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皮袄又怎么样呢……我的小宝贝儿，你吃了多少苦啊！他怎么样呢，你那外公？”
内莉的小嘴哆嗦起来，但是她费了老大劲，硬是咬牙克制住了自己。
“他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他进屋时碰到我身上，就叫起来：谁？我告诉他，是我。他大概以为我早走了，不料看见我还在这儿，他感到很惊讶，便站在我面前，站了很长时间。蓦地，他用拐棍狠狠地敲了一下楼梯，拔腿便走，开开门，过了一分钟，给我拿来了一些铜币，都是五戈比的，哗啦一声扔到我身上，撒了一楼梯。他叫道；‘给你，我所有的钱都在这儿了，告诉你妈，我诅咒她’，他说完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而铜币在楼梯上滚了一地。我开始摸黑把它们捡起来，显然，外少知道他把钱扔了一地，我在黑暗中很难把它们全捡起来，因此便开开门，拿出一支蜡烛，于是，在烛光下，我们很快就把钱全捡起来了。外公也亲自动手帮我捡，并且告诉我，这里总共七十戈比，说罢就走了。我回到家后，把钱给了妈妈，并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妈妈的病情又恶化了，我也病了一夜，第二天还浑身发烧，但是我想的只有一样，因为我在生外公的气，等妈妈一睡着，我就上街到外公家去，还没走到，我就站到桥头。这时，那家伙走了过去……”
“就是那个阿尔希波夫，”我说，“就是我曾经说过的那人，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也就是跟一个商人到布勒诺娃家，在那里挨了一顿揍的那家伙。当时内莉是第一次见到他……接着说吧，内莉。”
“我拦住他，向他要钱，要一个银卢布。他看了看我，问道：‘一个银卢布？’我说：‘对。’当时，他笑起来了，对我说道：‘跟我走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跟他走，这时突然来了个老头，戴着金边眼镜——他向我弯下身子，问我为什么偏偏要这么多呢？我告诉她妈妈病了，就要这么多钱买药。他问我家住哪儿，他记了下来，便给了我一张票子，是一个银卢布。那家伙看到戴眼镜的老头后就走了，再没叫我跟他一块儿去。我走进一家小铺，把卢布兑成了铜币；而把其中的三十戈比用纸包了起来，放在一边，留给妈妈，剩下的七十戈比我也用纸包了，故意捏在手心里，去找外公。我一走到他的住处，就推开门，站在门口，两手一抡，把所有的钱都扔给了他，钱在地板上滚了一地。”
“‘给，把您的钱拿去！’我对他说，“因为您诅咒妈妈，妈妈不要您的钱，’我砰的一声带上了门，立刻逃走了。”
她两眼开始闪闪发光，她带着一种天真的挑战神态望了一眼老爷子。
“活该，”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把内莉紧紧地接到身边，看也不看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他这是活该；你那外公又坏又心狠……”
“嗯！”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含含糊糊地说道。
“说下去，以后怎么样，以后怎么样了呢？”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焦急地问道。
“我从此再不去看外公，外公也再不来找我了，”内莉回答。
“唉，就剩下你跟你妈，这日子怎么过呢？唉呀，你们也真可怜，真可怜！”
安德烈耶芙娜叫道，“要知道，在楼梯上冷呀！”他经常给妈妈看病，吩咐她吃药。内莉怯生生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妈妈的病情更加恶化了，她已经很少下床，”内莉继续道，她的声音开始发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我们的钱已经一点没有了，于是我就跟大尉太太出去要饭。大尉太太挨门挨户地乞讨，也在街上拦住过往君子要钱，就靠这过日子。她告诉我，她不是乞丐，她有文书，文书上写明她的官衔，而且也写明她穷。她把这些文书拿给别人看，人家看了文书就给她钱。也就是她告诉我的，向大家乞讨并不可耻。因此我就跟她一起去要饭，人家就布施给我们，我们也就靠这过日子。后来妈妈知道了这事，因为别的房客开始数落她，说她是臭要饭的，后来布勃诺娃就来找妈妈，她说，还不如让妈妈叫我上她那儿去哩，这样就不用要饭了。她过去就常来找妈妈，还给妈妈拿来钱；妈妈不要她的，布勃诺娃就说：您干吗不肯放下架子呀；她常常让下人送吃的东西来。可现在她又提到了我，妈妈就哭了，很害怕，布勒诺娃因为喝醉了酒，就开始骂她。她说，我本来就是个臭要饭的，所以才会跟大尉太太出去要饭，当晚她就把大尉太太捧出了公寓。妈妈听到这一切后就哭了，后来突然下了床，穿好衣服，拉着我的手要出去。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不让她去，但是她不听，于是我们就出去了。妈妈勉强能走路。每分钟都要在街上坐下来歇歇，我一直扶着她。妈妈老说要去找外公，让我带她去，这时候天早黑了。我们忽然走到一条大街；这里，在一幢大楼前，来来去去的停了不少马车，而且有许多人从屋里出来，窗户里到处是灯光，可以听见音乐。妈妈停了下来，抓住我的胳膊，对我说道：‘内莉，要做个穷人，要一辈子做个穷人，别去求他们，不管是谁来叫你去，也不管是谁来找你，都别会。你本来是可以到那儿去的，既有钱，又可以穿上漂亮衣服，但是我不愿意你这样。他们都是些坏蛋和狠心的人，你要听我的话：永远做个穷人，要干活，去乞讨，如果有人来领你走，你就说：我不愿意到您那里去了——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对我说的，我要一辈子听她的话，”内莉加了一句，激动得浑身发抖，小脸蛋涨得通红，“我要一辈子伺候人和干活，我上你们家来也是来干活和伺候你们的，我不愿意做你们的女儿……”
“得啦，得啦，我的宝贝儿，得啦！”老太太叫道，紧紧地搂着内莉。“你妈说这话的时候，她有病。”
“神经不正常，”老爷子不客气地说。
“就算神经不正常吧，那又怎么啦！”内莉猛地向他转过身去，接巷道，“就算她神经不正常吧，但是她这么叮嘱我，我就要一辈子这么做。她对我说完这话，甚至都晕过去了。”
有个大学生常常来找棺材匠；他经常给妈妈看病，吩咐她吃药。内莉的小嘴哆嗦起来，但是她费了老大劲，硬是咬牙克制住了自己。老爷子问，又走回来，坐到自己那把安乐椅上。她躺着。
“我的主啊！”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叫道，“有病，在大街上，还是大冬天？……”
”内莉回答。我的天使，”她说，“我要听你说下去。让那些狠心的人……”难道我就没有别的鞋了吗？我立刻匆匆地告诉他，妈妈已经没一文钱了，房东仅仅因为可怜我们？
“有人想把我们抓进警察局，但是有位先生过来帮我们说了话，他问了我们的住址，给了我们十个卢布，就咐吩用自己的马车把妈妈送回我们家。从此以后，妈妈再也没有下过床，过了三星期就死了……”