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作家，她把语言看成是一种体系，部分地看成是一种被人们掌握着的有生命的东西，但更多的时候看成是一种作为，一种会造成后果的行为。所以孩子们对她提出的那个问题"是活的还是死的？"并不是不真实的，因为她把语言看成是容易死掉、磨灭的；它肯定是处于危险境地，只能通过坚强意志才能得到挽救。她相信如果握在她的来访者们手里的鸟已死掉，那些人还是要为它的尸体负责任。对她来说死去的语言不仅是没人说、没人写它了，还是一种欣赏它自身的苍白、没有生命力却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表述方式。像统治者一样，仍在审视着别人。它无情地执行着警察任务，除去着迷似的让自己的自我欣赏自由驰骋之外，除去维护自己的唯我独尊之外，别无其他愿望和目的。它虽然已死亡，却并非不起作用，因为它在起劲地扼杀才智、泯灭良知、遏制人的潜能的发挥。不能接受别人的诘难，它无法产生或容纳新的思想，不能产生其他构想，讲另外一个故事，避免万马齐喑的局面。官方的语言铸成以造就愚民，特权的保留是一种磨得锃亮的盔甲，是很久前就离去了的武士的空壳。但它在那里，木然、肃然、令人感伤，赚得小学生们的崇敬，给暴君们以庇护，给公众以平稳、和谐的假象。
她深信当一种语言死去，由于不慎，不使用，不在意，缺乏对它的重视，或被明令扼杀，不仅它自己，而且一切使用过它、创造过它的人都要对它的死亡负责。在她的国度里，孩子们曾经咬断他们的舌头，以枪弹来代替和填补那无言的空虚、那已被摧残和正在被摧残的语言，来代替被成年人所完全放弃的用以探索意义、提供指导、表达爱情的语言。但她知道断舌自杀不仅是孩子们的选择。那在一些幼稚的国家领导人和权钱交易的商人们当中也是常见的。他们的空洞言词使他们已无缘触及自己剩余的人性直觉，因为他们只和服从他们的人讲话，或只是为使人服从他们而讲话。
对语言系统的掠夺可以从使用它的人的那种把它的细腻、复杂和接生员似的品格抛弃，而代之以威胁与压服的口气中看出来。压制性的语言不仅代表着暴力，它就是暴力；不仅代表着知识的局限，它制约了知识。无论它是一种苍白的官方语言或是愚蠢的宣传中介的虚假语言；无论它是研究院的傲慢而僵化的语言或是科学被商品操纵的语言；无论它是不道德立法的恶毒语言或是为歧视少数民族、掩盖其文学上的种族主义掠夺而设计的语言---都必须予以拒绝、改正和揭露。那是一种喝人血、舐人伤口的语言；它不顾一切地向最底层、向最低下的头脑滑去时，却把它的法西斯长靴隐藏在尊严和爱国心的石榴裙下。大男子主义、种族主义和一神论的宗教语言---都是统治者警察语言的典型---都不，也不可能允许新思想存在或对思想的相互沟通加以鼓励。
那老妇人深知知识贩子或贪得无厌的独裁者、受雇佣的政客和说客、虚伪的新闻记者都不会为她的想法所打动。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使公民主动和被动地武装起来，在市场、法庭、邮局、游戏场所、卧室和大街之上杀人和被人杀害的煽动性语言；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激动人心的、纪念性的语言以掩盖无谓的死亡的可悲和无奈。将来会有更多的外交辞令来纵容强奸、酷刑和暗杀。现在有、将来还会发明更多诱人堕落的、变态的语言以残害妇女，像对待任人宰割的鹅一样往她们嘴里填上她们自己难以启齿的秽语。将来会有更多监视百姓的语言伪装成是在进行考察；更多政治学和历史书的语言设想出来，目的在于使千百万百姓的苦难无由表述；更多光彩的语言设计出来，为了挑拨那些不满和孤苦的人们去侵犯他们的邻人；更多傲慢和假实验主义的语言设计出来，为了把富有创造力的人封锁在庸俗和绝望的牢笼里。
在那表面文雅、光彩和具有一定学术品位的语言下面，无论它是多么感人和诱人，藏在其肌体内的心房却正在衰竭，或许已经不再跳动了---如果那只鸟已经死掉了的话。
她曾经想到过任何学科如果不曾一定要或被迫去为陈述和辩护天下一统的思想而浪费时间和生命，这些学科的学术史将会是什么模样---排除一切的极端有害的宣讲对排他者和被排斥者双方来说都一样堵塞了理性认识的通道。
一般对巴别塔故事1的理解是它的垮掉是不幸的。都认为那塔的垮掉是语言混杂、言语不通造成的。如果有了统一的语言，便能使建造通天塔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天堂便可达到了。是谁的天堂呢？她在想。什么样子的天堂呢？现在到达天国可能是还早了些，如果没有人能有时间了解其他语言、其他观点和其他故事的话。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些，他们幻想的天堂可能就在他们的脚下。这很复杂，很难做到。是的。但那却是一幅活人的天堂景象，不是一个死后的天堂。
她不愿给她那些年轻的来访者留下语言仅仅是为了存活而存活的印象。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它具有描写讲它、读它、写它的人的实际的、想象的、可能的生活的能力。虽然它有时把人类的经验转移了，但却并不代替经验。它会转移到可能存在着某种意义的地方去。当一位美国总统想到他的国家已成为一片墓地时，他说："世界不会对我们说什么多么关注，也不会长久记住。但它却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这里干了什么。"1他这些简单的话的与世长存品质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些话没有忽略掉六十万人死于灾难性的种族战争这一现实的重大意义。拒绝用纪念碑式的语言，不屑作"结论"和精确的"总结"，承认"无力对现实作任何增减"，他的这些话表明对其所哀悼的人的不屈不挠的生命的尊重。是这种尊重感动了她，使她认识到语言永远无法彻底地与生活看齐。它也不该那样。语言永远无法把奴隶制、种族灭绝和战争杜绝。它也不该变得那样自负。它的力量、妙用就存在于它试图表达那些无法以言语表达的东西的探索之中。
无论它是堂皇还是纤巧，隐晦式还是爆发式的，或者是拒绝去推崇什么；无论是开怀大笑还是无言的啜泣；那筛选出来的词句或宁可保持的沉默，一切未受摧残的语言却涌向知识而不是它的毁灭。但是谁又不清楚文字会由于提出诘难而被查禁，由于提出批评而被攻讦，由于与众不同而被抹杀呢？又有多少人被自毁语言的想法所激怒呢？
文字工作是高尚的，她想，因为它具有生命力；它能创造出新意，以维护我们人类不同于其他生命的那种差异。
我们会死。那可能就是生的意义。但我们会做语言工作。那可能就是衡量我们生命价值的尺度。
"在从前某个时候……"来访者们对一个老妇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是什么人，那些孩子？他们如何理解那次相逢？他们从那最后的话中听到了什么？那只鸟"在你们手里握着"。那是一句表示可能性的话还是一句关上门的话？也许孩子们听到的是："那不是我的问题。我是个老人、妇人、黑人、盲人。我现在的智慧仅在于我知道我帮不了你们。语言的未来属于你们。"
他们站在那里。假设他们手里什么都没有。假设那次访问只是个诡计，一个想让她和他们说话的花招，但却像从未有过那样被认真地对待了。而那仅是一次干预、打扰成年人世界的机会，仅是打扰、议论成年人的那种罪恶生活气氛的一次机会。它涉及一些紧急问题，包括他们提的那个问题："我们握着的这只鸟是活的还是死的？"也许这个问题的意思是："有谁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并不是什么花招；不是瞎胡闹。是值得一个有智慧的人注意的直截了当的问题。值得一个老人注意的问题。如果这曾经过生死考验的老人、智者也不能描述清楚，还有谁能呢？
她没有；她守着秘密，守着她的自负，她那格言式的语气，她的不置可否的语言技巧。她维持着与来访者的距离，强调这种距离，退进自己的既世故又独享的空间之中，与世隔绝。
在把问题转变了之后她立即沉默起来。那沉默很深沉，比她说的那些话的可能有的意义还深沉。这沉默在颤抖，孩子们感到不快，便当场想出一些话来填充这沉寂。
他们问她："难道你没有什么话对我们说说，帮助我们了解你的失败经历吗？你刚才给我们的教育根本不是什么教育，因为我们对你所做的和你所说的同样注意着，看到了你在慷慨和智慧之间所设置的一道屏障。
"我们手里没有什么鸟，不论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只有你和我们的重要问题。我们手里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是便使你不愿去思索，甚至去猜一猜呢？难道你不记得当你年轻时语言像是没有意义的魔术的那个时候吗？在那个你能说一些话却说不清它们的意思的时候？在幻想去看那看不见的东西的时候？在问题成堆和寻求答案使你心急如焚的时候？
"我们是否一定要像你已斗过并斗败了的男女斗士一样来开始理解一切，使我们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你刚才所设想存在的什么东西呢？你的回答很巧妙，但这种取巧回答使得我们难为情，也应使你觉得难为情。你的回答的自我陶醉味道是不体面的。如果我们手里没有什么东西，你的话就像是为电视节目写的废话般的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