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杜重远是最初使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幕后策划者”，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与此同时，他也会见了从苏联回国的原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他们也是老相识，张学良就与红军联合抗日问题，请他从中联络，给予协助，他欣然应允，以后确也做了不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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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是1960年在台湾发表的。就西安事变来说，张学良是有大功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不需要、不应该、也不存在什么要“忏悔”的问题。此文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发表的，引文仅供参考（此系援引张魁堂有关文章注释）。

2许涤新：《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3月出版。

3据一位同志的回忆资料编写的，原文散失，出处不详。

45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张学良传--肤施夜话

肤施夜话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伟大胜利，对全国人民争取抗日与民主的群众运动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受到蒋介石排挤、对打内战不感兴趣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象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

当然，一种新的革命高潮的酝酿与准备，也是要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的。实际上，为了抗日，为了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为了实现党在新形势下政治策略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对于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的研究，对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处境和现状的分析，以及对于他们的统一战线工作，早在红军长征的后期就曾考虑过，但有些事那时无法实现，实际对他们、特别是对张学良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则是从1935年冬和1936年春在陕北榆林桥战斗后开始的。而被俘的原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迅速释放，则是一个新的起点。

高福源是由于被俘后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动向在甘泉地区指挥前方作战的彭德怀同志提出回去劝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当时正是党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的时候，高福源的要求，有利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所以彭德怀向中央汇报后，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甘泉与高福源联系，并促成此事的。

高福源是先到洛川见了东北军的王以哲军长，然后由他密电报告张学良，张学良于第二天乘飞机专程来洛川与高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