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圣费尔南多监狱，三号牢房，博斯正在埃斯梅sup[1]/sup·塔瓦雷斯案的一个案卷箱里翻找资料，这时贝拉·卢尔德从侦查处发来了一条提醒信息。

洛杉矶警察局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人正在去你那儿的路上。特雷维尼奥跟他们说了你在哪儿。

博斯几乎每周初都在这里度过，此时也正坐在桌前，那张桌子是用从公共工程管理局院子里借来的木门横搭在两堆案卷箱上拼凑出来的。给卢尔德回信道谢之后，他点开手机上的备忘录程序，打开录音，然后屏幕朝下将手机放在桌子上，又从塔瓦雷斯案卷箱里拿了份材料半遮住手机。这只是为了以防万一。他想不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和他曾经供职的警察局为什么会周一一大早就派人来找他。没有人打电话通知他会有这次来访——不过公平地说，这牢房的铁栅栏里也几乎收不到蜂窝信号。即便如此，他也知道这种突然来访通常都是早有安排。自从两年前被迫退休以来，博斯和洛杉矶警察局的关系有些紧张，他的律师也主张他在跟警局打交道时一定要保留好证据以便保护自己。

等候的过程中，他又扭头看起了手里的材料。他正在翻看塔瓦雷斯消失后的几周所记录的陈述材料。虽然以前已经看过，但他相信案件卷宗里通常会包含可以破解陈年旧案的秘密。它就在那儿，只要你能找得到。一处逻辑矛盾，一条隐藏的线索，一段自相矛盾的陈述，抑或是案件调查人员在报告边角上写下的寥寥数语——在过去四十年的漫长生涯里，所有这些都曾帮助博斯厘清案情，直到现在仍然有用。

塔瓦雷斯案的卷宗有三箱之多。虽然官方定为人口失踪案，但在过去十五年间，该案的卷宗却积攒了足足三英尺sup[2]/sup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警方也只好一直按人口失踪案处理。

两年前，博斯来到圣费尔南多警察局，自愿负责察看陈年旧案的卷宗材料，他向安东尼·瓦尔德斯局长询问从哪个案子开始。当时局长已经在警局工作了二十五年，建议他从埃斯梅拉达·塔瓦雷斯的案子开始。当瓦尔德斯还只是一名调查员时，这个案子就让他放不下；如今已身为局长的瓦尔德斯仍旧对这个案子念念不忘，却又总是分身乏术。

在圣费尔南多兼职的这两年里，博斯重新追查了几起案件，同时也给将近一打案件结了案——其间不乏多重强奸案和谋杀案。然而，每当有个把小时，他就会回到埃斯梅·塔瓦雷斯的案子上，翻看案卷箱里的材料。他也开始放不下她了。一位年轻的母亲人间蒸发，只留下婴儿独自睡在婴儿床上。这或许可以列为人口失踪案，但不用看完第一个案卷箱，博斯就能看出局长和他之前的每位调查员都看出的问题。这个案子很有可能牵涉谋杀行为。埃斯梅·塔瓦雷斯不仅仅是失踪。她已经死了。

博斯听到通往他这一侧的铁门打开了，然后这三间多人牢房门前的水泥地上传来了脚步声。他抬起头朝铁栅栏外望去，结果吃了一惊。

“你好啊，哈里。”

眼前的是他之前的搭档露西娅·索托，而她旁边身着正装的两名男子，博斯并不认识。索托显然没有让他知道他们的到来，这一事实让博斯警觉起来。从洛杉矶警察局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到圣费尔南多要四十分钟车程，她有足够时间发条信息说：“哈里，我们正在去你那儿的路上。”但她没有这么做，因此他认为应该是那两名他不认识的男子限制住了索托。

“露西娅，好久不见，”博斯说道，“过得好吗，我的搭档？”

看起来，三个人谁也没有兴趣踏进博斯的牢房，尽管这牢房早就已经改造过了。他站起身，灵活地拿起桌子上文件下的手机，放在衬衫口袋里，屏幕朝里贴在胸口。他走到铁栅栏边，伸出手去。过去的一年时间里，虽然他和索托断断续续地通过电话、发过短信，却一直没见过面。她的外貌变了。她减了肥，看起来有些憔悴和疲惫，黑色的眼睛满是不安。她并不是和他握手，而是紧紧攥住。她攥得很紧，博斯心领神会：小心。

博斯轻易就能分辨出两个男性来访者的身份。两人都是刚过不惑之年，西装很可能是从男人衣仓服装店里买来的，但左边男子的细直条纹西装磨损得厉害。博斯知道这意味着他在西装里穿着肩托，武器的硬边来回滑动磨损了布料。博斯猜想，丝质内衬应该已经破了。再过六个月，这件西装也就废了。

“鲍勃·塔普斯科特，”他说道，“幸运女神露西的现任搭档。”

塔普斯科特是位黑人，博斯猜测他和霍勒斯·塔普斯科特是亲戚。霍勒斯·塔普斯科特是南洛杉矶的一位已故音乐家，在保留社区爵士乐的个性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是亚历克斯·肯尼迪，地方副检察官。”第二名男子说道，“有时间的话，我们想和你聊几句。”

“嗯，好的，”博斯说，“到我办公室里坐吧。”

他示意他们到这间曾经的牢房里来，里面如今装满了存放卷宗材料的铁架子。这间牢房曾被用来拘留醉汉，现在还留有一条公共长凳。博斯在长凳上摆放了不同案件的卷宗，以便查看。虽然非常确定他们不会进来坐，他还是将卷宗堆了起来，让来访的人有可以坐的地方。

“事实上，我们已经和特雷维尼奥警监说过了，他说我们可以用侦查处的作战室，”塔普斯科特说，“那儿会更舒服些。你不介意吧？”

“警监不介意，我就不介意，”博斯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普雷斯顿·博德斯。”索托说。

博斯正朝牢房敞开的房门走去，听到这个名字，他不禁顿了一下。

“我们先去作战室吧，”肯尼迪赶忙说，“到时候再说。”

索托看了博斯一眼，似乎在说，她在这个案子上受制于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他抓起桌子上的钥匙和挂锁，走出牢房，将铁门拉上，发出沉重的铿锵声。牢房钥匙很久以前就没了踪影。博斯把一条自行车链缠在铁栅栏上，然后用挂锁锁上门。

他们离开旧时的监狱，穿过公共工程管理局存放设备的院子，来到第一大街。在等待车流穿过马路的空当，博斯若无其事地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查看信息。市里这帮人来之前，他没有收到索托或是其他人发来的信息。他继续开着录音，将手机放回口袋。

索托开了口，但并没提促使她来到圣费尔南多的那起案子。

“那真是你的办公室，哈里？”她问道，“我是说，他们把你安排在了监狱牢房里？”

“是啊，”博斯说，“那是醉汉拘留室，有时候早上一开门，我觉得我还是能够闻到呕吐的气味。过去那些年里，还可能有五六个家伙把自己吊死在了里面。想来该是阴魂不散啊。但他们就是把悬案的卷宗放在了那里，所以我就得在那儿工作。他们还把旧的证物箱放在隔壁两间牢房里，找起来倒是很方便。而且，通常也不会有人来打搅我。”

他希望最后一句话的暗示让来访者们足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