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陌生人，塔普斯科特直呼自己的名字让博斯很不舒服。他把这份不爽搁置一旁，沉默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坚信自己将一名残虐成性的杀人犯送进监狱是正确的，三十年来他第一次考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最后，他问道：“他们从哪儿找到的？”

“找到什么？”肯尼迪问。

“dna。”博斯说。

“在被害人睡衣的底边找到了很少一点。”肯尼迪说。

“一九八七年那会儿很容易会被忽略掉，”索托说，“当时他们很可能只是用不可见光照了一下。”

博斯点了点头。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问。

索托看向肯尼迪，这个问题得他回答。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下周三将在107法庭就人身保护动议举行听证会，”检察官说，“我们会和博德斯的律师一起请求霍顿法官推翻判决，免除博德斯的死刑。”

“我的天哪。”博斯说。

“他的律师还通知了市政府，说他将会提出索赔，”肯尼迪继续说，“我们已经与市检察官办公室联系过了，他们希望协商出赔偿方案。金额很可能会达到七位数。”

博斯低头盯着桌子，他无法和任何人的眼睛对视。

“我还需要警告你，”肯尼迪说，“如果没有达成赔偿方案，他再向联邦法院提出索赔的话，那就可以直接追究你的责任了。”

博斯点了点头。他心中早已了然。如果洛杉矶选择不保护他的话，一旦博德斯提出民事权利索赔，博斯就得自己承担赔偿。鉴于两年前起诉洛杉矶，要求恢复自己的全部退休金，他很难在市检察官办公室找到一个愿意保护自己免于博德斯索赔的人。接着博斯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如果他被判向博德斯支付巨额赔偿款，他会变得一无所有，只剩下一份在他离世后才能由他女儿继承的保单。

“非常抱歉，”索托说，“如果有其他……”

她还没说完，他就慢慢抬起头来看着她的眼睛。

“九天。”他说。

“什么意思？”她问。

“听证会在九天后，在此之前，我必须搞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

“哈里，我们已经在这上面花了五周了。什么都没有。当时谁都没有注意到奥尔默。我们只知道博德斯案发生时，奥尔默还是自由身，并且他当时就在洛杉矶，我们找到了工作记录，但dna就是dna。在她的睡衣上出现了一个男人的dna，而这个男人后来被证明犯了多起绑架强奸案。所有案件都是非法入室，和斯凯勒的案子非常相似，只是没有出现死亡。我是说，看看这些事实。世界上没有地方检察官会认为这个案子不是奥尔默做的。”

肯尼迪清了清嗓子。

“我们今天过来是出于对你以及你过去所办案件的尊重，警探。我们不想因此引发敌意，那样对你没有好处。”

“你认为我过去查清的其他案子就不会受这件事的影响？”博斯说，“你给这家伙开了头，就是给其他所有我送进监狱的人都开了头。如果把责任归咎于实验室，也是同样的问题。一切都会受到影响。”

博斯向后靠着，眼睛盯着他曾经的搭档。他一度是她的良师益友。她必须知道这对他意味着什么。

“事实就是事实，”肯尼迪说，“我们有责任。‘宁可错放一百，不可误关一人。’”

“别拿你那本·富兰克林似的狗屁论调来烦我，”博斯说，“我们找到证据，证明博德斯与三个女人的失踪都有关，而你们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放弃了其中两个，就因为有个目中无人的检察官说证据还不够。这他娘的没道理。我要用这九天时间自己调查，我需要能够使用你们手里的一切，还需要能够查看你们已经做的一切。”

他说的时候看着索托，结果却是肯尼迪做出了回应。

“不可能，警探，”肯尼迪说，“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到这儿来是出于礼貌，但是你已经不再负责这个案子了。”

博斯还没来得及反驳，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接着门就被打开了。贝拉·卢尔德站在门口，挥手招呼他出去。

“哈里，”她说，“我们必须现在就谈一下。”

她语气急迫，博斯无法置之不理。他回头看了看坐在桌边的几个人，准备起身。

“稍等，”他说，“我们的事还没说完。”

他站起来朝门外走去。卢尔德一直用手指示意他出来，他一出来她就将门关上了。他注意到侦查处早已空无一人——工位上一个人都没有，警监办公室的门开着，但他并没有坐在椅子上。

卢尔德明显很焦虑，她双手将自己的黑色短发理到耳朵后面。这是她焦虑不安时的习惯动作，博斯注意到，自从重新回来工作后，这位身材娇小结实的警探便一直如此。

“出了什么事？”

“商业区一家药店发生了抢劫案，两人中弹。”

“两个什么人？警察？”

“不是，是那里的人，在柜台后面。局长希望全员出动。你准备好了吗？和我一起开车过去吗？”

博斯回头看了眼作战室关着的门，想了想在里面说的话。他要怎么做？怎么处理？

“哈里，快点，我得出发了。你去还是不去？”

博斯看着她。

“好，走吧。”

他们快步通过出口，直接来到旁边那个警探和指挥人员停车的停车场。他从衬衫口袋里抽出手机，关掉了录音程序。

“他们怎么办？”卢尔德问。

“管他们呢，”博斯说，“他们会反应过来的。”

[1]1英里约合1.61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