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星池回到合伙人对面坐下，“回去干吗？继续跑船？”鼻尖处钻心地痒，仿佛有个小虫子在里面爬，他用指甲用力掐了一把，想把虫子像粉刺一样给挤出来。“河上的船越来越少，河运早就成了夕阳产业。”

“河运都成了夕阳产业，”合伙人说，“修船不更是已经落山了？那咱们更没必要干下去了。”合伙人突然大笑。笑得捶起了桌子，把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喝的茶杯给震翻了，普洱洒了一地。邵星池忘了摸过机器满手的机油，弄出了一个黑鼻头。可就算是个黑鼻头也不至于笑成这样啊。他就看着合伙的朋友笑。足足一根烟的工夫，合伙人才停下来，笑出了满眼的泪。合伙人擦掉眼泪，鼻音浓重地说，“兄弟，我也舍不得。这也是我头一次独立创业。不是咱俩不努力，但还是干成了这样。”他有点伤感，现在流出了悲伤的眼泪。

刚刚还恼火的邵星池也伤感起来，用沾满机油的手拍拍桌面上合伙人的手。“谁让咱们生晚了呢。”

河运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运河的黄金时代也结束了。

“你的判断标准就是慢？”周海阔给邵星池续上茶水。

“一个慢还不够么？”

“快慢就是个心态。”周海阔说，“我喜欢慢。有时候慢未必就是慢，可能是快，只是我们没看出来。就像旧有时候并不是旧，而是更新。比如这个罗盘，放在这个新客栈里，它没有让客栈变旧，反倒让客栈更新。就因为这些老物件，咱们的这家小博物馆才在业界享有了盛誉。”

周海阔是实话实说。因为济宁店有价值的收藏，这家小博物馆已然是民宿界的明星，客人自不必说，全国各地的专业人士也经常来这家店观摩学习。旧正是该店最具价值的新。

他喜欢慢也是事实。每年新人入职，他都会讲一个船和自行车的故事。

小时候他生活在河边，祖父避世的水乡小镇。交通主要靠船，每家屋后都有一个小码头，解开缆绳，跳上船，他可以把船摇到任何有水的地方。他十岁，端午节那天有点阴。他准确地记住这个日子，因为那天有个日本画家来镇上写生，整个上午都坐在他家的小码头上。中午母亲煮好了粽子，让他送了三个给日本画家。画家一个劲儿对他鞠躬表示感谢，惊慌失措之下他也不停地鞠躬回礼，头都快点晕了，想起来还可以转身跑掉。很多年后，他看到一本名叫《中国的运河》的画册，才知道那画家叫安野光雅，享誉世界的绘本大师，曾获过“国际安徒生奖”的插画奖。在安野光雅的水彩画里，他还找到了他家的船和虎头的自行车。

在那个前现代的水乡小镇，自行车是个稀罕物，不是买不起，是用不上。尽管不实用，但作为最重要的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之一，自行车依然备受瞩目。同桌虎头家有一辆，每天向他嘚瑟自行车跑起来有多快。他终于听烦了，说：

“你们家自行车会飞吗？”

“就算不会飞，”虎头眉毛直往上挑，“跟你家的船比起来，那两个轱辘也是风火轮。不信比比。”

比就比。周海阔把父亲买回来的电子表戴上，一有空就在河道里训练，看从他家码头摇到状元桥最快需要多久。端午节是他和虎头擂台赛的日子。上午他的船在码头，虎头的自行车停在河边的石板路上。它们被安野光雅勾勒进画里。他给安野光雅送了三个粽子，自己吃了五个；为了下午的比赛，他必须吃饱。结果他赢了。自行车当然跑得更快，但虎头骑到秀才桥和进士桥两座桥前都得下车，踩着石阶把车子搬到桥上，再搬下桥，这得花费不少时间。如果一路顺利，虎头也能赢，可惜快到状元桥时，前轮突然嵌进石板之间四指宽的缝隙里，行驶戛然而止，虎头从车上飞出去，一头钻进运河里。他想把虎头捞上船，虎头不让，坚持游上岸继续比。等虎头爬上岸，周海阔已经从容地把船摇到了状元桥下。跟着一路看热闹的小伙伴嗷嗷地叫。

“十岁的这场比赛我很得意，”很多年后他反复对新来的年轻人说，“不是因为我胜了，而是因为整个比赛过程中，

我摇橹的节奏始终没乱。在别人看来可能很慢，但我知道每一橹的力道都饱满绵长，就像一步一个脚印在走路，有种生根般的扎实和安稳。这感觉让我觉得，我其实很快。果然就快。”

所以，现在他对邵星池说：“慢，也可能是快。”

“周总，您说得没错，很多事，慢的确可能是快，”邵星池说，“但对货运，快就是快。我可以抽烟吗？”

“请便。”周海阔把烟灰缸推到对面，“这我当然明白。我想说的是，咱们凡事都在求快，快怎么就能成为这个世界唯一的指标了呢？或者说，我们是否还有能力变慢为快？”

“这是你们文化人考虑的事。”

“那你为什么又开始跑船了？”

“散伙了啊。朋友打死也不干了。他退出，我一个人根本撑不住，撑也撑不了多久，干脆一拍两散。”

“可以干别的嘛。”

“干不了。从小就跟船、跟这条河捆一块儿了。说句糙的，周总别见怪，对船，我比对女人的身体还熟悉。”

“甘心这么耗下去？”

“当然不甘心。权宜之计的事能不做就不做。我在调整想法，就像周总说的，我们是否有能力变慢为快。我肯定没能力让船速变快，但我可以重新考虑，为什么非得跟飞机和火车比速度？我开的是船，我只要在适宜船运的范围内找到最佳货物，在所有路线中找到最佳路线，那不就等于把慢变快了吗？过去我总把水里游的速度跟地上跑的和天上飞的比，现在才意识到，它们不是一个东西。一个东西有一个的特点，有局限性的同时也自有它的优势，我要做的不应该是一棍子打死，而是要在正视局限性的前提下，发扬和扩展它的优势。”

“所以你要拿回罗盘？”

“必须。”

“据我所知，从杭州到济宁，一条路就可以走到头，根本不需要罗盘。”

邵星池指指周海阔的脖子，只能看见一根黑色的细绳，绳子下面坠的是什么看不见。“人不是一定得戴挂件的，但我相信周总的挂件肯定不是可有可无。”

店门外有人露了一下脑袋又缩回去，周海阔没看清是谁。邵星池见周海阔朝门外看，他也扭过头去看，门外空空荡荡。风吹运河水的连绵细碎之声涌进客栈。在这个久经风吹日晒面目黧黑的小伙子面前，周海阔发现自己一点没占到便宜，他说得对，他的挂件一年四季都不离身。周家的后代每人都有一个或金或银或玉的挂件，吊坠是各种材质打磨成的一本极小的书，书上刻的是同一个意大利文单词：语言。什么字体不管，但必定是“语言”。据说是先祖立下的规矩。他们家也的确是意大利语世家，即使没有从事跟意大利和意大利语相关的职业，基本上也都会说意大利语。他的“语言”是一块先秦的古玉做的。

这块玉之于他，相当于罗盘之于跑船的邵星池，但是周海阔还是舍不得这个罗盘。镇店之宝，缺了它，小博物馆客栈济宁店将大打折扣。据传，民宿业准备举办一次“最民宿”评选，罗盘在，该店很有希望冲击“最具特色奖”。

“罗盘对于你的重要性我能理解，但是，”周海阔说，为难地捏起了下巴，“我们客栈有个规定，收购来的物件一旦反悔，须双倍价格方可索回。”

“当初没说有这一条啊。”邵星池说。

程诺在一边瞬间会意，替老板解释：“没想到你会反悔嘛。当初你可是恨不能马上就脱手的。”

这倒是实情，邵星池抵赖不了。他捏着右边的耳垂一下下拽，从小大人就说他耳垂大有福。拽一下一万，拽五下就是五万。不是个小数目，但他定下来了。邵星池猛地一拍膝盖，“那好，五万就五万。定了？”

程诺看看周海阔。周海阔痛苦地闭上眼，点点头。他不缺这五万，但已经出口了。他应该说三倍、四倍乃至五倍的价才有资格反悔。

邵星池的电话又响起来。他对着电话说：“吴老板，不拿了，这就回。”

周海阔一激灵，但他提醒自己沉住气。

程诺说：“邵先生，你是说，不拿了？”

“对，钱不够，”邵星池站起来，把用旧的皮包斜挎到身上，“下次钱凑齐了再过来。反正都说好了。你们还信不过我？”

周海阔觉得肠子都因为这句话骤然打了个结。不是信不过你，我是信不过我自己啊。邵星池出客栈时，他都没能站起来，只坐着跟他挥了挥手。等邵星池消失在门外，他嘭一声把自己放倒在沙发椅背上，用意大利语骂了句脏话。

门外走进来一个黑瘦老人，头发花白，只有被河风吹了一辈子才能长出那样一张脸，皮肤不干，但皱纹走的都是风的路子。腰有点弓，因为风湿病，走路都不是特别利索；他攥着人造革皮包带子的指关节粗大，稍稍肿起和扭曲，周海阔这个外行打眼也可以确诊他有严重的风湿病。刚才闪一下脑袋的就是他。

“我是刚才那个邵星池的父亲，”老人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我叫邵秉义，这是身份证。我儿子赎回罗盘缺多少钱，我给补上。”

周海阔站起来，把外套脱掉。竟然穿着西装跟邵星池谈了这么久，怪不得觉得有点热，而现在，邵星池的父亲突然出现，他觉得后背上瞬间出了一层汗。程诺接住老板的外套，对老人说：“大爷，不是赎回。咱们不开当铺。”

“对不起，是买回来。”老人很谦卑。

周海阔请老人坐下，邵秉义坚持站着，不用说几句话，站着就行。周海阔提醒他，站久了容易加重风湿病，邵秉义才坐下。“看来老板是懂运河的人，一眼看出了我的风湿病。谢谢。”邵秉义说，“那老板一定也明白，我儿子为什么要把罗盘买回来了。”

周海阔让程诺给老先生上茶。程诺送茶来时，附在周海阔耳边说：“这位老先生来过，还问过罗盘价格，想买。”

邵秉义耳朵很好，程诺的耳语听得一清二楚。“我是来过。不瞒两位，上次我就想买回来。”

三个月前邵秉义才知道儿子把罗盘卖了。一个跑船的老哥们听搭船的亲戚说的，这家客栈里摆了一个洋罗盘。老哥们就告诉了邵秉义，小博物馆里也有一个，没准儿跟你家的是兄弟。邵秉义开始没上心，星池来小船上看他们老两口，邵秉义顺嘴问到罗盘，儿子一支吾，他就知道坏菜了。他没吭声，先看了再说，就一个人搭船来到这里。玻璃表面破裂他也认出那罗盘姓邵，问货源和收购价格，程诺说要为当事人保密；问再次售出的价格，程诺说，原则上不卖，要卖，价格也得周总定。邵秉义出了客栈，抽出皮带揍儿子一顿的心都有。但他在河边坐了半个钟头，火气下去了。儿子也不容易，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干这种傻事；不过这种傻事照他看来，是任何时候都不该干的。他从河边站起来，搭另一条船回去，他决定自己想办法把它赎回来。

他把角角落落里的钱都搜出来，拎着人造革皮包来了客栈。经过河口，看见吴老板的船停在半道，猜儿子可能来了。星池和朋友的船舶修理厂关张之后，剩下的钱已经买不起一条船，他也不打算立马东山再起，想先在别人的船上干一阵子，理出个头绪再图长远。正好吴老板船上缺个掌舵的。儿子能回到船上，让老秉义心里还是生出一点温暖。他到客栈门口，伸头看一眼，星池果然在。他就躲在门外，零零散散听出个大概，等儿子走了，才从墙角后出来。

邵秉义把提包拉开，往外拿出第一捆钱，拿第二捆时，周海阔挡住他的手。“大爷，罗盘必须收回吗？”那一捆钱，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纸币，从一百到五十到二十到十块到五块到一块一直到五毛；老人把所有钱都搜罗来了。

“老板别担心，我有大票子。”邵秉义说，“有一捆每张都是一百的。”

周海阔捂住包，“不必了，大爷。罗盘，您取走吧。”

“钱你还没数呢。”邵秉义说，“就是取，也让那小狗日的来取。他把祖宗的脸踩地上了，他得自己给捡起来。你们别告诉他我补了钱，就说降价了。”

“还是两万五。我们没有翻倍的规矩。”

程诺犹疑地说：“周总——”不能把实话秃噜出来啊。

周海阔对他一笑，转向邵秉义，“大爷，我们家祖上也跑船。”

老秉义如同听到接头暗号，眼神突然亮起来。“哪一辈？跑的什么船？”

“得有上百年了。屋船，有的地方也叫栈船，载客的。当年跑过半条运河。”

老秉义伸出手，一定要跟周海阔握一下，不为自己，为祖先。邵家的先祖开始跑船，也在上百年前，第一趟水路就把大运河从南跑到了北。也是载客，不过那一趟邵家的先祖在船上还是个厨子，真正跑船是第二趟的事。那也要握手，为我们共同的生活在水上的祖先。

“你家吃了多少年水饭？”邵秉义问。

周海阔说不清。

照理说，周家的历史一代代下来，应该像白纸黑字一样清楚，因为这一家都是文化人。

据说先祖周义彦之后，每一代周家人就都会说意大利语。姑苏一带的乡村固然富庶，但偏安一隅的小地方能有此类志趣和能力，也是相当传奇了。但恰恰因为世代书香，更明白如何掐断和抹掉历史：能够留下来的，理直气壮、一路高歌地传之后世；不便示人的，时间可以消磁，仿佛一夜无话，若干年都是空白。周海阔当然知道原因。在波诡云谲的百年历史中，说中国话都屡屡惹祸，何况洋文。比如他祖父，一个教意大利语的大学老师，真是一觉醒来就成了反动派。一大早祖父起来，刷完牙洗过脸，习惯性地在早饭前大声朗诵一段原版的《神曲》，一群年轻人闯进家门，将祖父两只胳膊往身后一背，祖父就被迫“坐了飞机”。白纸糊成的高帽子也给他准备好了，前面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后面写的是“里通外国”，左边写着“汉奸”，右边是“间谍”。很多年后，祖父给他讲起这段经历，先说惭愧惭愧，革命小将实在抬举我了，哪里是什么反动学术权威，年轻得很呢，刚当上副教授没几天；再说那十四个毛笔字写得一般，但布局十分合理，又细又尖的纸帽子上居然写得清清爽爽，相互间不打架。

祖父是活在周海阔身边的长辈，再往上，周海阔一个没见着，更不知道掩埋了多少真相。他听说祖上传下过一个意大利文记事本，小羊皮做的封面，本子上几乎写满了字，手写。周家最早认识意大利语的，就是一百多年前跑船的周公义彦，那个意大利文记事本就是从义彦公手上传下来的。当年义彦公还是个十来岁的少年，被父母从学堂里拉出来当学徒谋生，跟着师父在水上跑长途。极偶然的机会，接待了一个意大利客人，从苏州坐船去高邮。洋客人非常喜欢少年周义彦，两人很谈得来。他发现义彦公极有语言天赋，就在旅途中教授他学习意大利语。意大利客人到达目的地，为了感谢义彦公，也为了激励少年周义彦继续学习意大利语，把自己的记事本送给了义彦公。那位像马可·波罗一样的意大利人和他写满意大利语的记事本，就成了周家作为意大利语世家的源头。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不仅周义彦会说意大利语，周家的世世代代都会说意大利语。学意大利语成为家训，必修的功课。有条件的去国外学，没条件的在国内学；能进大学的，在外语系学；没机会进大学的，在家里自学。周海阔父亲因为受他父亲的影响，早早地远走他乡，没机会念大学，但凭着小时候耳濡目染的那点童子功，在东北大森林里烧炭时，利用随身带的几本意大利语书，也自学到了相当的段位，现在跟意大利客户打交道，完全不需要翻译。

周海阔把脖子上的玉坠掏出来给邵秉义看。一个半大拇指指甲大小的青绿色的玉，有锈红色的沁，做成了书的模样。周海阔指着玉书封面和封底上刻的同一个单词：意大利语，语言。邵秉义伸长脖子，不认识洋文，害怕把玉给摸坏了，伸出的手又缩回来。

“那个记事本，还在么？”邵秉义对周家的文化传承插不上话，也坦然地感到了自卑。

“不在了。”周海阔摇头惋惜。

周海阔也问过祖父这个问题。祖父年轻时还见过，封面的小羊皮手感依然很好；只是纸页泛黄，有些字迹也漫漶不清，即使在南方潮湿的天气里，纸张也干脆，翻动时一不小心就会弄坏。念了大学，祖父偶尔回家还会翻出来看看；教书以后，慢慢就把这个本子忘了。到他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整天被拉出去批斗游街，突然想起了这个本子。准确地说，是他父母在老家想起来的。两位老人担心有人来故乡抄家，寻找儿子的反动证据，赶紧找出那个本子，寻个安全的地方埋了起来。埋在哪儿，也没告诉儿子，担心儿子受折磨时挺不住，说漏了嘴。说漏嘴把书翻出来倒无妨，顶多把它毁了，关键是翻出来后，又成了人的罪证，等于雪上加霜。也担心儿子知道以后，憋着不说也不行，那可是欺骗组织罪。等周海阔的祖父彻底平反，可以翻出那个记事本，曾祖父曾祖母已经双双过世，再无人知道它的下落了。祖父平反后，曾在故乡的老屋前后掘地三尺，把老人家可能想到的安全地方都翻了个底朝天，没找到。到晚年，有一天祖父正吃饭，突然放下碗筷，说：

“为什么就没想过，那本子可能被烧毁了呢？”

一家人也恍然。是啊，老两口说埋起来，也许只为了宽慰儿子。这家传的宝贝岌岌可危，算是受儿子的牵连，倘若毁掉，老祖宗是要怪罪儿子的；但留在世上，等于怀里揣了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响了，于是老两口甘当恶人，一把火烧了，以绝后患，对儿孙只说埋了，也免去了他们的心理负担。一家人越想越有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第二天，祖父这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带着身边的儿孙一起去墓地，给先父母烧了两刀纸，磕了三个头。

“本子上都记的啥？”邵秉义问。

“不知道。”周海阔说，给邵秉义敬上一根烟，“祖父也记不清了。大概就是运河上航行日志，好像说到马可·波罗。其实对我们后人来说，本子上记了什么不重要，它更像是一个信物和提醒，督促周家人把意大利语传承下去。有时候我也想，如果义彦公遇到的是个法国人或者德国人，如果他碰巧又对法语或德语感兴趣，是不是我们家祖祖辈辈必须学的，就变成法语或德语了？”

“还是意大利语吧，”邵秉义吐出一口烟，“要不见到咱们家的罗盘，你还不一定知道是哪来的呢。”

加上程诺，三个人一起大笑。

这事就算定了：等星池下次来，就可以取回罗盘。原价。周海阔的意思是，若星池手头紧，罗盘拿走，钱以后再说，不给也无妨。邵秉义坚决不答应，要是这样，那罗盘就不要了。程诺说，嗨，好像又说回来了呀，这罗盘到底是重要还是不重要？三个人又大笑起来。

邵秉义告辞时，还是有些过意不去，总想着该如何弥补一下。想到搭船过来时，跟船老大聊起小博物馆客栈的收藏，船老大说，在咱们大山东，还愁寻不到老古董？前头正挖呢，说是考古。一会儿说挖到了古墓，一会儿又说出土了一堆瓷器；公家挖，私人也跟着起哄，见空地就下锹，听说也挖出了不少破铜烂铁和坛坛罐罐。喜欢破烂，到那儿收去啊，管够。

“就在前头不远，几十里路，”邵秉义比画着，“听说原来是条运河支流，不知道什么时候废弃的。就那一块。”老秉义又画了一个圈。

周海阔拿眼睛看程诺。程诺缩了缩脖子，说：“我也听说了，周总。这不一直忙着说罗盘，没来得及向您汇报嘛。”

“那好，送走了客人，你可得说仔细了。”

“放心，周总，”程诺悄悄地对周海阔做了个v字手势，压低了声音，“有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