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进行李袋的最后一样东西是《马可·波罗游记》。要不要随身带上这本书花了我很长时间考虑，所以我成了最后一个上到甲板的士兵。有人建议我带上：我们是去北京保卫公使馆，要跟义和团真刀真枪地干，随时可能没命，贵重的东西一定要带上，这是你最后读它的机会；若是不幸中的万幸，你被那些拳民砍了，又没砍死，待在医院治疗养伤时更得看。反对带的也有道理：又不是去旅行，哪有时间看书，你以为你是西摩尔长官？玩命的事你都不专心，还想着看书，真是作死；真打起来，命都守不住，一本破书早不知道丢哪儿去了。我最后决定带着，生死有命，不多一本书。
海风吹着也不凉快，大家撸起袖子和裤腿，让身体尽可能露出来。他们摩拳擦掌，不是因为要打仗，而是终于可以上岸遛遛了，整天圈在船上的确能让人发疯。我身后没人，空间足够放下行李袋，我靠着行李袋坐下。有点累。下午刚从岸上回来。请了假的。我把哥哥寄来的最后五根马尼拉方头雪茄孝敬给了长官，这是第四次。每次五根。也是哥哥教的，他说好钢用在刀刃上，不能一次便宜了那些龟孙子。憋不住了就拿出五根。我不抽烟，但我必须到处跑，哥哥知道，我来中国就是干这个的。能多看一英尺运河我就多看一英尺。
为了能到处跑，除了可以出入中国本土的护照，我费尽心力，把需要疏通的关卡都解决了。上帝保佑，顶头长官是个烟鬼，要不，他随便咳嗽一声，我铁定下不去军舰。不过我也明白，给他好烟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是老乡，他家住维罗纳郊区。虽然大老远的路都跑了，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但他确实没去过离他老家只有三十英里的朱丽叶家。他很少有机会进城。他以乡下人的好奇让我把朱丽叶家的每个角落都说了一遍。当我转而以乡下人的谦卑向他请假，他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每次都开心地答应了。他们都羡慕我。
照说一个水兵，不好好在船上待着，隔三岔五往岸上跑，是有点不像话。没办法，我就想下船。我又不想像他们那样，整天盯着上头的脸色，把自己的每一天都弄得像军姿一样整齐，以便取悦长官，噌噌噌地往上爬。我对他们说，中国有句话，无欲则刚，说的就是我。开头我这么说还挺坦荡，后来说完了就暗自脸红。哪是无欲，我是有想法了才出去的。往军舰和驻地附近跑，当然也是有想法，但我不脸红，像马可·波罗一样好好看看中国的锦绣河山，多他妈阳春白雪啊；但是现在，最近这四次，我是去看一个中国姑娘。秦如玉。汉字真是美妙，半夜里睡不着，我把这三个字在喉咙和舌尖、舌面上颠来倒去，为了防止不小心说出声，我咬紧牙关。一个朝思暮想的名字不能正大光明地说出来，不比背负一座维苏威火山更轻松。我真想把这三个字抱在怀里。
这两天我就是在秦如玉身边度过的，大部分时间是远远地看着，极少一阵子能近距离感受到她的体温，闻一闻她经过我旁边时衣裙带起的香风。她每天只做一件事，给纸上的娃娃、莲花和大鲤鱼上色。他们家做杨柳青年画。她画娃娃，大卫·布朗画她，我以看大卫画画的名义看她：既看大卫画里的她，更看正在画画的她。过去我一直认为大卫可以成为英国最伟大的画家，现在我要有所保留，他画的如玉绝对没有站在门子前给宣纸上扎着小辫儿的胖娃娃傅粉的如玉好看。千真万确。但我不会直白地告诉大卫，我依然对着他画的如玉竖大拇指，画得好，跟真人一样，漂亮。免得他一犯小心眼，下次不带我来了，或者干脆换个地方写生。我当然也可以单独来，可是来了我说什么呢？总不能说为看你来的。这句中国话我也真不会说。如玉的父亲不会允许一个专看他女儿的外国人到他们家，他对外国人还是隐隐持有敌意。大卫是我的借口，大卫也是我翻译，他懂一点中文，起码吃喝拉撒基本的日常交流没问题。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英国人是天才，只要他想干，没什么事干不成。地球人都知道汉语最难学，他只在塘沽待了半年，就可以自如地跟中国人打交道了。那时候他刚到中国，临时调做英国舰队高官的勤务兵，住到了外国人扎堆的塘沽城。他跟中国人交往的机会应该不多，但对一个语言天才，这个时间足够了。
头一次见到如玉，也是在大卫的画上。他问我，漂亮不？我说漂亮，看这眉眼这鼻子这嘴这手和脖子。如玉在白河里漂洗衣服的姿势都好看，侧身半蹲，衣服在水中画出了一个中国太极的圆圈来。大卫说，我问的是画漂亮不。我说，当然漂亮。你的画一直都漂亮。马屁拍得这么响，又有啥想法？没啥想法，我说，就干夸，无功利。大卫说，这话听起来有点耳熟。我想了想，还真是，四年前在威尼斯我就这么夸过他。一个字都不差。
我们在威尼斯成为朋友。父亲做贡多拉的生意，有几条船载着游人在运河和潟湖穿梭。当时大卫在威尼斯大学读书，快毕业了，逮着空就去里阿尔托桥边画画。他要画里阿尔托桥的四时百态。有一天我闲得无聊，主动请缨摇一艘贡多拉，半下午大雨滂沱，游客跳上岸就往客栈跑，威尼斯瞬间成一座空城。我穿好雨衣，摇着贡多拉在运河里慢悠悠地转圈，难得在大雨里独游运河。到里阿尔托桥下，累了，我在桥洞里停下。桥上有个打雨伞画画的小伙子。在威尼斯画画的人实在太多，跟在中国见到乞丐一样，每座桥边都聚着三两个，但冒着大雨画，撞上一次不那么容易。我就看着他画。
大半个小时过去，雨停我上岸，他也画完了。他把我和贡多拉都画了进去。我就认识了这个从英格兰来威尼斯读书的大卫·布朗。那段时间我跟父亲常住威尼斯，见面的机会就多，他把过往的画作带给我看。我们同龄。有一张画，一个扭头往回看的意大利女孩。我说真漂亮，画得也好。他问我如此礼赞目的何在，我说的就是：干夸，无功利。后来，我通过他认识了他的那个女同学。我还没谈过女朋友。很遗憾，老家在那不勒斯的姑娘已经有了男朋友。
离开威尼斯，我和大卫就失去了联系，没想到在中国重逢。有一天我们从各自的舰船上下来，乘驳船穿过十英里波浪翻滚的海面，到达白河河口，然后换乘更小的船穿过沙洲。过沙洲就可以看到白河南岸的中国城大沽，对面是城市塘沽。在塘沽下船，再乘两个小时火车才能到天津，这段路大约三十英里。去天津我们都得这么折腾。那条小船上挤了四五个国家的水兵，坐在我身边的竟然是大卫。四年不见，我们都变了样，但他左耳朵后面长的一簇金毛没变。那十来根金光闪闪的英式卷毛，一般人长不出来。我叫一声大卫，大卫·布朗，他立刻认出我。他坚持认为我嗓子里藏了一张砂纸，发出的声音既像诱惑又像折磨，拟音大师也模仿不了。他比我早一年来到中国，对于这个古老辽阔的东方国度，各方面他都堪称我老师。我对中国的所有知识，都来自马可·波罗和血脉一般纵横贯穿这个国家的江河湖海；尤其是运河，我的意大利老乡马可·波罗，就从大都沿运河南下，他见识了一个欧洲人坐在家里撞破脑袋也想象不出的神奇国度。
我们在船上深情拥抱，我和大卫·布朗。他是服役入伍，我是怀着对中国的好奇主动申请来中国。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其实都清楚，一旦你跨海而来还怀揣着利器，你就是侵略者。在中国待的时间越久，这一点我们就越清楚。我们聊了一路。其实是聊了一天，直到原路返回登上各自舰船。这一天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进相同的店，喝相同的酒，吃相同的饭。他还在画画，我依然喜欢河流和出走。
因为舰上规矩多，又经常四处巡航，能碰在一起的机会不多，我们就约定，每次上岸，如果知道下次上岸时间，就写个条塞在沙洲上一棵老槐树的树洞里。从我们登上沙洲码头边的那棵柳树开始数，右手第三棵，半人高的地方有个隐蔽的狭长树洞。我放的纸条如果他不取，就永远在那里。我们通过这种原始的方式联系，居然也相当奏效，见如玉四次，我都是跟大卫一起去的。他去写生，从沙洲随便上一条船，或者租一条自己手摇，白河上下，哪个地方有感觉就在哪里停下。待在中国的这两年他一直如此。
有一回我们一起去塘沽采购，我说你的目的其实不是写生，不过是找个文雅的借口到处跑跑散散心。他歪头想了一会儿，觉得有道理，他的确经常出去转一圈，回来纸上连条线都没画。整天憋船上是够受的。不过他去风起淀倒是实实在在画了十来张画。
风起淀是个半村半镇的地方，比村大，比镇小，淀上人家沿白河两岸分布，码头不是很大，但过往船只打尖落脚足够。他在风起淀偶然看见如玉在河边洗衣服，动与静、全貌和局部的关系让他有了感觉，就在对岸支起画板画起来。如果不是我想看看风起淀，如果不是我还暗暗期待见到那神仙般的姑娘，大卫画完就画完了，可能再也不会再去那地方，因为我想去，他就又去了。因为我去了还想去，他就随我继续去。
我们俩到了风起淀，一点弯子没绕，直接到了那姑娘洗衣服的地方。不必说，她家一定在附近，谁会大老远跑
别人家门口洗衣服。但河边一溜排开四五家，因为对着长河，谁也不好意思大敞院门，都关得严实。大卫对我嘿嘿地坏笑。我硬着头皮说，不信门里头有炸药，一家一家敲。至于敲开后怎么办，根本没时间想。后来我们知道，家家闭户上锁，固然是避开往来船上偷窥的目光，更重要的，为避免惹是生非。义和拳在风起淀已是风生水起，尚能过得下去的人家都希望岁月安稳，开门只会招灾引祸。先敲距洗衣处最近的大门，因为那家大门上贴了两张非常好看的门神，一边是秦叔宝，一边是尉迟恭。大卫说，这是杨柳青年画的风格。顺便给我普及了一下何为杨柳青年画。他曾陪伺候过的那个长官去过杨柳青古镇，现场观摩了镇上老艺人的年画制作流程。
敲三下。一点脚步声没听到，门就开了。因为我靠门近，右脚搭在人家门槛上，开门的人脸几乎贴到我眼皮上，我和对方都吓一跳。一个女声叫起来。不用看清楚对方的脸，只听声音我就断定她就是洗衣姑娘。后来如玉告诉我，她被我们吓坏了，开门见到两张脸，还是洋人，她以为撞见鬼。这有点夸张，我和大卫无论如何比那两个张牙舞爪的门神好看。如玉坚持认为秦叔宝和尉迟恭更好看，她看不习惯高鼻深眼的外国人。其实我没大卫那么像外国人，起码我的头发是直的，还是黑颜色；感谢祖宗，给我留了这么个别致的遗产。大卫一头黄毛，大卷套小卷，活脱脱一个卷毛狮子狗。她问我们是谁。我听不懂。大卫说，我们是游客，看见府上大门贴了两尊栩栩如生的门神，难得的艺术品，所以冒昧打扰。大卫又把他歪歪扭扭但足以达意的汉语翻译成英文给我听。我想这家伙真是人才，当了不到两年的兵就学坏了，多肉麻的话都说得出口。但我很感谢他，这种紧急情况下要是我来回答，我肯定会说，我想看看你，所以敲门看看这是不是你家。以如玉那时候的羞涩和脾气，准会给我两个大耳刮子，骂我臭流氓，然后一脚把我踹进门前的大河里。
未承想，恭维两个门神也起了大作用，如玉的父亲正带着如玉和另外一个徒弟，在宽敞的堂屋里给年画上色。秦叔宝和尉迟恭是老秦的作品。老秦不喜欢洋人，但洋人夸也是夸，他还是很受用。此后我和大卫屡次登门没有吃闭门羹，跟大卫这拍马屁的见面礼有不小关系。大卫兄弟，不管你在哪里，也不管我在哪里，我都要感谢你一辈子。他们邀请我们进去。他们父女和师徒正在给同一幅名叫《三星图》的年画上色。是三张内容一模一样的年画。画上现在主要是黑色线条勾勒出三个长相奇怪的老头：帽子旁边插了一枝花的老头代表“福”；戴官帽的老头代表“禄”，脑门鼓起一个大包的光头长胡子老头代表“寿”；每一个老头身边各有一个胖娃娃，抱大寿桃的抱大寿桃，扛玉如意的扛玉如意，捧官印的捧官印。老头小孩都饱满和善，肥嘟嘟胖乎乎，看着就想伸手上去捏一把。除了这三张，门子上还贴着很多用雕版印制出的相同年画，老秦一边自己给老头和娃娃上色，一边跟如玉和徒弟讲解。
给年画上色是门大学问，第三次登门，我也申请试试身手，给最简单的那些年画上色，比如《莲生贵子》《莲年有余》，一本书大小，哪一笔出格了，也没人当回事。中国人买年画，图个喜庆，花红柳绿颜色到了就行。大卫是个练家子，上色对他难度不大，尝试了一幅《三星图》，比如玉和老秦的徒弟都地道。但大卫的主要任务不是上色，是画，画老秦师徒和如玉。这也挠到了老秦的痒处，算同行，大卫画得的确好，老秦左胳膊细右胳膊粗都被画出来了。常年做年画雕版，打磨杜梨木板子，再刀刻，都是右手使劲儿，右胳膊自然就粗。老秦就着大卫的画教育女儿和徒弟：这就是眼力见儿，细部决定一幅画成败，细部也决定一个艺术家的成败。完全得益于大卫，我才有可能见了如玉一趟又一趟。老秦肯定是看在大卫的面子上，才让我们进门；他把大卫当成千里迢迢赶来拜师的门徒了，就等着洋徒弟主动把他扶到太师椅上，然后退三步，磕头奉茶，行拜师大礼。当时整个华北风声都挺紧，义和拳在闹事，高喊“扶清灭洋”，老秦一定很清楚，关上门就为了避祸。他对洋人肯定也没好感，但他这个时候多一个徒弟，还是个洋徒弟，且是远道而来的仰慕他的洋徒弟，他以为是足可以长一长秦家年画的脸的。
在风起淀，做年画的有两家，秦家和袁家；老秦跟老袁在较劲儿。要在古镇杨柳青，村村街街走过去，满眼都是做年画的，你想较劲儿，那等于跟所有做年画的找不痛快，与天下为敌谁也犯不着，反倒天下太平；在风起淀就两家，都是上一辈从杨柳青搬过来的，眼角一扫看见的只有对方，想平常心都不行；你们两家不追着赶着来，街坊邻居也会掰着指头帮你们比，比出了结果你还想淡定，难度太大。
最近几年，天干地旱兵匪横行，日子很不好过，但过年的热闹劲儿有增无减，年画行情也跟着看涨，老秦和老袁发现两家剑拔弩张时，其实已经耗上很久了。他们早被风起淀的乡亲们架到火上烤了多年。老秦的手艺在老袁之上，但也没高到外行打眼就明白的地步，所以风起淀更觉得有烤头。因此，竞争导致的战争一直在运行，却也没法在大庭广众之下正面冲突。到庚子年（1900），矛盾突然上了台面。
老秦花一年时间制出一块版子，印出来再上色叫《龙王行雨图》，这幅年画突然跟老袁拉开了差距。我在秦家认真看过。老秦精心点染之后，装裱后挂在堂屋正中，六尺整宣。前两年的大旱持续到现在，对北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最珍贵不是金钱，而是雨水，他们盼着老天下雨远胜过盼望做梦发财。《龙王行雨图》把这种积郁了五六百天的渴望痛快地表达出来了。龙头极为清晰，剩下的龙身龙尾影影绰绰地盘踞了半张纸，剩下的半张纸是甘霖普降和得到雨水滋润的禾木与沸腾的民间生活。这个题材其实已经超出了年画，更切近现实生活，跟其他年画相比稍嫌严肃，但老秦刀锋一转，在漫天风雨中刻出跟雨水一起降落的金元宝，而老龙王的脚爪之上，各攀爬着一个圆滚滚的喜庆娃娃：标志性的杨柳青年画又回来了。皆大欢喜。《龙王行雨图》的销售量，在秦家的年画销售史上亦属空前，更把袁家甩出了两英里。老袁不淡定了，摩擦开始。我和大卫登门拜访时，正值两家比传人，就是比下一代。
中国很多作坊式的家庭绝学，通常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讲的是长房长孙。唐宋元明清下来，各家的皇帝也是这么一代代承传，老皇帝大儿子不行，才考虑小儿子，自己的儿子不行，再考虑血缘最近的别人的儿子。袁家人丁兴旺，三个儿子，能力水平不论，但都干这个；此外老袁还带了两个徒弟，绝招当然不授外人，主要是以师徒的名义让两个年轻人干杂活。秦家就有点惨，老秦就如玉一个女儿，纵然心也灵手也巧，老秦心里还是没底，刻画雕版还是男人更靠谱，首先力气你得有吧。老秦就把薪火相传的事拖着，先看女儿是不是这块料，实在扛不起这块牌子，那就得考虑女婿了。好在老秦比老袁年轻，如玉也不必赶着嫁人，他就勉强招了一个徒弟，同时托人在杨柳青物色，看是否有合适的上门女婿人选。
我们到风起淀，恰逢两家比拼谁的队伍大。单数人头，当然老袁胜出，老秦要招个洋徒弟，格局就大不一样，起码赶上三五个土著。碰巧这个洋弟子还是个内行，不必白手起家从头来。老秦允许我们俩进门，就存的这心思。这也是后来如玉告诉我的。但当时他无论如何没想到，我是冲如玉去的。一则我是外国人，他压根就没想过让如玉嫁一个外国人，这等于让他去掘祖坟。二则，即便想过外国人在打如玉的主意，他也只会想到大卫，如果要他的命，没准勉强能同意女儿嫁给大卫；至于我，费德尔·迪马克，一个意大利人，做噩梦的时候他都不会想过，他肯定以为我就是个大卫的小跟班。
此后长达三十四年的生活中，每次想起大卫·布朗，我都会问如玉同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是我在追你，而不是大卫？如玉也会不厌其烦地重复同一个答案：看眼神呀。这世界上，只有你的眼神不会拐弯。还有呢？我继续问。还有就是，每次你们来，大卫都会找个机会嘱咐我，让我教你说中国话。哦，原来如此。要没有那几次汉语的恶补，以及我虚心向大卫请教，和见不到如玉的那些漫长时日里我勤奋的暗自修习，两个多月后重返风起淀，我就是一个彻底的哑巴。那时候我衣衫褴褛，凭着几个支离破碎的关键词式的中国词句，一阵水路，一阵陆路，敲开门神破碎的院门，我对如玉说，我来了。
等了一个多小时，被一阵骂娘声吵醒。我靠着行李袋睡着了。前面的人说，回舱里舒舒服服地睡吧，今晚走不了了。登岸的船只不够用，我们排在后头。天早黑了，附近的海面上停着多国军舰和船，灯光下人影憧憧，能看见一艘艘小船在往河口方向走。深海方向伸手不见五指，是那种彻底的、绝对的黑，看不见的风也是黑的。长官吩咐，回舱休息，等候通知，随时可能出发。
能下船大家都有点兴奋，睡不着，脑袋扎在一起说话
；我爬上床就睡着了。沿白河把船一路逆流撑上来，是个大体力活儿。天快亮，我被谁踹醒，外面有人正高喊，带上一周补给，马上离船。我背上行李袋，迷迷糊糊上了小船，继续在黎明的幽暗中瞌睡。两个半小时后到达白河河口。大沽口炮台上架着的一排克虏伯大炮，在阳光下闪耀威严的光。我们漫长的船队通过时，中国兵好奇地跑到岸边来看。我前头一个家伙说，想看就看吧，哪天没准就刀枪相向，看一眼少一眼了。我倒觉得问题不大，找个好地方坐下来，有什么不能谈呢。
到塘沽火车站，长官命令，先把补给、弹药、水壶等放到分给我们的车厢里。我们在第四列火车，准备装载我们意大利军队，还有俄军和法军。前三列火车：第一列装着一半英军、全部的奥地利兵和美国兵，剩下的车厢装修铁路的设备、枕木等材料和一大群中国苦力，这些苦力是用来修路的，以备铁轨出问题；第二列火车装余下的英军、全部的日军和部分法军；第三列火车装的全是德军。太阳一出来就热，哼哧哼哧把各种储备物资搬到车厢里，衣服全湿哒哒地沾到身上。没见过那么简陋的火车车厢，顶棚都没有，如果车厢拆下来，前头再拴两匹马或者两头牛，你说那是马车、牛车我都信，说是拉牲口的车我也相信。装车时各国长官都玩命地催，装完了反倒没动静，生生等了两个钟头。各国士兵，主要是水兵，在自己的方阵里高唱国歌和进行曲。唱完了一首唱另一首，三首过后有人找厕所，队伍就乱了。
乱糟糟地上了火车，咣当咣当，四点半左右到天津。天津车站搞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能来的外国人都来了。他们很清楚，北京的公使馆出了差错，他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德国人慷慨，对着德国士兵嗷嗷地欢呼，把几百瓶啤酒往他们怀里塞。我们在自己的方队里咽着唾沫，一路的大太阳和飞扬的尘土，喉咙里像干旱的土地裂出一道道口子。意大利人在天津的太少，我只喝到了半瓶水。看欢送会的架势，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我倚着行李袋又歪着，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走过来一双脚，我抬头，看见大卫对我挤挤眼，我拎起行李袋跟他走。
大卫不知道从哪里弄来六瓶德国啤酒，拉我躲到第一列火车旁边喝起来。火车给我们提供了舒服的阴凉。我跟大卫说，回来咱们再去风起淀。先别想美事，先求上帝保佑你活着回来吧。他对此行很不乐观，兴师动众两千多号人，据公使馆来的消息，这个数还不足以让他们有安全感，希望翻两倍、三倍。怕什么呢？怕人啊，你没去北京？那乌泱乌泱的人，走大街上你想快走几步，都得加塞插队；两千来人进了北京，那也只是雨点落进白河里。还有义和团，他心里也没底，听说那帮人刀枪不入，可以敞开肚皮让你放枪，一伸手把你射出去的子弹给捏住。我听了都犯晕，这些人都他妈什么材料制成的。大卫推论出来的恐怖我太没往心里去，这世界重要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去风起淀，推开门神守护的院子，看见如玉。我们俩把六瓶啤酒全喝了。酒精上了头，脑袋里有个小人在转圈。大卫酒量比我好不到哪里，我们俩头顶头枕着我的行李袋，躺在铁轨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不知道谁先滑进了梦乡。
乱糟糟上车的声音我们竟然都没听见，有人在耳边吹响尖锐的哨声才把我们惊醒。一个英国长官嘴里叼着哨子，满脸坏笑地看着我们。他旁边站着一个等级更高的军官，双手背在身后，两嘴角往下扯，眼光冷飕飕的，擦得乌黑油亮的长筒军靴让他显得更加威武高大。大卫噌地爬起来，双脚并拢行了个军礼，说，中将好！中将？我还有点迷糊，这么大的官？我只听说整个联军的统帅是个英国中将，西摩尔中将。我问大卫，西摩尔？大卫对我咧咧嘴。我的酒立马全醒了，从地上跳起来，也给西摩尔敬礼。报告中将！我说。报告什么？西摩尔的肩膀放松下来，膝盖抖了两下。真没有什么好报告的；我说，报告中将，我要归队了。哪个队的？意大利。
大卫拽着我就往他们的第一列火车走。吹哨子长官说，意大利在后面。大卫说，反正是打仗，在哪辆车上都得打。西摩尔中将用鼻子笑了两声，也是，该活死不了，该死活不了，上车吧。吹哨子的长官说，中将，不妥吧？打仗还分什么你我？都是老子的兵。西摩尔中将说，一会儿见了意大利，跟他们说一声。去过英国吗？我说去过。那就是咱们的人；记住，整个世界都是日不落帝国的，这里，西摩尔中将用腰刀点点地，包括这里。
我就跟着大卫登上了第一列火车。在此后的很多年里，如玉经常会问我，如果没有那几瓶啤酒，如果没有遇到西摩尔中将，如果没跟大卫混在一块儿，而是回到我该坐的第四列火车，我经历的是否就会是另外一场战争？我的一生是否就会变成别一番样子？不会，我跟她说，除非我战死沙场，一息尚存，我还会去找她；不管多憋屈，我一点都不后悔现在的生活。经历过一场漫长的战争、杀戮和抢劫，我知道生命有多卑微和偶然，所以也知道爱有多珍贵，相守有多不容易。
开始我真把战争想得太儿戏，我们在嘻嘻哈哈中开赴了战场。我混在英军、美军和奥地利大兵中间，火车司机是个中国人，他知道我们这群荷枪实弹的外国人要干什么，他就磨洋工，一会儿这地方有问题，一会儿那里出了毛病。他的助手甚至一点点把煤给扔掉，把水给放掉；煤和水没了，火车就得停下来。我们就派人坐在煤水车上监视中国司机。路上我们见到了义和团，他们往枕木上浇油然后放火点燃，有的地方枕木已被烧焦，不少地方正冒烟。我们举枪示意，及时把他们赶走。上头传下话，不到万不得已别开枪，我们的任务是尽快赶到北京。
半路上还遇到中国军队营地，清军抱着枪在哨位上睡着了，只有火车经过时才能把他们吵醒。留着八字胡须、胖胖的直隶提督聂士成骑着高头大马，带一干人马，在四千多人的军营中巡视。差不多一个月后，我在八里台又见到一次聂提督。那天我们转回头攻打天津，联军和清军在八里台决战。那叫一个惨烈，想一下我心都哆嗦。
八里台前有一座小桥，聂士成骑马立于桥边亲自督战，聂家军无人敢退。旷日持久地激战，我们都快累垮了，不过好在不断有生力军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聂士成没那么好运气，他的人越打越少。但他率部坚守不退，战马换了四匹，他的两条腿也被枪弹击中，根本站不起来。有一块弹片划破聂提督的肚子，肠子流出来，他塞回去，继续鼓舞和指挥士兵作战。后来，我们的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一块弹片从聂提督嘴里打进，从后脑勺飞出来；另一块弹片射穿他前胸，还有一块直接插进了太阳穴。他从马上栽下来，享年六十五岁。
他是我们的敌人，但必须承认，他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战士。那天战火平息，我们一群敬佩他的人为他脱帽致哀。
六月十日晚上，大约七点，在落垡车站不远，我们的火车停下来，前面的铁路桥被义和团炸坏了。车上带的一百名中国苦力和修复铁路的材料派上了用场。苦力们干活，我们在铁路边晚餐、露营。吃面包，还有一点咸肉。没有帐篷，我和大卫把防水单子铺在地上，裹上毯子挤在一起躺下。白天热得要死，夜晚冰凉如水。月光照在那一片大野地上，三列长长的火车被各国露营的士兵们围在中间，有人翻身，有人说梦话，有人打嗝放屁，有人迷迷糊糊爬起来，在离睡觉两步远的地方撒起尿，还有人睡不着，睁大眼看周围和夜空，比如我，我看见中国的月亮旁边有很多中国的星星。装载有意大利士兵的第四列火车还没到。
凌晨四点，起床哨响，空气里有股被露水遮掩的干草气，天看着没有昨天夜里大。咖啡的香味从远处军官们用餐的地方飘过来，我和大卫各咽了一口唾沫。
七点钟开始上路，走走停停，因为需要修复铁路线。中国的苦力都是干活的能手，在民用工程师的指导下，效率很高。当然这也是因为义和团通常只破坏一条铁轨，另一条铁轨的材料可以拿来修复毁掉的那条。
车到落垡之前，最惊悚的是看见一堆尸体，支离破碎地散落在一个烧毁的候车棚附近。查看的士兵回来报，是四个中国铁路官员，可能因为试图阻止破坏铁路，被义和团肢解了，有个人的心还被挖了出来。查看的士兵中有一个当场就吐了，被大家笑话了一通。我随同别人嘲笑时，心脏骤然收缩几下，像被谁突然用手攥紧了。大卫说，我的脸白得像纸。
终于到落垡。来自“恩底弥翁”号巡洋舰上的英国小分队留在落垡，以车站为防守据点，防止义和团攻过来，我们称之为“恩底弥翁号堡垒”。我和大卫随部队继续往北京进发。气温高得能把人烤熟，半空中看过去仿佛在缥缈地燃烧，我们只好找竹棍把席子顶在头上，好歹撑出一片斑驳的阴凉。车厢里本来就挤，还放着补给、弹药和行李，空气被蒸得如稀粥般黏稠。下午六点，正昏昏欲睡，汽笛尖锐地响起。我们重复了警报，迅速集合起来。大批义和团出现了。我们跳下车，几名义和团成员从小树林突然钻出来，大卫迅速拍一下我手中的枪
。他们在我们的射程之内。我几乎是本能地举起枪。我也不知道是否射中了某个拳民，反正那几个中国人十秒之内全躺到了地上，如同被同一阵大风刮断的几棵树。我们穿过开阔地带向一排房子挺进，听声音那里聚集了不少拳民。
第一次实战，大卫也是，我们俩嗓子眼发干。我们被分到一小队，左翼包抄到房子后面，将与右翼二小队一起会合，对防守的敌人发动突然进攻。大卫在我前面，附近有凌乱的枪声响起，我们都弓着腰。绕过房子是一片平地，一群拳民在那里挥动梭镖、长矛和刀剑，做各种古怪的动作。突然撞见这场面，我们大部分人都傻了。如果他们直接抱着刀枪冲过来，或者伏下来对我们开火，我们的反应会比现在要快得多。之前也曾见过义和团成员上蹿下跳，做出癫痫病发作一般生生死死的怪动作，但空闲时候见跟在战场上见不是一回事。这群人戴红色头巾，围巾、腰带、绑腿也是红的。一个拳民突然跳到半空，好像被击中了，直直地落到地上。正在我们奇怪谁射出的子弹，谁竟有能力破了他的金钟罩铁布衫神功，他突然从地上跳起来，复活了。完全是因为被这套舞蹈般的表演惊着了，一小队和包抄过来的二小队至少有十个人同时开了火。梆梆梆，拳民倒了一片。他们握着梭镖和刀剑冲过来，我们又一阵枪响，再倒下去一拨。
跟着后续支援的三小队、四小队也到了，在我们没弄明白他们狂喊乱叫是什么意思时，平地上的拳民全倒下了。血染到白颜色的衣服上是红的，染到头巾、围巾、腰带和绑腿上变成了黑色。我们的小队长从一个拳民胸口处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护身符，一个红色的标牌，绣着四个黄颜色的字：扶清灭洋。据说这个护身符可保他们刀枪不入。队长把被血浸湿的护身符装进口袋里，对着尸体踢了一脚，骂道，妈的，装神弄鬼！我们打算继续往前搜索，身后响起归队的信号。义和团正往下一个村庄集结。
回到火车上，太阳已西沉，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与焦渴，所有神经和肌肉都绷硬了。我找了个地方躺下来。事实上所有人都找地方躺了下来。空间不够，我的腿搭你腰上，你的脑袋枕在我肚子上，一车厢人横七竖八地交叠在一起，没一个人吭声。一个十九岁的英国水兵脑袋抵在我肋骨上，慢慢地，他往上蹿，脑袋钻到了我胳肢窝里。我抬起头看他，他也在往上看我，他的眼睛里有没散尽的惊恐。他说，我杀了一个人。他把右手微微举高，好像上面还沾着血。我把左胳膊打开，让他的脑袋放得舒服一点；我说，我也是。我肯定也杀了一个人，至少。我都能闻到空气里的火药味和血腥气。
军官在铁路边来回走动，高声对我们训话，总结刚才的遭遇战。他认为水兵习惯于海上作战，陆地上战斗还是缺乏经验和训练，接下来的战斗中，大家尽可能把背包放下，轻装上阵，因为来回可能要跑很多路。我对斜躺在我脚边的大卫说，我得带上行李袋，一是随时可能归队；二是，《马可·波罗游记》不能丢。我来中国是做马可·波罗，不是来杀人的。
马可·波罗十七岁那年，跟着父亲和叔叔离开家门，一路往东向中国去。他在中国待了十七年，跟忽必烈成了朋友，在元朝当了大官。他在中国的传奇见闻，激发了欧洲对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想象力，探险家们由此开辟了新的航路，然后诞生了最初的世界地图。我不羡慕这样的丰功伟绩，也做不来；我只想做我一个人的马可·波罗，运河上的马可·波罗，在水上走，在河边生活；像他那样跟中国人友好相处，如果尚有可能超出他那么一点，就是我想娶一个中国姑娘做老婆。大卫说，从北京回去，要是还活着，他一定借我的《马可·波罗游记》好好读。
快八点，夜晚降临，火车动起来。时间不长，又停下来，通知就地露营。还是野地。北方的野地这一处跟那一处没任何区别。旷野无人，荒草，树林，看不见的知了歇斯底里地鸣叫，月光洒下来都能溅得干燥的大地尘土飞扬。大家都很累，但胃口出奇地差，晚饭不是进不到嘴里去，是眼睛里都进不去。快吃完的时候，食欲才稍稍恢复了一点，好像整个人慢慢活过来了。
没有人散步。有站岗任务的分散到各个角落，要防止义和团摸黑偷袭。没任务的就躺下，睡不着的坐着抽烟。这天晚上抽烟的人明显多起来。我这不抽烟的也从大卫那里要了一根，吸一口，呛得直咳嗽，但把青幽幽的烟雾一缕缕吐出来，那感觉真好。是活着的感觉。而且你完全可以自己证明。
我还跟大卫挨着睡，那个十九岁的英国水兵把防水单子铺在我旁边，他对我笑笑。很多年后我还能想起他羞涩和信任的笑，在月光底下，笑的时候他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信任得来其实并不难，不过是把胳膊往上抬了抬。这一夜睡得挺好，只有前哨偶尔开枪引发的假警报，没有真正的惊扰和袭击。据说中国人害怕鬼魂，所以义和团不敢在夜里出没。其他影响睡眠的，除了蚊虫的鸣叫和叮咬，就是各自做的噩梦了。
天亮后，车向廊坊缓慢行进。走走停停，沿途铁路和车站完好的没几处，看不见的敌人提前弄坏了它们。修复的难度越来越大。铁路之外又出现新问题，水塔被彻底毁掉，机车没水可加，火车成了一架即将渴死的机器。长官下令，去附近的村庄里寻找水井。
我们带着枪进了村子，街巷里空空荡荡，进了几户人家，也是空的，村民都跑光了。他们肯定听到了风声，也可能是义和团唆使他们离开的。村子里的活物只有带不走的鸡鸭鹅、鸽子和猪，好牵的马牛羊一只都没有。村子挺大，绕了半天也没寻到一处水井，有人就看中了鸡鸭鹅。拧断脖子开膛拔毛烤了吃，想想口水都直流。但长官嘱咐，只找水，切勿节外生枝，口馋的人只能忍。有人在一个竹篮里发现几个鸡蛋，偷偷磕破一只，把生鸡蛋倒进嘴里，吃鸡蛋长官发现不了。大家跟着学，篮子空了。接下来搜寻时，都多了个心眼，看米缸里、柜子中、锅底下有没有藏着鸡蛋等吃食。
然后在一户灶房里，发现了一个瘫痪的老太太，她茫然地坐在蒲团上。因为行动不便，她被留下来。我们做出喝水的动作，她指指锅灶边的水缸。我们摇头，继续做出打水、提水的动作，她指东指西指南指北，完全把我们比画晕了。我让她老人家慢慢说，凭着那点微薄的汉语底子，连蒙带猜，才弄明白她说的大概位置。队长让我们把老太太放在门板上抬到井边。打上来一桶水，让老太太先喝，防止水井里被人投毒。老太太舀起一瓢，从容喝下去。我们回到火车上，找到水井的消息瞬间传到另外的车上，一群人涌进了村庄。等他们从村子里出来，手提肩背的，不仅有水，还有鸡鸭鹅和鸽子，有个美国兵还赶了一头小黑猪。
下午，我和大卫躺在火车底下，睡一会儿醒一会儿，醒了就让他教我汉语。车底下凉快。我问他“我爱你”怎么说。他说中国人害羞，不说“我爱你”，他们说“我欢喜你”“我会对你好”。那“嫁给我”怎么说？“跟我走”。跟我走。我一口气默念二十遍。
从前一节车厢底下传来消息，美国公使馆的信使从北京来了。联军赴京的消息在京城引起了震动，各国家的人都在等着我们这些救世主。信使还带来了北京城门分布图和他们认为可行的攻击情报。具体情报我们看不到，级别不够，长官把消息散布下来不过是为了激发我们的斗志：看，你们多重要，加油！温尼格上尉指挥的“格芬”号连被派驻到此地，要建立一个“恩底弥翁号堡垒”那样的“格芬号堡垒”。西摩尔中将的意图很明显，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要到处都是我们的人。“格芬”号的水兵现在变成了泥瓦匠，我们看着他们干，看着他们把机枪架在水塔和房顶上，然后猜这个堡垒能坚持多久。情况不容乐观。诸般消息显示，义和团规模之大，完全在我们的想象之外。
那天下午也有高兴事，从天津开来了一列满载补给的火车，有我爱吃的咸肉，有面包啤酒，有各种罐头，有香烟，还有用一个个大土坛子装的饮用水，以及给车厢当顶棚的草席。后两样尤其重要。村里的水井快被淘空了，水质也越来越差。还有一个好消息，可以放心睡几个好觉了，义和团这次干得彻底，把前方的铁轨干脆彻底搬走了。
修复花了三天时间。三天里我和大卫大部分时间都闲着。我给如玉写了一封情书，当然寄不出去，我只是担心见了面很多话说不出口也说不清楚。写完了请大卫帮我翻译，这个半吊子翻译有很多汉字不会写，用了音标代替。三天里还打了一仗，几百名义和团成员突然攻击了格芬号堡垒。当时我们在村里的水井边洗衣服，听见营地附近传来枪声。几天来衣服不下身，都穿臭了，我用了半块肥皂刚把衣服洗干净，想冲个冷水澡，枪响了。我把湿衣服直接套上身，抓起枪就跟着英国水兵往回跑。
到格芬号堡垒，仗已经打完了，水塔上机关枪强大的火力阻止了义和团的进攻，十八个拳民死在堡垒下面。联军死了五个，义和团突袭时他们正在警戒，来不及撤，当场被砍成了碎块。太阳落山，我们为五名牺牲的联军举
行了隆重的葬礼。除了负责警戒，其他人列队站好，先接受长官检阅，然后持枪向死者敬礼。我们提前在车站机车车库前面挖好了墓穴，在英军随军牧师的祈祷下安葬了五名战友。
从恩底弥翁号堡垒传来消息，他们也遭遇了义和团的攻击。在落垡，义和团也没捞到好处，丢下两百多具尸体、几面团旗和两把老枪跑了。但消息中还透露出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跟格芬号堡垒战中大家看到的一样，这群手持简陋冷兵器的中国人，竟如此狂热，他们视死如归的进攻勇气让我们恐惧。在此后多次与义和团的正面战斗与侧面摩擦或观察中，我越发糊涂，看不明白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勇猛又怯懦、精明又愚昧、真诚坦荡又虚伪投机、吃苦耐劳又溜奸耍滑、正大庄严又猥琐乖张、秉持公心又贪图私利、热情友爱又冷酷阴险、目力长远又狭隘短视，等等。这些优劣完全背反的品质可以无限地罗列下去，他们照单全收，却又和谐地熔于一炉，装进同一个身体里。
战争分秒必争，半秒钟子弹出膛就是一条人命；但战争又无视时间，我们悬在半道上，每天都为铁路的修复焦虑，时间一天天就过去了。突然传来消息，前方的铁路线修不好了，暂时放弃北上，掉头回天津。我们都很意外，折腾了好几天，白干了。而且刚刚又有一个公使馆的信使从北京来，十万火急地请求救援，说各个公使馆都被义和团围成了铁桶；因为义和团没事就朝公使馆投枪放炮，避难者成千上万人挤在一间安全的屋子里，想顺溜地喘口气都是件奢侈的事。报信的是个中国人，只有中国人在路上跑才可能有点安全保障。前几天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被杀了，再过两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也会被一枪爆头，一切非国产的在当下的北京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信使气喘吁吁地跳下马，据说他的坐骑当时就倒毙在路边；一路狂奔，活活累死了。京津之间，所有电线杆都被义和团砍倒拔掉，电报线悉数切断，传送信息不得不回到马拉松时代。我们要先回到杨村。回去也要重修铁路线，还得提防义和团冷不丁从哪个地方钻出来，一条铁轨隆起来，我们的火车就得停下来。
美国分队的指挥官麦卡拉上校负责修复铁路，我们跟随西摩尔的旗舰上校泽立科，把附近的义和团驱散。他们盘踞在一个村庄里。我们先用九磅炮向村里发射三枚炮弹，泥土夯筑的房屋被炸毁，腾起一片烟尘。接下来进村。两小队的队长传下命令，冲着旗子找，见人就开火。插在村庄屋顶上的义和团旗子分两种，一是长方形的大旗，另一种是三角形的小旗。后来我在中国北方见到很多个那样的村庄，他们把它称作圩子：整个村庄被一堵漫长的围墙圈在中间，进出只有固定的几扇门；倘若把几扇门都堵住了，即可瓮中捉鳖，一个人都跑不掉。但那天我们没法及时堵上圩子上东西南北的四扇门，冲进去后，义和团大部分跑光了。
队长重复西摩尔中将的指示：但凡发现藏有武器和铁路物资的房屋，一律就地焚毁。敌人且战且退，我们把火点着了，有人胳膊底下夹着顺手捎带的鸡鸭鹅和好东西，对着队长谄媚地笑，队长一挥手，看你们能耐了，带得走的就拿。
这是我们回到杨村前的最后一战。
下午，我们的火车回到杨村，停下，前面的铁路断了。如此大规模的破坏，大家都怀疑仅靠义和团是干不了的。大卫说，用膝盖想都知道，中国的正规军肯定插手了。我问理由，他说这他妈还要理由么，别人长枪短炮地在你家院子里跑，就跟在自己家一样随便，你肯定不高兴，你哥肯定也不高兴，你爸你妈一定也不会高兴。反正谁在我家这么搞，我们全家都不会放过他。可是他们得罪我们了啊，我说。如果哪一天他们在罗马得罪你了，或者在伦敦得罪我了，你再说这话我一定举双手赞成。大卫从口袋里摸出一根挤扁了的烟，叼上嘴之前转了个方向递给我，他从口袋里又摸出一根，只剩下了烟头，他把烟头叼到嘴上。我们点上火抽起来。大卫的话我相信。我想取一个中国名字，你给参谋一下。马费德，大卫说，想了想又摇头，还是不够中国。
马福德，对，你叫马福德。
6月18日下了一场大雨。所有落雨的地方都在欢呼。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旱早已让中国人拜了几千年的龙王失信于民。我们没有欢呼，我们只有哀叹，晴天热得固然不舒服，阴雨天更加难受，草席顶棚根本挡不住雨，缝隙里滴滴答答往下漏。外面下大雨，车上下小雨，刚要睡着，刚聚拢的一颗大水滴砸到脸上，整个人都清醒了。只好移到车厢底下睡，滴水的情况缓解了，身下却更冷了，后半夜寒凉入骨。天没亮就有人开始打喷嚏、咳嗽、流鼻涕。
六月十八日这一天唯一跟好消息沾点边的，是德国军队从义和团手里抢过来四艘船，而这四艘平底船成了第二天我们离开此地的最重要的工具。廊坊之前的铁路断了，杨村之后的铁路也断了，前不着村后不靠店，我们缺少转移的车辆。找不到合适的交通工具只能困死在这里。德国人在铁路桥上往天津方向巡逻，发现有艘中国平底船装着枕木，他们对平底船喊话，船夫不理，加速往前跑，德国人就开了火。不远处还停有几艘，一帮义和团民正往船上装运铁路物资。德国军队一鼓作气，短兵相接，拿下了四艘平底船。十四名义和团民丢了性命。德国人在船上发现了潜水员用的武器、一面旗帜和义和团的红标牌。
离开此地势在必行，否则饮用水这一条就足以把我们打垮。口渴难耐，我们必须冲向混浊的河水；大雨把上游的泥沙、草木、人和动物的尸体都冲刷了下来。上头分发了小木炭过滤器，每三人共用一个。但成分复杂的河水哪是区区一个小过滤器能滤干净的，很多人开始拉肚子，有的痢疾严重到根本提不上裤子。钻在我胳肢窝里睡觉的那个英国小伙子直接拉到了裤裆里，晾裤子时就光着下身走来走去。没人笑话他，倒有几个羡慕的，多好，想拉了连裤子都不必脱，蹲下来就行。
指挥官传下消息：西摩尔中将主持召开了联军军事会议，决定放弃火车，部队沿白河撤退；四艘平底帆船运载伤病员、一部分枪支弹药、补给和行李，其余士兵只带随身必需之物，沿河岸南下。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火车上的东西装上平底船。在火车上待了十天，多少有了点感情，天又阴沉，离开车厢大家生出了一些伤感。这些天缴获的战利品也都扔进了水里。义和团的各种旗子、信物和古怪的武器，还有从村庄民房里顺手牵羊的一些新奇物件。我敢说，谁能把扔掉的东西都收集起来，绝对可以开一个不错的博物馆。没办法，枪支弹药和战斗的必需品已经挂满了我们全身。我和大卫因为在白河上下跑过几趟，熟悉河道，也有一点驾驶民船的经验，就被派到弹药物资居多的那艘船上。长官指示，“上点心”。傍晚时分船启航，岸上的队列也出发，英军在前，然后是法军、美军和俄军，接着是德军和其他国家的士兵。
由北向南，船顺流而下也艰难。现在还在连通白河的小河里，水浅船重，遇个浅滩就走不动。守船人必须尽全力撑篙，实在撑不动，就得想办法在四艘船之间来回搬运物资。四艘船也尽量不沿同一条航线走，免得一艘搁浅，后面三艘也栽在同一个地方。先前岸上行进的队伍还羡慕我们，走一阵扭头往白河里看，我们还在后头撅着屁股撑船，就开始幸灾乐祸。
除去劳累，守在船上还免不了要悲伤。伤员船上两个英国士兵伤势太重，在夜间死去了。我们把他们抬到岸上，就地安葬。没有音乐，只有随军牧师的祷告，我们举起枪，愿他们在上帝的怀抱中安息。一路上隔三差五遭遇义和团和清政府的正规军，都是陆上的队伍在应付，他们在敌人和四艘平底帆船之间隔离出了一个安全地带。有时能听见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那一定是跟正规军交上了火。他们用马拉着轻型的现代五厘米克虏伯野战炮，活动范围相对较大；我们没有马匹，海岸炮只能用士兵拖拽着走。站在船上，能看见双方的炮弹击中了民房，战争所到之处火势熊熊。我们有自己判断战况的参照，看送到船上伤员的数量和频率：来得多来得勤，仗一定打得很辛苦；枪炮响了半天，只送过来几个皮外伤的，那仗应该打得不错。
船上还有一个跟岸上相同的难题，就是饮用水。我们依赖岸上的水源，即使驶进了白河，河水也没法直接入口；战争已经严重破坏了水质，水面经常会漂过一两具义和团成员和无辜民众泡得肿胀的尸体。岸上的战友肩负着到沿途的村庄里寻找水井的重任，有他们喝的，就有我们喝的；有他们喝的，才有我们喝的。
水上也经历过一番惊魂。一发炮弹突然落到我们船上，所有人都闭上眼，我甚至在脑子里转了一个念头：剩下的活着时间够我想一下如玉吗？是颗哑弹。他们忘了把保险丝拧进炮弹里。因为这发炮弹，四艘船警醒多了，但凡有个风吹草动就往半空里看；我们很可能在炮弹的射程内。这种警醒绝不多余，我们身后的那艘船就因为及时撑了一篙，一发炮弹落下时，躲过了一劫。也有怎么躲都躲不过去的，就堵在你脑门上：我们
到了西沽，准备泊船上岸时，聂提督的队伍不同意，用各种轻兵器和重兵器对着我们打。这个时候，我和大卫已经从运载弹药的平底船调离了，正在掌管专门护理伤病员的船。
聂提督不答应，因为西沽武库被联军占领了，而此前清军在军粮城一代的防线也被联军和援军攻克，放谁头上都恼火。占领西沽武库之重大切要，简单地说，如果联军没能侥幸拿下武库，历史很可能得换个写法。说侥幸，完全是因为联军误打误撞发现了这座中方弹药库。联军从杨村撤回，劳师袭远，一路遭遇阻击，补给也跟不上，差不多成了一支疲惫不堪的叫花子队伍。聂士成部队数十万雄兵，再跟上去穷追猛打，联军的日子就没几天了，但联军走了狗屎运，发现西沽武库。看看武库里都装了什么吧：三万八千支曼里克步枪，三千八百万发子弹，德国造的剑、火炮和马克沁机关枪，来自基尔药房鲁德尔的药品和绷带，附说明书的伊斯马赫子弹带，还有几百袋大米和众多优质饮用水。大量库存已经足以让联军心花怒放，弹药库还有无比坚固的城墙，易守难攻，聂士成的军队要攻下这个堡垒，不比重建一个更容易。西摩尔中将做梦都会笑醒的。
我们的平底船在武库城墙下东游西荡，为了躲避那些不长眼的炮弹，有一发击中，我和大卫变成伤员的机会可能都没有，直接见上帝了。那是我这辈子撑过的最危险的船，炮击和步枪的射击像敲鼓一样，天上到处都是子弹。总算找到一个安全角落，武库里联军出来把我们接上了岸，进到武库的大院里。
伤员们被放到百叶窗木板做的床上，身下铺着毛毯，大卫放伤员时被绊了一跤，一屁股坐到毯子上，半天没爬起来。我问他是不是摔伤了，他咧开嘴大笑，说，妈的，大兵的屁股也贪恋这一把肥软的。我和大卫平时帮助救护伤员，紧急时刻也得抱起枪上前线。聂提督的军队企图夺回弹药库，派了二十五个营的兵力过来，一直压着联军打。战事残酷又血腥。幸亏清军的枪法欠佳，要不我们得死伤更多人。一波波进攻都被我们打退了，中国人终于懈怠了。消停了差不多两天，枪声和炮弹没上墙，沙尘暴倒来了几场。到二十五号早上，救援的俄军到了，我们才解了困。第二天凌晨三点，我们拔营离开西沽武库，抬着两百三十名伤员向天津城进发。西摩尔中将让一队英军留下来放火，不给中国人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我们走出不远，弹药库传来撼天动地的巨响。爆炸声一直在我耳朵里回响，走了六个小时到天津，嗡嗡声还没有停止。
天津城里冒着烟，到处是废墟和烧焦的尸体。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种语言可以贴切地描述出这个城市散发出的死亡和腐败的味道。
见到每一具尸体我都绕着走，碰到那些残缺的肢体，我会觉得是我杀了他们。大卫认为我是劳累导致的幻觉，就像长达六个多小时的耳鸣。我不认为是幻觉，他们的死就是跟我们有关。如果一群高鼻深眼的家伙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到来，中国人会像落叶一样大片大片地死去么？但在战争中讨论死亡不合时宜，枪在响，炮在轰，厮杀的喊叫永不停息。
二十七日，我们开始分三路纵队进攻天津城外的东机器局。中国人叫它“东局子”。这地方制造枪弹和火药，有上千名清军把守，是杵在天津租界前的一个火药桶，必须拿掉它。比我们想象的要顺利，机器局里的弹药库被炸了，清军撤出时，我们占领了东局子。弹药库的爆炸也是笔糊涂账，搞不清是联军的炮弹击中的，还是清军担心失守后弹药会为我所用，自己点了火。反正此后突然安静下来。
双方都在休整。我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我主动要给大卫读《马可·波罗游记》。我两眼朝天读，他两眼望天听，听睡着了我还继续读。一会儿用意大利文读，一会儿把它翻译成英文读，一会儿意大利文、英文、中文三种语言混在一起读。战争中不期而至的寂静有种骇人的效果，你会觉得特别不真实，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荒诞感。已经消失的隆隆炮声经常会回到你的头脑里，而且响动更大，因为没有别的杂音侵袭进来。你甚至能感到偶尔有热乎乎的气浪扑面而来。十九岁的小水兵说，他不希望我归队，这样每天晚上他就可以挨着我睡。我也不想回去，在哪儿都是打仗，枪子真射过来，肯定也来不及关心国籍。
很多人开始给家里写信，免得被一枪撂倒，连句话都没给亲人留下。我也在想写信的事，可写什么呢？我只有让哥哥寄马尼拉方头雪茄时，才给家里写信。
七月一日，枪炮声再起。清军向租界发动进攻，我们用大炮猛烈地轰击天津城作为回击，双方一直闹到半夜。我怀疑我们的大炮已经把天津城炸成了筛子。随后几天互有攻守，又僵持了，都不敢轻举妄动。探子来报，清军和义和团打起来了。这是个利好的新闻。清政府的正规军和义和团，哪一个单挑出来都够难缠的，他们携起手来我们更难受，这些天危如累卵的狼狈状态已然是最好的证明。现在他们俩掐起来了，讲出一万条理由，我也不相信这个局面对我们是坏事。
聂士成看不上义和团整天装神弄鬼，义和团也不喜欢正规军把他们当炮灰。进攻租界时，清军就把义和团往前赶，后退则杀无赦，直接动刀子，团民等于腹背受敌，因此伤亡惨重。义和团不干了，趁聂士成与联军激战，绑了提督的老母妻女，矛盾终于摆到了桌面上。聂士成派兵追击义和团，同情义和团的当地联军跟着反击聂士成，还谣言聂部造反。据说此事对聂士成刺激甚大，自愤一生勉力奋为，精忠报国，对内不见容于同僚，对外又受辱于匪民，颇有些进退失据，一颗心凉到了底。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八里台之战，他屡受炮击还重伤不下火线，最终血肉横飞一头栽到马下，以身殉了大清国。
八里台之战也是我的最后一战。聂士成之死给了我巨大的震撼。但很惭愧，聂死之壮烈没有激发我的战斗豪情，却唤醒了我“逃离”的冲动。我哥一直对我这个毛病耿耿于怀，他讨厌我没来由的消失，一不小心人就不见了。他在信里告诫我，既然你已经私自跑到中国去了，那就在中国老老实实待着，别乱跑，定期给家里写信：你知道母亲整天为你提心吊胆吗？你知道从不相信上帝的父亲现在每个礼拜要去两次教堂吗？我当然知道。但我还是乱跑了。现在我就想“消失”。七月九日傍晚，我参加战斗的最后一天，我参加战斗的最后一个小时，在我已经想好了如何消失的时候，一颗子弹穿过我的左腿胫骨，把我的骨头打碎了。娘的，如同挨了一闷棍，然后感觉左腿越来越沉，最后是剧痛让我停了下来。
大卫在射击的间隙看了我一眼，发现血已经湿透了我的绑腿。他猫着腰过来，打开我绑腿，拿出绷带包扎好伤口，把我背到一块石头后面，让我躺好，他去找救护人员和担架。等他带着法国的外科医生过来，因为失血过多我已经精神恍惚了，枪声听起来是从去年传来的，在我眼前晃动的大卫的脸，像一张被洗坏了的照片。法国医生给我扎了个止血带，把我放到担架上。大卫和一个俄国士兵抬着我，送到了临时的战地医院。
放下我大卫要回前线，过来两个抬担架的英国士兵，对他说，战斗结束了。他们把担架上的伤员放在我旁边，是十九岁的小水兵。一颗子弹射穿了他心脏部位。小水兵努力睁开眼，不知道他看没看清我；也许正因为看见是我，他才要努力睁开眼。一个德国医生走过来，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他在小水兵跟前站了不超过两秒钟，弯下腰，伸手合上小水兵睁到一半的眼皮。小水兵的眼皮再也没力气动一下，他死了。
我用胳膊肘撑住地面，整个身体向小水兵身边挪，挪到合适的位置，我把胳膊抬起来，让小水兵沾满尘土、硝烟和血污的脑袋正好置于我的胳肢窝下。然后我号啕大哭。那个时候，除了哭，我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做。
伤病员被转移到了平底船上。我的小腿做了手术，子弹和碎骨头渣取出来了，消毒、上药、上夹板，服药，什么事都干不了，只能重读《马可·波罗游记》。医生说，鉴于骨头碎裂严重，保住这条腿问题不大，但别想着以后跟正常人一样，大地对你来说将是起伏不定的。我说，我要变成个瘸子？医生肯定地说，瘸子。又补了一句，想想那些命都没了的年轻人，你应该为变成一个瘸子感到幸福。也就是说，我这辈子的最高理想，也就是个幸福的瘸子。我对他笑了一下。
陆陆续续传来前线的消息。英军运来两尊名为“列低炮”的可怕大炮，一炮打响，一百码内，闻到味儿的人当场毙命。这种毒气炮在非洲的战场上曾用过一次，为万国公法所不许，但还是又用了。大卫来看我，证实了这一点。
天津城破三个小时后，他们去街巷里巡察，看见不少中国士兵抱着枪，倚墙而立，对他们怒目相向，拿刺刀捅一捅，直直地倒地，这些中毒的中国人已经气绝多时。租界受到中国人的破坏，战后的天津城遭到更疯狂的报复，到处是枪眼和炮痕，死人无数，大街上中国平民的尸体无人收殓，只有苍蝇和猪狗每天来翻捡。联军清洗了天津
城里留守的所有商行、当铺和大户人家，连官署也被抢劫一空。过去诸般繁花盛景、高堂华屋，都成了废墟瓦砾，狼藉满地。
时近月底，大卫又来看我，我们的医院也换了地方，从船上移到白河岸边。他说最近要开拔去北京了，就等着联军指挥官的人选定下来；各个国家都在争，谈判桌上打得比战场上还热闹。长官嘱咐，出发之前有信的赶紧寄，下一封家书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写。大卫问我要不要也来一封，他帮我寄。我想了想，说好。
八月四日，大卫随同联军部队沿白河北上京城，出发前来医院取信。我把信折好，夹在《马可·波罗游记》里。书送给大卫，放下枪时他可以读一读。在这样一个国家，对一个漂洋过海的闯入者，这应该是本必读书。那你呢？大卫问。我几乎能把它从头到尾背下来。我们俩约定，如果还活着，就继续把便条放在河口沙洲上的那棵老槐树的树洞里；如果谁不在了，另一个人就帮他给家里写一封信。在我给父母和哥哥的信中，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成了一个瘸子，但战争还在继续，我们还要继续杀人；而我厌倦了这种生活，它不比死更让我留恋。如果哪一天我从这世上消失了，不必难过，也请见谅。云云。
大卫把我从病床上扶下来，我们在床边拥抱、告别。左腿已经好了很多，我可以每天拄着拐在附近走动；皮外伤口早就愈合，等骨头长得差不多就可以彻底拆掉夹板。我架着双拐向远去的大卫挥手。我对大卫挥了很长时间的手，我担心只有这一次对他挥手的机会了。
大卫·布朗去了北京。第二天我睡足一整天，到晚上，像斗牛一样精神抖擞，我瞒着医生离开了战地医院。我知道路怎么走，我也知道如何不被人发现。在一个灌木丛里，换上提前备好的中国人的衣服，给自己接上一根假辫子。我清楚自己的长相存疑，也明白辫子接得很不成功，所以戴上斗笠，压低了帽檐。然后学中国人，打一个包袱斜背到身上。包袱里装了两件干净衣裳、简单护理伤口的医药用品、几块轻易不会变质的中国面饼、一个军用水壶、手头所有的散金碎银、一把防身的左轮手枪和几十发子弹，还有一把军用匕首，掖在后腰里。衣服等行头是从中国人那里买来的，花了很少的钱。他们更愿意白送，只要不要他们的命。在他们眼里，即使一个拄着双拐的洋人，也跟凶神恶煞一样可怕。中国人的裤子裆部肥大，走起路来呼呼生风，等于给隐秘处自备了一个风扇。我拄着双拐，一路蹦蹦跳跳，摸黑往白河方向走。
太阳刚出来，清早六点钟左右，离河边还有一段距离，横穿荒野的土路上竟然出现了一个赶着五只山羊的人，我赶紧躲到路边的灌木后头。半英里外有一片树林，等牧羊人走远，我穿过野地躲进了树林里。白天行路不便，两个腋窝撑了一夜的拐，酸胀肿痛，感觉像两块没发酵好的中国馒头。我在树林里断断续续睡了一天，吃了两块面饼，喝了一壶水，到傍晚，觉得精神和力气重新回到了身体里，拄上拐继续往河边走。到河边一个村庄时，天完全黑透。
村庄低矮破败，几十户人家零散地伏卧在黑夜里。没有灯光，听不见人声，只有梦游般的几声狗叫，薄薄地浮在黑暗的表面。这个村庄我和大卫经过几次，每家的小码头在哪儿，哪一家的船看上去最结实，我一清二楚。我从村头的那口井里打上一桶水，先喝个饱，再装满一壶带上，然后直奔船头刻了一个“孟”字那条船。谢天谢地，船篙和两只船桨竟然都在。我在孟家简陋的小码头上放了一些钱，应该足够他们置办一条比这个更好的船，找块半截砖头压在上面，解了缆绳逆流往北划。
白河的水势我基本了解，遇到激流险滩我尽量贴边走，把速度放慢。累了就找合适的地方靠岸休息；迎面来了夜航船，我主动避开；身后的船如果速度快，追上来，我让它先走。水上夜行本就凶险，加上我的外国逃兵身份，尤须谨慎；倘若来往船只把我的小船当成漂在水面上的大树叶，那再好不过了。夜间行船跟夜间赶路一个道理，特别容易出活儿，黑夜压迫着你的两只胳膊不许松劲儿。胳膊在机械运动，头脑一直在忙活，我要为与如玉见面的各种可能的场景，找到最恰当的台词，尽量能用汉语说，关键词也行，但这正是我心里最没有底的。后半夜的白河上绝大多数时间里只有我这一条船，那种孤独和悲壮感被黑夜放大，把我自己都感动了。我觉得不仅是白河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奔赴一场未知的爱情，甚至整个天津、整个直隶省、整个大清国，也只有我一个人奔波在这个1900年8月的后半夜。
天亮时到达风起淀。看到秦家的院门我突然止不住忐忑起来，完全没了在船上设想出的勇气：敲开门，从容地坐到热气腾腾的早饭桌前，对面是如玉，温柔、贤淑又热情，隔着饭桌她伸出修长白嫩的手，递过来香气扑鼻的黄金油饼。船在原地打转，最后我还是提醒自己少安毋躁。多事之秋，阔别的五十多天里，足够把世界上大部分事情做完，谨慎为宜。恰好有艘船敲锣打鼓地从对面来，看红的黄的装束，应该是当地的义和团，我赶紧找一片芦苇荡，把船撑进去。河水映鉴出头脸，须发蓬乱峥嵘，我这副逃难的落魄形象，也需要趁机收拾一下。
我在芦苇荡深处洗了个澡。难度比较大，把腿跷起，以免淋湿伤口，然后把衣服换了，重新戴上夹板。头发和胡须没有工具修剪，认真洗干净后，我对着水面照一下，还算是个帅小伙。芦苇荡靠岸边处有个被淹死的枯树，我把船撑过去，爬上树遥望秦家大门。阳光很好，从枯树到秦家之间仿佛隔着一口大锅，空气热得变了形，我只能恍惚看见院门开了一扇，不时有人进出。我从树上下来，把脏衣服洗了晾在船桨的把手上，进了船舱躺下。睡一觉再说。要不是一只野鸭好奇，钻进了船舱啄我耳朵，那一觉没准能睡到晚上。我睁开眼，面前有个奇怪的小脑袋，它侧着头用圆溜溜的小眼睛看我，我在它右侧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的脸。我噌地坐起来，头撞到了舱顶上，野鸭吓得扑棱着翅膀连跑带飞出了船舱。船晃晃悠悠地荡起来。
已经午后多时，阳光弱下来。我吃了半块饼，把水壶里剩下的最后一口水喝掉，撑船出了芦苇荡。那一片稠密浩荡的芦苇，在身后喧哗，它们在为我壮行助威。我把“如玉，我来了”五个汉字翻来覆去练了一路，舌头总是捊不直。
风起淀家家户户的小船出动了，卖菜的，买东西的，走亲戚串门的，密谋各种坏事的；我压低斗笠，把两只拐塞进船舱，受伤的左腿放在右腿后面。船到秦家码头，左右无人，我用最快速度泊好船，架起拐上岸，扣动黄铜门环。右边门板上的尉迟恭被谁撕掉了半张脸。敲完了第六响，门才迟疑地开了。如玉后退一步，显然没有立刻认出我，待认出我后，她捂住了自己的嘴。快进快进，她迅速地对我招手。我的双拐刚进院子，咣一声她就把门关上，插上了门闩。我费了很大力气才说出口，我说，如玉，我来了。
正在堂屋门前抱着紫砂壶喝茶的老秦，看清是我，一甩手，茶壶摔到了青砖小路上。一片壶碴崩到我脚前。如玉母亲赶紧过来，白了我一眼，蹲下来捡茶壶碎片，嘴里说，他爹，咱不能气啊，有话好好说。如玉想搀住我，伸出手又缩了回去，你的腿怎么回事？这两句话是后来如玉给我解释时重复的，当时我只听懂了一两个字词，但他们的表情和反应我大致明白：出事了，而我不受欢迎。我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跟我在头脑中彩排过的任何一个场景都不同。
接下来的事情是这样的：
老秦指着门外对我说，滚！秦夫人把他往堂屋里推，边推边说，小点声，你害怕别人听不见？如玉，先让他进屋，别让人看见！进了堂屋，如玉掩上一扇门，我坐在阴影里的凳子上。旁边是一排门子，贴着两幅上了半截色的年画《四季平安》：两个胖娃娃在逗四只毛绒绒的小鸡玩，身后的八仙桌上摆着两个青花瓷瓶子，瓶子里插着四朵盛开的牡丹花。“鸡”同“季”、“瓶”与“平”谐音。颜料杯里已经干结成了块儿，至少两天没干活儿了。我很想问如玉发生了什么事，但不会说，憋了半天，说出口的竟是“我欢喜你”。如玉的脸唰地红了，老秦两口子脸色更难看。我知道闯祸了，一着急倒想起了三个字，我问，怎么事？他们听懂了。但怎么跟我解释成了问题，他们不会说英语，更不会意大利语，而我只能听懂一点点汉语。如玉看见门子上的年画，有了。
她找来宣纸和笔墨开始画。一画我就明白了。三个人头：两个高鼻深眼的洋人，鬈发的是大卫，直发的是我，很像；一个中国人，带着义和团的头巾。因为我和大卫，义和团来找他们家麻烦了。我还有疑问，如果一个中国人碰巧见到两个洋人，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对如玉摇动五指张开的右手，加这次我们才见第五面啊。如玉又画了两个人头：一个是老秦的徒弟，她的师兄，那种不聚焦的眼神极为逼真；另一个是个老人，胡子比老秦还黑还长，八字眉，不认识。如玉说，袁。她在老秦徒弟和老袁的脑袋上各画出两只手，老秦徒弟双手握住了
老袁的一只手，老袁的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串钱。生动形象。我懂了，他们家的竞争对手老袁收买了老秦徒弟，那小子吃里扒外，把我跟大卫和秦家的交往连锅端给了老袁。老袁往义和团那里一捅，单“洋人”两个字就让他们炸了毛，于是有了现在这格局，总有不三不四的人隔三岔五来找麻烦。怨不得老秦那副尊容。
我拿起第一张画，拄着拐杖走到老秦跟前。先双手合十，中国人请求原谅时都这么干，当然我也可以下跪，可我的腿伤不允许；接着给老秦和秦夫人鞠了个躬，用西方人的方式道了歉；然后指指腿上的夹板，又指指画上的义和团头像，用手做一个枪击动作。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枪是清军还是义和团打的，但这个联系显然让老秦宽慰了不少，表情也松动一些。在这个院子里，咱们是一条船上的。如玉过来说，爹，说到底是袁伯伯的问题，跟大卫和费德尔没关系。老秦刚松动的面部肌肉又纠结到一起，多嘴！天黑了赶紧让他走！秦夫人对女儿使个眼色，让她把我带一边去。
我们又坐回门子前。我跟如玉比画，咱们给年画上色吧，否则真不知道干什么。我想对她背一遍大卫帮我翻译的半吊子汉语情书，看这架势，背完了这辈子更没机会进秦家门了。给年画上色的老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这会儿我也走不了，闲着也闲着，年画上多一笔彩，离成品就近了一步，为什么不让这个傻大个洋人干呢。我喜欢这彩绘，因为如玉在旁边。来之前我把自己洗得够干净了，闻到如玉身上的香味，我还是觉得自己的浑身上下臭得不行。
她画一笔，我跟着画一笔；她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不必说话，什么话都不用说，如果能这么一直地老天荒地沉默下去，你拿世界上任何好东西我都不会换。如玉。如——玉。我把她放在舌头上，像两颗最珍贵的宝石一样缓慢颠动。如玉。她偶尔歪过头看我，微微一笑。不知道她笑什么，但我喜欢看她这一笑。我等着她再侧一次，再多侧一次。我的彩绘效果实在很一般。
晚饭我在秦家吃，很遗憾，没能坐到如玉对面。四方饭桌，照中国人的规矩，老秦一家之主，坐冲门的主位；主位两边的座位也比较尊贵，多留给客人，秦夫人打算让我坐到老秦左手，那位置过去是大卫坐的，我坐大卫对面，老秦给挡住了，他指定我坐他对面，背对门，那位置地位最低。无所谓，能跟如玉一张饭桌我已经无上欢喜了。席间秦夫人让我夹菜，她老记不住我名字，如玉提醒她，费德尔，费德尔·迪马克。我用歪歪扭扭的汉语说，哦——脚——马——福——德。如玉笑喷了。她笑的不是我的汉语，而是我的名字，她说听这名字，还以为是风起淀人。我嘿嘿地笑。老秦啪一下把筷子拍到饭桌上，说，吃饭！如玉低下头，我也把笑生生憋了回去。
水边的天黑下来也快。黑夜从白河里爬上岸，第一个就爬到秦家。风起淀像被突然封住了口，说静就静下来。不需要老秦咳嗽，秦夫人已经用下巴指示如玉，该送客了。我们都坐在黑暗里，每人手里一把蒲扇，既扇风又赶蚊子；熏赶蚊虫的干蒲棒一直在燃烧，但效果不佳。没有风，蒲棒顶端的灰蓝色烟雾软绵绵地直插到天上去。没点灯。后来我发现，整个风起淀晚上都不点灯，以免引起义和团的注意。生逢乱世，所有想过安稳日子的人，都把自己深深地埋进黑暗里。
老秦在愁苦地抽着旱烟袋。如玉把水壶装满水，送我到码头边，周围一个人没有。我说，我欢喜你。她说，上船。我说，明天，还来。她摇摇头。我说，那，什么时候，来？她说，快上船。我上了船，又说，我欢喜你。她挥挥手，问我，你，住哪里？她也结巴了，做一个枕手睡觉的动作。我指指远处那片黑压压的芦苇荡。她让我等一下，回家拿了十几根干蒲棒。芦苇荡里的蚊子大如苍蝇，能吃人。我划船远去，快到芦苇荡，回头看见一个黑影子坐在秦家码头上，我举起一只桨，她站起来，挥一下手，转身进了院子。
没有风芦苇也在激荡，好像有人下了命令，先从东边往西边倾，再从西边往东边倒，反反复复。它们没完没了地晃荡了一夜。夜间水上的湿寒我不怕，蚊虫的叮咬我也不怕，黑暗中各种奇怪的叫声我也不怕；梦见我的小船顺水漂游，一路闯过白河河口进到渤海湾，然后穿过黄海和东海进入太平洋，我吓醒了。在梦里，我知道我离如玉越来越远。但无论我如何拼命撑篙划桨，船都坚定地往东南方向跑，而且越跑越快。我害怕我离如玉越来越远。
醒来后就再没睡着，突然想抽根烟。我借着天光找到几片干枯的芦苇叶，揉碎后塞进一根芦柴管里，吹亮蒲棒借了个火，抽起来。这辈子没抽过那么心酸的烟。
天亮后我开始考虑吃的问题。必须吃点有营养的，要不骨头长得太慢。我撑着船在芦苇荡里缓慢地游动，惊飞了不少野鸡野鸭。抓住它们太困难，又不敢用枪，枪一响，我连芦苇荡都没得待了。想抓鱼，技术更跟不上；抓上来也未必会吃，刺太多，我被卡过好几次。真佩服中国人，一块鱼肉夹进嘴里，舌头转一圈刺就全吐出来了。绕了一大圈，两手空空，因为撞到了一个鸟窝，才发现错过了一种美食，我可以搜集各种鸟蛋啊。野鸡蛋，野鸭蛋，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鸟蛋。鸟蛋比鸡蛋小，味道却更鲜美，生的熟的都好吃。开始几天生吃，磕一个洞，直接倒进嘴里，后来如玉带来一个泥瓦罐，我就把鸟蛋放瓦罐里用水煮着吃。那个广口瓦罐不仅煮过各种鸟蛋，还煮过鱼。
事实上，我很快就掌握了钓鱼和吃鱼的技巧。如玉还带来了鱼钩和一截鱼线，偷她爹老秦的。一个人的水上生活的确不太好过，不过习惯就好了。如玉陆陆续续带来各种材料，我把船舱修缮一新，雨来了也不必担心水漫金山。在一个月的水上生活中，两件事至为重要：一是及时地把船转移到另一片芦苇荡；二是如玉愿意隔三岔五来一次我的小船，当然都是在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