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博斯，是不是吵到你睡觉了？”

“没有，兄弟，我清醒着呢。我这么早一般不会接电话，经常有当事人打来说：‘米克，条子拿着搜查证正敲我家门呢，我该怎么办？’总是这种破事。”

“呃，我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只不过是别的事。”

“谁让你是我的异母兄弟呢！出什么事了？酒驾？”

哈勒特别喜欢这句“异母兄弟”，每次都要说一遍，而且每次都蹩脚地模仿六年前在电影里扮演他的得州人马修·麦康纳。

“没有，不是酒驾，比那个严重。”

博斯把前一天索托、塔普斯科特和肯尼迪登门拜访的事情告诉了哈勒。“所以我就想知道，我是不是应该立刻把我的退休金、我的房子、我的所有东西都过户给麦迪？我这些东西是要留给她的，不是给博德斯的。”

“第一，别胡思乱想了。你一分钱都不需要付给那家伙。我想先问几个问题。这些人来找你的时候有没有表明或者暗示你存在渎职行为？比如你伪造证据栽赃，或者在庭审期间私自按下了可以证明嫌犯清白的证据？有这些吗？”

“目前还没有。表面看来，他们认为这都是实验室搞砸了，但是现在实验室里用的技术手段那时候都没有。当时根本没有dna什么的。”

“我说的就是这个。如果调查过程中遗漏了什么证据，但是你完全做到了尽职尽责的话，那么即便博德斯要告你，市政府也得给你兜着。就是这么简单，而且如果市政府过河拆桥，我们就起诉市政府。要是工会听到风声，发现为公家卖命的人最终却被市政府抛弃，那就更热闹了。”

博斯想起，索托曾经提到要把锅甩给希恩。但是在与肯尼迪的会谈中，并没有人提起这件事。难道索托是在暗示新一轮调查中发现的另外一个问题？博斯决定还是先重看一遍案卷，再跟哈勒讨论这件事。

“好吧。”他说。

博斯感到与哈勒的对话让他如释重负。或许他即将面临足以终结他职业生涯的耻辱，但现在看来，至少他的财产和他给女儿的遗产可以保住了。

“来找你的那个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的地方检察官叫什么？”哈勒说，“我跟这帮人打过几次交道。”

“姓肯尼迪，”博斯说，“叫什么我忘了。”

“亚历克斯·肯尼迪，他可是个货真价实的讨厌鬼。他开始可能对你以礼相待，但以后要在背后捅你一刀，将你置之死地而后快。好在我们不用太理他。就像我说的，如果这件事完全是因为新证据而起的，不存在什么渎职的情况，那么市政府必须挺你。”

心理按摩差不多该结束了。博斯现在已经上了5号高速路，正在靠近圣费尔南多方向的出口。

“这件事需要我介入吗？”哈勒问道。

“暂时还不用，”博斯说，“我正在调查。我顺了一遍我的调查过程，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个案子就是博德斯干的，我要找出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只是下周三就是听证会了，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这取决于从现在到下周三之间你能有什么发现。我随时可以提起动议，就整件事提出我的疑问。没准可以拖延一点时间，让法官多思考一周左右。但是我们要么就做点什么，要么就闭嘴。”

博斯思考着哈勒的话。如果他需要更多时间进行调查，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不过那样会有点怪。”哈勒说。

“哪样会有点怪？”博斯问。

“我跑到法庭上要求法官不要释放一名死刑犯。事实上，我之前从没干过这样的事情。我可能得托一个同事办这件事。站错边会影响生意的，兄弟。随便说说。”

“你不可能站错边的。”

“我是说，dna把双方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你觉得警察抓错人这种事多吗？”

“不多啊。”

“百分之一的概率？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对吧？”

“说不好啊，也许吧。”

“在这个国家，有两百万人被关在监狱里。两百万人啊。如果司法体系的错误率为百分之一，那么就有两万个无辜之人被关进了监狱。即便把犯错的概率降低一半，也还是有一万人。我晚上经常因为这件事睡不着。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说最可怕的委托人就是无辜之人，毕竟事关重大啊。”

“或许这件事我不应该找你啊。”

“你瞧，我的意思是司法体系是不完美的。清白之人被关进监狱、被判死刑、被处死的事情并不是没有，这些都是事实，你得考虑考虑，别着急站边。反正不管怎么样，你个人肯定是安然无恙的，放心吧。”

“好。我得挂了，有个会。”

“好的，兄弟。有事给我打电话。”

博斯挂掉电话，感觉心情比早上出门时更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