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机无声地记录着这一切，真实地记下了一位母亲的痛苦和悲伤。

杨志远就是在那一刻决定要给周至诚省长打电话的。因为明天就是高架桥坍塌事故中死者的头七，根据林原的习俗，亲人逝去后第七日，是必须祭奠亡魂的，让亲人的魂魂不再四处漂泊，以便早日转世为人。杨志远知道这是迷信，可他情愿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毕竟可以给生者带来一丝心灵上的慰藉。其实即便是由政府出面组织一次悼念活动，也用不着省长出面，但以杨志远对省长的了解，省长坚韧的外表下面，深藏着一颗对天下苍生赤诚的怜悯之心，在头七这种场合，省长的出现会更具感染力，杨志远相信周至诚省长会同意他的观点。

果然，周至诚省长在听杨志远说完佘睛的遭遇之后，好半天没说话，许久，周至诚省长才说：“好，志远，就按你说的办，我明天一早会和调查组的同志们一起到林原来。”

杨志远和省长通完电话后，又和徐建雄进行了磋商，杨志远认为有必要遵循民间习俗，在头七到来之时解除高架桥现场的警戒，允许市民到现场进行祭拜，民警的职责应由严防死守转为维护现场安全和秩序，不得再无故阻拦市民进行祭奠活动。杨志远和徐建雄都清楚，林原这地方民风强悍，如果在头七到来之时，阻止市民进入现场祭奠和悼念，说不定会发生更大的群体性事件。现在高架桥坍塌中到底有多少的遇难者，除了胡捷他们，徐建雄和杨志远都无法真正清楚，失去亲人的感觉是焦虑和痛苦的，尤其是这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情况更会让死难者的家属群情激愤，如果警察还是据守现场，不让家属靠近半步，到时冲突只怕无法避免。杨志远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清除隔离带，让市民的情感得到必要的宣泄，这样市民的情绪才不会像干柴，一点就燃。徐建雄一听杨志远的分析有理，点头同意，马上通知沈炳元必须无条件的解除警戒，并且务必要确保悼念现场市民的绝对安全。

杨志远他们离开坍塌现场的时候，警察已经开始清除耸立在隔离带上的条纹塑料布，封闭了六天的出事地段这才得以重见天日。

离开坍塌现场的时候，杨志远忍不住再回头看了一眼，微风徐徐，细雨绵绵，或黄或白的菊花在废墟间随风摇曳，菊花无语，一如杨志远他们此刻的心情，淡淡的，充满了忧伤。

第16章无语的忧伤（2）

与此同时，省委的会议室里，由周至诚提请紧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在对是否立即向林原派驻事故调查组这一点上，周至诚和马少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马少强这人虽然一贯强势，但在常委会上如此不顾一切地和省长直接对抗，这种情况并不多见，马少强虽然也是省委常委，但再怎么也无法和周至诚相提并论。常委们都知道，政治是需要智慧的，有时候政治还需要适当的妥协。周至诚省长既然执意要派出调查组，那就派好了，有什么好反对的，再说了，林原方面既然出了这等事情，派个调查组下去很正常，也没有可以反对的理由。常委们的心里都感觉有些异样，觉得马少强为了这样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公然和周至诚叫板，实在无此必要，马少强此举有些让人不可理喻，自然也就不同寻常了。谁都知道，马少强是从交通厅起家的，其没有在林原从政的经历，林原并不是其根基之地，马少强实在犯不着和周至诚如此论战。即便是胡捷是其部属，需要力保，那也得在事故的定性上去想办法，不急这一时。常委们都觉得马少强此举有些意思，值得琢磨。

周至诚说：“少强同志，你说说，你如此强烈地反对调查组进驻林原的理由又是什么？”

马少强说：“在伤亡人数没有核实之前，就贸然派调查组下去，这是不是对林原市委市政府的不信任？”

周至诚笑了笑，说：“少强同志，那你说说，该怎么核实，让林原自查？你觉得会查出结果来吗？”

周至诚继而话锋一转，语气严厉，说：“我们派调查组下去，不就是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为了对下面的同志负责么。我们都知道林原历来民风强悍，我们政府说是2死5伤，但民间的传言却远远不止这个数字，有许多的民众开始打着横幅寻找在那个坍塌时段同时失踪的亲人和朋友。你敢说这是一种巧合，你能说这是民众无事生非。先不要说我们省委对林原是不是信任，这个意义其实不大，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民众对林原市委市政府信不信任的问题，为什么民众总是不相信政府的公告，总是对政府的行为提出质疑，产生这种信任危机的根源又是什么？”

周至诚的话铿锵有力，马少强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周至诚接着说：“林原现在已是谣言四起，如果我们不派调查组下去尽快弄清事实真相，给人民一个说法，而是任由事态的发展、恶化，那我们就是置党性原则而不顾，置人民利益而不顾。林原市委市政府有没有瞒报，我们现在谁都不能确认，只有经过调查，我们才会有发言权，白的黑不了，黑的也白不了，如果事实证明林原是无辜的，那么我们就把事实公之于众，让民间的谣言自动终止，林原的同志们受点小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当然如果林原方面刻意隐瞒事实的真相，那这其中就有许多我们需要深挖和反思的问题，我们就有必要去弄清楚这事件背后的真相又是什么，林原又在害怕和逃避什么。”

周至诚说：“我们扪心自问，当小浩天那天早上在上学的路上失踪，我们就可以那么问心无愧、信誓旦旦地认为小浩天的失踪跟高架桥的坍塌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又怎么去解释孩子的红领巾遗留在现场的这个事实？当一个母亲早晨把自己12岁的孩子放心地交给了社会，而这个社会回报她的又是什么？当一个母亲踌躇在林原的大街小巷，满脸憔悴、撕心裂肺地呼喊着孩子的名字，请问我们这些党的高级干部此刻又在干什么？有没有主动去为孩子的母亲分担一点点的忧伤承担一点点的责任？你能说你此刻正在想着怎么去为全省人民谋福祉吗，而这个所谓的福祉又在哪里？这是不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天下百姓苍生不需要你讲这样或那样的大道理，他们需要的是你实实在在为他们做实事，哪怕你就是给他一句言语上的安慰，也比讲大道理强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