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潼关谈判正在进行之际，西安内部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发生了日益加剧的意见分歧。

在一月的最后几天，主战派的活动更为激烈。二十七日晚，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要求红军代表团派红军帮助他们打仗。代表团再三向他们解释，打仗对营救张学良不利，只要三方面团结一致，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张学良总会回来的。苗剑秋听到代表团不主张打仗，就大哭大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甚至威胁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等等。孙铭九一面哭泣，一面在周恩来面前长跪不起。就这样一直闹到后半夜。最后，代表团答复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再答复你们。”

……三十一日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分别代表十七路军、东北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中举行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会议由杨虎城主持，于学忠首先发言。他根据当时内外夹攻、腹背受敌的形势，认为不仅不应打，而且也不能打。王以哲、何柱国都表示同意。杨虎城虽然派人和顾祝同谈判，但是没有放弃必要时不惜一战的打算，这时在会上既看到东北军方面三位将领都主和，也就表示十七路军仍愿与东北军一致行动，同意和谈。最后，周恩来发言说明红军方面的态度，大意是：红军方面原来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后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有许多人坚决主战，为了团结，红军曾经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一致主战，红军也可以保留原来的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参加作战。这次会议两方一致主和，红军方面当然是赞同的。于是会上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

……但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坚决反对继续和平谈判，认为王以哲、何柱国主张继续和谈是想投靠南京政府，他们是“叛徒”，应该除掉他们。二月一日的晚上，西安街上出现了应、孙等张贴的“除奸”标语。当日深夜，应德田、孙铭九等拟定了捕杀王、何的计划……

当时王以哲卧病在家，于文俊率队闯进王家，在卧室将王杀害。何柱国和于学忠、董英斌等因事先避入新城杨虎城公馆，经杨保护，得免于难。

当天下午，东北军代参谋处长邓玉琢拟就东北军、十七路军全线即日出击的合同作战命令稿送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一面用电话联系前方将领预作准备，但前方将领均不接电话。

二月三日晨，东北军前线部队自动撤出渭南前线，渡过渭河开到高陵，刘多荃师且有一部掉转枪口，开回临潼，向西安方面警戒，声言为王以哲复仇。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闻讯，不知所措，惊恐万状。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团结抗日，周恩来一面对应、孙、苗的错误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一面与杨虎城，于学忠等商量，冒着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派刘鼎把他们三个人送往三原红军驻地。杨虎城也在周恩来支持下，用军事力量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这样，才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

应德田、孙铭九等出走后，东北军部分老派将领刘多荃等将于文俊杀害，祭奠王以哲。事变后提升为一○五师第一旅旅长的青年将领高福源，对于西安“三位一体”的局面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根本没有参与二·二事件，也被刘多荃下令杀害。

红军代表团闻知王以哲被害，当即派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去渭南，向前方将领说明中共对事件的态度，表示中共反对杀害王以哲这种错误行为。周恩来在王以哲家灵堂还未设好时就亲自率领代表团成员前往吊唁，使王以哲的家属和东北军老一辈将领深受感动。二月四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电唁王以哲家属，对王以哲在西安事变中“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表示悼惜。红军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的态度对于稳定人心、扭转危局起了很大的作用。

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少壮派的鲁莽行为，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实力和地位，其后果是严重的。

二月三日，由于扼守东线的东北军刘多荃师自动撤退，敞开了西安的大门，中央军得以顺利进驻渭南。刘多荃并与缪澂流在高陵召开东北军军事会议，宣布接受乙案，全军东开。红军代表团曾努力劝说东北军方面接受甲案，仍留在西北与红军靠拢，以便将来共同东出抗日，东北军高级将领都不同意。

二月四日，潼头谈判恢复，不久双方即按照乙案达成协议。

二月五日，杨虎城、于学忠和西军将领发表和平宣言……表示“但求抗敌救国之策得以早日实现，对内固不惜最大之隐忍，对外更不计一切之牺牲”，决心“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宣言还提出了关于恢复张学良公权、移防位置酌予变更、张学良返陕训话一次再行移防以及维持爱国民众团体、安置流亡人员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