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法里德回答说，“这座城市的发电厂总是出毛病，用电得不到保证，人们烧柴油。”

“柴油。你记得从前这条街道散发着什么味道吗？”法里德笑着说：“烤肉。”

“烤羊羔肉。”我说。

“羊羔肉。”法里德说，舔了舔嘴唇。“现在喀布尔城里只有塔利班吃得上羊羔肉啦。”他拉拉我的衣袖，“说起……”

一辆汽车朝我们开来。

“大胡子巡逻队。”法里德低声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塔利班。我在电视上、互联网上、杂志封面上、报纸上见过他们。但如今我站在这里，离他们不到五十英

尺，告诉自己心里突然涌起的并非纯粹的赤裸裸的恐惧；告诉自己我的血肉没有突然之间压着我的骨头，我的心跳没有加速。他们来了，趾高气扬。

红色的丰田皮卡慢慢驶过我们。几个脸色严峻的青年人蹲在车斗上，肩膀扛着俄制步枪。他们全都留着大胡子，穿着黑色长袍。有个皮肤黝黑的家伙，看上去二十出头，皱着一双浓眉，手中挥舞着鞭子，有节奏地甩打车身一侧。他溜转的眼睛看见我，和我对望。终我一生，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无遮无拦。接着那个塔利班吐了一口沾有烟丝的口水，眼睛移开。

我发现自己又能呼吸了。皮卡沿雅德梅湾驶去，在车后卷起一阵尘雾。

“你怎么回事？”法里德嘘声说。

“什么？”

“永远不要瞪着他们！你听到了吗？永远不要！”

“我不是故意的。”我说。

“你的朋友说得对，老爷。好像你不该用棍子去捅一条疯狗。”有人说。声音来自一个老乞丐，赤足坐在一座弹印斑斑的建筑的台阶上。他身上的旧衣磨得破烂不堪，戴着肮脏的头巾。

他左边眼眶空空如也，眼皮耷拉。他举起患关节炎的手，指着红色皮卡驶去的方向。“他们开着车，四处寻找。希望找到那些激怒他们的人，他们迟早会找到，然后那些疯狗就有得吃了，整天的沉闷终于被打破，每个人都高呼‘真主至尊！’而在那些没人冒犯他们的日子里，嗯，他们就随便发泄。对吧？”

“塔利班走近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看着地面。”法里德说。

“你的朋友提了个好建议。”老乞丐插嘴说。他咳了一声，把痰吐在油污的手帕上。“原谅我，你能施舍几个阿富汗尼吗？”他喘着气说。

“别理他。我们走。”法里德说，拉着我的手臂。我给了那个老人一张十万阿富汗尼的钞票，大约相等于三美元。他倾着身子过来取钱，身上的臭气——好像酸牛奶和几个星期没洗的臭脚——扑鼻而来，令我欲呕。他匆忙把钱塞在腰间，独眼滴溜溜转。

“谢谢你的慷慨布施，老爷。”

“你知道卡德察的恤孤院在哪里吗？”我问。

“它不难找，就在达鲁拉曼大道西端。”他说，“自从火箭炸毁老恤孤院之后，孩子们就搬到那边去了。真是才脱狼群，又落虎口。”

“谢谢你，老爷。”我说，转身走开。

“你这是第一次吗？”

“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