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肯定没有搞错。”我恭敬地回答道。

考试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日语测验；第二部分是外语测验，你有几种外语可以选择；第三部分是短文写作；第四部分是给你一次机会，把自己当作具有职员潜力的人来推销。

我很轻松地答完了第一部分的问题，比别的人提前了20分钟。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挺为自己感到自豪；不过，当我漫不经心地把试卷翻过来时，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试卷的另一面上还有问题呢。我拼命想答完那些问题，但恐怕这一轮是考砸了。时间到了，我把答完了的（或者说是没答完的）卷子交了上去。我怀着对自己的满腔愤怒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心里盘算着要不要放弃其余的考试回家去。

我想必是受到了打击，怅然若失地坐在那儿。这时，一位读卖新闻社的人走到我的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剪着披头士式的短发，戴着一副丝边眼镜，有一副跟他的身材和相貌不太般配的沙哑嗓子。（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人力资源部的远藤先生，数年后死于咽喉癌并发症。）

“你在应征者当中很惹眼呐，”他用日语对我说道，“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测验？”

“我想，如果考好了，可能会对去英文报《读卖日报》sup(4)/sup找工作有所帮助。”

“我瞄了一眼你的卷子。你正面的题答得真不错，背面的题怎么了？”

“真不好意思，我没想到卷子两面都有题，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哦，让我记一下。”他边说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台小小的电子记事本，在上面匆匆地写着什么。

然后他又抬起头来对我说：“别考虑《读卖日报》，到那儿去是一种浪费。你应该争取去报道真实的东西。你还有机会在这次考试中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你是上智大学的学生，对吧？”

“是的。”我说。

“果然不出所料。坚持下去。”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听了这番话，我坐在那儿，内心斗争得很厉害。是放弃考试回家呢，还是坚持下去？我起身离开座位，把背包甩上肩头，又环视了一下教室，一刹那仿佛时间都停滞了——唧唧喳喳的闲聊声消失了，大家的动作都停在半空中，我的耳边响起一阵尖锐的嗡嗡声。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离开还是留下将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决断。也许在另一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我离开了。但在这个世界里，我不会那样做。

我“砰”的一声把背包放在桌上，坐了下来。我拿出铅笔，拉正椅子，坐直身子，做好了参加第二轮考试的准备。如果能为自己的人生配乐，我当时就会选007电影的主题曲吧。诚然，摆放好铅笔并不能为你开个好头，但这毕竟是我有生以来最英勇的行为了。

接下来是外语测验，我精明地选择了英语。于是，那几个月为功夫教学录像制作单调乏味的翻译字幕的经历就派上用场了。当时，我得将一段评论俄罗斯自由经济的英语文章翻译成日文，然后还得将一小段谈论现代社会进步的日语文章翻译成英文。我在10分钟的休息时间到来之前就把这两段都搞定了。

然后是短文写作，文章的主题是“外国人”。经历了第一轮的痛苦，我开始感觉到幸福了。这是外国人常常会被问到的一个话题，在上智大学，学校还会要求外国人写这样的文章。

有时，水平高不如运气好。

成绩公布了，虽然我的日语测验一败涂地，但我还是在100个申请人中排到了第90名，也就是说，我的日语测验成绩比排在我后面的那10%的日本本国的申请人好。而我的外语测验得了第一名——不论是英文翻译成日文还是日文翻译成英文。事实上，我的英文翻译也丢了几分，但这并不表明我的英语有什么问题。我的短文写作得了个c，问题在于内容而不是语法。前三门测验的成绩加起来，如果总分按100分算，我的得分是79分，名次上升到100人中的第59名。虽然我的成绩不算响当当，但还是被叫去面试了。我所能想到的唯一理由就是，有人考虑到我看漏了日语测验的背面，去掉了我的一些丢分。

三个星期后的第一次面试短得让我乐而忘忧。我得到了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考砸的机会，然后他们问我对工作有什么期望，是否乐意长时间工作。我强调说自己愿意努力工作。他们问到我对《读卖新闻》的了解程度，我就提到了那组关于泰国妓女的系列报道，谈了那个深度报道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当时在场的那几位首都组的记者因此给我加了马屁分。

他们告诉我还会有两次面试，但过了好几个星期也没有一点音信。

我焦躁不安起来。刚开始只不过是一种疯狂的挑战，现在却出现了可能成功的端倪。我每天都早早地回到家里等电话，一字不落地读报，卯足劲儿学日语。我想，如果得到这份工作，我怎样才能干得下去？我开始看电视，希望自己在听力理解上有所进步。

然而，这种不安定的生活所产生的失落感变得越来越强烈；有一天，我受不了了，不由得冲出家门，跑到歌舞伎町的一家电影院里看了一部烂恐怖片。

看完电影，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瞥见一台模样挺古怪的塔罗牌占卜机立在商店街的入口。我心想，既然这么心神不定，听一听专家的意见也没有什么坏处吧。

我往占卜机里投了100日元，屏幕亮了，粉红色和绿色的灯呈旋涡状盘旋起来。我在占卜类别中选了“职业”，算命先生选了“坦陀罗夫人”，然后仔细键入我的个人信息。接着，坦陀罗夫人伴随着一阵耀眼的烟雾出现在屏幕上，她是个很可爱的日本女人，身着披肩，额头上有一点红记，活像个印度女祭司。她让我挑几张牌，我滚动着水晶球状的鼠标，在虚拟桌上一字摆开的牌堆上点了几下。

定论：剑神，一身正气。

成功。

关键词：好奇心

你最适合的工作是当一名撰稿人或编辑，或者做一些与写作有关的事情。这种工作需要有文学功底，还要有一定的厚脸皮、好打听（刨根问底）的本领。你同时具备这两种特质，这些本领有朝一日必定派得上用场。只要你不断让自己接收新的信息，照料好你那近乎病态的好奇心，命运会站在你这一边的。

我兴奋极了。这简直太准了，我把占卜机打出来的这张字条收好，带着命运的青睐让自己增强了的信念，坐上末班电车回到了家里。我查看了一下录音电话，有一条读卖新闻社的来电，让我去参加第二轮的面试。

第二轮的面试官有三个人，其中两位似乎对我很热情，第三位却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仿佛我是一只盘旋在他的生鱼片上的苍蝇。我有一种感觉，自己是个有争议的候选人。几个问题之后，一位面试官带着极其严肃的口吻问了我下面这个问题。

“你是犹太人，对吧？”

“是的，名义上是的。”

“日本有许多人认为犹太人在操控着世界经济，你怎么看？”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如果犹太人真的在操控着世界经济，你认为我还会来这里找工作当报社记者吗？我知道第一年的薪水是多少。”

我猜想这个回答不错，因为他忍俊不禁，朝我眨了眨眼。他们就没有再问别的问题了。

我站起身来正准备离开时，一位面试官叫住了我：“阿德尔斯坦先生，最后还剩下一轮面试。如果你被叫到，你的工作就十拿九稳了。我们会在7月12日那天给最后人选打电话。在家里等着吧，我们的电话只打一次。”

这样，时间又回到1992年7月12日，在我的那间小公寓里，我半个身子都塞在冰箱里，一只手紧贴在电话机上，口干舌燥，身子哆嗦着，觉得自己好像是在等着获得舞会之夜的最关键的约会允诺。

电话是在晚上9点30分的时候打过来的。

“恭喜您，阿德尔斯坦先生。您已经被选上参加最后一轮的面试。请您在7月31日到读卖新闻大厦来。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没有。

最后的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我身边的人个个笑容可掬，气氛非常轻松。没有很难回答的问题。一位面试官开始问我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有关日本政治的，但他的大阪方言味道很浓，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于是，我玩起精神病专家的把戏，重复了他最后一句话里的部分内容，加上模棱两可的评论——“嗯，那只是这个问题的一种看法。”他好像把我的回答当成了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的意思，我也懒得去纠正了。

最后两个问题是：

“你在安息日能不能工作？”

没问题。

“你吃不吃寿司？”

也不成问题。

就这样，人力资源部的一位长得格外像犹太人的资深职员松坂先生拍了拍我的后背说：“恭喜你。你可以认为自己被聘用了。正式材料届时会邮寄给你。”

他一边送我出门，一边在我耳边鬼头鬼脑地低声说道：“我也是上智大学毕业的。我从你的老师那儿听说你很不错，很高兴公司又多了一个上智人。”真令人难以置信，我的狗屎运在整个招聘过程中竟然对我不离不弃，甚至到了让聘用委员会里都有了校友关系的地步。

我不知道命运为什么会如此眷顾我，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把所有不光彩的行为掩藏起来。在回家的路上，我在根津美术馆花园里的佛像前停下脚步，往钱堆里添了几枚硬币。

我欠佛陀一些钱（当时是借来买地铁票的），我一贯不喜欢欠别人的债。

(1)上智大学（又称索菲亚大学）是日本的一所由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创办的天主教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并称为“日本私立三大名门”，在欧美国家知名度较高。上智大学开办时只招收男生，1957年才开始招收女生。但目前女生比例已经高于男生。——译注

(2)sat考试是由美国大学委员会委托美国教育测验服务社（ets）定期举办的考试，考试成绩将成为美国各大学申请入学的重要参考条件之一。sat考试是美国高中生进入美国大学前必须参加的考试，其重要性相当于中国的高考，也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进入美国名校学习能否被录取及能否获得奖学金的重要参考。——译注

(3)读卖新闻记者整体有时被称为“读卖军”，社会部（包括国内新闻组、犯罪组、首都组）里还没有职务的记者被称为“游军”（字面上是“游手好闲的军队”之意，但带有传统意义上的“后备军”之意）。

(4)《读卖日报》是《读卖新闻》的英文版，但有一些不同的报道。大部分文章还是选译自《读卖新闻》的日文版。一些驻东京的外国记者和外国特派员都是在那儿找到他们的第一份工作的，而且有些文章也非常富有创意。另一方面，许多日本职员把被调到那儿工作看作是一种降级、折磨和处罚，或者是在国际新闻部晋级前的考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