧（snackbar）sup(1)/sup。那天她没有到酒吧去，晚上7点45分，一个员工便去了她在一栋县营住宅楼里的公寓，结果发现她死在卧室里，身上穿着睡衣；那个员工立刻拨打了119（日本版的911）。初步报告好像是说她被一个钝器击中了头部的右侧。

山本让我在犯罪现场下车，指示我去找一张老板娘的照片，调查一下有没有人说她的坏话。他自己直接开车去秩父派出所参加简报会。我通常都是担任现场记者，因为报社不放心让我负责警方的简报会。他们担心我会错过重要的东西。后来有迹象表明，这种顾虑很可能是有道理的。

受害人住在一片灰蒙蒙的公寓群里。这是一排排清一色的米色公寓（日本典型的公营住宅），每套公寓前面都有一个带金属栏杆的阳台，阳台上牵着晾衣绳，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上面都挂着洗好的衣服。那儿的光线很差，让人觉得有人生活在里面的唯一动静，就是透过公寓薄薄的外墙传出来的含糊嘈杂的电视声音。

警方已经把那个老板娘住的公寓楼整栋都封锁了。我拿出老外装傻的招数，弯腰钻过了“禁止入内”黄胶带。还没等跟两个人说上话，一个官员就走近我，用英语严肃地说：“走开，谁都不准待在这儿。”

有几个人一边在警方的封锁线边上逛来逛去，一边朝公寓楼上面瞅。我试着跟他们聊了几句，但没有什么收获。我走进与之毗邻的那栋米色公寓楼，挨家挨户按门铃打听那个老板娘的情况，最后我找到了一家水泥厂的工头，他是那家小酒吧的常客。

他手头上竟然还有一张她的相片——小酒吧老板娘丰满得令人吃惊——而且愿意借给我用。

“你知不知道有谁会想杀她？”我摆出一副记者的架势问道。

“嗯，这我可不太清楚。也许是某个债台高筑而又想赖账的客户吧。如果你没有按时付账的话，她可真不是个好惹的。我认识的那些放高利贷的比她随和多了。”

这对死者来说未必是一句合适的评价。“她的丈夫怎么样？”我问。

“他们不在一起生活，她和女儿一起住。听说她们相处得并不好，好像是因为她女儿的男朋友。”

“他是个压酷砸，或者就是个讨厌的家伙？”

“不，更糟。是个外国人。”

“什么样的外国人？”

“不太清楚。我分不清，”他不好意思地说，“看上去就像你这样的。”

不错！我心想，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犯罪嫌疑人！我打电话给山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他称赞了我的调查手腕，然后把他在简报会上了解到的消息跟我说了一下。秩父警方已经宣布这是一起谋杀案，并成立了特别调查总部，名称还是非正式的，叫“秩父酒吧老板娘谋杀案”。

老板娘开这家小酒吧快15年了。她通常是下午5点上班，但那天她没有来，一个女招待就到她的公寓去了。那个女招待敲了敲门，没人答应。门是锁着的，那个女招待有点担心，就让那栋楼的管理人拿来钥匙，把门打开了。

公寓里很整洁，没有打斗或入户行窃的迹象，但老板娘死了，躺在她的被子上，脸朝下，血已经渗到床垫里去了。除此以外，整个房子收拾得整整齐齐，好像什么也没有丢失。

初步尸检表明，她是在那天的午夜至清晨的某个时刻被杀害的。伤口表明她受到了一个棒状的物体（有可能是棒球棍）的重创，打击的力量足以让她当场死亡。对准颅骨的那一击导致她流血过多身亡。

她生前最后有人看到她的时间是凌晨1点，当时有个员工下班后开车顺路把她送回了家。一个高中的朋友上午10点曾给她打过电话，但没有人接，这佐证了估计的死亡时间。有人看到她28岁的女儿和一个男的在凌晨两点半左右离开了那间公寓。

山本接着问我：“附近有法医组的人吗？”

“我怎么会知道？”

“他们穿着蓝色制服，一下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法医部’的。他们正在寻找凶器。如果你能搞到他们拿着凶器的照片，我们就可以用上它。我正在派‘法国佬’去协助你。‘花花公子’会去那里拍几张周边地区的照片。”

“花花公子”到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他给我带来了几个“暖手宝”——捏碎后跟空气接触就会给你带来温暖的错觉的瞬间发热垫。我在身上所有的口袋都装上这玩意儿，一边等着，一边四下张望，希望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公寓楼仍然被封锁着，但我看到了那些法医在犯罪现场另一头搜索着灌木丛，灌木丛的外边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来到现场的其他记者正在住宅区的停车场里逛来逛去，看来是想跟准备去上班的人谈上几句。

我正琢磨着另辟蹊径，突然发现草丛中好像有一条臭水沟连着公寓楼边路基下的排水渠。我猜想那条排水渠是通向那片杂草丛生的空地的，而且正好在那道黄胶带的下方。我一时心血来潮，决定去看看我猜得对不对。

我爬进排水渠，满身沾着污泥从路基的正下方钻了出来。现在可以清楚地看见调查员搜索灌木丛的景象了。我掏出带长焦镜头的大块头相机拍了起来。突然，我隐隐约约觉得有样东西朝我这边靠了过来。

“你一定是阿德尔斯坦先生吧。”一个声音说道。

我紧张地抬起头来一看，是法医部的主管横泽宽司，一位经验丰富、众人信服的凶杀组警探。他戴着一顶改过的棒球帽和一副方形无框眼镜，身着法医组的深蓝色磨砂服，白乳胶手套卷到手腕边上。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闯祸了，原则上我是站在警戒线后面的。“啊，是的，我就是。”我装着不慌不忙的样子说道。

“阿德尔斯坦先生，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越过那边的黄胶带的。”

“哦，我是从排水渠里爬过来的。”

“我明白了。你拍到什么好照片了吗？”

“还凑合吧。我很想拍到你们发现凶器的精彩瞬间。”

“如果我们找到了它，我会让你知道的。我还可以为你的照片摆个姿势。不过，我认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顺便说一下，如果在这里乱窜的时候碰巧发现看起来像凶器的东西，比如球棒、金属棒或某种钝器，请你不要去碰它，把它留在原地，但要让我们知道。”

在这里说一下横泽的事情，他一向很绅士，什么时候都是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在凶杀组，警探大多是急性子，而且不喜欢记者，但横泽是个例外。所以，我决定试试他的肚量。“只要您还在这儿，我就在这儿等着，”我开始了，“我问您几个问题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你可以问啊。我也许不能回答你的所有问题，但我会回答我可以回答的问题。”

“谢谢您，横泽先生，”我说，“第一个问题：验尸官说酒吧老板娘头部只中了一击就死了。是碰巧的吗？”

“问得好。我的猜测是，凶手对自己的作案手段很精通。大多数罪犯都会紧张得一直打下去，不管头骨是不是第一次就被击碎了。因为紧张，他们有时还会猛击肩膀，甚至还会打断受害者的脊梁，但这起案件里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从这一点来看，他很专业。”

“是职业杀手干的？”

“不，应该不是。杀她的人懂得怎样迅速有效地杀死一个人。也就是说，这个男凶手或者女凶手懂得杀人的手法。”

“那你是在怀疑她女儿的男朋友了？”

“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有一点可以告诉你，也希望你去思考一下，她女儿的男朋友是个伊朗人。许多在日本的伊朗人都是退役军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参加过两伊战争。他们懂得杀人的手法——用刀、枪、双手和钝器都可以。事实上——虽然你可能不会引用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压酷砸相比，很多警察更害怕伊朗人。”

“你认为是谁锁的门呢？”

“嗯，一定是个有钥匙的人吧。有一种可能是，有人进了公寓，杀了老板娘，偷了她的钥匙，然后把门锁上，以便拖延尸体被人发现的时间。但这种可能性不大。首先，老板娘不太可能不锁房门或穿着睡衣给人开门。因此，杀了她之后把门锁上的人很可能手头已经有了钥匙。”

说到这，横泽点了一下头，转身回公寓楼去了。他边走边随口提了一下，他认为这个案子不会拖得太久。

我在那儿又逗留了一个小时。我拍到了一个犯罪现场的调查员在停车场里的散焦照片，他提着一只塑料袋，袋里装着似乎带有血迹的运动衫。其他就没有发现什么能引起我注意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