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又抱怨了几分钟，士兵没有附和。接着他问岗哨上剩下的几个人，谁肯加入三个人的行列前往谢尔普霍夫。"否则站长会没完没了地烦我，要了我这个秃子的老命！"

毫不费劲地凑齐三个人是不可能的——许多守卫在南线上守职了太久，对他们来说，不可能再有比在这儿防卫更危险的任务存在了。

在6个被提名要被派往谢尔普霍夫的人中，上校挑选了在他看来当前状况下塞瓦斯多波尔不怎么需要的三个人。后来证明这一决断是多么的明智，因为前往谢尔普霍夫的三个人没有一个人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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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三天了，自塞瓦斯多波尔派三个侦察员去寻找商队起，三天已经过去了。指挥官觉得这些日子以来，老有人在他背后窃窃私语，到处迎接他的都是质疑的目光。往往两个人聊得正起劲，他一路过，音量立刻就降了下去。到处都笼罩着一种窒息的沉默，无论他走到哪儿，他都觉得他欠大家一个解释。

他只是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已——保障地铁站外围的安全。他是一个谋略家，不是一个胸怀全局的军事统帅。对每一个士兵进行何种安排他心中都有数，有些任务虽然不是十分必要，但绝不是毫无意义，上校并没有权力去做这些决定。

三天前上校对自己的使命坚信不疑，三天后的今天，那些从四面八方投来的恐惧的、反对的、怀疑的眼光无时无刻不在抽打着他，使他对自己的决定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他开始动摇。轻装上阵的侦察小组只需要不到一昼夜的时间，就能打通一条前往汉莎的路。哪怕往返都考虑进去，再考虑到路上可能发生的交火以及在独立小站边境的等待，所花时间也不会太长。三天都没有音信.也就意味着……

指挥官把自己反锁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命令谁都不准进去。他将发烫的额头抵在墙上，小声嘟囔着，一百次想象着，如果做出其他决定，商队和侦察兵的命运是不是会不一样。

塞瓦斯多波尔人并不可怕，当然，汉莎人可不这么认为。关于这个站有太多不真实的传说，一些自以为是的见证人杜撰出很多故事——关于塞瓦斯多波尔人将生命奉为高于一切的存在，"倒爷们"和爱听这些小传闻的人把这些故事传到地铁各个角落。塞瓦斯多波尔的领导们很快意识到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这一声望对地铁站本身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于是他们开始推波助澜，添油加醋。报道者、商人、旅客、外交官都也知肚明地撒谎，作为谢尔普霍夫一线的开端部分，塞瓦斯多波尔对别人来说恐怖十足。

看清这烟幕背后隐藏的塞瓦斯多波尔站的真正魅力和重要意义的只有极少数人。近几年有愚昧无知的强盗企图攻破塞瓦斯多波尔的外围防线，但事实证明这只是妄想。该站的军事设备已经被以前的军队调试到了最佳状态，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些散沙一般的队伍消灭干净了。

离开的三个人在出发前就被指示，在遭遇威胁时，无论如何都不要与敌人开战，越快返回越好。

还有纳戈尔诺站，虽然不像切尔坦诺沃那样污秽，但也危险十足。还有纳西莫夫大街站，上密封阀并不能将外部进攻隔绝。塞瓦斯多波尔人不想将纳西莫夫大街的出口爆破，因为地方的潜行者在使用纳西莫夫"坡路"。当站里要求他回去的时候，他曾只身穿越纳西莫夫大街，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做。但三个侦察兵跟横行当地的怪物斗也没斗，这种事还真没发生过。

发生了什么?崩塌?地下水决堤?诱击?与汉莎人的不战而战?现在他，而非伊斯托明，要给这些跑到他面前的侦察兵的妻子们一个答案。这些女人像被抛弃的小狗一般，目光忧郁而胆怯，直直看进上校眼中，企图在那里找到承诺、安慰。他甚至还要解释那些她们还没有要求他解释的问题，趁现在她们还信任他。这些惊慌失措的女人，她们昨晚一结束工作就聚到了这里，这里的表记录了商队出发的时间。她们聚在这里要么沉默，要么低声讨论当前的情势。

伊斯托明说，这两天越来越多的人到他这儿来打听，为什么站里的灯越来越暗，他们要求恢复原先的照明强度。其实谁也没想到灯跟原先一样亮，没有人去降低他们的亮度。那黑暗笼罩的不是车站，而是人心，就连最亮的水银灯也无法将它们驱散。

与谢尔普霍夫恢复电话通信的努力没有成功。在商队离开后的一个礼拜内，上校与其他塞瓦斯多波尔人一样，失去了对所有生活在地铁中的人来说极其重要但存在稀少的一种感觉，那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

通信还畅通时，商队定期前往汉莎采购只用一天就可返回时，每一个在塞瓦斯多波尔居住的人都有权利选择离开还是留下，尽管每个人都清楚，在5个站之外才是真正的地铁系统，那里才有真正的人类文明，那里的人才具有真正的人的属性，这种属性塞瓦斯多波尔人还能在自己身上察觉到一点。

塞瓦斯多波尔人曾一度觉得自己是被抛在南极的科考队员，为了一些崇高的科学理想或者是高收入资源深陷遥远的南极，长年累月与寒冷和孤独作斗争。他们与人们居住的陆地相距十万八千里，但又像紧邻，因为收音机还工作着，一个月能在头顶上听到一次呼啸而过的飞机的声音，自飞机上还会抛下装有焖肉罐头的箱子。

但事到如今，托起他们地铁站的这块浮冰，似乎越漂越远，每时每刻都朝着更为荒凉的地方漂去，那里充满暴风雪，那里在漆黑的大洋中，那里与世隔绝……

等待还在持续，上校对被派往谢尔普霍夫的三位侦察兵的性命的担忧渐渐转变成了吞噬他心脏的绝望——他渐渐确信，他再也不会见到这三个人。三个新兵在外围防护线上，他把他们派到未知的领域，尽管那里充满未知的危险，这无疑是送他们去死。一想到这点，他就无法原谅自己。放下密封门，关上南边的隧道日，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在那里，这样已经是超前准备了。如果有人替他做了一个不正确的决定，那么他会怎么想?

外围守备指挥官叹了口气，微微打开屋门，鬼鬼祟祟地环视了一下四周，唤来了哨兵。

"再来根烟吧！最后一根了，以后我再怎么求你也别给我了！还有，别吿诉任何人，说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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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佳是一位长舌大婶，当她系着全是洞的毛绒围巾和脏不拉几的围裙带来一大锅热腾腾的肉和蔬菜的时候，守卫们感到自己又活了过来。土豆、黄瓜和西红柿是这里最精致的美食，除了在塞瓦斯多波尔，这样的美食只有在环线和大枢纽上最顶级的饭店才能品尝到。这并不是因为浇灌植物种子使之生长的灌概设备太复杂，而是因为在地铁里不可能为了丰富战士们的食谱去烧掉那么大量的电。

就算是领导，蔬菜被端上桌供其享用也是过节时的事情，平时只有被宠爱的孩子才能吃到。伊斯托明有时不得不跟厨师大吵一顿，让他们在猪肉里多加100克的土豆和西红柿，以此来维持士兵们的士气，维持战斗力。

好戏开场：娜佳像老太婆一样吃力地从肩上卸下器械，微微打开锅盖，此时士兵们紧皱的眉头开始舒展。吃着这样的晩餐，谈论那些已经厌烦的话题太不合时宜了，所以谁也没有提起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商队和不知困在哪里的侦察小组。

"今天不知为什么，老是想起共青团站的事儿。"老头一边说话，一边用勺子搅着铅盘子里的土豆，他穿着带有地铁肩章的棉背心，微笑着，"你要去那里的话，你就看得到了，那里的马赛克拼图多么美！我们莫斯科所有的地铁站中，数那里最美！"

"算了吧，荷马！你只是在那里生活过而已，所以到现在还念念不忘。"一个戴着皮帽子、没刮胡子的胖子慢吞吞地回应道，"新村站的彩绘玻璃不漂亮吗?马雅可夫的那些擎天柱以及天花板上的璧画不美吗?"

"革命广场站我一直都很喜欢。"狙击手大方地承认，这是个沉默严肃的成熟男人，"我也知道这样说很愚蠢，但是我们这些钢铁战士，水兵也好，飞行员也好，带狗的边防战士也好，从小就热爱这个站！"

"怎么能说是愚蠢呢?那里有特别帅的小伙子们的铜像。"娜佳站出来支持他的观点。她刮着锅底剩的那一点东西说："唉！队长，你看，这下晚饭没给你剩下。"

一个个头很高、肩膀宽厚的士兵不慌不忙地靠近篝火，取走了自己的那一份，又立刻返回自己原先待的地方——一个离隧道近、离人群远的地方。

"他还会不会出现在这里?"胖子低声问道，向士兵的方向示意了一下，刚才的士兵宽厚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半昏半暗中。

"一个多星期了，很少在这儿坐着。"狙击手低声回答，"他在睡袋里过夜，他的神经是怎么承受得了的……也许，他天生就喜欢这样。三天前，李纳特差一点就被吸血鬼咬死，他出现了，用手搏击把吸血鬼干掉了，总共花了15分钟。但他回来的时候，整个靴子都浸在血里，机关枪也是……他还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简直不像个人，而是一台机器……"瘦高个机枪手插嘴道。

"我跟他挨着睡都有点害怕。见过他脸上的表情没有?"

"我恰恰相反，我只有挨着他才觉得安全和平静。"被称为"荷马"的老头耸了一下肩，"你们为什么对他纠缠不休?他是个特别好的人，还刚刚受了伤。对地铁站来说，这种美德太重要了。你那个家乡新村站，毫无品位可言！这样的彩绘玻璃凡是头脑清醒的人都看不懂它的美，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

"那共青团站天花板上的马赛克图，也毫无品位吗?"

"你在共青团站的什么地方找到了这些壁画?"

"全都是一些苏联艺术的鬼东西！要么是关于共青团员生活的，要么是歌颂英雄飞行员的！"胖子反驳道。

"谢廖沙，别提飞行员的话题。"狙击手警告说。

"共青团站是垃圾，新村站是大便！"一个嘶哑低沉的声音说。

胖子将自己要出口的话硬生生地吞了回去，盯着队长看。其他人也立刻闭嘴，等待着下文。这人几乎从来不参与他们的谈话，就算直接问他问题，他也总是答得很简洁，甚至有时答都不答。

他背朝他们坐着，并不将视线从隧道口移开。

"共青团站拱门过高，柱子过细，整个站台和铁轨如果被火力控制，那就被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了，通道要想封闭也不方便；而新村站所有的墙都布满了裂缝，无论他们怎么涂补，都无济于事，一个手榴弹就能把整个站都埋葬，站里的彩绘玻璃早就没有了，全都碎了，那是很脆弱的东西。"

虽然这一论断值得商榷，但谁也不敢反驳。沉默了一会儿后，队长说：

"我亲自去站里一趟，荷马跟我走。每一小时换一次班。阿尔图尔留下来代替上一拨人。"

然后狙击手不知道为什么跳了起来朝队长行了个礼，虽然队长根本看不到。老头也起身手忙脚乱地把一些破烂行李收拾进背包，甚至连土豆都没吃完。走到篝火旁边来的队长已经不是一身战士的行头，他戴着自己不正式的钢盔，肩上背着巨大的行囊。

"好运！"

看着两个在灯火通明的走道里渐行渐远的身影——一个是强壮的队长的，一个是干瘪的荷马的，狙击手觉得很冷，搓着手蜷缩起来。

"怎么变冷了?添些柴吧！"

一路上队长一言不发，只是问了荷马，他原先是不是一位司机助手，而更之前只是一名普通的巡路工。队长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荷马，但也没逼他说出实话。虽然在塞瓦斯多波尔他总是对所有人说，他升到了司机这个职位，但关于之前做巡路工的历史，他觉得还是隐瞒为好，他认为这不够光彩。

队长门都没有敲就直接推门进去了，只微微向为他让开路的哨兵点了下头。荷马则在入口处就害怕得全身值硬，踟蹰地站着，一会儿从左脚换到右脚，一会儿又反过来。他看到对面伊斯托明是何等吃惊地从桌后站起来，而上校又是何等的胡子拉碴、蓬头垢面，疲惫不堪又失魂落魄。

队长一把扯下钢盔，把它撂在伊斯托明的文件上面，用手揉搓光亮的秃顶。在明亮灯光的照射下大家才发现，他那丑陋的脸是何等可怖：一条巨型伤疤贯穿左脸颊，好像是因为灼伤留下的，眼睛就一条缝儿，从嘴角到耳际爬着扭扭曲曲粗线条的浅紫色疤痕。虽然荷马觉得自己已经对这张面孔习以为常，但今天还是像第一次见到一样有一种反感的寒颤感。

"我亲自去环线一趟。"都没有问好，他就把话像用机关枪一样抛了出去。

外围守备指挥官跟站长交换了一下眼神，皱了一下眉，起初想反对，但还是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

"自己决定吧，猎人……反正我无论如何也争论不过你。"

[1]伊斯托明，即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塞瓦斯多波尔站站长。

[2]库利宾（1735—1818），俄国自学成才的机械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