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体史书，《春秋》只记年月日和事目，记载很简单。后来，《左传》出来了，记事又记言，有时还追溯一事之由起和事态发展的结果。这是编年体史籍本身发展出现的新形式，也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别种体裁的结果。编年体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无年月可考的事，即使是很重要的事，也无法写在书内。《左传》使用了纪事本末的办法，对此有所突破，而所受限制仍然很大。《前汉纪》、《后汉纪》用类举记事的办法，把典章制度和一些人的传记都写了进去。《资治通鉴》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记载的内容大为恢廓。

纪传体的本身，就是一种综合体。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这样作的。

《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史事以为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这里说的是《史记》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内容，实际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各种体裁，而形成本纪、列传、世家、书、表综合的形式。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也有关于帝王本人的事迹。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世家，是诸侯和贵族的历史。书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表的形式表达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的史表。《史记》把多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能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构成一个时代的全史，并且容量很大，有很大的伸缩性。这是纪传体在二千年中被长期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历代史家赞扬《史记》的体裁，评论有详有略，侧重或有不同，中心实在于此。范晔、刘知几、章学诚都强调它能够包括丰富内容，囊括历代史事。如刘知几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纲，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1赵翼则认为由于《史记》的体例堪称“全史”，因而成为史家的极则。他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2梁启超则认为《史记》各体互相补充，包罗丰富，很有伸缩性。他说：“《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3又说：“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纪大事，列传以传人物，伸缩自如，实在可供人们研究。”1他们所共同强调的《史记》具有综合众体、容量广阔的突出优点，在今天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这个问题在文学界也有人提出来。茅盾同志的《梦回琐记》，说：“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按正史的体裁编一部中国文学史。..本纪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纲而已，读者要知其详，要读列传和书志。”“文学史如此，美术史、音乐史似乎也可以取同样的办法”2。茅盾提出要从《史记》的综合体裁中吸取营养，撰写新的纪传体文学史的设想很有见地。

新综合体裁的探索《史记》在编撰方法上囊括全局的优点，对于史学的演进影响极大，不仅后世修史竟相仿效，绵延不绝，而且吸引着一些有识史家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尝试。十七世纪以后，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先有清初马骕撰《绎史》，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至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深入地辨析体例，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并在修撰方志上作出尝试。本世纪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学家章炳麟、梁启超分别提出了编撰《中国通史》的设想。马、章、章、梁具体做法虽有不同，但都是朝着同一的方向努力。他们都试图突破原有体裁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出历史演进大势，更能广泛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的新体裁。他们不断探索的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学发展的要求。

清初的马骕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综合体的第一人。他的史学成就在当时就受到重视。顾炎武对他尤为推服1。他在青年时期，曾将《左传》改编为纪事1《史通·二体》。

2《廾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

3《中国历史研究法》。

1《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2《梦回琐记》，《文艺报》1981年第1期。

1王士禛：《池北偶谈·谈献五》。

本末体，成《左传事纬》一书，至今仍为研究者所重视。此书除正文外，还有附录八卷，内容包括“图表”、“览左随笔”、“名氏谱”等，补充正文叙事的不足。这种做法，已经包含着吸取多种体裁的优点以补充单一体裁所不足的意图。

《绎史》一书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此书是马骕一生精力所萃，共计一百六十卷，分为五部：一为“太古部”，二为“三代部”，三为“春秋部”，四为“战国部”，计一百五十卷，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或按事件始末立篇，如“夏禹受禅”、“商汤灭夏”等；或按人物及其学说立篇，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等。最后是“外录”，十卷，补充前面四部记载的不足。冠于全书之首的还有世系图、地图和年表，用来与正文互相配合。总之，马骕是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典制体等，熔炼成为综合的体裁。马骕自述其著述主旨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2他为自己确定的要求，是既重记事，又重记人。显然，倘若只是简单地采用传统史学三种主要体裁中的哪一种，都是无法容纳这样广泛的内容的。《绎史》的出现可说是体裁上的突破。清初著名学人李清为《绎史》作序，盛赞它具有“体制之别创”、“谱牒之咸具”等特点，又说“自读《绎史》，然后知天地之大，识宇宙之全”。话说得有些过头，但他特别推崇《绎史》体制别创和内容丰富，则是颇有见地的。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发展的眼光，深入地辨析史书体例的得失，提出了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远见卓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是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加上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范。《汉书》、《三国志》也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法，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这些论述分别见于《史学别录例议》和《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二文中，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一千多年历史编撰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贯串着历史分析的眼光，强调史家的才识，强调灵活运用。他还认为，纪传体本身在反映史事上的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夫史以记事者也；纪传、编年，区分类例，皆期于事有当而已。..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实，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又说：“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1这都是讲纪传体不利于反映历史发展主线的缺点。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的这一缺陷，正好从纪事本末得到弥补。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漏。”“夫史为记事之文，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或溢2《绎史·征言》。

1《文史通义·史学别录例议》。

也”2。这里强调史实本身千变万化，史书要与之适应，就必须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办法，“按事立篇”，“不为常格”，“起讫自如”。

根据上述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利弊的分析，章学诚明确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他说：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之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千百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399900041_0307_1章学诚主张的实际内容，就是吸取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之所长，形成一种新的综合体裁。他认为这是为史书的编撰解决了大难题，开辟了新途径。如何实现“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原则，他有过两种设想。一种办法是采用“纪”、“传”、“图”、“表”四体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