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回公寓，我带他们参观我的房间。母亲关上房门，门后露出马丁·路德·金的海报，那是我四年前得知民权运动时贴上去的。

“那是马丁·路德·金吗？难道你不知道他和共产主义者有联系吗？”爸爸咬着嘴唇上的蜡状组织问我。

他们很快就走了，在夜晚开车离开。目送他们走后，我拿出了日记本。过去我总是轻信一切，毫不怀疑，真是令人惊讶。我写道，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爸爸是对的。

我想起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几天前在电话里跟我说过的话。她说她花了几年时间才说服泰勒允许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因为他仍然相信疫苗是医疗机构的阴谋。如今回想起来，父亲的声音犹在耳畔，当时我却嘲笑哥哥的行为。他还是一个科学家呢！我写道，他怎么看不穿他们的偏执呢！重读自己写下的文字，我对哥哥的轻蔑变成了一种讽刺。话又说回来，我写道，要不是刚刚想起来，直到今天我自己还从未注射过疫苗，也许我嘲笑起泰勒来会更有底气。

盖茨奖学金的面试是在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进行的。校园令人生畏，有完美无瑕的草坪和干净利落的殖民时期风格建筑。我紧张地坐在走廊里，等候被叫去面试；我身着套装，抓着罗宾的手提包，感到笨手笨脚，浑身僵硬。但最终，我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因为斯坦伯格教授已为我写了一封有力的推荐信。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确认函：我获得了奖学金。

电话开始响个不停，是杨百翰大学校报和本地新闻媒体打来的。我接受了六次采访，上了电视。一天早上醒来，我发现我的照片登上了杨百翰大学主页。我是杨百翰大学第三位获得盖茨奖学金的学生，学校充分利用媒体大肆宣传。我被问及高中经历，以及哪位小学老师对我的成功影响最大。我闪烁其词，逃避话题，必要时还撒谎。我没有告诉任何一个记者，我从没上过学。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们。我只是无法忍受别人拍着我的背，对我说我多么令人印象深刻。我不想成为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alger（1832－1899），美国作家，作品多描写穷孩子靠勤奋和努力爬上人生巅峰，因此成为美国梦的化身。]那样热泪盈眶的美国梦的化身。我希望过有意义的生活，而在我看来，交代那些没有任何意义。

毕业前一个月，我回到巴克峰。爸爸已经看了关于我获得奖学金的报道，他说：“你没有提到在家上学。我和你母亲知道学校的德行，没有送你上学，我本以为你会为此更加感激。你应该告诉大家，这都归功于在家上学。”

我什么也没说。爸爸视我的沉默为一种歉意。

他不赞成我去剑桥。“为了逃离那些国家，我们的祖先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而你在做什么？一转身又回去了？”

我还是什么也没说。

“我期待你毕业，”他说，“上帝精选了一些指责的话，要我给那些教授们讲讲。”

“不行。”我轻声答道。

“耶和华若让我行动，我就站起来说。”

“不行。”我又说了一遍。

“主灵不受欢迎的地方我是不会去的。”

我们的对话到此结束。我希望这件事就此过去，但因为我没有在采访中提及在家上学，父亲很是受伤，以至于这个新伤口恶化溃烂了。

毕业前夜，学校举行晚宴，历史系将在晚宴上为我颁发“最优秀本科毕业生奖”。我在门口等我的父母，但他们一直没有露面。我以为他们会晚点儿来，于是打电话给母亲，但她说他们不来了。我只身赴宴，被授予一块牌匾。整个大厅只有我桌子旁边的座位是空的。第二天有一个荣誉毕业生午宴，我与学院院长和荣誉项目主任坐在一起。旁边的两个位子还是空的。我告诉他们我父母的汽车坏了。

午饭后我给母亲打电话。

“除非你道歉，否则你爸爸是不会去的，”她说，“我也不会。”

我道了歉，“他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但求求你们来吧。”

他们错过了大半的毕业典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看见了我被授予学位证书的场景。我只记得，我和朋友们一起等待典礼音乐响起，看着他们的父亲给他们拍照，他们的母亲为他们整理头发。我记得我的朋友们都戴着五颜六色的花环，还有刚刚收到的珠宝礼物。

典礼结束后，我独自站在草坪上，眼巴巴地望着其他学生和他们的家人。最终我的父母出现了。母亲拥抱了我。我的朋友劳拉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我和母亲的合影，我们强颜欢笑；另一张是我夹在父母中间，在压力下显得很紧张。

当天晚上我就要出发离开西部山区。毕业前我已经收拾好了行李。我的公寓空荡荡的，包裹都放在了门边。劳拉自告奋勇开车送我去机场，但我父母说他们想送我。

我原以为他们会在路边丢下我，但爸爸坚持要陪我穿过机场。他们等着我托运行李，跟着我走到安检口。似乎爸爸想等到我在最后一秒改变主意。我们默默走着。到达安检处，我跟他俩拥抱道别。我脱下鞋子，拿出笔记本电脑和相机，穿过检查站，重新装好物品，准备登机。

就在这时，我回头一瞥，看见爸爸还站在安检口目送我离开。他的双手插在口袋里，肩膀耷拉着，嘴巴松弛。我挥挥手，他向前走了几步，好像要跟上来。我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一刻：当高压电线将旅行车盖住，母亲被困在车内时，爸爸站在旁边，一副无助的样子。

我拐过弯，他仍然保持着那个姿势。父亲的那个形象我将永远铭记：他脸上的表情充满爱意、恐惧和失落。我知道他为什么害怕。我在巴克峰的最后一夜，就是他说不会来参加我毕业典礼的那一夜，他无意中吐露过。

“如果你在美国，”他低声说，“无论你在哪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去找你。我在地下埋了一千加仑汽油。世界末日来临时我可以去接你，带你回家，让你平平安安的。但要是你去了大洋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