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踩上吱嘎作响的楼梯，登上二楼，转右，走到那昏暗走廊最后一扇门。我看看手里那张写着地址的信纸，敲敲门。

然后，一具皮包骨的躯体伪装成拉辛汗，把门打开。圣荷塞州立大学有位创作老师经常谈起陈词滥调：“应该像逃瘟疫那样避开它们。”然后他会为自己的幽默笑起来。全班也跟着他大笑，可是我总觉得这种对陈词滥调的指责毫无价值。因为它们通常准确无误。但是因为人们把这些说法当成陈词滥调，它们的贴切反而无人提及。例如，“房间里的大象”[指大家都知道，但避而不谈的事情]这句话，用来形容我和拉辛汗重逢那一刻再也贴切不过了。

我们坐在墙边一张薄薄的褥子上，对面是窗口，可以看到下面喧闹的街道。阳光照进来，在门口的阿富汗地毯上投射出三角形的光影。两张折叠椅倚在墙上，对面的屋角摆放着一个小小的铜壶。我从它里面倒出两杯茶。

“你怎么找到我？”我问。

“在美国要找一个人并不难。我买了张美国地图，打电话查询北加利福尼亚城市的资料。”

他说，“看到你已经长大成人，感觉真是又奇怪又美好。”

我微笑，在自己的茶杯中放了三块方糖。我记得他不喜欢加糖。

“爸爸来不及告诉你我十五年前就结婚了。”真相是，当其时爸爸脑里的肿瘤让他变得健忘，忽略了。

“你结婚了？和谁？”

“她的名字叫索拉雅?塔赫里。”我想起她在家里，替我担忧。我很高兴她并非孤身一人。

“塔赫里……她是谁的女儿？

”我告诉他。他眼睛一亮：“哦，没错，我想起来了。塔赫里将军是不是娶了

亲爱的沙利夫的姐姐？她的名字叫……”

“亲爱的雅米拉。”

“对！对！”他说，微笑着。“我在喀布尔认识亲爱的沙利夫，很久以前了，那时他还没搬去美国。”

“他在移民局工作好多年了，处理了很多阿富汗案子。”

“哎，”他叹气说，“你和亲爱的索拉雅有孩子吗？”

“没有。”

“哦。”他啜着茶，不再说什么。在我遇到的人中，拉辛汗总是最能识破人心那个。我向他说了很多爸爸的事情，他的工作，跳蚤市场，还有到了最后，他如何在幸福中溘然长辞。我告诉我上学的事情，我出的书——如今我已经出版了四部小说。他听了之后微微一笑，说他对此从未怀疑。我跟他说，我在他送我那本皮面笔记本上写小故事，但他不记得那笔记本。

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向塔利班[taliban，阿富汗政治组织，主要由普什图人组成，1994年在坎大哈成立，推行原教旨主义，禁止电视、录像、音乐、跳舞等，随后于1996年执政，直到2001年被美国军队击溃。为了行文简洁和阅读方便起见，译文同时用塔利班来指称塔利班组织和塔利班常人].

“不是我听到的那么糟糕吧？”我说。

“不，更糟，糟得多。”他说，

“他们不会把你当人看。”他指着右眼上方的伤疤，弯弯曲曲地穿过他浓密的眉毛。

“1998年，我坐在伽兹体育馆里面看足球赛。我记得是喀布尔队和马扎里沙里夫[mazaresharif，阿富汗西部城市]队，还记得球员被禁止穿短衣短裤。我猜想那是因为裸露不合规矩。”他疲惫地笑起来。“反正，喀布尔队每进一球，坐在我身边的年轻人就高声欢呼。突然间，一个留着胡子的家伙向我走来，他在通道巡逻，样子看起来最多十八岁。他用俄制步枪的枪托撞我的额头。‘再喊我把你的舌头割下来，你这头老驴子！’他说。”拉辛汗用骨节嶙峋的手指抹抹伤疤。“我老得可以当他爷爷了，坐在那里，血流满面，向那个狗杂碎道歉。”

我给他添茶。拉辛汗说了更多。有些我已经知道，有些则没听说过。他告诉我，就像他和爸爸安排好那样，自1981年起，他住进了爸爸的屋子——这个我知道。爸爸和我离开喀布尔之后不久，就把房子“卖”给拉辛汗。爸爸当时的看法是，阿富汗遇到的麻烦是暂时的，我们被打断的生活——那些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房子大摆宴席和去帕格曼野炊的时光毫无疑问会重演。所以直到那天，他把房子交给拉辛汗托管。

拉辛汗告诉我，在1992到1996年之间，北方联盟[northernalliance，主要由三支非普什图族的军事力量于1992年组成，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1996年被塔利班推翻]占领了喀布尔，不同的派系管辖喀布尔不同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