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玩意挡了道？是他们的性情与经历，是他们的无知与恐惧、羞怯、洁癖，是因为过去从未得到过这份权利，抑或缺乏经验，没有那份轻松自如的心态，再有就是宗教禁忌的袅袅余音，他们的英伦做派和阶级地位，外加历史本身也在作祟。”

事实上，上述因素确实在细节中得到了一一照应。但构成细节的决不仅仅是这些。两个主人公的身世背景和人生经历，渐渐通过断断续续的回忆，拼接在我们眼前。那是截然不同的两幅画面：爱德华的贫寒、粗率、乡土气，病重的母亲，忧郁的父亲，永远乱糟糟的农舍；弗洛伦斯的富有、精致、脱俗，盛气凌人的母亲，志得意满的父亲，永远奢华高贵的“大别墅”。当这些隐藏在背后的东西被麦克尤恩有计划、有步骤地推上前台，与台上正在次第演出的每一道眼神、每一个手势、每一根毛发（按照《纽约时报书评》的说法，读者将遭遇“小说史上最具新意的那一根……”——详情请参阅本书第三章）交织在一起时，喜剧感与悲剧感以同等强度冲击读者，一时间，你不知道该抓住哪一个。

而在所有这些“背后”的因素中，麦克尤恩花费了最多心思打造的，或许是“时代”。读者是随着细节的逐步丰满，才渐渐推断出那个所谓的“根本不可能对性事困扰说长道短的年代”指上世纪六十年代，而故事发生的准确时间，应该是一九六二年。读到第二章时，我们得知，男女主人公出生于一九四〇年，年龄比麦克尤恩本人大八岁。麦克尤恩将打着鲜明时代烙印的反文化运动、反战游行、摇滚乐、电影等诸多符号化的道具穿插到故事里，编织进主人公的生活轨迹，字里行间不时有某种“这是属于我的时代”的微妙流露。在麦克尤恩笔下，“那著名的十年”是物质浪潮尚未席卷全世界、精神力量仍然居于主导的时代。说得煽情一点，那是最后的纯真年代。那些曾经被这一代人执著的东西——正义也好，和平也好，爱情也好，都随着岁月流逝而趋于幻灭。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里，爱德华只用了三言两语，便描摹了幻灭之后的情形：

“截至当时，即六十年代晚期，他一直住在伦敦。谁能想到会有这样的变迁啊？——突然间，感官享受变得纯洁高尚起来，那么多美人儿轻易就能上钩。在那转瞬即逝的几年里，爱德华四处游荡，就像一个困惑而开心的孩子，被判长期受罚，却暂缓执行，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有这么走运。虽说他以前从未在哪个特定的时刻，替自己的未来做过什么斩钉截铁的决定，但什么系列历史小册子啦，还有一切关于正经学问的想法啦，终究还是给他抛到了脑后。他就像罗伯特·凯利爵士一样，干脆就从历史中跌落，舒舒服服地活在了当下。”

从这个意义上讲，爱德华与弗洛伦斯的尴尬遭遇、伤感离别，可以视为一代人命运的沉重隐喻：他们认真过，冲动过，他们突破禁忌、追求梦想时亮出的锐利刀锋，有时候转错了方向，伤害了自己。

至于评论家在薄薄一部《海滩》上读出的其他更为学术的命题，并不是普通读者有兴趣或者有必要关心的。简而言之，这些命题包括：麦克尤恩为什么既得到詹姆斯、伍尔夫的现代主义神髓，又似乎始终无法被界定为“晚生的现代主义作家”；在《赎罪》中被讽刺得淋漓尽致的“叙述综合症”，那种融入英国人民族性的东西，是如何在本书中得到巧妙延续的；在第三章超高难度的性描写中，老麦是如何精到地运用了“将小说写慢”的技巧，而前四章的近乎默片式的场景，是如何积聚起一股巨大的弹性势能，第五章的爆发式争吵，那一大段字字皆不旁落的对话，又是如何凸显大作家惊人的控制力，等等等等。毕竟，如今对于麦克尤恩的研究已经成为显学，怎样的深入剖析似乎都不算过分。不过，在解读《海滩》的热潮中，我还是找到了一句简单平实、却让我久久为之动容的话：

“他们（爱德华和弗洛伦斯）被困在一座孤岛上，岛就是一张床的尺寸，托起这座岛的海，却像人生那么浩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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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翻译成中文尚不足八万字，又是通常意义上的“小题材”作品，按理似乎不会耗时费力。但麦氏之作，初读时拍案的妙处，到下笔时一律化作陷阱。译者生来就是叛徒，我也不敢奢谈“传神”二字。既然文本交到我手里，最终呈现的必然是我眼里的麦克尤恩，是他的文字在我的大脑皮层中激起的浪花。翻译过程琐碎艰辛，本无所谓心得，只略说几点，或可提请读者注意：

其一，在当代英语文坛上，麦克尤恩被视为文字纯正、高贵（这两字大可商榷，并无客观标准可循，但既然人人都这么莫须有地概括，我也权且随俗）的典范。对于这一点，似乎美国人比英国人更不吝溢美之词。《华盛顿邮报》的资深书评人，甚至断言“现如今用英文写小说，没人比得上麦克尤恩”。拿这本《海滩》来说，从第一页开始，跌宕缠绵、逻辑致密、音乐感十足的长句就充斥文本，不由译者不生如履薄冰之心。我遵循的原则是，尽可能不破坏原文的结构，不粗暴切断逻辑关系，但为了让读者最大程度地接近原文的审美效果，或在前后略加少许表方位、表时态的连缀字，或调整长定语长状语中的音节数字，使之读来畅通无阻。如果非要量化的话，我的目标是，基本消灭连读两遍仍然不得要领的句子，同时，绝不以曲解原意、伤害麦氏长句特色为代价。现在把这一条挂出来，正好请读者监督。

其二，如前所述，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重的时代感，到处都贴着指向时间的标签。这些标签往往是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好比当他们读到男女主人公在电影院里看《蜜糖滋味》时，大脑会直接换算到一九六一年，眼前会自然浮现出电影画面，这种文化上的会心当然不可能完全等量代换到中文里来。我相信，在翻译过程中，某些暗藏的标签一定已经被我错失了。不过，在我知识范围所及之处，在但凡存在一丝令我警醒的线索之处，我都尽可能利用工具书和互联网做了注解。按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提供无效信息的注解是最教人气馁的，正文的指涉及寓意，才是构建注文的最重要的标杆。因而，在这部小说的中译本里，我在某些关键性的注解里加入了我认为与情节密切相关的背景知识，希望能在一定意义上起到阐释文本的作用。

其三，综观麦克尤恩出道以来的作品，其语气常常是含蓄的，反讽的，黑色幽默的，情感喷薄而出的段落不能说没有，但往往控制得相当谨慎。相比之下，这部《海滩》也许是他迄今为止抒情意味最浓重的作品。不难看出，对于笔下的男女主人公，麦克尤恩怀有深厚的同情，或者，至少，他并不忌讳让读者在文本里窥见，他夹带着自己的叹息。我力图忠实地体现麦氏创作风格的这种微妙的转变，遣词造句时刻意在冷峻而幽默的表层之下，将那些叹息传达出来。至于效果究竟怎样，大约也像绵延在切瑟尔海滩上的那条长长的砂石道，总要麻烦读者自己踩上去，一路走到底，脚下的感觉才是真切的。

黄昱宁

二〇〇八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