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活到他四岁的时候，然后，某个早晨，她再也没有醒来。她神情安详平静，似乎死得无牵无挂。我们在山上的墓地埋了她，那座种着石榴树的墓地，我也替她祷告了。她的去世让哈桑很难过——得到了再失去，总是比从来就没有得到更伤人。但小索拉博甚至更加难过，他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找他的“莎莎”，但你知道，小孩就是那样，他们很快就忘了。

那时——应该是1995年——俄国佬已经被赶走很久了，喀布尔依次落在马苏德[ahmadshahmassoud（1953～2001），20世纪80年代组织游击队在阿富汗潘杰希尔谷地抗击苏联游击队，1996年后为北方联盟领导人之一]、拉巴尼[burhanuddinrabbani（1940～），阿富汗政治家，1992年至1996年任阿富汗总统]和人民圣战者组织手里。不同派系间的内战十分激烈，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一天结束。我们的耳朵听惯了炮弹落下、机枪嗒嗒的声音，人们从废墟爬出来的景象也司空见惯。那些日子里的喀布尔，亲爱的阿米尔，你在地球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像地狱的地方了。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没有遭受太多的袭击，所以我们的处境不像其他城区一样糟糕。

在那些炮火稍歇、枪声较疏的日子，哈桑会带索拉博去动物园看狮子“玛扬”，或者去看电影。哈桑教他射弹弓，而且，后来，到了他八岁的时候，弹弓在索拉博手里变成了一件致命的武器：他可以站在阳台上，射中院子中央水桶上摆放着的松果。哈桑教他读书识字——以免他的儿子长大之后跟他一样是个文盲。我和那个小男孩越来越亲近——我看着他学会走路，听着他牙牙学语。我从电影院公园那边的书店给索拉博买童书——现在它们也被炸毁了——索拉博总是很快看完。他让我想起你，你小时候多么喜欢读书，亲爱的阿米尔。有时，我在夜里讲故事给他听，和他猜谜语，教他玩扑克。我想他想得厉害。

冬天，哈桑带他儿子追风筝。那儿再也没有过去那么多风筝大赛了——因为缺乏安全，没有人敢在外面待得太久——但零星有一些。哈桑会让索拉博坐在他的肩膀上，在街道上小跑，追风筝，爬上那些挂着风筝的树。你记得吗，亲爱的阿米尔，哈桑追风筝多么在行？他仍和过去一样棒。冬天结束的时候，哈桑和索拉博会把他们整个冬天追来的风筝挂在门廊的墙上，他们会像挂画像那样将它们摆好。

我告诉过你，1996年，当塔利班掌权，结束日复一日的战争之后，我们全都欢呼雀跃。我记得那晚回家，发现哈桑在厨房，听着收音机，神情严肃。我问他怎么了，他只是摇摇头：“现在求真主保佑哈扎拉人，拉辛汗老爷。”

“战争结束了，哈桑，”我说，“很快就会有和平，奉安拉之名，还有幸福和安宁。再没有火箭，再没有杀戮，再没有葬礼！”但他只是关掉收音机，问我在他睡觉之前还需要什么。

几个星期后，塔利班禁止斗风筝。隔了两年，1998年，他们开始在马扎里沙里夫屠杀哈扎拉人。

第十七章

拉辛汗慢慢地伸开双腿，斜倚在光秃秃的墙上，他的举止是那样小心翼翼，仿佛每个动作都会带来剧痛。外面有头驴子叫起来，有人用乌尔都语不知道喊了些什么。太阳开始下山，那些摇摇欲坠的房子的裂缝中，渗出闪闪的红色斜晖。

我在那年冬天、以及随后那个夏天所犯下的罪恶，再次向我袭来。那些名字在我脑海回荡：哈桑、索拉博、阿里、法莎娜，还有莎娜芭。听着拉辛汗提起阿里的名字，恍如找到一个尘封多年的老旧唱机，那些旋律立即开始演奏：你今天吃了谁啊，巴巴鲁。你吃了谁啊，你这个斜眼的巴巴鲁？我努力想起阿里那张冰冷的脸，想真的见到他那双安详的眼睛，但时间很贪婪——有时候，它会独自吞噬所有的细节。

“哈桑现在仍住那间屋子吗？”拉辛汗把茶杯举到他干裂的唇边，啜了一口，接着从他背心的上袋掏出一封信，递给我。

“给你的。”

我撕开贴好的信封，里面有张宝丽莱相片，和一封折叠着的信。我盯着那张照片，足足看了一分钟。

一个高高的男子，头戴白色头巾，身穿绿色条纹长袍，和一个小男孩站在一扇锻铁大门前面。阳光从左边射下，在他那张圆脸投下半边阴影。他眯眼，对着镜头微笑，显示出缺了两个门牙。即使在这张模糊的宝丽莱照片上，这个带着头巾的男人也给人自信、安适的感觉。

这可以从他站立的样子看出来：他双脚微微分开，手臂舒适地在胸前交叉，他的头稍微有些倾向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