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原来不是留在西安，一直代替张学良将军负责那里的军事工作吗？怎么也被捕并被关押到息烽来了呢？

原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和于学忠都受到所谓“撤职留任”的处分（蒋氏的食言，处处可见）。不久，又令杨“出国考察”。杨即于1937年6月29日动身出国。随行人员除夫人谢葆真、二子拯中外，还有几个工作人员。七七事变发生后，他曾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却遭拒绝，让他继续在国外考察。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杨虎城对考察十分不感兴趣，再次要求回国；加之，他在国外的抗日言论，也使南京政府不满，所以10月初才又接到宋子文来电，让他“自动返国”。当时，将军部属认为宋的电报缺乏诚意，表面看说得好听，实际里面大有文章，因为宋光说“各方同志纷纷集会，共赴国难”，而对张学良却只字不提；另方面，要杨将军回国，为何蒋不电召，而却由宋来电，还莫名其妙地说了句“宜自动返国”，这岂不是为日后迫害将宰作预谋吗？所以那时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回国，或看看形势发展再说，但杨虎城仍然坚决主张尽快回国，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1友人劝阻不住，将军遂于11月26日回国。当他路过香港时，仍有些友人对他的安全担心，认为他还是不再与蒋介石打交道为好。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作了诚恳的规劝。当时，“张云逸是中共中央驻香港代表，按党中央指示，特地去拜访了他。张向杨转达了我党中央欢迎他同我党共筹抗日的意见，并具体建议他直接到武汉会见周恩来同志，然后到延安去。张云逸还向他概述了张学良一片愚忠得到的结果，以及抗战前后蒋介石的一些作为，希望他能引鉴前车，洞察其奸，临事慎重，不要再蹈覆辙。无奈杨将军当时对蒋介石的本性仍然认识不足，以己心度之，以为既然同意合作抗日，何分彼此，如去延安，反授以口实，因而拒绝采纳共产党的建议，率然去见蒋。谁知，蒋介石根本没有等到他来，就先下了手……”2

原来，那时蒋介石来电，嘱至南昌相见，并派戴笠迎接。实际戴并未前往迎接，而是电约杨将军至长沙，再同去江西。杨虎城即先期乘飞机去长沙（机票是宋子文拿来的。宋后来来港，并与杨作了长谈）。当时，特地来港迎接的一一七师（十七路军的一支军队）全师将士的代表王根僧（副师长），为保护将军，向宋一再要求，才勉强要到一张机票，与杨同行。他们到长沙后，又据戴笠留条去武昌（戴已到武昌去了）。这之后，杨虎城的情况就每况愈下，完全落入南京当局的圈套了。

关于杨虎城被捕经过，王根僧当年曾写了日记，其中有几则是这样说的：

十二月一日午后三时三十分车抵武昌车站，戴笠率行营及省府人员约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当即安顿我们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发觉有特务人员秘密监视，杨将军去访于右任时亦然（“据于说：

他们两人谈话时，跟去的特务竟敢旁坐不动，经他斥责后，才到外边去了。可是还不时进来，催促杨先生早些回去休息，使他生气极了。”——笔者转引），我当时将这种情况密告杨将军。杨将军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中央不需要这样做吧？”他似乎不相信我的话。

二日午十二时三十分由戴笠陪至汉口空军航空站，已预备小飞机一架，可乘三人。戴笠原来安排是杨将军、戴笠本人，另副官一人。当时经我再三要求，始临时将副官叫下来，准我上机。午后一时五十五分抵南昌，寓二纬路戴笠在南昌的办公处所。当车抵寓所附近时，我瞥见有一队宪兵正在周围布置岗哨……我乘机将所瞥见的情况告知杨将军，我说可能已把我们监禁起来了。他仍然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

（现在想起他这句话，是多么光明磊落呵！）……应该试探一下。我当即挟着一套衬衣裤和毛巾、肥皂，佯装出去洗澡，果然被门口卫兵拦阻，并说外面风声不好，不能出去。我折返楼上告知杨将军，他长叹一声，默默无言者久之。

三日戴笠表面上招待我们甚是周到，伙食特别好，并和我们有说有笑，但迄未谈及蒋介石何时来南昌，至此我们也已了然。

五日听说蒋介石即来南昌，晚餐时杨将军询问戴笠，他说不确。杨将军判断当时情况，也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来南昌，并且说既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步，他来与不来，都不相干。

八日杨将军读报，得悉日军已达南京近郊汤山一带，不胜愤激！他说：“我今不能上前线杀敌，至感无聊！作为一个军人，能上前线多杀几个外国敌人，才算得光荣！

若论内战，则难免一将功成万骨枯之讥！”云云，于此足见杨将军的苦闷心情。

十日午后一时许又发警报，警卫人员带我们到江边下沙窝隐蔽。午后五时四十分，戴笠说：敌机常来轰炸，城内不安全，请杨先生迁到乡下去。要他立即上车。当时戴不准我随去，我挥泪送别……3

是的，这是不寻常的分离，或者勿宁说是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